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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连载==>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  

 
  第一章:明前期的历史境遇与士人人格心态的流变
二、 成祖朱棣的政治策略与永乐士人的无奈
三、 仁、宣士风与台阁体
四、 于谦之死--士人的尴尬与绝望
一、 八股科举制度的选择与理学意识形态的确立
二、科举与圣学:手段与目的的颠倒
三、理学流行中的士人人格与心态
第三节、白沙心学与明代士人人格心态的变异
第三节、白沙心学与明代士人人格心态的变异
第三节、白沙心学与明代士人人格心态的变异
第二章王阳明的心学品格与弘治、正德士人心态
第二章王阳明的心学品格与弘治、正德士人心态
第二章 王阳明的心学品格与弘治、正德士人心态
第二章王阳明的心学品格与弘治、正德士人心态
第二章王阳明的心学品格与弘治、正德士人心态
第二章王阳明的心学品格与弘治、正德士人心态
第二章王阳明的心学品格与弘治、正德士人心态
第二章王阳明的心学品格与弘治、正德士人心态
第三章 嘉靖士人心态与王学之流变
第三章 嘉靖士人心态与王学之流变
第三章 嘉靖士人心态与王学之流变
第三章 嘉靖士人心态与王学之流变
第三章 嘉靖士人心态与王学之流变
第三章 嘉靖士人心态与王学之流变
第三章 嘉靖士人心态与王学之流变
第三章 嘉靖士人心态与王学之流变
第三章嘉靖士人心态与王学之流变
第三章 嘉靖士人心态与王学之流变
第三章 嘉靖士人心态与王学之流变
第三章嘉靖士人心态与王学之流变
第三章嘉靖士人心态与王学之流变
第三章嘉靖士人心态与王学之流变
 
 
第三章 嘉靖士人心态与王学之流变
发布时间:2006/9/14   被阅览数:2950 次
(文字 〖 〗)
 
第三章嘉靖士人心态与王学之流变 
     
    嘉靖朝在明代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前人对此曾有过许多明 
确的表述,在风俗方面,“正、嘉以上,淳朴未离。”(《四库全书总目》 
杂家类存目九《续说郛》)而此后则变为奢侈放纵。在士人人格方面, 
“当正、嘉之际,士大夫刓方为圆,贬其素履,羔羊素丝之节寝以微矣。” 
(《明史》卷二0一,赞语)亦即由原来的方正守节而变为圆滑不讲原则。 
从学风方面,“弘、正以前之学者,惟以笃实为宗。……至正、嘉之间, 
乃始师心求异。”(《四库全书总目》杂家类存目一《雅述》)在学术方 
面,“朱、陆二派,在宋已分。洎乎明代,弘治以前,则朱胜陆,久而患 
朱学之拘。正德以后,则朱、陆争诟。隆庆以后则陆竟胜朱。又久厌陆学 
之放,则仍伸朱而绌陆。讲学之士,亦各随风气以投时好。”(同上子部, 
儒家类存目,《朱子圣学考》)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了嘉靖朝作为转折标 
志的特征。那么,在这一时期,朱、陆(实即王学)之间相互消长的具体 
情况如何,它们与士风的变化有何关系,王学在士人心态的流变过程中起 
到了什么作用,这便是本章所要解决的问题。本章共分五节:第一节是对 
嘉靖朝的政局变迁、士人人格的变异、以及阳明心学在此时的遭遇与其所 
扮演的角色的研究,以期为全章的论述构画出一个清晰的时代景观;第二 
节是对王艮及其所开创的泰州学派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他们所提出的出位 
之思、守道尊身的理论以及由此形成的狂侠精神,意在强调阳明心学在新 
的时代境遇中如何熔铸了新的士人人格,从而对时代作出有效的回应;第 
三节是对罗洪先及其聂豹归寂理论的探讨,意在强调士人在险恶的政治环 
境中所采取退隐自保的另一人生价值取向的追求,同时指出了其有别于传 
统隐士的心学特色;第四节是对王畿心学理论与人格心态的研究,主要是 
