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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宋代文学
发布时间:2007/3/7   被阅览数:2777 次
(文字 〖 〗)
 
第十二章 南宋后期和辽金的诗歌
     
     宋宁宗时的开禧北伐失败以后,宋室再次与金国签订了屈辱的和议,宋、金之间再次处于相对稳定的对峙状态。到了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蒙古灭金以后,南宋又面临着更加强大的蒙古汗国的威胁,直至灭亡。在这段时期里,史弥远、贾似道相继擅权,朝政黑暗,国势孱弱。诗坛上激昂悲壮的歌声逐渐减弱,而吟风弄月、投谒应酬之作则日益流行,宋诗进入了尾声阶段。然而要求抗敌御侮的主题一直不绝如缕,到了宋末还一度成为诗坛主流,使宋诗放射出最后一束光辉。 
     先后与宋王朝对峙的辽、金都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它们在发展过程中接受了比较先进的汉文化的影响,逐渐走上了封建化的轨道。辽、金的社会文化形态呈现出契丹、女真民族的原有文化与汉文化相融合的特色,而游牧民族特有的豪放、刚健的民族性格则对辽、金诗歌有着深刻的影响。辽诗所存作品不多,以契丹诗人的创作为主。金诗则作者众多,作品繁盛,在诗学理论上也相当成熟,形成了一代诗风。尤其重要的是金代出现了元好问这位杰出的诗人,其成就足以与宋代的一流诗人并驾齐驱。 
     
第一节 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
     永嘉四灵的诗风 四灵的渊源和影响 江湖诗派的形成 江湖诗派的作品刘克庄与戴复古 
     大约在宋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也就是陆游、杨万里等人进入创作晚期的时候,“永嘉四灵”开始出现在诗坛上。 
     “永嘉四灵”是指永嘉地区的四位诗人:徐照、徐玑、赵师秀和翁卷。这四人都出于叶适之门,各人的字中都带有一个“灵”字,所以叶适把他们合称为 “四灵”,曾编选《四灵诗选》,为之揄扬。“四灵”或为布衣,或任微职,都是命运落拓的贫寒之士。他们的生活面狭小,诗歌内容也比较单薄,只有少数诗写到民生疾苦或时事,多数作品的内容是题咏景物,唱酬赠答。正如他们的诗集名称所显示的,他们的创作局限于书斋之中。宋末方回批评“四灵”说:“所用料不过‘花、竹、鹤、僧、琴、药、茶、酒’,于此数物一步不可离,而气象小矣。”(《瀛奎律髓》卷一○)这话确实击中了“四灵”的要害。“四灵”的诗诗都是薄薄的一册,每人存诗只有一二百首,他们是一群格局较小的诗人。 
     “四灵”作诗以贾岛、姚合为宗,赵师秀曾选贾、姚之诗,合编为《二妙集》。他还称赞徐照说:“君诗如贾岛,劲笔斡天巧。”(《哀山民》)而时人赵汝回则认为“四灵”之诗“冶择淬炼,字字玉响,杂之姚、贾中,人不能辨也。” (《庐诗序》)与贾、姚一样,“四灵”的作品以五律为主要诗体。今存的“四灵”诗集中,五律皆占一半以上,其中较好的作品如徐照的《山中》和赵师秀的《龟峰寺》: 
     世事已无营,翛然物外形。野蔬僧饭洁,山葛道衣轻。扫叶烧茶鼎,标题记药瓶。敲门旧宾客,稚子会相迎。 
     石路入青莲,来游出偶然。峰高秋月射,岩裂野烟穿。萤冷粘棕上,僧闲坐井边。虚堂留一宿,宛似雁山眠。 
     内容是描写清邃幽静的景色和枯寂淡泊的隐逸生活,艺术上精雕细琢,玲珑雅洁,接近贾岛、姚合的诗风。但由于过分注重炼字琢句,“四灵”的多数五律虽有较精警的句子,而全篇意境却不够完整。倒是他们的七绝间有意境浑融之作,例如翁卷的《乡村四月》:“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赵师秀的《约客》:“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生活气息较浓,又摆脱了雕琢之习,清丽可诵。 
