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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辑.录诗词曲论
发布时间:2007/3/7   被阅览数:2868 次
(文字 〖 〗)
 
第八章 散文的文体文风改革
     
     在唐代,散文的发展变化与诗歌的发展变化并不同步。当诗歌已经高度繁荣的时候,散文的文体文风改革才开始。文体文风的改革,自内容言,是明道载道,把散文引向政教之用,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密切的关系;自形式言,是由骈体而散体,是散文自身发展的一种要求。这是一次有目的、有理论主张、有广泛参与者并且有深远影响的文学革新,今人习惯上把它称为“古文运动”。 
     
第一节 政治改革与文体文风改革
     中唐士人的中兴愿望 儒学思潮和政治改革 由此所触发的文体文风改革 
     西魏的苏绰和隋的李谔,都提出过文体复古的主张,但都未尝产生实际的影响。初唐陈子昂提倡风雅兴寄,在唐代影响很大,但其时并未形成文体文风改革的普遍风气。文体的由骈而散,在开元时期已有相当的发展,而作为一种改革思潮出现,则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使盛唐时代强大繁荣、昂扬阔大的气象一去不返,代之而起的,是藩镇割据、佛老蕃滋、宦官专权、民贫政乱以及吏治日坏、士风浮薄等一系列问题,整个社会已处于一种表面稳定实则动荡不安的危险状态。 
     面对严峻的局面,一部分士人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慨然奋起,思欲变革,以期王朝中兴。元稹说他目睹混乱的政局:“心体悸震,若不可活,思欲发之久矣。”(《叙诗寄乐天书》)韩愈放言宣称:“大贤事业异,远抱非俗观。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汍澜。”(《龊龊》)连那位以穷愁悲吟著名的孟郊,也发为 “壮士心是剑,为君射斗牛。朝思除国难,暮思除国仇”(《百忧》)的高唱。陆质、王叔文、吕温、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裴垍、李绛、裴度等都在贞元、元和之际挺身而出,参政议政,研讨治国方略,与邪恶势力斗争,表现出改革现实的强烈愿望。 
     与强烈的中兴愿望相伴而来的,是复兴儒学的思潮。唐初修《五经正义》,重章句之学,而疏于义理之探讨。这对于儒学的发展与致用是有碍的。当时刘知几和王元感曾提出过批评,却未能改变此种守章句的学风。安史乱后,随着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儒学开始出现一种新倾向,就是重大义而轻章句。独孤及、柳冕、权德舆等都持这种主张,而这种新倾向的代表,是啖助、赵匡、陆质的《春秋》学派。他们对《经》的理解,是越过传注而回归《经》本义。这就从章句之学回到义理的探讨上来,促成了儒学的复兴和致用。 
     韩愈、柳宗元将复兴儒学思潮推向高峰。《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韩愈最突出的主张是重新建立儒家的道统,越过西汉以后的经学而复归孔、孟。他以孔孟之道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声言:“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而万万无恨。”(《与孟尚书书》)当然,韩愈弘扬儒家道统的基本着眼点,不是想在理论上有大的建树,也不是想当孟子之后儒学的第一传人,而是在于“适于时,救其弊”(《进士策问》其二),解救现实危难。在韩愈看来,当时最大的现实危难乃是藩镇割据和佛老蕃滋,前者导致中央皇权的极大削弱;后者作为儒家思想的对立面,以紫乱朱,使得人心不古,同时寺庙广占良田,僧徒不纳赋税,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因而都在扫荡之列。围绕这一核心,韩愈撰写了以《原道》为代表的大量政治论文,明君臣之义,严华夷之防,对藩镇尤其是佛、老进行了不遗馀力的抨击。 
     柳宗元也是重新阐发儒家义理的重要理论家,与韩愈有所不同的是,他对所谓儒家“道统”没有多大兴趣,也不排斥佛教,他更重视的,乃是源于啖、赵学派不拘空名、从宜救乱的经世儒学。柳宗元、吕温等人都曾师事陆质,受到他的直接影响。吕温在《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中明言:“所曰《春秋》者,非战争攻伐之事,聘享盟会之仪也。必可以尊天子、讨诸侯、正华夷、绳贼乱者,某愿学焉。”柳宗元在《送徐从事北游序》中指出:“得位而以《诗》《礼》《春秋》之道施于事,及于物,思不负孔子之笔舌。能如是,然后可以为儒。儒可以说读为哉?”这些观点鲜明地体现了柳宗元等人通经以致用的治学特点。 
     由通经致用到改革现实,是此一时期的一大变局。早在肃宗、德宗朝,李泌、陆贽等人的整顿纲纪,杨炎、刘晏等人的财政税法改革已肇其端绪,此后杜佑以 “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针对时弊,提出节省开支、裁减冗员的主张。永贞元年亦即贞元二十一年(805),以王叔文为首,柳宗元、刘禹锡、吕温等为中坚的一批进步士人,发起了一场旨在打击宦官集团的政治革新运动,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贞元弊政,廓然一清,“自天宝以至贞元,少有及此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四)。这场运动在多种政治势力的联合打击下虽然很快就失败了,但它致力于王朝中兴的内在精神,却直接影响到此后元和一朝的政治方向。元和一朝,继续推行了永贞时期的一些改革措施,如禁止供奉、减免赋税、精简冗官,并在一定范围内抑制了宦官的权势;与此同时,倾全力解决藩镇问题。唐宪宗先是采纳宰相杜黄裳“以法度整顿诸侯”(《旧唐书·杜黄裳传》)的意见,大举出兵,在不长时间内,即讨平西川、夏绥、镇海诸处叛乱,后又倚重宰相裴度,经过长期战争,平定了淮西叛乱,迫使成德、卢龙诸藩相继归顺朝廷。 “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新唐书·本纪第七》)。可以说,上述财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变革,既有力地促使唐王朝走向中兴,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而所有这一切,又无不与广大士人志在改变现状的强烈要求紧相关联。 
     中兴的愿望促成了儒学的复兴,促成了政治改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体文风的改革得到了发展。换言之,是经世致用的需要促成了文体文风改革高潮的到来。 