指出其“圆而通之”的理论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出世与入世兼顾的 
价值取向,以及如何在现实中向着求乐自适的人生态度而倾斜,意在强调 
其所显示的明代士人人格的新特征;第五节是对唐顺之心学思想、文学思 
想与人格心态的研究,主要是突出其从狂者人格向中行境界的努力与转变, 
同时辨析了其晚年出山御倭的性质与意义。 
     
     
    第一节嘉靖朝政治与士风演变以及王学之遭遇 
     
     
    一、“大礼议”对嘉靖士风之影响与王学所扮演之角色 
     
    “大礼议”是嘉靖朝所遭遇的第一件大事,也是对该时期士风影响巨 
大的历史事件,因而在明史研究中历来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然而从士风演 
变的角度,尤其是王学诸人在其中所采取的态度及其作用,尽管近几年来 
也有人略有涉及,但尚未触及问题之实质,而此事件实关涉到对嘉靖一朝 
士人心态之研究与王学性质之判定,故须详加申说。 
    所谓“大礼议”是指朝廷如何对待世宗之生父兴献王之称呼与地位的 
争论。武宗因一生荒唐放荡,故在二十九岁时即早早病逝,并且未留下任 
何子嗣。按明代兄终弟继的祖训,兴献王乃宪宗之第二子,孝宗之亲弟, 
其子朱厚熜乃武宗之堂弟,因而群臣在讨论武宗之继承人时,朱厚熜便成 
为首选对象。尽管武宗病逝时朱厚熜已继兴献王之位,但由于他是老兴献 
王的独生儿子,也就责无旁贷地成为了武宗的继承人。但他即位后面临的 
头等难题便是如何安排其生父的地位。以顾命大臣杨廷和为代表的文官集 
团坚持继统兼继嗣的意见,认为世宗应该以孝宗为“皇考”,而以兴献王 
为“皇伯考”。但世宗却又是兴献王的独生子,如果过继给孝宗为子,岂 
非又绝了兴献王之嗣?于是,双方互不相让,且文臣后来也分为两派,从 
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最后则是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的失败 
而告终。就人之常情而言,让世宗绝己父之嗣而为他人之子,在心理上总 
是难以接受的,故而当礼部告知其廷议结果为“以孝宗为考,兴献王及妃 
为皇叔父母”时,世宗立即表示不能接受说:“父母可移易乎?”(《明史 
纪事本末》卷五十)在学识渊博的文臣们引经据典的决议面前,世宗当然 
讲不出更多的道理,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既成的结论。而且开始时 
他既没有准备也没有能力与群臣作强硬的对抗,他想通过求情使文臣们让 
步,因而说:“卿等所言俱有见,第朕罔极之恩,无由报耳。今尊父为兴 
献皇帝,母兴献皇后,祖母为康寿皇太后。”(同上)又据《明史》卷一九 
一《毛澄传》载:“帝欲推尊所生,尝遣中官谕意,至长跪稽首。澄骇愕, 
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必祈 
公易议。’因出囊金畀澄。澄奋然曰:‘老臣悖耄,不能隳典礼。独有一去, 
不与议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辄慰不允。”在这以君主身份而以金 
贿臣与近乎哀求的语气中,很难说不含有世宗父子间的真实伦理情感。难 
怪当他看到张璁支持其推尊父母的《大礼疏》时,会异常激动地说:“此 
论出,吾父子获全矣。”(同上卷一九六,《张璁传》)无奈杨廷和诸人态 
度异常强硬,一开始便摆出无丝毫通融馀地的架势,尽管世宗“每召廷和从 
容赐茶慰谕”,然“廷和卒不肯顺帝指”,并“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 
三十疏”。(同上卷一九0,《杨廷和传》)甚至公然说“异议者即奸邪当 