     “四灵”出现的时候,江西诗派的影响已渐趋衰微。当时陆游、杨万里等人以各具特色的新风格超越了江西诗风。“四灵”在主观上也想打破江西派的藩篱,他们选择被黄、陈悬为厉禁的晚唐诗人贾岛、姚合为典范,并在写作中尽量少用典故成语,都含有与江西派背道而驰的意图。叶适认为“四灵”诗风是对唐诗的复归,其实“四灵”与宋初的“九僧”在诗学宗尚、诗体选择乃至艺术风格上都是遥相呼应的。由于“四灵”在当时获得了远远超过其实际成就的名声。那些不满江西诗风又无力像陆游、杨万里一样自辟新路的诗人对“四灵”趋之若鹜,竟出现了“旧止四人为律体,今通天下话头行”(刘克庄《题蔡炷主簿诗卷》)的局面,并以稍后的江湖派诗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南宋后期,一些没能入仕的游士流转江湖,以献诗卖文维持生计,成为江湖谒客。当时杭州有一个名叫陈起的书商,喜欢结交文人墨客,其中有低级官员、隐逸之士,也有许多江湖谒客。从宋理宗庆元年(1125)开始,陈起为上述诗人刻印诗集,总称为《江湖集》。以江湖谒客为主的这些诗人就被称为江湖诗派。由于被收入《江湖集》的诗人身份各异,又没有公认的诗学宗主,所以江湖诗派是一个十分松散的作家群体,他们只是具有大致相似的创作倾向而已。 
     在陈起始刻《江湖集》的前一年,即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权相史弥远擅行废立,次年又逼死了已被废黜的济王赵竑。史弥远为了钳制舆论,便从新刊的《江湖集》中找出“东风谬赏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和“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等诗句,诬为讥刺朝政,对作诗者进行迫害,《江湖集》被劈板禁毁,且诏禁士大夫作诗。“江湖诗祸”的发生一方面影响了江湖诗人的创作,使他们畏祸而较少咏及时事;另一方面却也使得江湖诗派名扬一时,反而提高了他们在诗坛上的声誉。 
     江湖诗派成员众多,人品流杂,其中大多数人对于国事政治不甚关心,但也不甘于清贫寂寞的隐逸生活。他们热衷于交游、结社、互相标榜。有不少人甚至以诗歌作为干谒权贵、谋取钱财的工具。他们的前辈姜夔虽然结交高官,但尚能清介自守。而此时的江湖诗人则不再坚持那种操守和志趣,他们追求的是社会的承认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实际利益,他们写了许多用于献谒、应酬的诗,内容大多是歌功颂德或叹穷嗟卑,空洞无聊。此外,献谒、应酬之作往往是即席而成,率意出手,有时甚至逞才求博,以多相夸,结果辞意俱落俗套,在艺术上相当粗糙。 
     当然,江湖诗派的情况十分复杂,不可一概而论。江湖诗人生活在社会下层,接触的生活面很广,诗歌的题材来源比较丰富。农民以及城市贫民的悲惨处境不时出现在江湖诗人笔下,例如许棐的《泥孩儿》把“双罩红纱厨,娇立瓶花底” 的泥孩儿与“呱呱瘦于鬼,弃卧桥巷间”的贫儿作比,从而发出“人贱不如泥” 的慨叹,相当感人。 
     江湖诗人最擅长的题材是写景抒情,他们在这方面受到“四灵”的影响,即字句精丽,长于白描。但境界较为开阔,又稍胜于“四灵”。例如陈允平的《青龙渡头》和叶绍翁的《游园不值》: 
     天阔雁飞飞,松江鲈正肥。柳风欺客帽,松露湿僧衣。塔影随潮没,钟声隔岸微。不堪回首处,何日可东归?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江湖诗人大多未能自成一家,只有刘克庄与戴复古较能自出机杼,成就也较为突出。刘克庄(1187~1269)在江湖诗人中年寿最长,官位最高,成就也最大。他又喜欢提携后进,故被许多江湖诗人视为领袖。他早期作诗颇受 “四灵”的影响,叶适甚至认为他是“四灵”的继承者。但刘克庄最敬服的当代诗人却是陆游,正是陆游的影响使他在题材取向上与“四灵”分道扬镳。刘克庄关心国事,金和蒙古的威胁使他忧心忡忡,南宋政治窳败、军队孱弱的现状更使他痛心疾首,他写了《国殇行》、《筑城行》、《苦寒行》等乐府诗来抨击时弊,例如《军中乐》: 
     行营面面设刁斗,帐门深深万人守。将军贵重不据鞍,夜夜发兵防隘口。自言虏畏不也犯,射麋捕鹿来行酒。更阑酒醒山月落,彩缣百段支女乐。谁知营中血战人,无钱得合金疮药! 