     韩愈、柳宗元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韩愈一再说自己“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其主要目的,除了致力于建立儒家道统外,便是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使文成为参预现实政治的强有力的舆论工具。柳宗元最初“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语书》),将全副精力都投入到了更具实效性的政治改革运动中去,待到改革失败、被贬南荒之后,才不得已而主张以文来明其“道”。他说:“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同上)“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由此可见,出于相同的政治目的,韩、柳二人不约而同地走向了以文明道、反对不切实际的文体文风的路途。他们将文体文风的改革作为其政治实践的组成部分,赋予文以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现实品格,去其浮靡空洞而返归质实真切,创作了大量饱含政治激情、具有强烈针对性的感召力的古文杰作。李汉《昌黎先生集序》记载当时的情况是: “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但“先生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由此可见韩愈力倡古文宁为流俗所非也绝不改弦易辙的胆力和气魄。在这一过程中,韩愈还以文坛盟主的地位,对从事古文写作的人予以大力扶持和称赞,在他周围,聚集了张籍、李翱、李汉、皇甫湜、樊宗师、侯喜等一批古文作者,声势颇为强盛。柳宗元当时身在南方贬所,创作古文的声势和影响虽不及韩愈,却也不是默默无闻。据《旧唐书》本传载:“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著述之盛,名动于时。”至此,由儒学复兴和政治改革所触发、以复古为新变的文体文风改革高潮便到来了。 
     
第二节 倡导古文的理论主张与杂文学观念的复归
     唐代的骈文 从萧颖士、梁肃、柳冕到韩愈、柳宗元的古文理论古文理论 的政教目的 杂文学观念对散文发展的深远影响 
     文体文风的改革高潮一方面固然缘于前述儒学思潮和政治改革的触发,另一方面也与文章发展的内部规律密切相关。以骈文而论,它发端于先秦,形成于魏晋,至南北朝大盛,此后一直延续不衰。作为一种美文学,骈文十分重视对偶、声律、用典和辞采,重视美感。它的出现,突破了早期散文过于古朴简单的格局而向形式美方向发展。并且日益精致,日益华美,从散文的艺术特质说,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发展到后来,弊端也随之而生。如对偶惟求其工,四六句型限制了内容的充分表达;用典惟求其繁,不少篇章晦涩难懂;一意追求华丽辞藻,内容空虚浮泛。华美的形式往往成了表达思想、反映现实的障碍。 
     骈文是唐代前期普遍使用的文章样式,大量的章、奏、表、启、书、记、论、说多用骈体写成,从贞观初至开元末的一百一十馀年间,如今可看到的策文全是骈体,无一例外。不过,唐代骈文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自初唐“四杰”始,不少作品已于工整的对偶、华丽的辞藻之外,展示出流走活泼的生气和注重骨力的刚健风格,如王勃的《滕王阁序》、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其落霞孤鹜之景,一抷六尺之情,英思壮彩,珍词秀句,已为人千古传诵;杨炯的《王勃集序》、卢照邻的《释疾文》等也都情文并茂,灿然可观。进入盛唐以后,骈体文风有了更大的改变。首先是“燕许大手笔”张说、苏颋,在骈文写作中崇雅黜浮,运散入骈,展示出雍容雄浑的气势;接着是大诗人李白,将诗的笔法情调注入文中,破板滞为流动,变用典为白描,如其《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开篇数句:“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说理抒情简洁明快,如行云流水。骈文发展到中唐陆贽手里,已达变化的极致。他的奏议较彻底地去除了此前骈文的丽辞浮藻,不用典,不征事,而代之以充分的散体文气,“真意笃挚,反复曲畅,不复见排偶之迹”(《四库会书简明目录》卷十五)。其《论裴延龄奸蠹书》长达六千馀字,言事详备,说理深刻,既纡曲宛转,又晓畅易懂。他的《奉天改元大赦制》是代避难奉天的德宗皇帝拟写的罪己诏,文中以痛切之辞,直书君过,文笔犀利,情感激烈。据载:诏书下达之日,“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激发”(权德舆《唐赠兵部尚书宣公陆贽翰苑集序》。可以说,陆贽的奏议在使骈文平易化、应用化的过程中,具有突出的贡献,“而义理之精,足以比隆濂、洛,气势之盛,亦堪方驾韩、苏”(曾国藩《鸣原堂论文》)。 
     骈文去赘典浮辞,走向平易流畅的过程,反映出文风正在不知不觉的变化之中,文风的这种变化,反映了散文领域中要求改革的愿望。这种愿望,也表现在理论批评上。从初唐以来,不断有人对骈体文风提出批评,如杨炯指斥龙朔文风是“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王勃集序》),陈子昂也明确提出应继承“汉魏风骨”,反对“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的作品。天宝中期以后,元结、李华、萧颖士和继之而起的独孤及、梁肃、柳冕、权德舆等人,或友朋游从,或师生相继,形成了若干个文人群落。他们以复古宗经相号召,以古文创作为旨归,从文体的角度倡导改革。 
     萧颖士、李华都倡导宗经,因宗经而自然走向文学上的复古。萧颖士自称: “经术之外,略不婴心”,“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人,魏晋以来,未尝留意。”(《赠韦司业书》)李华说:“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遁矣。”(《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对屈、宋尤其是魏晋以后的文学予以否定,表现了他们追慕上古时风,希图由文返质的文学发展观。 
     独孤及在宗经之外,主张“先道德而后文学”(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引),对“饰其辞而遗其意”、“天下雷同,风驱云趋”的“俪偶章句”予以抨击(《赵郡李公中集序》)。其门人梁肃虽对佛学有甚深的修养,但论文却继承了老师的儒家观点,认为:“文之作,上所以发扬道德,正性命之纪;次所以财成典礼,厚人伦之义;又其次所以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强调文章要有利于教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气说:“文本于道,失道则博之以气,气不足则饰之以辞。盖道能兼气,气能兼辞,辞不当则文斯败矣。”(《补阙李君前集序》)这一主张的重心是在强调文章的内容、气势和骨力,是对当时空洞浮靡文风的一种批判。它的提出,对其弟子韩愈的文气说显然具有直接影响。 