诛。”(《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礼部侍郎王瓒表示异议,便立即被逐至 
南京礼部任侍郎;继之支持世宗的张璁也被安排在南京礼部供职。双方的互 
不相让导致了冲突规模的越来越大,始而是抗旨封还御批,既而是上疏辞职, 
最终是大规模的群臣抗议。而随着部分文官站出来支持皇上,世宗的态度 
也愈益强硬,始则允其辞官,既而惩罚个别文官,最终是将嘉靖三年七月 
参加抗议活动的134人抓进监狱,另有80余人姑令在家待罪。然后给以或戍 
边或廷杖或罚俸的处置,其中有17人被杖死,而且凡是因大礼议遭流放者, 
后来均很难再有重新起用的机会。 
    如果就事论事,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们为议礼而造成如此重大的损失 
似乎有些不值,而且其行为本身也颇显迂执,因而也就招致了后人不同的 
评价。明人徐学谟曰:“史道下狱,廷和乞罢。累旨慰谕,可谓优渥。乃 
请辞五六而不休,至毛纪、蒋冕、林俊、孙文、彭泽、乔宇相继求去。一 
时大臣,未免高激成风,失事幼君之体。自后邪人伺隙离间,新进用而老 
成削迹矣。”(谈迁《国榷》卷五四,世宗嘉靖八年)明人李贽的评价则稍 
微客气些:“予谓公知识未脱见闻窠臼耳,若其一念惟恐陷主于非义,则 
精忠贯日可掬也。”“然公之议大礼也,可以许其忠而未敢以许其妙。” 
(《续藏书》卷十二,杨廷和)清人谷应泰则各打五十大板说:“若夫廷和 
等之伏阙呼号,甚于牵裾折槛;世宗之疾威杖戍,竟同元祐党人。大礼未 
成,大狱已起,君臣交失,君子讥焉。”(《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仿佛 
双方均不够冷静,将一件本来可以好好商量的事激化为不可收拾的君臣冲 
突。从表面看,杨廷和诸人的确有些胶柱鼓瑟而不近人情,当他们说:“大 
礼关系万世纲常,四方观听,议之不可不详”(同上)时,似乎真有些小 
题大做,故而有学者指出杨廷和诸人为“迂阔固执不化的儒生”。①然而, 
从历史事实的角度上看,对杨廷和的如此判断却并不完全正确。杨廷和 
(1459—1529年),字介夫,四川新都人,成化十四年进士,时年只有十 
九岁。史书言其“为人美风姿,性沉静详审,为文简畅有法。好考究章故、 
民瘼、边事及一切法家言,郁然负公辅望。”(《明史》卷一九0,《杨廷 
和传》)这显然与迂腐固执不相干。他在正德年间继李东阳为首辅,在那 
风云变幻的多事之秋,面对荒唐而不负责任的明武宗,周旋于倖臣阉宦之 
间,尽管未能取得更为显赫的政绩,却也实属不易。尤其是在武宗病逝之 
后的一段时间内,朝廷权利一度出现真空状态,杨廷和曾主持朝政近四十 
余日,他用计擒获了江彬等奸佞之臣,保持了政局的平稳;又迅速确定了 
皇位继承人,使得政权实现了顺利交接;还通过遗诏的形式,革去了武宗 
时期留下的各种弊政。拿杨廷和如此的精明干练,很难设想他不知道与皇 
上对抗将会具有何种后果。即使杨廷和一时糊涂,也很难解释数百名京官 
的态度何以能如此一致,都甘愿以身家性命做赌注,跟随他一起去与皇帝 
抗争。其实,稍微了解明代历史尤其是正德朝历史者,都会明白杨廷和等 
人此种举措的不可避免,以及其中所包含的重大意义。在整个正德一朝, 
由于武宗的喜好游荡娱乐,导致了多么可怕的政治结果,而在文臣的心目 
中,武宗之所以如此放荡不羁,肯定与其未能得到足够而有效的儒家教育 
分不开。现在新皇上刚刚登基,若不加以及时的教育与有效的管束,谁又 
能保证他不会成为第二个明武宗呢?更何况杨廷和身为顾命大臣,手中握 
有实权,只要文官集团能够保持一致,理应可以将新皇上纳入儒家所设计 
的圣君模式。从实质上讲,大礼议可以视之为是帝王之势与儒者之道的一 
次较量。当杨廷和之子杨慎向群臣高喊:“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 
正在今日。”(《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其心中所拥有的崇高悲壮感觉, 
