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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第二编 秦汉文学
 
 
第六编 元代文学
发布时间:2007/3/7   被阅览数:2571 次
(文字 〖 〗)
 
 
第一章 话本小说与说唱文学
     
     以听众为对象的说话、说唱艺术,至迟在唐代就已出现。宋、金、元时期,说话和说唱艺术日益繁盛,它们偏离了以“雅正”为旨归的诗文创作传统,演述古今故事、市井生活。内容的世俗化、语言的口语化,是其一大特点。它们的成熟与发展,推动着古代叙事文学逐步走向黄金时期。 
     
第一节 说话艺术
     说话 说话“四家” 话本 
     “说话”的本义是口传故事。口传故事的传统,可远溯至上古神话传说,那时尚未产生文字,神话及传说只靠口耳相传。后来,人们以“话”代指口传的 “故事”。隋代笑话集《启颜录》载,杨素手下散官侯白,以“能剧谈”而得到杨的器重,杨的儿子玄感曾对侯说:“侯秀才,可以(与)玄感说一个好话。” 这是目前所知关于“说话”的最早记录。唐郭湜《高力士外传》也提及“说话”: “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可见唐代宫中已有“说话”活动,它是取悦皇帝的一种方式。至于宫中“说话”的内容,尚不得而知;不过,唐代民间“说话”,有讲三国故事的,有讲士子与妓女爱情故事的,其名目仍可见文献之中。 
     宋代的“说话”,上承唐代“说话”而来。又因城市经济的繁荣、瓦舍勾栏的设立、说话艺人的增多、市井听众的捧场,民间说话呈现出职业化与商业化的特点。当时的“说话”,有“四家”之说,名有门庭,自成路数。“四家”的名目,据宋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载,是小说、说经、讲史、合声(生)。后一种以演出者的敏捷见长,如“指物题咏,应命辄成”之类,与以叙事取胜的前三类显然有别。小说,以讲烟粉、灵怪、传奇、公案等故事为主;说经,即演说佛书;讲史,则说前代兴废争战之事。可见,所谓说话的家数,是以故事题材作划分标准的。 
     随着说话活动的日益兴盛,在书场中流播的故事越来越多,而以口传故事为蓝本的文字记录本,以及受说话体式影响而衍生的其他故事文本等,也日见其多。后世统称为“话本”。 
     “话本”的称谓,可能在唐代已经出现。今存宋元话本常出现“话本说彻,且作散场”之类套语,可见“话本”含有故事文本之义。而套语的出现,也说明 “话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格式化”。大体而言,传世宋元话本可分为三类:一是叙事粗略文字粗糙的说话艺人的底本,如《三国志平话》等;一是以说话艺人口述故事为主要内容的记录整理本,文字通顺,描写细致,叙事周祥,可能出自当时的读书人或书会先生之手,如《错斩崔宁》、《碾玉观音》等;一是文人依据史书、野史笔记、文言小说等改编而成的通俗故事读本,如《宣和遗事》等。 
     