     比起上述诸人,柳冕的理论主张更为系统,更为集中,也更为绝对。他有大量的论文专篇,所说的意思概括来讲有两点:一是以文明道,极力突出文章的教化功用:“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别是一枝耳。当时君子,耻为文人。”(《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君子之儒,学而为道,言而为经,行而为教。”(《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二是由教化论出发,对文学史上与教化无关的文学性作品一概否定:“屈宋以降,则感哀乐而亡雅正;魏晋以还,则感声色而亡风教;宋齐以下,则感物色而亡兴致。教化兴亡,则君子之风尽矣。”(《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究其实质,仍然是要由文返质,倡导复古。 
     从李华、萧颖士到独孤及、梁肃,再到柳冕,围绕文体文风的改革进行了反复的理论探讨,他们那些一味强调教化乃至否定一切文学性作品的态度,显然是偏颇的;他们的理论主张缺乏实践性品格,带着空言明道的性质,因而不可能难创作带来与现实紧密结合的鲜活的生命力;但他们提出的宗经复古、以道领文、充实文章内容而反对浮靡文风等观点,以当时却具有积极意义。也许是受到这些理论家们改革文体文风主张的影响,宝应二年(763),杨绾和贾至都提出了废诗赋、去帖经而重义旨的科举改革意见;建中元年(780),令狐峘知贡举,制策和对策开始用散体。自此以后,历年策问,皆散多而骈少。这说明文体的改革已为朝野所普遍接受。它的进一步发展和完成,只待韩愈、柳宗元等人的最后努力了。 
     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韩愈、柳宗元提出了更为明确、更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古文理论。概括来讲,韩、柳的古文理论有如下内容:其一,是“文以明道”。其二,在倡导“文以明道”的同时,也充分意识到“文”的作用,为写好文章而博采前人遗产。韩愈多次提到:“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上兵部李侍郎书》)柳宗元也说:“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这种重道亦重文的态度,已与他们之前的古文家有了明显的区别。由此出发,他们进一步主张广泛学习经书以外的各种文化典籍,对《庄》、《骚》、《史记》、子云、相如之赋等“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 (韩愈《答侯继书》)。并借此“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即使对他们一再指斥的“骈四俪六,锦心绣口”(柳宗元《乞巧文》)的骈文,也未全予否定,而注意吸取其有益成分。这种文学观较之此前古文家将屈、宋以后文学一并排斥的极端态度来,无疑有了长足的进展。其三,为文宜“自树立,不因循”,贵在创新。韩愈认为:学习古文辞应“师其意不师其辞”,“若皆与世浮沉,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答刘正夫书》)。在文章体式上,他主张写“古文”,但在具体写法上,却坚决反对模仿因袭,指出:“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在《答李翊书》中,韩愈概括了他追求创新的三个阶段:开始学习古人时,虽欲力去“陈言”,却感到颇为不易;接下来渐有心得,对古书有所去取,“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如此坚持下去,对古人之言“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最后达到随心所欲、“浩乎其沛然”的自由境界。可以认为,倡导复古而能变古,反对因袭而志在创新,乃是韩愈古文理论超越前人的一大关键。柳宗元提倡创新的力度虽不及韩愈,但也一再反对“渔猎前作,戕贼文史”(《与友人论为文书》),这正说明他与韩愈的主张是一致的。其四,韩愈论文非常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和文章的情感力量,认为这是写好文章的关键。他一再指出:“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答尉迟生书》) “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答李翊书》) “有诸其中”、“养其根”,都是指道德修养,有了良好的道德修养,文章才能充实,才能光大。在此基础上,韩愈还发展了孟子的“养气说”和梁肃的“文气说”,提出了一条为文的普遍原则:“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答李翊书》)“气”是修养的结果,其中既有“仁义之途”、“诗书之源” 等道德因素的贯注,又有源于个性秉赋和社会实践的精神气质、情感力量,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讲,后者的比重要更大一些。当这种“气”极度充盈喷薄而出时,文章就会写得好,就有动人的力量。由此出发,韩愈进一步强调“郁于中而泄于外”的“不平之鸣”(《送孟东野序》),主张“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等“勃然不释”(《送高闲上人序》)之情的畅快渲泻。与韩相同,柳宗元也主张人的气质“独要谨充之”,情感要“引笔行墨,快意累累” (《复杜温夫书》)地尽兴抒发,并认为:“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吟踊跃以求知于世。……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必形于文字,伸于歌咏。” (《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这里的“感激愤悱”与韩愈的“不平则鸣”有着内在的同一性,作为一种高度重视个人情感的理论主张,二者均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韩、柳理论主张的核心是“文以明道”说,他们倡导的文体文风改革也是以这个口号为主要标志的。从这一主张与现实政治紧相关联的实践性品格看,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就这一主张尤其是韩愈“明道”说的内涵来看,却没有比它之前的理论家提供更多的东西;而且一旦脱离了它产生的具体环境,作为一种普遍理论存在时,便会成为一种束缚,成为宣传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论依据,常常使得文章缺乏真情实感,充满道学气。 