     描写生动,揭露深刻,继承了唐代新乐府诗人和陆游的传统。 
     刘克庄在艺术上兼师唐、宋诸家,其诗歌风格呈现出多种渊源,其中尤以贾岛、姚合到“四灵”的一脉比较显著。但从总体上看,刘克庄的诗风并未受“四灵”的束缚,例如《郊行》: 
     一雨饯残热,忻然思杖藜。野田沙鹳立,古木庙鸦啼。失仆迷行路,逢樵负过溪。独游吾有趣,何必问栖栖? 
     思新语工,文字却不甚雕琢,风格平易明快,已与“四灵”诗风有相当的距离。 
     刘克庄的缺点是一意追求作品的数量,故多滑熟之作,尤其是他的七律和七绝,往往一题多首,摇笔即来,未免粗滥。这也是江湖诗派的通病。 
     戴复古(1167~1248?)性喜漫游,以诗闻名于公卿间。他早年曾从陆游学诗,后来一度崇尚晚唐,但受陆游雄浑诗风的影响最深。他虽然身在江湖,但作诗则继承杜甫、陆游的传统,指斥朝政,反映民瘼,绝少顾忌。例如《庚子荐饥》指责官府赈灾之虚伪:“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言辞之尖锐,是宋诗中少见的。戴复古最好的诗是写对时事的感触,例如《江阴浮远堂》和《频酌淮河水》: 
     横冈下瞰大江流,浮远堂前万里愁。最苦无山遮望眼,淮南极目尽神州! 
     有客游濠梁,频酌淮河水。东南水多咸,不如此水美。春风吹绿波,郁郁中原气。莫向北岸汲,中有英雄泪。 
     沉郁之中有一股雄放之气,语言浅切而耐人寻味,在江湖诗派中独树一帜。 
     从总体上看,江湖诗派的风格倾向是不满江西诗风而仿效“四灵”,学习晚唐,但取径比“四灵”更宽阔一些,这基本上代表着南宋后期诗坛的风尚。 
     
第二节 宋末诗歌
     宋末诗人的两个群体:英雄与遗民 文天祥的集杜诗 谢翱和汪元量等诗人 
     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南宋和蒙古联合灭金,从此南宋便直接面临蒙古的威胁。从端平二年(1235)开始,强大的蒙古军队连年南侵,宋军节节败退。到卫王祥兴二年(1279),南宋的最后一个据点厓山被元军攻占,南宋灭亡。这场江山变易的剧烈程度更超过了靖唐之难,因为人们不再有任何地方可以逃避异族的铁蹄了。然而“国家不幸诗家幸”(赵翼《题元遗山集》),正是在宋元易代之际,宋诗放射出最后一道夺目的光彩。 
     宋末的爱国诗人在宋亡前后采取了两种抵抗方式:其一是奋起抗敌,以死殉国;其二是隐居守节,不仕异族。前一类人是民族英雄,以文天祥为代表。后一类人历来被称为遗民,以谢翱、谢枋得、林景熙、郑思肖为代表。他们用以报国的方式虽然不同,但都能在危急存亡之秋坚持民族气节,他们的诗歌都是血泪凝成的悲歌,风格都有慷慨悲壮的倾向。所以在文学史上,他们又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群体。 
     文天祥(1236~1283)是宋末民族英雄的代表,他早年的诗歌比较平庸,诗风近于江湖派。艰苦的战斗和苦难的命运使他的创作出现了升华,他用诗歌纪录了自己从出使元营被拘逃脱直到从容就义的人生遭遇和心路历程,其中包括传诵千古的《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悲怆激奋,大义凛然,最后两句成为鼓舞后代仁人志士舍生取义的格言。他的另一首名作《正气歌》更加全面地表现了他的忠义情怀和英雄气概,诗中颂扬了历代忠臣义士的高风亮节,用文学形式宣告刚毅正大的道德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是振撼人心的人生颂歌。 
     文天祥晚期诗作的一种重要形式是“集杜诗”,即把杜甫的诗句重新组合成诗。他在燕京狱中写了《集杜诗》一卷,共五言绝句200首。集句诗向来被视为文字游戏,但文天祥的集杜诗却是具有独立文学价值的创作,例如《至福安第六十二》和《思故乡第一百五十六》: 
     握节汉臣回,麻鞋见天子。感激动四极,壮士泪如雨。 
     天地西江远,无家问死生。凉风起天末,万里故乡情。 