第二节 小说话本
     现存的小说话本 小说话本的体制 爱情故事 公案故事 叙事的口语化、声口的个性化、谈吐的市井化 
     现存宋元小说话本的数量难以确定;又因其文本几乎仅见于明人刻印的集子,连元刻本也极为罕见,所以对其时代归属,也有不同的看法。然而,依据《醉翁谈录》、《也是园书目》、《述古堂书目》等文献对宋元小说话本的记载,再与明人刻印的有关作品相互参证,下列作品是比较可靠的宋元小话话本:《张生彩鸾灯传》(见《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风月瑞仙亭》、《杨温拦路虎传》、《西湖三塔记》、《简贴和尚》、《合同文字记》、《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以上见《清平山堂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张古老种瓜娶文女》(以上见《古今小说》);《错斩崔宁》(又题《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以上见《醒世恒言》);《碾玉观音》(又题《崔待诏生死冤家》)、《西山一窟鬼》(又题《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定山三怪》(又题《崔衙内白鹞招妖》)、《三现身包龙图断冤》、《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以上见《警世通言》)等。此外,近年发现元代“福建建阳书坊所刊刻”的《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是如今仅见的元刻小说话本,《醒世恒言》的《郑节使立功神臂弓》是其增订本。至于故事题材流行于宋元后经明人搜集整理、增删加工的作品,在明冯梦龙的“三言”等集子中应当还有一批。 
     宋元小说话本有一定的体制。其文本大体由入话(头回)、正话、结尾几个部分构成。入话是小说话本的开端部分,它有时以一首或若干首诗词“起兴”,说风景,道名胜,往往与故事的发生地点相联系,或与故事的主人公相关联;有时先以一首诗点出故事题旨,然后叙述一个与些题旨相关的小故事,其行话是 “权做个‘得胜头回’”,实则这个小故事与将要细述的故事有着某种类比关系。显然,入话的设置,乃是说话人为安稳入座听众、等候迟到者的一种特意安排,也含有引导听众领会“话意”的动机。正话,则是话本的主体,情节曲折,细节丰富,人物形象鲜明突出。正话之后,往往以一首诗总结故事主题,或以“话本说彻,权做散场”之类套话作结。 
     小说话本的题材内容,如宋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所言:“有灵怪、烟粉,奇传、公案,兼朴刀、杆棒、妖术、神仙。”但若就旨趣而论,不管是何种题材,都往往以爱情或公案作为叙事的“兴奋点”。爱情故事,在当时很受欢迎,所以,艺人的素质,着重表现在“烟粉奇传,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所谓烟粉、风月,是男女交往故事的代称。在礼法森严的封建时代,男女之间的“窃玉偷香”,是一种挑战礼法、追求自由的大胆行动,艺人们以此作为表演内容和体现水平的标志,恰好说明这个时代创作的趋向。 
     宋元小说话本中的爱情故事,又往往突出女性对爱情生活的主动追求。像《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出身于贫寒的装裱匠家庭,生得美貌出众,聪明伶俐,更练就了一手好刺绣。无奈家境窘迫,其父以一纸“献状”,将她卖与咸安郡王,从此,正值豆蔻年华的秀秀,身入侯门,失去自由。其后郡王府失火,逃命之际,她遇见了年轻能干的碾玉匠崔宁;秀秀见他诚实可靠,便主动提出:“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而胆小怕事的崔宁却不敢应允。秀秀道:“你知道不敢,我叫将起来,教坏了你。你却如何将我到家中?我明日府里去说!”秀秀素知崔宁的为人,这番话明显是要激发他的勇气,让他与自己一道挣脱束缚,寻求美好的生活。又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写周胜仙初见范二郎,便暗中喜欢,独自思量:“若是我嫁得一个似这般子弟,可知好哩。今日当面挫(错)过,再来那里去讨?”为了捕捉这难得的机缘,她敢想敢做,主动接近范二郎。显然,璩秀秀和周胜仙的行动,与“诗礼传家”的闺秀们大相径。作者对她们的肯定,实际上表现出平民百姓对封建传统的轻蔑。 
     小说话本的另一突出内容是公案故事。宋元时代,官府昏庸、吏治腐败现象的日趋严重,是导致大量公案产生的主要原因。它反映出民众对不公平、不合理现象的关注,以及对生存权利、社会治安的深重忧虑。像《错斩崔宁》,讲述由一想命案引发的一段冤情,就颇有典型意义。作品中的刘贵,酒后失言,致使其妾陈二姐有以为丈夫要卖掉自己,连夜逃走;结果,醉而未醒的刘贵被小偷谋财害命。案发后,涉嫌杀人在逃的陈二姐与她刚在路上结识的崔宁双双被捉拿归案。当地府尹不堪察案情,不听陈崔二人的申辩,滥用酷刑,屈打成招,造成冤案,致使无辜者人头落地。小说中有一段议论,很能反映当时的人对这件冤案的看法: “这般冤枉,仔细可以推详出来。谁想问官糊涂,只图了事,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 
     所以,做官的切不可率意断狱,任情用刑,也要求个公平明允。道不得个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可胜叹哉!”这一番感慨,其实也是对草菅人命的官府作出的严正批判。此外,《合同文字记》、《三现身包龙图断冤》、《简贴和尚》等篇,也从不同侧面的反映民间纠纷和社会矛盾,人们还可以从中见到当时的世态民情与社会风纪。 
     宋元小说话本描写细致,生动逼真,字里行间留存说书艺人的风致,表现出叙事的口语化、声口的个性化、谈吐的市井化等特点。 
     