     韩、柳虽然规定了“明道”是为文的目的,“为文”只是明道的手段,但其古文理论的精华却在于对“文”的论述,也就是说,他们论“道”只关系到写什么,而论“文”则重在解决怎么写,怎样才能写好,相比之下,后者无疑凝聚了他们更多的心力。后世一些道学家对韩愈大为不满,指责他“第一义是去学文字,第二义方去穷究道理”(《朱子语类》卷百三十七),是把道德与文章“倒学了”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正反证了韩愈对“文”的重视程度。如果我们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便会发现,韩、柳的古文理论之所以重“道”亦重 “文”,甚至有时重“文”超过重“道”,实在是受到了自唐代以来逐渐复归了的杂文学观念的影响,同时也是杂文学观念在特定时期的集中表现。 
     所谓“杂文学”是相对于纯文学而言的。我们所说的纯文学,指非功利、重抒情的美文;混美文与非美文为一的,我们称为杂文学观念。我国早期文学与非文学是不分的。魏晋之后,文学逐渐独立成科,便美文与非美文还没有分开。南朝宋文帝立四学,其中的文学依然指文章之学,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不同。齐梁之际,有文、笔问题的讨论,各人看法不同,但一种要把美文与非美文区别开来的意向却清晰可见,这主要反映在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里,他把是否有浓烈的感情和声律、词采之美作为区分文、笔的标准,萧统编《文选》亦将非抒情又乏文采的史传、诸子排除在外。这是一种新的文学观念,就文学自身的演进而言,这一观念更重视文学的特质,意在把“文学”从杂的境地纯化出来。 
     到了唐代,这一观念仍有相当影响,如初唐人编写的《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等,在提到“文”“笔”时都分得很清楚。盛唐以后,这种观念逐渐消退,随着文体文风改革呼声的增高,文、笔之分又为文、笔未分之前的“文章”概念所取代。自陈子昂说“文章道弊五百年”之后,用“文章”包括一切文体的用法便成了古文家的习惯。在李阳冰、贾至、任华、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笔下,“文章”一词频频出现,从而泯灭了魏、晋以来日趋扩大化了的不同文体间的差别。表现看来,以“文章”取代“文笔”,只是一个简单的词语变化,但在这一现象的底层,却反映了唐人文学观念的重大变革,亦即杂文学观念的复归。这种似旧实新的观念,将南朝人想从“文”中排除出去的大量应用文体重又收罗进来,施以新的写法,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古文的地位。 
     韩愈、柳宗元在文坛的崛起及其倡导的文体文风改革,除了现实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外,正与这种杂文学观念的影响紧密相关。他们大量使用“古文”、“文章”之类词语,将经、史、子乃至碑、铭、杂说等一切有韵无韵之文统统包罗在内,并在理论上予以倡导,在写作实践中赋予这些应用文体以文学的物质。“二公者,实乃站于纯文学之立场,求取融化后起诗赋纯文学之情趣风神以纳于短篇散文之中,而使短篇散文亦得侵入纯文学之阃域而确占一席之地”(钱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杂文学事实上已起了某些变化。 
     从杂文学始,到“文”“笔”之分的讨论,最后以“文章”合一终,散文的发展似乎在绕了一个大圆圈后又回到了它的原点。这一现象,就文学自身的演进来说,无疑是一种倒退;但就杂文学观念在特定时期重建的意义而言,则是一种进步。因为这一观念蕴含着以复古为新变的充实内容,给予当时和此后的散文发展以深远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杂文学观念的复归并没有影响到唐代诗歌的发展,因为在唐人那里,诗、文的界限并不混淆,有时,一些人则用“诗笔”来区分诗、文两种体类,如“杜诗韩笔”、“孟诗韩笔”之类。这里的“诗”,纯指诗歌, “笔”则与“文章”同义,包括诗以外的各种文体。 
     
第三节 韩、柳散文的艺术成就
     自初唐起散体文的缓慢发展过程 韩、柳的开拓 韩愈的论说文、杂文与碑志 柳宗元的杂文与山水游记 
     散体文的创作高峰是在中唐时期,但这个高峰是建立在此前散体文不断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唐初三四十年的文风仍延江左之旧,但在一些总结历史、议论时政的文章里,已较少浮词赘典了。李纲、孙伏伽、房玄龄、岑文本、颜师古等人的奏疏,大都质实可读;魏征的《论时政疏》、《论治道疏》、《十渐疏》等,虽为骈体,却多杂散语单句,用笔简劲,一扫浮华,显示了文风转变的契机。而王绩的《答冯子华处十书》、《无心子传》、《醉乡记》、《五斗先生传》等,用语更为明白晓畅,情感也真切自然。 
     陈子昂的出现,在唐代前期文风的转变上起了关键作用。他提倡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使“天下翕然,质文一变”(卢藏用《陈子昂文集序》)。他的一些章表奏疏,多用间有骈句的散体写成,绝去雕饰,“疏朴近古”(《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有名的《谏灵驾人京书》以激切的言词谏阻高宗灵驾西归,说理严密,气势逼人,文风颇似此后陆贽的奏议。从陈子昂开始,直至开元末,写散体文的人数开始增多,散体文的表现领域也日趋扩大。如姚崇的《十事要说》、张说的《并州论边事表》以及大量碑志,皆行文错落有致,明白晓畅。张说还在碑志的叙事中杂以议论,使得内容沉实厚重,这对后来韩愈碑志的写法是有影响的。 
     这一时期最有生气的散体之作,是那些出自诗人之手的书信和抒情小文。李白和王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将诗人的激情和意绪注入文中,使文既具有诗的特点,又不失文的本色,形成了盛唐时期特有的“诗人之文”。李白《与韩荆州书》开篇即放言说道:“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也!”本为干谒之作,却说得洒脱磊落、气宇轩昂,展示出狂放不羁的诗人性格。《四六法海》评云:“太白文萧散流利,乃诗之馀。”正指出了其文的特色所在。他如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崔颢的《荐樊衡书》、《荐齐秀才书》,王昌龄的《上李侍郎书》,或言情写怀,简洁生动,或摹景绘色,妙造自然。与此前重说理、议论之文判然有别。 
     天宝中期以后,文章由骈而散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元结、李华等人已写出很好的散体文。如李华的《著作郎厅壁记》、《御史中丞厅壁记》,元结的《述命》、《述时》、《订古》、《七不如篇》,都能以简洁真切、不事华藻取胜。特别是元结,其《菊圃记》、《右溪记》诸篇,观察深刻,写景细致,于平易中寄寓感慨,发为议论,精警动人,已开后来柳宗元山水游记之先河。随着建中元年科举策问开始使用散体,文体改革的声势益发高涨,独孤及和他的学生梁肃、高参、崔元翰、唐次、陈京、齐抗等,都积极地加入了这一潮流,权德舆、柳冕等人也大量使用散体的形式来写作,影响所及,以至出现了陆贽那种已十分接近散体的骈体奏议,这说明以经过缓慢的发展之后,散体文已被普遍接受。 