俨然与当年方孝孺面对成祖朱棣时一样义正而辞严。对于论争的这种性 
质,世宗本人也不会毫无所知。尽管他当时只有十五岁,可他身边的藩邸 
谋臣袁宗皋辈则肯定会及时地提醒他。因为皇上与群臣之间的权力较量不 
仅体现在议礼之中,也体现在朝政的诸多方面。如嘉靖元年九月,在文官 
集团与世宗之间曾发生了是否罪内臣的争执,谈迁《国榷》记曰:“前命 
科道部曹核御马草场地,逾年尽得其私。奏上,户部请罪内臣。上意宥之。 
是日,日讲罢,谕辅臣:‘草场事勿竟。’杨廷和曰:‘此最为先朝之累, 
侵官民田几万顷,毁人冢亡算。不罪之何以示后?’明日,降罚旧内臣有 
差。”(卷五二)此事之详情已不得而知,若就事论事,文官们自然是对的, 
而且最后也终于按他们的意思了结了该事。然而,世宗开始时何以要“宥 
之”,他实际上并没有充足的理由去保护这几位内官“旧臣”,根据后来轻 
易地便将其“降罚”来看,世宗也的确没有表现出什么特殊的兴趣。这便 
有理由相信,世宗“宥之”的举措只是一种姿态,或者说是一种试探,他 
要看一看文官们对其圣意究竟会采取何种态度。杨廷和当时手中握有重 
权,自然很轻松地压制住了世宗。然而,这显然会在世宗的心灵深处留下 
一丝虽则轻微却又难以忘怀的不快,加之他那由外藩入京继位而造成的敏 
感心理,这便使得世宗巩固加强皇权的念头日趋强烈,则后来的大礼议也 
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尤其是当他发现文官集团的态度如此强硬,他的商 
议求情竟然丝毫无济于事时,也就不能不采取同样的强硬态度,无论是他 
涕泗不止地要“避位奉母归”,还是声色俱厉地大叫“尔辈无君,欲使朕 
亦无父乎?”(《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均显示了他心中所长期积蓄的 
怨恨情愫。直至嘉靖七年世宗在为大礼议定案时,他所不能忘怀杨廷和的 
仍是:“以定策国老自居,门生天子视朕”。(同上)尽管他对杨廷合的感 
情是比较复杂的,因为没有杨廷和的推举,他便不可能以外藩的身份登大 
宝君临天下,所以最终他对杨氏只给了“特宽宥削籍为民”的处罚;但是 
他决不能被轻视,甚至不能被任何人所限制,这是自太祖以来便形成的传 
统,已深深印刻在每一位朱氏皇族成员的心头,因而从此一角度他对杨廷 
和又充满了仇恨,所以才会咬牙切齿地说杨廷和“法当戮市”。(同上)在 
明代历史上,大礼议是士人以“道”抗势的举措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同时 
也是失败最为惨重的一次。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当即丧命杖下,还有更多 
的人被罢职贬官流放,从此永远结束了他们的政治生涯。那位曾高叫过“仗 
节死义,正在今日”的杨升庵先生,不得不将自己的所有政治热情与横溢 
才华消磨在荒远滇南的吟诗作赋之中,他有一首《自赞》诗说:“临利不 
敢先入,见义不敢后身。谅无补于事业,要不负乎君亲。遭逢太平以处安 
边,歌咏击壤以终余年。天之顾畀厚矣笃矣,吾之涯分止矣足矣。困而亨, 
冲而盈,宠为辱,平而福者耶!”(《升庵集》卷十一)诗中所言可谓半真 
半假,半真是指他坚信自己的人格高洁无瑕,尽管其政治生涯以失败而告 
终,但他自认为无负于君亲,无负于道义;半假是指他不得不表示平静地 
接受这种流放的处罚,以免再招致更多的麻烦。据钱谦益所记:“用修在 
滇南,世庙意不能忘,每问杨慎如何。阁臣以老病对,乃稍解。用修闻之, 
益自放。”(《列朝诗集小传》丙集)于是他在滇南便留下了诸多疯癫放浪 
的佳话,焦竑《玉堂丛语》载:“用修在泸州尝醉,胡粉傅面,作双丫髻, 
插花,门生舁之,诸伎捧觞,游行城市,了不为怍。”此可谓是其“自放” 
的最形象地说明,但焦氏却不同意其目的是佯狂避祸,故曰:“人谓此君 