第三节 讲史话本
     平话 讲论“古今” 《五代史平话》 《全相平话五种》 
     宋元的讲史话本,又称“平话”。现存宋编元刊或元人新编的讲史话本,大多标名“平话”,如《三国志平话》、《武王伐纣平话》等。“平话”的含义,盖指以平常口语讲述而不加弹唱;作品间或穿插诗词,也只用于念诵,不施于歌唱。另外,称之为“平”,当是强调讲史话本虽脱胎于史书,而语言风格却摆脱艰深的文言而趋于平易。 
     讲史,只是一种概称。《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云:“说征战有刘项争雄,论机谋有孙庞斗智。新话说张韩刘岳,史书讲晋宋齐梁。”其中,“新话”与 “史书”对举,可见“讲论古今”才是讲史的全貌。据宋吴自牧《梦梁录》载: “又有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王六大夫所讲,即为宋人抗金复国故事,属 “今”的范畴。 
     现存宋元讲史话本中,宋人编的有《梁公九谏》、《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等。《梁公九谏》是讲史话本的早期作品,凡九段,叙述唐狄梁公(仁杰)九次进谏,反对武则天策立武三思为储君;段落整齐,文辞古朴,简明扼要。《宣和遗事》分前后二集,记述北宋衰亡、金人入侵和南宋建都临安的经过。其中含有梁山伯故事,像杨志卖刀、晁盖智取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三十六人聚义梁山、宋江受招安征方腊等,略具后来《水浒传》的雏形,其叙事简略,类似纲要。《五代史平话》,分梁、唐、晋、汉、周五个部分,断代编述。它以《资治通鉴》为主要依据,吸收新、旧《五代史》的某些内容,并捏合了一些民间传说故事。各部分大体以编年为经,以事件为纬;综观则颇合史书框架,细读却饶有说书情趣。像《五代梁史平话》叙述黄巢出世及早年经历,将黄巢塑造成一个有异秉的奇人,富于神异和传奇色彩。又如《五代晋史平话》写石敬瑭早年与哥哥发生争执,其兄“被敬瑭挥起手内铁鞭一打,将当门两齿一齐打落了”。从此敬瑭不敢回家见父亲,浪荡出走外州。颇为生动地刻划出石敬瑭蛮横的性格。整部《五代史平话》规模较大,在演述兴衰的同时,大休贯串着儒家的正统史观。但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仍是黄巢、石敬瑭、李克用、刘知远等一系列人物形象。 
     元人编刊的讲史话本,今存元至治建安虞氏刊印的《全相平话五种》,即《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后集》、《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续集》及《三国志平话》。五种书,版式一样,均为上图下文。文字粗率,时有讹误,似出于民间艺人之手。文字与图画合刊,显是供人阅读之用,其读者对象当是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民众。它们与《五代史平话》一样,既依傍史实,又杂以民间传说故事,有虚有实。如《三国志平话》中的张飞,史有其人,但书里的 “张飞捽袁襄”等情节,则是民间艺人的虚构。因此,宋元的讲史话本,实是传统的史传文学与民间口传故事结合的产物,亦文亦野,别成一家。 
     
第四节 说经话本
     说经 “诗话”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说经,其原意是演说佛书。今存的宋元说经话本,只有无名氏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这部作品,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款一行,或断为宋刊,或疑为元刻。至于“诗话”一体,王国维在所作“跋”语中说:“其称诗话,非唐、宋士夫所谓诗话,以其中有诗有话,故得此名。” 
     《取经诗话》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名卷分若干段,数量不等,凡17段。每段均有标题;其末尾必有诗一首或二、三首,总括该段故事内容,揭示佛法无边、信佛则逢凶化吉的宗旨。就“诗”与“话”的关系看,“话”是主体,演说蕴含佛理的故事;“诗”是一种辅助手段,便于听众或读者加深对故事的理解。 
     《取经诗话》叙述唐僧一行六人,往西天求请大乘佛法。上路不久,遇见一 “白衣秀才”,自称:“我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我今来助和尚取经。”于是,取经队伍由六人增至七人,但除唐僧、猴行者外,其馀诸人并无名姓称谓。猴行者神通广大,已成为故事的主角。各段故事有详有略,其中不乏精彩的片段。如“过狮子林及树人国第五”,讲师徒一行进入树人国,唐僧命小行者去买菜,小行者被人用妖法变作驴子,猴行者前往解救,将作法者的妻子变作“一束青草,放在驴子口伴”。两相斗法,结果,作法者不敌猴行者。又如“过长坑大蛇岭处第六”讲猴行者降伏白虎精,描述生动,情节奇异。然而,因是“说经”的缘故,有些地方显出深厚的说教意味,如“入香山寺第四”,称蛇子国的大蛇小蛇皆有佛性,故它们“见法师七人前来,其蛇尽皆避路,闭目低头,人过一无所伤”。这样的情节,平淡呆板,了无趣味。总之,《取经诗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说经话本的风貌,也反映出中土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的交流、融会的情况。 
     