     不过,除少数作者之外,这时的散体文似乎还不具备与骈体文一争高下的实力,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艺术上的独创性,大都是对先秦两汉文体文风的模仿,语言和表现方法显得陈旧,生气不足而因袭有馀。清人赵翼所谓“是愈之先,早有以古文名家者。今独孤及文集尚行于世,已变骈体为散文,其胜处有先秦两汉遗风,但未自开生面耳”(《廿二史札记》卷二○),指的便是这种情况。此一情形的改变以及文体文风改革的成功,是在韩愈、柳宗元手中完成的。韩、柳的出现,便得散体文的创作生面别开,气象一变。苏轼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韩文公庙碑》),这是很深刻的看法。 
     韩、柳在散体文创作上有着众多的开拓,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在勇于创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散文美学规范。如前所述,他们在文学观念上否定了六朝的“文笔”之分,把散文引入了杂文学的发展路途;但在创作实践中却颇为重视辞采、语言和技巧,突破了一切文体的界限和陈规旧制,把大部分应用文写成了艺术性很强的文学散文。从辞采来说,韩、柳既一致反对“绣绘雕琢”、“类乎俳优者之词”的骈文末流,又在自己的文章中尽量吸收骈文的优长,用不少整齐有力的四字句夹杂于散体文句之间,造成长短错落、音调铿锵的声情效果,用韩愈的话说,就是“引物连类,穷情尽变,宫商相宣,金石谐和” (《送权秀才序)。清人刘开曾指出:“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也。” (《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这说明韩愈在破坏的同时,又十分重视散文的重建。从语言来看,韩愈既力倡“去陈言”,又强调“文从字顺”(《南阳樊诏述墓志铭》)和“体备”“词足”(《答尉迟生书》),其雕琢词语、匠心密运的程度丝毫不亚于骈文作家。他的散文语言准确、生动、凝练、独创,时而运用或长或短的连琐句造成一气直下的浑灏气势,时而兼收前人语言和时下词语,熔铸成精警独到、别具一格的新词,如“蝇营狗苟”、“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崭然见头角”、“入主出奴”、“弱肉强食”、“痛定思痛”、“大放厥词”等等,都是前人笔下所无的创造性成果。柳宗元也力主搏采众长而自铸伟词,在写作时 “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对遣词造句和文势的营造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并对一些常用助字的性质和作用予以辨析:“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复杜温夫书》)其主要目的乃在于严格语言文辞的使用标准,避免歧义。从技巧来看,韩愈善于用变化多端的构思方法组织文章,善于通过比喻、排比、细节描写来丰富文章的形象性和感染力,他的文章既“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出入变化,不可纪极”,又自有抑扬起伏开阖照应的规律可寻,“法度不可乱”(刘熙载《艺概·文概》引《姜白石诗说》语)。从而在无法与有法之间,创立了一种与上古文判然有别的新的散文规范和秩序。 
     其二、韩、柳将浓郁的情感注入散文之中,大大加强了作品的抒情特征和艺术魅力,把古文提高到了真正的文学境地。读韩、柳的散文,会感到一股股迎面扑来的情感浪潮,会感到令人心悸魄动的鲜活灵魂和生命力。韩文如长江大河,澎湃流转,作者横绝奔放的气魄借其滔滔雄辩而溢诸行墨之间。更重要的是,韩愈在应用文中感怀言志,以感激怨怼奇怪之辞,发其穷苦愁思不平之声,既变 “笔”为“文”,又使“文”具备了源于现实的情感力度。与韩文相比,柳文则如崇山峻岭,简古峭拔,立意精警。他的书信,充溢着锥心泣血的身世之悲;他的游记,渗透了人与自然的亲和之情;他的不少论说文则具有“笔笔锋刃,无坚不摧”(林云铭《古文析义》)的特点,令人读来,如亲眼目睹他“隽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韩愈《柳子厚墓志铭》)那慷慨激切的英姿,而又领略到很强的艺术之美。要之,唐代散文到了韩、柳这里,可以说是坚起了一首明确的界碑,此前,文多平庸、苍白,较少感染力;至韩、柳而面目为之一变,于浑厚坚实中寓有一气贯注的精神气脉和情感力量,展现出异常鲜明的个性特征。 
     韩、柳二人先后创作了八百多篇散文,举凡政论、书启、赠序、杂说、传记、祭文、墓志、寓言、游记乃至传奇小说,应有尽有。这里择其要者予以介绍。 
     韩愈的论说文从内容上可分为两类,一类重在宣扬道统和儒家思想,如《原道》、《原性》、《原人》等,过去的评论家曾给以较高的评价,认为是“大有功名教之文”(吴楚材《古文观止评注》卷七),但今天看来,因其思想陈旧且少文学色彩,故价值不高;另一类也或多或少存在着明道倾向,但重在反映现实,揭露矛盾,作不平之鸣,而且不少篇章还有一种反流俗、反传统的力量,并在行文中夹杂着强烈的感情倾向,因而值得重视。 
     在这类论说文中,《师说》最有代表性。它针对当时士大夫阶层耻于从师、轻视学习的社会风气,开篇便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的中心论点,接着层层深入,借用古今、幼长、下层艺人与上层官僚等多方位的对比,从正反两方面申说 “必有师”的道理,提出了崭新的师道思想: 
     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这一观点,强调能者为师,既赋予“师”以“传道、授业、解惑”的具体职责,又打破了传统师法森严的壁垒,把师弟子的关系社会化了。柳宗元读此文后说韩愈“抗颜为师”,以致被世俗目为“狂人”,可见此文所蕴含的勇力胆魄及其对流俗的冲击力量。 
     韩愈是一位善辩之士,而善辩又主要来源于他的胆壮气盛,二者结合在一起,遂使得他的议论文字往往惊世骇俗,极具震慑人的气势。《原毁》、《讳辩》、《争臣论》、《论佛骨表》,都是反映时代精神、抒发愤慨不平、对社会现实深刻批判的佳作,大气磅礴、笔力雄健、排宕顿挫、感情激烈是其共同特点。《讳辩》是为李贺鸣不平的文字。针对当时社会舆论认为李贺必须避父名之讳、不得参加进士考试一事,韩愈以极大的义愤尖锐指出: 
     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凌厉斩截,笔无藏锋,在蓄积已久勃然喷发的情感浪潮推动下,文章援引古事,证以今典,追源溯流,横出锐入,步步紧逼,有力地抨击和嘲笑了“避讳” 的不合情理和提倡“避讳”者的可笑可怜亦复可恶。如果说,《讳辩》重在讥俗,那么《论佛骨表》便重在刺上,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都充溢着强烈的情感力量,相异处则在于后者有被杀头的危险,因而蕴含着常人绝难达到的勇力和胆魄。其中一段这样写道: 
     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 
     这是就唐宪宗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入大内奉养一事而上的谏表,当满朝上下如醉如狂,奉佛骨如神明之际,韩愈敢于直斥佛骨为“朽秽之物”,并对宪宗亲临观之的行为表示“耻之”,这需要何等的气魄和胆量! 