     前一首写自己从元军中逃出,历尽艰险回到温州朝见宋端宗的情景。后一首写身处穷北狱中对江西故乡的怀念。情真词挚,意境完整,如出己手。200首集杜诗清晰地写出了宋亡前后的历史过程,且渗入了诗人自己的感受,正如文天祥在集杜诗的《自序》中所说:“予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文天祥的集杜诗说明杜甫的传统对宋末诗坛的深刻影响,也说明集句诗这种形式也可能改变其游戏文字的性质而成为严肃的创作,虽说这也许是文学史上仅有的一个范例。 
     谢翱(1249~1295)是宋末遗民诗人中成就最高的一家,他的诗沉痛悲凉,意旨深密,深刻地反映出在异族统治下人们的哀痛心情,例如《西台哭所思》: 
     残年哭知己,白日下荒台。泪落吴江水,随潮到海回。故衣犹染碧,后土不怜才。未老山中客,惟应赋八哀。 
     此诗是悼念文天祥的,文既是谢的故友,又是民族的烈士,故诗中寓有双重的悲痛,深挚感人。谢翱最有特色的诗是《效孟郊体七首》,成功地运用隐喻的手法抒写了亡国的哀思。例如其三: 
     闲庭生柏影,荇藻交行路。忽忽如有人,起视不见处。牵牛秋正中,海白夜疑曙。野风吹空巢,波涛在孤树。 
     深有所感,却又闪烁其词,意境如梦如幻,凄迷的夜景正衬托也亡国孤臣无处归宿的感受,辞意精警瑰丽,风格奇崛高古,呈现出孟郊和李贺诗风的影响。 
     其他的遗民诗人也有许多好作品,如谢枋得(1226~1289)托物咏志的《武夷山中》、林景熙(1242~1310)揭露元人发掘宋室陵墓罪行的《梦中作》四首、郑思肖(1239~1316)自明心迹的《自挽》、《二砺》,都体现了深沉的爱国情操,传诵千古。 
     宋末还有一位身份独特的诗人汪元量。汪元量(1245?~1331)并非士大夫,但他目睹了宋亡的过程,把随宋室帝后被俘北上的所见所闻一一纪这于诗,其代表作是《醉歌》10首、《湖州歌》98首和《越州歌》20首。例如《醉歌》之五和《湖州歌》之五: 
     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签名谢道清。 
     一掬吴山在眼中,楼台叠叠间青红。锦帆后夜烟江上,手抱琵琶忆故宫。 
     前一首记述南宋的太皇太后谢氏在降表上签名之事,后一首写被俘的宫女乘舟离开临安的情景,直书其事,并无议论,但作者的痛愤之情却溢于表。这些大规模的组诗如同一幅幅画卷,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南宋王朝覆灭的过程,完整而真切生动地记载了那段伤心的历史。其友人李钰说:“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湖山尖稿跋》)这是对杜甫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宋末的爱国诗歌使南宋后期诗坛缺乏激情、气骨衰弊的习气一扫而空,诗人们用血泪悲歌表现了民族的尊严,从而为宋代文学画上了光辉的句号。 
     
第三节 辽代诗歌
     契丹族的民族性格 契丹族的代表诗人 由契丹文译成汉文的长诗《醉义歌》 
     辽是契丹民族建立的北方政权,起于907年,迄于1125年,恰与整个五代、北宋时期相终始。契丹是以游牧和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北方少数民族,逐水草、随季节而迁移放牧,以车帐为家,从而形成了豪放勇武的民族性格。 “弯弓射猎本天性”(《虏帐》),苏辙的这句诗是对契丹族社会风俗、民族性格的生动写照。 
     辽诗留存下来的作品只有七十馀首,作者既有契丹人,也有汉人。其中最能体现辽诗特色的当推契丹诗人之作。契丹诗人大多是君主、皇族和后妃,这是因为他们较早有机会接触汉文化。 
     辽代第一个较有名的契丹诗人是耶律倍。他博览群书,对汉文化颇为向往。现存《海上诗》一首: 
     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 
     “山”是契丹小字,其义为“可汗”,与汉字之“山”形同义异。“小山压大山”实际上是写太后立德光,自己虽有太子却被摒弃之事,这是契丹文和汉文合璧为诗的典型例子。诗人利用汉字“山”的意象与契丹文“可汗”的意思的巧合,使此诗既有鲜明的意象,又有深微的隐喻义,故后人称赞说:“情词凄婉,言短意长,已深合风人之旨矣。”(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七) 
