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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宰辅制度的沿革与宋代宰辅制度(1)
第一章 宰辅制度的沿革与宋代宰辅制度(2)
第一章 宰辅制度的沿革与宋代宰辅制度(3)
第二章 宋代的三省制(1)
第二章 宋代的三省制(2)
第二章 宋代的三省制(3)
第三章 宋代相 权之强化(1)
第三章 宋代相 权之强化(2)
第三章 宋代相 权之强化(3)
第三章 宋代相 权之强化(4)
第三章 宋代相 权之强化(5)
第四章 宋代宰相的职权(1)
第四章 宋代宰相的职权(2)
第四章 宋代宰相的职权(3)
第四章 宋代宰相的职权(4)
第五章 参知政事(1)
第五章 参知政事(2)
第五章 参知政事(3)
第六章 枢密院(1)
第六章 枢密院(2)
第六章 枢密院(3)
第六章 枢密院(4)
第六章 枢密院(5)
第七章 宋代宰相与三司的关系(1)
第七章 宋代宰相与三司的关系(2)
第八章 宰相与台谏的关系(1)
第八章 宰相与台谏的关系(2)
第八章 宰相与台谏的关系(3)
 
 
第三章 宋代相 权之强化(3)
发布时间:2007/3/21   被阅览数:2801 次
(文字 〖 〗)
 
第三节 地方权力收归中央
    地方权力收归中央,是宋人治国的基本方针之一,是宋代行政制度的一大特色。宋代统治者有鉴于唐中叶以来“方镇之重,君弱臣强”的历史经验教训,将“安内靖国”、“守内虚外”作为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原则,大力加强中央集权。朝廷对地方通过采取“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等具体措施,将原来被地方“方镇”势力所侵夺的以及本来就应该属于地方的民、军、司法、财权全部收归中央所有。“朝廷以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宋史纪事本末》卷2)皇帝则是将中央行政权力托付给以宰相为首的宰辅领导班子,在中央主持政体机制运转并且控制实际权力的大都是宰相们。从地方收归的权力,一般也都是交付到宰相手中,统一领导、调度、指挥。所以,地方势力的削弱,中央集权的加强,就意味着相权的强化。
    1、地方行政建制与官员的任命。
    宋代地方行政建制分为县、州、路三级。县是地方行政系统中的基层组织,设令、簿、尉、丞等。朝廷直接派遣京朝官掌管重要县分,称知县。州级行政组织则摆脱了节度使的控制,听命于朝廷。长官称知某州军州事,有设一至三员通判,为知州副贰,然同时负有“监州”之职责。与州平行的行政机构还有府、军、监。中央政府在政治、军事、经济都十分重要的地区设府,地位略高于州;在边境关隘等有重兵防御的军事要地设军,用于抵御外敌的需要;在生产盐、铁等国家专卖商品的地区设监,直隶京师。路为宋代创设的新型地方监司机构,负责数州县的控制、管理与监察工作,机构设置不如县、州两级严密,由安抚使司、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等诸司并立。数司中往往转运使的权力最重,以致“一路之事,无所不总”,成为事实上的路级最高行政长官。然路级各司互不统摄,各自负责所属职事,同时又负有相互监督的责任,以便中央政府的控制。宋代从路至县级的大小官员,多数由朝廷直接派遣,其重要地区官员之任命大都归入宰相“堂除”的范围(详见“第四章第四节”)。并由中央政府负责地方官员的考课、磨勘、迁转等考核、升降工作。地方行政权与官员任免权牢牢地掌握在朝廷手中。哲宗时礼部侍郎范祖禹上疏说:“本朝之法,上下相维,轻重相制,建置之道,最为合宜。……夫监司付以一路,守臣付以一郡,县令付以一县,皆与天子分地而治。”    (《诸臣奏议》卷7《乞行考课监司郡县之法》)
    2、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的控制。
    地方割据、分裂势力的形成,必须以相当的财政积累为基础。招兵买马、抗衡中央,都需要一定的财力。有鉴于此,宋代中央集权统治大大加强了对地方财政的控制。
    宋代征收税赋的方式大致沿袭了唐中叶以来的“两税法”,夏税以布帛为主,秋税以粮食为主。对于财赋收入的分配方式同样参照唐代实行两税法之后的“上供、送使、留州”之三分法。然而,其分配比例却大不相同。唐自“安史之乱”以后,地方“租税所入,皆以自赡,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镇益强,率令部曲主场务,厚敛以入己,而输贡有数。”宋太祖痛革其弊,“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悉送汴都,无得占留。每藩镇帅缺,即令文臣权知所在场务。凡一路之财,置转运使掌之,虽节度、防御、团练、观察诸使及刺使,皆不预签书金谷之籍。于是,财利尽归于上矣。”(皆见《宋史纪事本末》卷2)
    宋代财政管理的基本原则是“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所以,即使少量“送使”与“留州”的财物,原则上地方上不能擅自支用。地方政府每年需要开列该年度收支总数,年终汇总申报一次,并预计下一年度支用总数。中央政府则不断加强对地方财政的审计工作,宋太宗端拱二年(989)设置了“三司都磨勘司”“掌覆勾三部帐籍,以验出入之数”(《宋史》卷162《职官志》)。
    宋代中央政府主要通过派出的路转运使实施对地方财政的行政控制。路转运使的首要任务是督促州县地方征收赋税,依照朝廷的规定“责州县认供”,列数逐级上报,并负责催促已经征收完毕的财赋输送到京都。此外,路转运使还需要计度供应所辖州县机构的费用,包括地方官吏的俸禄廪给与驻扎该路军队的供应给养等。同时,他们有权力擅自向州县增派税额,做为“羡余”进贡朝廷。通过路级转运使的有效监督,中央集权牢牢控制住地方的财政大权。宋代的用人权与财政权,在中央一级归宰相调度、领导(详见第四章第四节与第七章第二节),从地方收回的财政大权,再度集中到宰相的手中。
    3、地方兵权归上。
    防止地方异己势力的形成,最根本的手段是剥夺地方的兵权。赵匡胤依赖兵变黄袍加身,深知个中奥秘。宋朝统治者采取的一条最基本的措施是挑选天下精兵,充实中央禁军,将全国的相当部分精锐部队集中到京师,强干弱枝,重内轻外,做到“宿重兵于京师以消四方不轨之气”(《长编》卷301)。乾德三年(965),“令天下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又选强壮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其后以木梃为高下之等,散给诸州、军,委长吏、都监等召募教习,俟其精练,即送都下。”(《长编》卷6)据宋人朱弁记载:“艺祖养兵止二十万,京师十余万,诸道十余万。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曲洧旧闻》卷4)即使是“诸道”守卫兵卒,也是由中央禁军轮番外出“更戍”。也就是说,地方上的强兵精将全部转归中央禁军,地方上没有正规部队,只留下老弱之徒充“厢军”等以“供杂役”。南宋初年为应付纷繁复杂的战争局面,兵权一度下放,诸将帅皆独挡一面。随着南北局势的渐趋稳定,朝廷便收回了三大帅韩世忠、张俊、岳飞的兵权,“皆除枢府而罢其兵权”(《续资治通鉴》卷124),以升任枢密副使的方式架空诸大帅,兵权又回到朝廷手中。
    朱熹曾经说:“本朝鉴于五代藩镇之弊,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也收了。”(《朱子语类》卷128)诸种收地方之权归集中央的措施,在两宋大部分时间里都得到了很好的落实。过度收取地方权利的利弊是另外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但宋代宰相确实拥有了更多的行政权力并且能够得到贯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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