     有为而发,不平则鸣,本无意于塑造形象,而其自我形象在波涛翻卷的情感激流和气势夺人的滔滔雄辩中得以自然展现,这是韩愈论说文的一大特点,也是它近于文学性散文的主要原因。与此相比,韩愈的杂文更为自由随便一些,或长或短,或庄或谐,文随事异,各当其用。如《进学解》、《送穷文》重在发牢骚、泄怨气,前者写韩愈这位为人师者“恒兀兀以穷年”的勤勉和困厄,后者借五个穷鬼对主人的讥笑和侮弄,嘲骂当时社会。在写法上,两篇作品均采用问答对话体,将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炉,喜笑怒骂,怪怪奇奇,而赋的铺排和骈偶的杂用,更给文章增添了浓郁的文采,令人读来,别有一种新颖奇妙之感。 
     韩愈杂文中最可瞩目的是那些嘲讽现实、议论犀利的精悍短文,如《杂说》、《获麟解》、《伯夷颂》等,形式活泼,不拘一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对后世也颇有影响。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杂说四》: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文章通篇以马喻人,表现作者对人材受压抑的悲愤,构思精巧,寄慨遥深。 
     韩愈不少序文言简意赅,形式多样,表达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如《送李愿归盘谷序》用“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描摹奔走权门者的复杂心态,《送石处士序》用“若河决下流而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来形容文士之机敏善辩,都极形象生动。《送董邵南序》历来被人称赏,起首一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劈空而来,一股郁勃侠烈之气溢于毫端。全文仅15字,但其中笼罩着的悲怆情调和言而未尽的深长意绪,却给人以强烈的震撼。至于那篇历来为人称誉的《祭十二郎文》,则围绕家庭、身世和生活琐事,尽情抒写作者对亡侄的伤痛,缠绵悱恻,凄切无限。其中叙“承先人后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形单影只”的孤苦境况,写“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彼苍者天,曷其有极”的无穷怅恨,无一语不从至性中流出,令人读后,为之泪下。 
     除了上述文体和特点外,韩愈还在传记、碑志中表现出状物叙事的杰出才能,其传记文《张中丞传后叙》记叙张巡、许远守睢阳事,杂以议论和抒情,其中写南霁云向贺兰进明求援一段最为精彩: 
     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馀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 
     仅廖廖数语,人物声貌如见,其刚烈忠义之性格也在拔刀断指的动作描写中鲜明地展现出来。《毛颖传》则用传记体为毛笔立传,以戏谑滑稽的形式来讽刺现实;《石鼎联句诗序》更出之以传奇家的笔墨,将道士轩辕弥明与刘师服、侯喜联诗的情景给予戏剧化的表现。这两篇作品,已与当时流行的传奇小说没有什么差别了。 
     至于韩愈的碑志,则仿佛是一组组生动形象的人物画廊,历来为人所称赏。碑志早在汉代已开始流行,其主要特点是在不太长的篇幅内历叙传主德行、事迹,而多有谀美之词,久而久之,便形成空洞呆板的格套,令人读来生厌。韩愈所写75篇碑志中也有一小部分是“谀墓之文”,被人诟病,但在写法上却能不拘格套,别出手眼,或正写,或反写,或赞美,或讽刺,尤重细节描写,借一二琐事,即将传主的性格、心态巧妙地展现出来,使之成为一篇篇生动的人物传记,从而一举打破了传统碑志死气沉沉的局面。韩愈碑志的不拘格套从一些篇章的起笔即可看出,如《唐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开篇即云:“有女奴抱婴儿来,致其主夫人之语曰:‘妾,张圆之妻刘也……’”,《考功员外卢君墓铭》一上来写道: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学伏一世,其友四人,其一……”,这种写法,与先叙墓主姓名籍贯谱系的碑志贯例截然不同,而是着意于出奇变化,很有些破空而来的味道。在人物刻划上,韩愈诸碑志更是“一人一样,绝妙”(李涂《文章精义》)。如《殿中少监马君墓志》记传主幼时相貌: 
     眉眼如画,发漆黑,肌肉玉雪可念。……娟好静秀,瑶环瑜珥,兰茁其芽。 
     宛然一幅活灵活现的人物写真。《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选取薛公达一生的三件突出事例予以描述,力状传主“气高”、“务出于奇”和“不同俗”的性格特征。其中写他以竞射而技冠全军一段最为精彩: 
     一军尽射,莫能中。君执弓,腰二矢,指一矢以兴,揖其帅曰:“请以为公欢。”遂适射所,一座皆起,随之。射三发,连三中,的坏不可复射。中辄一军大呼以笑,连三大呼笑,帅益不喜,即自免去。 
     类似这种已极近小说笔法的文字在韩愈碑志中并不鲜见,《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就是较突出的一篇: 
     初,处士将嫁其女,惩曰:“吾以龃龉穷,一女怜之,必嫁官人,不以与凡子。”君(王适)曰:“吾求妇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闻其女贤,不可以失。” 即谩谓媒妪:“吾明经及第,且选,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许我,请进百金为妪谢。”诺,许白翁。翁曰:“诚官人邪?取文书来!”君计穷吐实。妪曰:“无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书,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见未必取视,幸而听我。”行其谋。翁望见文书衔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与王氏。 
     叙写骗婚经过极形象生动,充满戏剧色彩。侯翁的迂直、媒妪的狡猾、王适的违俗不羁,都借助灵动的文字跳出纸外。这种写法,在韩愈之前从未有过,在韩愈之后也甚罕见,它只能出现在韩愈笔下,成为对墓志的一大创造。 
     韩愈碑志不惟叙墓主事迹,时亦借以发议论,寓讽刺,表现强烈的爱憎之情。如《柳子厚墓志铭》以大段议论之词表述他对浮薄世风和乘人之危落井下石者的极度愤慨,对柳宗元与刘禹锡在危难中相扶持的义烈之风的由衷敬慕;《集贤院校理石君墓志铭》、《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唐故监察御史卫府君墓志铭》等,则以议论的形式对那些假隐士以及服药“祈不死”者进行讽刺。诸如此类已将重心转向揭露现实社会弊端的写法,在此前墓志中也是不多见的。 
     明人吴讷说墓志铭文“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行文叙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袭”(《文章辨体序说》),堪称的评。但受墓志格局的限制,韩愈碑志仍属一种实用文体,上述诸篇生动的文学性描写也只是墓主生平行事的一个片断,从总的方面来看,尚不能将之归入文学散文的范畴。 
     当韩愈积极活动于政治文化中心、奋笔为文的时候,柳宗元正置身偏远的贬所,从别一角度冷静的思考着各类哲学、政治、社会、人生问题,写出了《贞符》、《封建论》、《时令论》、《断刑论》、《天说》等一系列哲学论文,也写出了一批闪耀着思想火花而又韵味隽永的短篇杂文。 