     契丹女诗人萧观音、萧瑟瑟的成就也颇可观。萧观音的诗作比较多样化,既有雄豪俊爽,颇见北地豪放气概之诗,也有委婉深曲之作。前者如《伏虎林待制》: 
     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老虎不投降。 
     粗犷奇崛,气势不凡。后者如《怀古》: 
     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 
     借咏史以兴发感慨,深婉含蓄。她另有《回心院词》十阕,情感深挚,意象细腻,向称佳作。萧瑟瑟的诗颇含政治见解,现存的《讽谕歌》、《咏史》都是讽谕朝政的。前者说:“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枕燕云。”诗中指出国家面临的危难,劝谏朝廷励精图治。后者则借史实来讽刺朝廷的昏暗壅蔽,大厦将倾。两诗都稍嫌直露,但情感激切,风格奔放。诗用骚体写成,句式参差错落,具有较强的力度。 
     在契丹人的诗作中,篇幅最大、且最具典型意义的莫过于《醉义歌》。此诗署为“寺公大师”作,作者当是一位僧人。原诗用契丹文写成,后由元初的耶律楚材译为汉文,今即保存于楚材的《湛然居士文集》中,译文为七歌行体,长达120句。此诗从重阳节饮酒入手,多方面地抒写了对人生的感慨,表示对隐逸生活的喜爱:“我爱南村农丈人,山溪幽隐潜修真。老病尤耽黑甜味,古风清远途犹迍。喧嚣避遁岩麓僻,幽闲放旷云水滨。”也表现出要以佛道思想来消解人生烦恼的意愿:“问君何事徒劬劳,此何为卑彼岂高。蜃楼日出寻变灭,云峰风起难坚牢。芥纳须弥亦闲事,谁知大海吞鸿毛。梦里蝴蝶勿云假,庄周觉亦非真者。”由于议论众多,艺术感染力有所减弱,但全诗结构开阖有致,脉络鲜明,是辽诗中最出色的长篇歌行。原诗虽用契丹文写成,却运用了许多属于汉文化的典故,是古代诗歌中各民族文化互相融合的生动例证。 
     相形之下,辽诗中汉人的创作成就不大,但也偶有佳作。如赵延寿的《失题》: 
     黄沙风卷半空抛,云重阴山雪满郊。探水人回称帐就,射雕箭落着弓抄。鸟逢霜果饥还啄,马渡沙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 
     写北国景物生活质朴粗豪,很能体现北方民族的本色。 
     辽诗所存作品虽然不多,但它既表现出契丹人的民族性格及其社会生活状况,又体现出他们逐步接受汉化的过程,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第四节 元好问与金代诗歌
     金诗发展的三个阶段 元好问的纪乱诗 元好问的其他成就 
     金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权,始于1115年,迄于1234年。金在灭辽侵宋以后,占据了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在文化上比辽有显著的进步。女真统治者在政治制度、文化建设诸方面广泛地吸收了汉文化的要素,使金朝的封建化进程发展很快,其文学成就更远远超过了辽代。金代诗坛,诗人辈出,作品繁多。其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金国初建到海陵朝(1115~1161)。此期的主要作家都是由辽、宋入金的文土。这种情形,后人称为“借才异代”。其中比较重要的诗人有宇文虚中、吴激、蔡松年等。他们以宋人而仕金,内心颇多矛盾,作品中常流露出故国之思。但他们在客观上充当了文化传播的使者,其创作为日后金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宇文虚中在宋时已时很有名的诗人,因出使金朝被羁留。入金后,他虽身为金臣,却仍以宋人自居,其名篇《在金日作三首》之二的“遥夜沉沉满幕霜,有时归梦到家乡。传闻已筑西河馆,自许能肥北海羊”,就表露出这种心迹。故后来被金统治者杀害。他的经历和庚信有此相似,诗风也显示出南北融合的特点。吴激的诗也多忆国怀乡之作。他们的诗本是宋诗的移植,但由于不同的地域背景、文化氛围的影响,已经具有一些北方文学的雄豪特色,表现出由宋诗向金诗过渡的特征。 