故自污,非也,一措大裹赭衣,何所可忌?特是壮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 
耳。”(卷七《任达》)其实,钱、焦二人所言均有道理,杨慎在得祸之后, 
他深知世宗对其父子的忌恨情绪,而不得不采取应有的措施;而在漫长的 
流放生涯中,他又必须用各种方式去排解心中的苦闷与不满。因为他没有 
接受王学我心自足的理论,也就不得不走上与李梦阳、康海们一样的狂放 
之路。所不同的是,这次他们得罪的不是如刘瑾般的阉宦,而是皇上本人, 
也就更少有平反的机会,尤其是这位明世宗竟然在位长达四十五年,这意 
味着这群文人在其有生之年再难有出头之日。不过,这依然不是大礼义影 
响的全部。在世宗这方面,他不仅从此次事件中对文臣们产生了忌恨的情 
绪,以致使他在以后的生涯中很难与臣子们处于一种和谐融洽的政治关系 
中。更重要的是,通过此次事件,使他深深懂得了权力的重要,由此便造 
成了世宗人格上的两大特征:一是强烈的专制欲望。在他后来的政治生涯 
中,他从来不肯对权力有丝毫的放松,哪怕是后来在他迷恋上求长生的斋 
醮后,也从不放松对权力的把持。对权力的过分迷恋又导致了他敏感多疑 
的心理,从而不相信任何人,在情感上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二 
是对个性突出的臣子的忌恨与反感。在嘉靖一朝中,凡是被世宗认为具有 
狂放自恣倾向与个性的官员士人,无一不遭致重罚。所有上述这些影响, 
都决定了嘉靖一朝的政治格局与士人的地位,因而大礼议无疑是本朝最重 
要的政治事件之一。 
    然而,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文官集团抱着如此坚定的决心去与皇上 
抗争,何以会遭致如此彻底的失败?从明代皇权所达到的空前膨胀的情形 
而言,似乎一开始便注定了文官集团失败的命运。但也不尽然,因为虽然 
同样是遭到失败,却具有各种各样的失败方式。万历时期的张居正尽管死 
后被抄家清算,也是以失败而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但他生前毕竟大权在 
握了整整十年。而杨廷和实际上只与世宗对抗了不到三年的时间便已彻底 
败下阵来。也许不应该将世宗即位时比神宗大了六岁此一因素看得过重, 
因为他毕竟还有以外藩继统的不利因素存在。我以为此次文官集团失败的 
重要原因之一,乃是其内部出现了分裂,而分裂的原因则是学术思想的相 
异。具体地讲,也就是程朱之学与阳明心学的不同。可以设想,假如没有 
张璁、桂萼、方献夫、席书、黄绾、黄宗贤诸人的支持,以及在理论上为 
世宗寻到坚实的根据,世宗怎么能够显得如此信心十足而不向群臣屈服? 
正如李贽所言,不应该怀疑杨廷和等人忠于朝廷的愿望与坚守道义的决 
心。杨慎等人明确地表述了他们的观点,《明史纪事本末》曰:“修撰杨慎, 
廷和之子也。率同官姚涞,编修许成名、崔桐,检讨边宪、金皋等上言: 
‘君子小人不并立立,正论邪说不并行。臣等所执者,程颐、朱熹之绪也; 
萼等所言者,冷褒、段犹之余也。学术不同,议论亦异,臣等耻与萼等并 
列。’”(卷五十)坚持考孝宗的杨廷和诸人的确是引证了宋儒程颐在宋濮 
安懿王继仁宗位而考之一事上的议论,毛澄曾引程颐之言说:“为人后者, 
谓所后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伦也。”(《明史》卷 
一九一,《毛澄传》)故而杨廷和本人也说:“前代入继之君,追崇所生者, 
皆不合典礼,惟宋儒程颐‘濮议’最得议礼之正,可为万世法。”(《明通 
鉴》卷五一,嘉靖三年六月)他们尽管未能从朱熹那里找到直接根据,但 
在精神实质上应该说是完全一致的,即明正统、正纲常而弃私恩。而几乎 
所有支持世宗考其生父的人均是从父子之情而出发,张璁说:“孝子之至 
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夫天下岂有无父母之国乎? 