     柳宗元的杂文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正话反说,借问答体抒发自己被贬被弃的一怀幽愤,《答问》、《起废答》、《愚溪对》等均属此类作品。在《愚溪对》中,作者通过虚拟的梦境,写了他与溪神的一段辩论,将其哀怨全部包容于 “智者用,愚者状,用者宜迩,伏者宜远”的反语之中。在该文的姊妹篇《愚溪诗序》中,作者更将所遇到的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统统冠以“愚” 名,先说它们“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进而申言:“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这种看似平静的生活反说,正深刻地透露出作者对混浊世事的强烈不满。另一个特征是巧借形似之物,抨击政敌和现实。如《骂尸虫文》、《宥蝮蛇文》、《憎王孙文》、《斩曲几文》等,或以动物的阴险邪恶来比喻奸毒小人,或以物体的欹形诡状来象征现实社会,对“谮下谩上,恒其心术,妒人之能,幸人之失”的丑恶行径和“末代淫巧”之世予以指斥批判,语言辛辣,笔无藏锋,嘻笑怒骂,痛快淋漓。 
     柳宗元的寓言文大都结构短小而极富哲理意味。《三戒》借麋、驴、鼠的故事,写三件应该警戒的事情。其中《永某氏之鼠》写群鼠在旧房主纵容下横行无忌、干尽坏事,最后被新房主彻底消灭;《临江之麋》写一只惯受主人宠爱的小鹿常与家犬嬉戏,以犬为同类,后一出家门,立即被外面的狗吃掉;《黔之驴》的故事已广为人知,被贵州山中小老虎吃掉的那只蠢笨的驴子已成为某些外强中干者的绝妙象征,而“黔驴之技”、“庞然大物”也作为富有形象性的成语流传下来。这三则寓言用笔精到而细节刻划非常生动,其意在于讽刺那些“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殆于祸” (《三戒序》)者,但作为一种人生哲理,它的意义还要广泛得多。《罴说》写一“能吹竹为百兽之音”的猎人,虽吹出罴、虎的声音吓退了虎和貙,但当最凶猛的罴到来时,他已无兽音可吹,只好被罴所食。故事有力地讽刺了那些无真实本领、虚张声势欺世惑众而终必败灭者。《蝜蝂传》先以简洁的文字勾勒出蝜蝂的形象: 
     蝜蝂者,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卬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己,至坠地死。 
     接着发为议论,将讽刺矛头直指“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智若小虫的贪得无厌者,用语精警,立意深刻,给人留下深长的思考和回味。 
     柳宗元的传记文与抒情文也颇有佳者,如《捕蛇者说》通过对蒋氏三代经历的描写,深刻揭示了蒋氏宁可死于毒蛇、也不愿承担赋税的内心痛苦,表现了 “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的主题,全文“含无限悲伤凄惋之态”(《古文观止》卷九)。《段太尉逸事状》记录了正直官吏段秀实的几件典型事例,予以生动的描写,作者曾自许此作“比画工传容貌尚差胜”(《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他如《童区寄传》、《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等,都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祭吕衡州温文》是柳氏抒情文中最动人的一篇。该文以沉痛的笔墨来抒发对亡友吕温的哀悼之情,一开篇就是“呜呼天乎,君子何厉,天实仇之!生人何罪,天实仇之!”以对天的责问领起全文,气势凌厉至极。文中反复呼天抢地,指责“苍苍之无信,漠漠之无神”,或叙或议,或骈或散,随着感情的起伏变化而跌宕有致,荡气回肠。文末以“幽明茫然,一恸肠绝” 收束全篇,但见泪痕,不睹文字,其艺术成就完全可与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相媲美。 
     山水游记是柳宗元散文中的精品,也是作者悲剧人生的审美情趣的结晶。身世遭遇和环境的压迫,造成心理的变异,长歌当哭,强颜为欢,聊为优游,乐而复悲。郁愤填膺时,憎山恶水,以山水为“狴牢”(《囚人赋》);一人独游时,又与之同病相怜,并借山水之“幽幽”“窅窅”以“处休”、“观妙”(《永州龙兴寺东丘记》)。由意在渲泻悲情到艺术地表现自然,将悲情沉潜于作品之中,形成了柳氏山水游记“凄神寒骨”之美的特色。 
     翻阅这些主要写于永州贬所的记游之作,会突出地感觉到,其中呈现的大都是奇异美丽却遭人忽视、为世所弃的自然山水。在描写过程中,作者有时采用直接象征手法,借“弃地”来表现自己虽才华卓荦却不为世用而被远弃遐荒的悲剧命运,如《小石城山记》对小石城山的被冷落深表惋惜和不平,《钴鉧潭西小丘记》直接抒写对“唐氏之弃地”的同情,都具有“借题感慨”(林云铭《古文析义》初编卷五)的特点;但多数情况下,作者则是将表现与再现两种手法结合起来,既重自然景物的真实描摹,又将主体情感不露痕迹地融注其中,令人于意会中领略作者的情感指向。如“永州八记”中最为人称道的《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珮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洌。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而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记游文字,其中不独写景状物绘声绘色,生动传神,而且可以见出作者观察之细,用笔之妙。开篇未见小潭,先闻水声,因闻水声,转觅小潭,即表现出行文的曲折变化;篇中写水之清却于水着墨不多,而是借石之底、鱼之游、日光之影来表现,可谓匠心独具;至于篇末对清冷寂寥之境的描摹和气氛的渲染,更隐然展示出被贬者凄楚悲苦的心态,令人读后为之怦然心动。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是真正的艺术性的文学,美的文学。他善于选取深奥幽美型的小景物,经过一丝不苟的精心刻划,展现出高于自然原型的艺术之美。用他的话说,就是“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即通过文学家的发掘、加工和再创造,将那些罕见的胜境传给世人,以免“贻林涧之愧”(《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他要用自己的全副精力和才情,去“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愚溪诗序》),借以安顿他那颗悲哀苦闷的灵魂,并从中获得些许凄美的怡悦。在他笔下,自然山水是那么纯净,那么奇特,那么多彩多姿,那么富有灵性!水,有涧水,有潭水,也有溪水。这些水或平布石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石涧记》);或奔流而下,“流沫成轮,然后徐行”(《钴鉧潭记》);或因地势、流速的差异,呈现出“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袁家渴记》)的特点。石,有横亘水底之石,有负土而出之石,园林之石“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永州韦使君新堂记》);山野之石则“涣若奔云,错若置棋,怒者虎斗,企者鸟厉”(《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形貌态势各各不同。至于林木山风,更是生气勃勃,气象万千,“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勃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扬葳蕤,与时推移”(《袁家渴记》)。这里,有动有静,有形有色,有疾有缓,有点有面,刻划细致而不琐碎,语言精炼而极富变化,文势则严整劲峭而不乏参差舒缓,用刘熙载的话说,就是: “如奇峰异嶂,层见叠出”,“柳州记山水……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艺概·文概》)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上承郦道元《水经注》的成就,而又有了突破性的提高,它不是对山水的纯客观描写,而是在描写中贯注了一股浓烈的寂寥心境,且借对山水的传神写照来表现一种永恒的宇宙情怀。在《钴鉧潭西小丘记》中,他这样写道: 