     第二个阶段是金世宗、金章宗统治时期(1162~1208)。随着金朝对汉文化的主动接受,生活在金国的各族人民在文化上互相吸收、融合,金诗也逐渐走向成熟,初步形成自己的特色。此期的主要诗人有蔡珪、王庭筠、党怀英、周昂等。他们被金末的元好问称为“国朝文派”。他们的诗作与金初“借才异代” 的诗人有较大的差异。由于他们大多为金朝的文学侍从之臣,作品中已不再有对异族政权的拒斥倾向;艺术上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宋诗的影响,例如王庭筠的诗风就颇有仿效苏、黄之处,但从总体上看,他们的诗篇已初步形成了雄豪粗犷的北方文学的特质,蔡珪的《野鹰来》,王庭筠的《韩陵道中》等诗,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第三阶段是金朝在蒙古的进逼下被迫南渡直到金亡前后。在这期间,金朝的国势逐渐衰微,但诗歌创作却相当活跃,不事雕琢、重在达意的文学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产生了一批关心国计民生的好作品。此时诗坛由赵秉文、李纯甫主盟,他们各有自己的诗学主张,形成了两个不同的诗歌流派。赵秉文主张师法古人,强调多样化的风格,但对个人的独创性有所忽略。他本人的诗作也不拘一格,五古、七绝显得清远冲和,有蕴藉之致,如《暮归》、《雨晴》等。其七古则气势奔放,雄丽高朗,如《游华山寄元裕之》。王若虚的文学思想与赵秉文相近,他著有《滹南诗话》,论诗崇尚真淳而反对奇诡。李纯甫则另立一派,他论诗力主自成一家,诗风奇险雄肆,其《雪后》等诗,意象奇崛,光怪陆离,近于韩愈诗风。雷希彦,李经、李经、李汾等人的诗都有类似的风格特征。 
     此期诗坛更值得注意的新气象是,随着金国国势的日益衰微,社会动荡不安,人民饱受战乱之苦,忧时伤乱的题材走向渐趋加强。不少诗人写出了反映动乱现实的诗篇,如赵元的《修城去》写金国人民在蒙古侵扰下的灾难,宋九嘉的《途中出事》写兵荒马乱中的流民生涯,都堪称写实的佳作。最能代表这种新气象的诗人首推元好问,他的创作使金诗的成就飞跃到一个崭新的境界。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祖先出于北魏鲜卑拓拔氏。他32岁登进士第,曾任南阳等县的县令,后入朝任右司都事、东曹都事等职。金亡,他被元兵押解到聊城,后回到家乡从事著述。 
     元好问是金代最重要的诗人,也是杰出的诗论家。他存诗一千四百馀首,作品之富在金代诗坛上首屈一指,成就也最为突出。元好问生逢金代后期的动乱时代,亲身经历了亡国的惨痛,他个人的遭遇与民族、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他的诗歌生动地展示了金、元易代之际的历史画卷。在艺术上,元好问全面地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熟练地掌握了各种诗体的艺术形式。时代和个人的条件使他成为金代诗坛上迥然挺出的大诗人。 
     无论是从思想价值还是从艺术成就来说,元好问诗都以那些写于金亡前后的 “纪乱诗”为上乘。“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元遗山集》)在国破家亡、身为敌囚这些重大变故的刺激下,诗人以他那“挟幽并之气,高视一世”(郝经《遗山先生墓铭》)的艺术禀赋,写出了一系列雄浑悲壮的纪乱诗。 
     元好问“纪乱诗”的特点之一,是他对国家灭亡、人民遭难的现实不是一味地哀叹悲泣,而是把悲壮慷慨的感情表现于苍莽雄阔的意境之中。如在蒙古军围攻汴京城时写的《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之二: 
     渗淡龙蛇日斗争,干戈直欲尽生灵。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精卫有冤填瀚海,包胥无泪哭秦庭。并州豪杰知谁在,莫拟分军下井陉。 
