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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编 元代文学
发布时间:2007/3/7   被阅览数:2667 次
(文字 〖 〗)
 
第九章 元代诗文
     
     作为正统文学样式的诗文,元代与前代相比,显然处于低谷时期。然而,元代的诗文作家和作品的数量相当多,而且出现了许多擅长诗文的少数民族作家。元代诗人鄙弃宋诗而专学唐诗的风气对明代诗歌有很大的影响;元代散文则沿着唐宋古文的道路发展,并下启明代文风。 
     
第一节 元代诗文概况
     元代诗文对唐宋诗文的沿革 理学思想对元代诗文的影响 
     元初的诗文作家大多是由宋、金入元的,他们受江湖诗派和元好问的影响较深。到了中期,诗坛以宗唐为主导倾向,对于宋诗则多采取摒弃态度。元人在主观上努力学习唐人的浑融流丽、体式端雅,而力矫宋诗的瘦硬生涩之弊。但是在实际创作中他们的学唐多止于形貌,且多取平和淡远、温润流丽一类;后期诗人则大多学中晚唐秾丽奇诡之体。由于未能取法乎上,所以成就有限,艺术独创性尤其不足。元代散文,在发展过种中,曾有过宗唐与宗宋的不同化倾向。前期的散文作家如姚燧、元明善等,倾向于宗唐,主要是师法韩愈,颇有雄刚深邃之风;另一些作家如刘因、王惲等,则师法宋文,文风趋于平易流畅。到了后期,宗唐与宗宋的倾向又逐渐合流。在元代的诗文领域中,最突出的倾向是理学与文章合一。由元入明的宋濂等人在编《元史》时,一改以往史家将“儒林”、“文苑” 分开立传的作法,合而为“儒学传”,并说明其理由是:“经非文则无以发明其旨趣,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由是而言,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也明矣。”(《元史·儒学传一》)这既表明了宋濂等人的文学观念,也反映出元代理学与文章合一的真实情形。 
     从元初开始,理学即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尤其是朱熹的学说,在元代思想界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理学的独尊地位,对元人的文学思想和诗文创作有非常深刻的影响。与元代的戏曲作家不同,当时的诗文作家,主要是具有正统思想的士大夫,有些作家本身就是理学家和理学学统中人,如郝经、刘因、许衡、揭傒斯、柳贯、吴莱、黄溍。不过,元代的理学家一般不取宋儒那种认为“作文害道” 的根本否定文学的观点,且大多擅长诗文写作。理学思想对元代诗文的具体影响,主要体现为“雅正”的文学观念以及经世致用的写作目的。 
     元代诗文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前、中、后三期。大略而言,前期为蒙古王朝入主中原到统一全中国稍后的一段时间(13世纪后半叶);中期指社会比较稳定的成宗、仁宗诸朝(14世纪前40年);后期即顺帝朝,也就是元代最后的二十多年。元代很多作家的生平都跨越了两个乃至三个时期,所以这种分期仅指文坛主要风气的变化而言,与作家的生活年代不完全相合。 
     