第五节 诸宫调
     孔三传首创 连用多种宫调的说唱形式 《刘知远诸宫调》 《天宝遗事诸宫调》 
     诸宫调是一种说唱文学,主要流行于宋金时期。据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载:“熙丰、元祐间,……泽州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 所谓诸宫调,是相对于有限用一个宫调的说唱形式而言,其中唱的部分用多种宫调串接而成,其间插入一定的说白,与唱词配合,叙述有人物、情节的长篇故事。而每种宫调,则由若干曲牌联成短套,套曲少则一二首,多则十多首。这一说唱形式,在宋室南渡后,传至南方。南方的诸宫调主要以笛子伴奏,北方的诸宫调多以琵琶和筝伴奏,故北诸宫调也称“搊弹词”,某些作品还冠以“弦索”字样,以示其有别于王氏南诸宫调的特点。 
     诸宫调又称“话本”,像《西厢记诸宫调》卷一以“这本话儿”代指将要说唱的故事;120回本《水浒传》第51回写诸宫调演员白秀英的开场白:“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写着这场话本,是一段风流蕴藉的格范,唤做《豫章城双渐赶苏卿》。”这说明诸宫调与民间说话是孪生的艺术种类。诸宫调作品中出现的代言体叙事,与小说话本对人物声口的模拟,有着密切的关系。 
     诸宫调的曲目,仅《西厢记诸宫调》卷一所提及的就有8种,元杂剧《诸宫调风月紫云亭》也提到多种。所写故事,或是风流情爱,或是铁骑刀兵,或是历史风云。可惜大都散佚无踪。今存者除《西厢记诸宫调》外,尚有《刘知远诸宫调》与《天宝遗事诸宫调》。 
     《刘知远诸宫调》,不知撰人,仅存残本。原书共有12卷,现只剩下一头一尾,合计5卷。作品叙述刘知远发迹及其与妻子李三娘悲欢离合的故事,其具体情节、细节与《五代史平话》及南戏《白兔记》,均互有出入。语言质朴,文句时有错讹,当非文人手笔。 
     《天宝遗事诸宫调》,元王伯成撰。原作已经失传。今存辑佚本,共60套,只有曲词,没有说白。作品叙述唐天宝年间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以及“安史之乱”所导致的二人的生离死别;其间有对李、杨悲剧命运的同情,亦有对杨玉环、安禄山“私情暗通”的谴责,还含有对“玄宗无道”的批判,思想内容较为复杂。其文辞则以典雅流畅见长。 
     