     对于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国家的危急形势,诗人深为悲怆沉痛,但字里行间仍充溢着一股慷慨壮烈之气。这类作品在元好问诗中相当常见,如“北风猎猎悲笳发,渭水潇潇战骨寒”(《歧阳三首》之三),“紫气已沉牛斗夜,白云空望帝乡秋”(《卫州感事二首》之一)等,都是以雄劲的笔力抒写深哀巨痛。情感悲凉而骨力苍劲,是元好问的独特诗风。 
     元好问“纪乱诗”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他往往把对现实的悲怆情怀与对历史的批判意识融合在一起,从而增加了诗的思想深度。如《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 
     塞外初捐宴赐金,当时南牧已骎骎。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华表鹤来应有语,铜盘人去亦何心。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 
     这是天兴二年(1233)诗人被蒙古后押解出京时所作。当年金人破宋,俘宋徽、钦二帝,在青城受宋人之降;如今蒙古军破金,也在青城受金人之降,历史的悲剧在同一个地方重演。诗人在国家沦亡的悲愤中,对国家武备松驰而招致败亡的历史教训作了深刻的省察。其他如《出都》、《岐阳三首》等,也都表达了诗人对金朝败亡原因的理性思考。 
     元好问擅长各种诗体,尤以七律的成就最为突出。他的七律,深受杜甫的影响,功力深厚,意境沉郁。他的七古也往往气势磅礴,意象奇伟壮丽,但又没有粗戾豪肆、一览无馀之病。《涌金亭示同游诸君》、《游黄山》等诗就集中地体现出这种特色。即使是被拘聊城时所作的《南冠行》,仍然是壮气凛然,风骨遒劲,后半首中更充满奇特壮逸的想象。他的五言诗,浑融含蓄,如五古《颖亭留别》中“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二句,物我相融,意象平淡而韵味隽永,体现出元诗的另一种风格。 
     元好问也是金代最杰出的词人,现存词作三百馀首,数量为金词之冠,艺术造诣也雄视一代,风格与其诗风类似:气象雄浑苍莽,境界博大壮阔。《木兰花慢·游三台》、《水调歌头·赋三门津》等,都是其代表作。元词中又有摧刚为柔、幽婉深挚之作,如咏赞双蕖和雁丘的两首名作《摸鱼儿》,分别写人与雁的殉情,手法绵密,情致深婉。故宋末张炎称道元好问词“深于用事,精于炼句,有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词源》卷下)。 
     元好问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诗论集中在一些论诗绝句和序跋文字中。其《论诗绝句三十首》相当全面地评论了自汉魏下迄宋季这一千馀年间的重要诗人及诗派,表达出重视自然天成的意境和雄放壮伟的风格的诗学主张,一直为后代的诗论家所重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论诗绝句自身也是优美的诗歌作品,例如其二和其七: 
     曹刘侍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 
     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 
     堪称历代论诗诗中最具有艺术性的作品之一。 
     金亡之后,元好问为了保存金源一代的文献,编成《中州集》十卷,附《中州乐府》一卷。全书收录金代的251位诗人的2026首诗作,且每人名下各系小传,或叙生平事迹,或评所作诗文,旨在以诗存史。《中州集》不仅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而且是金代历史的宝贵史料,是元好问一生文学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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