     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 
     深邃幽寂的环境,适足以安放作者凄苦的心地,使他在自然美中获得暂时的忘却,以虚静的心神,达到与自然的合一,展现出一种如雪天琼枝般的清冷晶莹之美。 
     
第四节 晚唐古文的衰落与骈文的复兴
     古文的衰落 晚唐小品 李商隐等人的骈文 
     在韩愈、柳宗元倡导文体文风改革并从事散体文创作的同时,中唐文坛还活跃着一大批古文作家。他们或自出机抒,或受韩、柳影响,纷纷投入散体文的写作。如刘禹锡早在贞元十年之前,即已写了不少散体之作,被贬之后,所作益夥,他的文章富于才辩,批判性甚强。白居易、元稹之文以平易畅达为特色,在元和、长庆年间自树一帜。他如李观、张籍、吕温、裴度、欧阳詹等人都预身其列,知名当世。一时间作手如林,云蒸霞蔚,古文声势大振。然而,随着韩愈及其同道们的相继谢世,古文领域已没有力能扛鼎的领袖人物了,剩下的一些韩门弟子如李翱、皇甫湜、孙樵等人,则片面地发展了韩愈提倡的创新主张,追求奇异怪僻,使得散体文创作的道路越走越窄,逐渐丧失了内在的生命力。尽管在宣宗、懿宗年间及以后的文坛上,还有杜牧、刘蜕等少数作家敢于藐视末俗,继续创作散体文,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古文渐趋衰落的大趋势却是难以逆转的了。 
     在古文走向衰落的过程中,晚唐小品却异军突起,大放光彩。这是韩、柳杂说、寓言小品等类文体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晚唐日趋尖锐的各种社会矛盾下的产物。晚唐小品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篇幅短小精悍,“随所著立名,而无一定之体(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杂著》);二是多为刺时之作,有的放矢,批判性强;三是情感炽烈,生气贯注。其代表作家有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 
     皮日休(834?~883?),字逸少,后改袭美;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早年隐居襄阳鹿门。咸通八年(867)登进士第。曾官太学博士、毗陵副使。乾符末年,卷入黄巢起义军中。巢入长安,任日休为翰林学士,后不知所终。他胆识过人,声称要“上剥远非,下补近失”(《皮子文薮序》),往往发前人所未发或不敢发,使得他的小品文如弹丸脱手,字字见血。如《读司马法》开篇明义:“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进而指出:“由是编之为术,术愈精而杀人愈多,法益切而害物益甚。”《原谤》则激切声言: “后之王天下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这里表现的对统治者的强烈不满和叛逆情绪,在明代以前的封建文人中不似乎还找不出第二位。 
     陆龟蒙(?~881?),字鲁望,姑苏(今浙江苏州)人,举进士不第;曾做过苏湖二郡从事,后隐居甫里,自号甫里先生。他的小品文主要收在《笠泽丛书》中,现实针对性强,议论也颇精切,如《野庙碑》借描述土木偶像的形象和评议鬼神的罪过,来揭露、抨击封建官吏,说他们“平居无事,指为贤良,一旦有天下之忧,当报国之日,则恇挠脆怯,颠踬窜踣,乞为囚虏之不暇”。《记稻鼠》上承《诗经·硕鼠》的主题,指出老百姓要对付大贪官和小贪官两种老鼠,则民“不流浪转徙、聚而为盗,何哉!”这里展示的,已经是晚唐人民在沉重压抑下忍无可忍、准备揭竿而起的先声了。 
     罗隐(833~909),字昭谏,馀杭(今属浙江)人,曾十举进士而不第,后依镇海军节度使钱镠,历任钱塘令、著作令等职。其文集名《谗书》,其中多为“愤闷不平之言,不遇于当世而无所以泄其怒之所作”(方回《谗书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谗书重序》)。罗隐好谐谑,遇感辄发,其文多取寓言形式,要言不烦,一针见血。《说天鸡》是一篇短小精练的寓言,借两种“天鸡”外观和技能的不同,巧妙地讽刺了那些“峨冠高步”却无甚德能的达官贵人,表述了不能以貌取人的道理。《英雄之言》则直斥刘邦、项羽盗取国家,与强盗无异,毫不留情地剥下了他们 “救民涂炭”的伪装。他如《蒙叟遗意》、《越妇言》、《辨害》等,或寓言托意,或借古讽今,无不文笔犀利,情绪愤激,给人留下广泛的回味馀地,堪称小品佳作。 
     晚唐小品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受到后人的喜爱和称赞。鲁迅指出:“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小品文的危机》)这段话,似可作为晚唐小品的定评。 
     由于晚唐社会矛盾日趋突出,文人分化更加明显,有的仍热衷于政治,有的置身局外,冷眼旁观,但更多的人则走上消极颓废一途,胸襟既狭,视野复窄,寄情声色之乐,追求形式之美,于是骈文卷土重来,取早已内力不济的古文而代之,整个文坛再度为骈体文风所笼罩,文学史至此也发生了又一次大的回环,呈现出复归式演进的形貌。 
     晚唐令狐楚、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等人都擅长骈体文,其中李、温、段三人齐名,时号“三十六体”(三人在其从兄弟中皆排行第十六,故有此称)。他们大力提倡以四字、六字相间为句的四六文,重辞藻、典故、声韵、偶对,向唯美主义方向发展,并将骈文广泛应用到书信、公文、表奏等各种文体中,不少作品无异于文字游戏。在创作技巧和文风上,他们的骈文则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大都雕镂精工,用典深僻,词采繁缛,偶对切当,风格更为华丽浓艳,就中以李商隐的骈文最具代表性。 
     李商隐早期致力于古文写作,其《李贺小传》、《刘叉》等传记记散文生动传神,简洁隽永;后因投入骈文大家令狐楚门下,遂通习四六之文,并以此著称。他所作骈文除具上述骈四俪六、重形式美的特点外,还呈现出既宛转流畅又典丽清峻的风神。《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说“李商隐骈偶之文,婉约雅饬,于唐人为别格”,大致不错。如他的《为濮阳公檄刘稹文》、《为濮阳公陈情表》、《上河东公启》等文,皆属对精工而不害文意,或以折理精微见长,或以婉曲达情取胜;时于骈句中杂以散句,转换自如,文气飞扬,声韵铿锵,灿然可诵。相比之下,李商隐“尤善为诔奠之辞”(《旧唐书》本传),他的《奠相国令狐公文》、《祭外舅赠司徒公文》、《祭裴氏姊文》等都写得很有特色,而他的《祭小侄女寄寄文》成就尤为突出。该文通篇不用一典,只用白描手法缕述小女琐事,情真意切,凄婉动人。如文章开篇即痛切抒怀: 
     尔生四年,方复本族;既复数月,奄然归无。于鞠育而未深,结悲伤而何极!来也何故?去也何缘?念当稚戏之辰,孰测死生之位! 
     文章中幅更点染景物,烘托气氛,对逝者反复致意: 
     白草枯荄,荒涂古陌,朝饥谁饱?夜渴谁怜?尔之栖栖,吾有罪矣! 
     寥寥数语,简洁真切,怜惜自责之情溢于墨之外。论者谓“义山骈文,断以此篇为压卷之作”(姜书阁《骈文史论·唐骈衰变第十三》),信然。 
     当然,李商隐还有不少章、表、书、启类作品,“以磔裂为工,以纤妍为态” (朱鹤龄《新编李商隐文集序》),一味用典,文意晦涩,过于重视词采,缺乏动人的情感力量。这种文风,在北宋初期曾风靡一时,形成所谓“西昆体”,直至欧阳修等诗文革新主将出来后,柔靡的文风才为之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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