第二节 元代前期的诗歌
     方回、戴表元等由宋入元的诗人 契丹族诗人耶律楚材 理学家刘因的诗歌 
     元代前期的诗文作家情况比较复杂,有由金入元者,如元好问、李俊民等;有由宋入元者,如方回、戴表元等;还有元王朝的开国功臣,如耶律楚材、郝经等;而著名的理学家刘因、许衡等在诗文创作上也颇有成就。作家成分的复杂化带来了创作上的多样性。就诗歌创作而言,这个时期是南北诗风交错、融合的时期,诗坛上呈现出多样化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 
     由宋入元的方因、戴表元,在元代诗坛上的影响比较深远。方回是宋代江西诗派的殿军,论诗推崇江西诗风。他的诗歌创作内容比较复杂,由于他降元后不久便被废弃,未见重用,心中颇多懊悔,同时又感到外界对他的精神压力,内心不无愧怍之感,这使他的诗作往往表达出低徊沉重的心情。艺术上,他大力发挥江西派的创作特点,在诗眼、句法上深致工夫,其诗以意象生新、境界老成为主要特征。戴表元则深谙宋代诗风的弊端所在,而力求革除其弊,希望创造出较为高朗健拔的诗风。他在创作中不回避社会矛盾,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当时的黑暗现实,如《夜寒行》、《南山下行》等乐府诗,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下层人民饱受徭役、战乱之苦的悲惨遭遇。他的近体诗清新明秀,句律流畅,但仍残留着南宋江湖诗风的影响。 
     元初有几位开国功臣也是重要的诗人,其中以契丹族的耶律楚材最为突出。耶律楚材虽然常常处于戎马倥偬之中,但他始终不废翰墨,存诗七百二十馀首。他曾随成吉思汗西征,驰骋万里,所以能在诗中描写奇瑰壮丽的西域风光,如《过阴山和人韵》等歌行,写得动荡开阖、气象万千。楚材擅写律诗,集中尤多七律。他的律诗句律流畅沉稳,风骨遒健,如《和移刺继先韵》: 
     旧山盟约已愆期,一梦十年尽觉非。瀚海路难人去少,天山雪重雁飞稀。渐惊白发宁辞老,未济苍生曷敢归。去国迟迟情几许,倚楼空望白云飞。 
     可惜他的诗应酬之作过多,往往流于率易,缺乏锤炼。但在元初的少数民族诗人中,他的成就仍是最值得重视的。 
     在元代前期的理学家中,刘因的文学成就最为突出。刘因虽然生长在北方,但他在感情上一直以南宋为故国,诗中多次对南宋的灭亡表示哀悼。他论诗推崇韩愈,也倾慕元好问。他的七古气势磅礴,雄奇峭丽,颇有韩愈诗风的馀韵,如《西山》中的诗句:“西山龙蟠几千里,力尽西风吹不起。夜来赤脚踏苍鳞,一着神鞭上箕尾。”他的七律则受元好问的影响较深,如《渡白沟》: 
     蓟门霜落水天愁,匹马寒渡白沟;燕赵山河分上镇,辽金风物异中州。黄云古戍孤城晚,落日西风一雁秋;四海知名半凋落,天涯孤剑独谁投。 
     这首诗意境高远,沉郁雄浑,深得元好问诗的风致。当然,刘因诗作也受到理学的影响,但他的一些成功作品则没有理学家的头巾气。他的创作开创了元代理学家诗文创作的先河。 
     
第三节 元代中期的诗歌
     “雅正”的文学思潮 “元诗四大家” 
     元代中期,社会逐渐稳定,民族矛盾有所缓和。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诗歌创作十分繁盛,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诗人。诗坛上占主导地位的诗学观念是崇尚“雅正”。所谓“雅正”,有两层内涵:一是诗风以温柔敦厚为皈依,二是题材以歌咏升平为主导。“雅正”的观念在当时得到许多诗人的认同,后代也有人把这看作元代中期诗歌兴盛的标志。其实,这种观念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正是在追求“雅正”的支配下,此期的诗歌消解了对社会、政治的批判功能,也削弱了抒发真情实感的抒情功能。诗坛上最流行的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和赠答酬唱、题咏书画的题材,仅有少数诗人偶尔能突破这种风气。所谓“元诗四大家”,正是在这种风气孕育下的产物。 
     “元诗四大家”是指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人。他们都是当时的馆阁文臣,因长于写朝廷典册和达官贵人的碑版而享有盛名。他们的诗歌典型地体现出当时流行的文学观念和风尚,所以备受时人称誉。其实他们的创作成就并不高,不但不能与前代诗坛的大家相比,就是在元代诗坛上也并不一定是最优秀的诗人。四人的诗歌创作,在题材内容上大致相同,艺术上也比较相近。明人胡应鳞评此期诗风特征,“皆雄浑流丽,步骤中程。然格调音响,人人如一,大概多模往局,少创新规。视宋人藻绘有馀,古淡不足。”(《诗薮》外编卷六)正道出了“四大家”的艺术共性。当然,“四大家”的艺术风格同中有异,各人也还有一些自己的特征,这是他们超过当时其他诗人的地方。 
     “元诗四大家”中最优秀的诗人是虞集。他擅长律诗,无论是五律还是七律,都写得格律严谨,隶事恰切而深微,意境浑融,风格深沉。例如七律《挽文山丞相》: 
     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宁知汉祚移。云暗鼎湖龙去远,月明华表鹤归迟;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 
     这是元诗中少见的名篇。诗人把深沉的历史感慨溶进严整的艺术形式中,沉郁苍劲,感人至深。虞集虽然宦途比较顺达,但仍然希望到江南故乡归老田园。他的《风入松》词有“杏花春雨江南”的名句,这种意境也常出现在他的诗中。 
     杨载的诗风劲健雄放,主要体现于七言歌行,其律诗则以谐婉见长。范梈最长于歌行,诗风豪放超迈又流畅自如。他的五律专学杜甫,颇有杜诗沉郁凝炼之风。如《京下思归》: 
     黄落蓟门秋,飘飘在远游。不眠闻戍鼓,多病忆归舟。甘雨从昏过,繁星达曙流。乡逢徐孺子,万口薄南州。 
     揭傒斯的诗以清婉流丽见长,有些作品则质朴无华,别有寄托。如《秋雁》: “寒向江南暖,饥向江南饱。莫道江南恶,须道江南好。”此诗暗讽蒙古统治者一面掠夺南人的财富一面又歧视南人的行径,是元代中期罕见的讽刺之作。 
     此期黄溍、柳贯、欧阳玄等诗人也较知名,但他们的成就都不如“元诗四大家”。 
     