记曰:礼非天降,非地出,人情而已。”(同上卷四九,正德十六年七月) 
方献夫说:“先王制礼,本缘人情;君子论事,当究名实。窃见近日礼官 
所议,有未合乎人情,未当乎名实。一则守礼经之言,一则循宋儒之说也。 
臣度以为不然。”(同上卷五十,嘉靖元年五月)这种观点显然是与阳明心 
学的精神相一致的,这从相反的例子中亦可得到说明,王门弟子中也有追 
随杨廷和观点的,最突出者为邹守益。邹守益(1491—1562),字谦之, 
号东廓,江西安福人,正德六年会试第一,廷试第三。大礼议时因上疏怃 
旨而被下诏狱,后被谪判广德州。在嘉靖五年阳明给邹氏的信中,曾详细 
地谈了对礼的理解,他说:“先王制礼,皆因人情而为之节文,是以行之 
万世而皆准。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传记之讹阙,则必古今风 
气习俗之异宜者矣。此虽先王未之有,亦可以议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袭礼 
也。若徒拘泥于古,不得于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礼之礼。行不著而习不 
察者矣。后世心学不讲,人失其情,难乎与之言礼!然良知之在人心,则 
万古如一日。苟顺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则所谓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 
蒉矣”。(《王阳明全集》卷六《寄邹谦之》二)目前尚无充足的材料证明, 
阳明此段话是在有意开导这位当初曾反对世宗考其亲父的弟子应修正自 
己的观点,但他的看法显然是与张璁、方献夫诸人完全一致的。结合阳明 
弟子陆澄的事例或许更能说明问题,《明史》载:“而最陋者南京刑部主事 
陆澄。初极言追尊之非,逮服阙入都,《明伦大典》已定,璁、萼大用事, 
澄乃言初为人误,质之臣师王守仁乃大悔恨。萼悦其言,请除礼部主事。 
而帝见澄前疏恶之,谪高州通判以去”。(卷一九七,《黄绾传》)《明 
史》的本段论述,显然是来源于徐学谟对陆澄的攻讦,这在《明儒学案》中 
黄宗羲已辨之甚详,不必赘言。②然由此二例足以说明,阳明心学之思想实 
与张璁诸人相一致。在议礼双方的争辩中,尽管也有其他因素的介入,比 
如廷和一方有借先儒之权威而迫使世宗就范的意味,而张璁一方也有象桂 
萼等人那样,具有借议礼以求显达的政治投机目的,但在学术思想上的确 
可以视为是朱子学与阳明学的首次正面交锋,而最后以正统的程朱理学的 
失败而告终。这其中不仅仅是因为张璁一方有世宗的支持才具有了优势, 
而是杨廷和一方所坚持的程朱理学已显得过于僵化,而阳明心学则更合乎 
人之常情。比如当张璁的《大礼疏》上奏朝廷后,尽管并没有马上得到多 
数人的支持,但有不少人私下已感到其见解的合理,当时尚在家居的大臣 
杨一清看到《大礼疏》后,曾立时致书吏部尚书乔宇说:“张生此论,圣 
人不易,恐终当从之。”南京吏部尚书石珤也暗自告诉张璁说:“慎之! 
《大礼说》终当行也。”其实,就是杨廷和本人也感到了张璁《大礼疏》的 
咄咄逼人,尽管他授意吏部将张氏逐出京城,使其到遥远的南京去充任闲职, 
可依然觉得不放心,便寄语张璁曰:“子不应南官,第静处之,勿复为《大 
礼说》难我耳”。(《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威胁的语气中又分明包含着 
乞求的意思。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就是如此,明知自己所坚持的思想信念已 
不如争辨对手,却依然固执而不肯改变初衷,于是便不能不得到一个虽则 
悲壮却必然失败的结局。关于大礼议思想背景的问题,近来已有人专门撰 
文加以讨论,尽管其中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但其所概括出的“天理”与 
“人情”的争论核心,仍旧具有较强的说服力。③故笔者对此不再多加讨 
论。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大礼议决不仅仅是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之间的学 
术争论,而是充满了许多复杂的因素。对此,通过阳明及其弟子在大礼议 