第六节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
     现存唯一完整的诸宫调作品 对《会真记》、《商调蝶恋花词》的超越歌颂爱情与抗争男女主人公形象的重新塑造 叙事与抒情的结合 质朴奇俊的语言风格 
     《西厢记诸宫调》是现存唯一完整的诸宫调作品。作者董解元,名字已佚, “解元”是金、元时期对读书人的敬称。他的生卒年不详,大概成名于金章宗完颜璟在位期间(1190~1208);元代戏曲、曲艺界尊崇其作品的“创始” 之功,对他极为推重。 
     《董西厢》的本事源于唐元稹的《会真记》。原作一方面以婉曲深挚的笔触描述张生与莺莺的相爱;另一方面又肯定张生“非礼不可入”的行径。曾经热恋莺莺的张生终因追求功名抛弃了恋人,甚至称之为“尤物”,而赢得“善补过” 的赞誉。在文坛上,尽管《会真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人们对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多有不同于元稹的看法,如宋赵德麟的《商调蝶恋花词》卷首即称: “最恨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明确谴责张生的薄情。然而,赵作只是《会真记》的一个说唱改本,它将《会真记》分为10段,“或全摭其文,或止取其意”,除了在每一段后加一支《蝶恋花词》外,创意不多。 
     董解元的《西厢记》既不像《会真记》那样夹杂陈腐的观念,也不像《商调蝶恋花词》那样对莺莺被抛弃的遭遇显得无可奈何,而是热情地歌颂爱情,颂扬青年男女对礼教的反抗。由于董解元对原作中的人物性格、人物关系、故事情节等作了大幅度的改动和创造,因此,《董西厢》成了一个以大胆追求婚姻自由为基调,充满乐观进取精神的爱情故事。董解元开宗明度,自称“曲儿甜,腔儿雅,裁剪就雪月风花,唱一本倚翠偷期话”(卷一)。所谓“倚翠偷期”,是指张生与莺莺邂逅相遇、心生爱幕、私结终生、矢志不渝的违抗礼教的行动;作者对此特意拈出,并不避有伤“风化”之嫌,以“曲甜腔雅”自许,显示出非凡的创作胆识和蔑视礼教的豪迈气概。 
     《董西厢》中的张生,虽然从小习儒读经,但并不是“书虫”。他是一个珍惜青春、充满生命活力的年青人。在庄严的普救寺,他偶然见到眼含秋水、容貌清雅的莺莺,不禁“胆狂心醉”,竟然忘形失态,不顾寺僧法聪的劝阻,意欲造访莺莺居所,还说:“便死也须索看。”更为突出的是,当他爱上莺莺以后, “不以进取为荣,不以干禄为用,不以廉耻为心,不以是非为戒”(卷一)。作者正是以这“四不”,改造了《会真记》中“非礼不可入”的张生形象。在以后的情节中,张生敢爱敢恨,敢于承当对恋人的责任和义务。他修书请兵,退贼解围,保住了莺莺一家的安全。为了莺莺,他不假思索,义无反顾。所谓“不以功名为念,五经三史何曾想”(卷三〔中吕调·棹孤舟缠令〕),是他执著追求爱情的写照。当然,他对“功名”尚未放弃,当情事显露、老夫人令他“上京取应”,他也觉得“功名世所甚重,背而弃之,贱丈夫也”,于是“发策决科”去了。幸而他一直思念莺莺,中举后回到了她的身边。这与《会真记》中的张生形象大不相同。 
     崔莺莺的形象,较之《会真记》,显得更为鲜明丰满。一方面,她长于深闺,却向往外面的世界;少女怀春,萌发对爱情、自由的追求。另一方面,母亲“治家严肃”,从小就被禁锢的莺莺,也知书识礼,深深懂得应遵守礼教的规范。张生的出现,及其月下吟诗、请兵退贼等举动,激发了莺莺对眼前的年青书生的情思;然而,她虽渐渐爱上张生,但内心却翻起了巨澜,产生强烈的冲突。因为,这既要冲破老夫人的管束,更要冲破礼教对她的束缚。在《董西厢》里,莺莺的性格,有一个心理发展过程,她先是唯恐“辱累先考”(卷四〔中吕·鹃打兔〕),因而压抑着对张生的情感,后来经过内心的激烈冲突,终于觉得“报德难从礼” (卷五),作出了大胆的越轨行动。作者以细腻的笔法,在描绘她的内心世界的巨大变化中,完成了对莺莺形象的塑造。 
     除张生、莺莺外,《董西厢》还塑造了红娘、法聪、老夫人三个人物形象,既丰富了作品的内容,也强调了男女主人公反礼教斗争的艰巨性。其中,老夫人对崔、张恋爱的从中作梗,是作品的一个大关节,正如红娘所言,冷峻的老夫人 “教两下里受这般不快活”(卷四)。董解元注意表现两代人的思想冲突,也深化了原有题材的社会意义。 
     在艺术方面,《董西厢》充分发挥了诸宫调说与唱相辅相成的特点,将叙事与抒情结合起来,既曲尽其妙地叙述了男女主人公波澜起伏、好事多磨的恋爱故事,又深入细致地刻划出人物的情感世界和心理活动。作者借助说白与唱词,把张生的痴迷、莺莺的娇羞,还有婢女红娘的爽朗机灵,写得维妙维肖、生动传神。像写张生接到莺莺书柬后的情状:“清河君瑞,读了嘻嘻地笑不止。也不是丸儿,也不是散子,写遍幽期书体字。叠了舒开千百次,念得熟如本传,弄得软如故纸。也不是闲言语,是五言四韵、八句新诗。若使颗朱砂印,便是偷情贴儿,私期会子。”(卷五〔仙吕调·满江红〕)活画出一个情痴的傻气与憨态。 
     《董西厢》的语言,既不太文,也不太俗,呈现出质朴奇俊的独特风格。像 “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卷六〔大石调·尾〕 “马儿登程,坐车儿归会;马儿西行,坐车儿往东曳:两口儿一步儿离得远如一步也!”(卷六〔黄钟官·尾〕这样的句子,写得酣畅淋漓,令人读来满口生香。后来王实甫的《西厢记》,在语言创造方面也受到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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