第四节 元代后期的诗歌
     元末诗歌的写实倾向 杨维桢的“铁崖体” 萨都剌等少数民族诗人 
     元代后期朝廷政治黑暗,民族矛盾又趋激化,反元暴动此起彼伏。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影响了诗坛的风气,以“雅正”观念一统诗坛的格局被打破了,诗人们的题材选择和风格追求有了很大的变化,写实倾向大大增强。杨维桢的“铁崖体”是这一时期诗风的显著标志。 
     元末诗坛具有写实倾向的代表作家当推王冕。他出身农家,毕生未仕,这样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元末的社会现实有真切的了解。在当时,他以题画诗闻名,但写得最好的作品是反映社会现实之作。元末社会的种种现状,诸如连年的水旱灾害、朝廷的急征暴敛、人民的辗转呻吟、官吏豪富的骄奢淫逸等等,都在他的诗中得到尖锐的揭露和真切的描写。例如:“淮南格斗血满川,淮北千里无人烟。” (《江南民》)“民人籍正戍,悉为弓矢徒。纵有好儿孙,无异犬与猪。”(《翼州道中》)种种惨状,在王冕的创作中得以恢复,这是很值得重视的。与他同时代的诗人也或多或少地表现出这种倾向,即使是以追求艺术风格之独特性而著称的杨维桢,也曾创作了《盐商行》、《海乡竹枝词》等写实佳作。 
     元末最具艺术个性的诗人是杨维桢。杨维桢个性狂狷,认为诗是个人情性的表现,强烈主张艺术创作个性化。他力图打破元代中期缺乏生气,面目雷同的诗风,追求构思的超乎寻常和意象的奇特不凡,从而创造了元代诗坛上独一无二的 “铁崖体”。最能体现“铁崖体”特色的,是他的乐府诗。这些诗多半是咏史、拟古之作,题材内容并不很新鲜,但在艺术风格上却使人耳目一新。他融汇了汉魏乐府以及李白、杜甫、李贺等人的长处,以气势雄健的奇思幻想突破了元代中期诗歌甜熟平稳的畦径,给人以石破天惊的感觉。例如《鸿门会》: 
     天迷关,地迷户,东龙白日西龙雨。撞钟饮酒愁海翻,碧火吹巢双猰。照天万古无二乌,残星破月开天馀。座中有客天子气,左股七十二子连明珠。军声十万振屋瓦,拔剑当人面如赭。将军下马力拔山,气卷黄河酒中泻。剑光上天寒彗残,明朝画地分河山。将军呼龙将客走,石破青天撞玉斗。 
     此诗模仿李贺《公莫舞歌》,意象之奇崛与原作相仿佛,而气势之雄放则有过之无不及。“铁崖体”以雄奇飞动、充满力度感的特征,与元代中期诗风背道而驰,所以特别引人注目。但从整个文学史的宏观角度看,杨维桢追求的这种风格基本上属于李白、李贺一路,独创性并不鲜明。此外,杨维桢有时一味求奇,不免有诡异晦涩的特点,这一点,也与李贺诗风一脉相承。 
     元末诗坛还出现了一批成就较高的少数民族诗人。由于经过了几十年的民族融合,出身少数民族的诗人已经深受汉文化的浸润熏陶,他们用汉文写作也已得心应手。例如突厥人迺贤、色目人余阙,回族人丁鹤年、维吾尔族人贯云石等人的汉文诗歌,艺术上都相当成熟。其中成就最高的则是回族诗人萨都剌。 
     萨都剌以写宫词、乐府诗著名,这些作品受晚唐温庭筠、李商隐诗风的影响颇深,但在秾艳细腻中渗入自然生动的清新气息,则是他自己的特色。此外,萨都剌描写山水景物和地方风情的诗也比较出色。他一生遍历南北各地,从塞北风沙到江南烟雨,从毡帐乳酪到芦芽莼菜,他都以清新格调、深情的笔触予以描绘。如《上京即事》:“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又如《过嘉兴》中“芦芽短短穿碧沙,船头鲤鱼吹浪花。吴姬荡桨入城去,细雨小寒生绿纱”几句,都堪称清丽之作。萨都剌也善于写词,《满江红·金陵怀古》、《念奴娇·石头城》二阙被广为传诵。众多的少数民族诗人加入到汉文写作的队伍中,并且取得了较高的成就,这是元代诗歌的一大特点。作的队伍中,并且取得了较高的成就,这是元代诗歌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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