中的复杂心态,可以得到很好地说明。据王阳明年谱记载,大礼议开始后, 
“霍兀厓、席元山、黄宗贤、黄宗明先后皆以大礼问,竟不答。”(《王阳 
明全集》卷三五,《年谱》三)阳明为何不回答弟子的询问,这是个值得 
深究的问题。其实年谱所言并不准确,大礼议高潮时阳明虽未明确回答弟 
子,但在嘉靖六年他还是在给霍韬的信中较详细地对此作出了解释:“往 
岁曾辱大礼议见示,时方在哀疚,心善其说而不敢奉复。既而元山亦有示, 
使者必求复书,草草作答。意以所论良是,而典礼已成,当事者未必能改 
言之,徒益纷争,不若姑相与讲明于天下,俟信从者众,然后图之。其后 
议论既兴,身居有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于朝。然士夫之问及者,亦时时 
为之辩析,期在委曲调停,渐求挽复,卒亦不能有益也。后来赖诸公明目 
张胆,已伸其义,然如倒仓涤胃,积淤宿痰,虽亦快然去,而病势亦甚危 
矣。今日急务惟在扶养元气,诸公必有回阳夺化之妙矣。”(同上卷二一, 
《与霍兀厓宫端》)在此段话中,阳明言其未回答弟子之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对当事者已失去信任,认为他们不会听从自己的意见,还不如先讲明 
于天下,造成舆论的压力,然后再作主张;二是自己正处于被他人攻讦的 
不利情形中,言之恐难以产生应有的效果。这些尽管都是阳明的心里话, 
但我以为又都不是其根本原因,阳明最担心的是他在信的结尾所指出的, 
因“倒仓涤胃”的折腾而使元气大伤,也就是说使士人遭致严重的摧折。 
这种担心并非是在事后才被阳明所察觉,而是他人尚正处于争论的兴头上 
时,他已经预测到了事件将会产生严重的负面效应。他在嘉靖三年曾用两 
首诗暗示了此种心情: 
    一雨秋凉入夜新,池边孤月倍精神。潜鱼水底传心诀,栖鸟枝头说道 
真。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吾身。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宿 
尘。(《碧霞池夜坐》) 
    独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处更闲人?高歌度与清风去,幽意自随流水 
春。千圣本无心外诀,六经须拂镜中尘。却怜扰扰周公梦,不及惺惺陋巷 
贫。(《夜坐》)(《王阳明全集》卷二十) 
    王阳明年谱说“盖有感时事,二诗已示其微矣”。(同上卷三五)至 
于此所言之“微”为何意,却从未有人解说清楚。其中第二首较好理解, 
除了强调“千圣本无心外诀”的自信良知外,最后一联诗句,则表现了对 
于一时纷纷扰扰的争论已无甚兴趣,反不如隐居山中自得其乐为妙。最易 
产生误解的是前一首,有人曾认为“谁与青天扫旧尘”是表现了王阳明在 
大礼议初起时跃跃欲试的心情,并以此为题撰写了论文,似乎阳明及其弟 
子一开始稀里糊涂地受了世宗的利用。就实际后果而言,世宗的确利用了 
心学。但阳明却并不糊涂,他在大礼议上当然倾向于满足世宗的父子之情, 
故而才会在给霍韬的信中表示“心善其说”,但他更担心双方的争论将导 
致两败俱伤的后果,“无端礼乐纷纷议”并非只表示对杨廷和一方的不满, 
而是对争论本身的担心与厌倦,因此“谁与青天扫旧尘”也不是要跃跃欲 
试地去扫除杨廷和之辈,而是担心在两败俱伤后还有谁去扫除武宗朝留下 
的诸种弊端,从而使得朝政清明,国家太平。此处所言青天决非指世宗, 
而是阳明心目中的政治理想。尽管杨廷和曾嫉妒阳明之功而阻止朝廷对其 
封赏,但阳明依然不希望以他为首的士人群体遭致摧残,这便是阳明的眼 
光与胸襟。这当然不是臆测,因为这不仅有“无端”二字作为其心存厌烦 
的内证,而且在他后来与霍韬的信中所担心的“倒仓涤胃”的后果也再一 
次得到了证明。其实,这倒不是说阳明先生具有神奇的预测功能,而是明 
眼人均可察觉的事实。南京吏部郎中郑善夫在嘉靖二年秋曾作《愍竹赋》 
曰:“何金玉之琅琅兮,乃变此杀伐之余酷。皇天震怒苟罔不摧折兮,松 
柏则介而独留。余悲夫同类之相攻兮,况复值此凛秋。丽洵美于三益兮, 
溯前古而则尔。吾清明之内惧兮,盖君子而相诋。嗟芝兰之难容兮,荆棘 
丽而附薋。纵向昔之非同好兮,不愈于槿蒺之与菉葹。”(《少谷集》卷一 
上)少谷先生在此显然是以竹作喻,指出议礼双方士人均为有气节之君子, 
而将会出现的两败俱伤的惨象实在令人悲伤。此种感觉应该说与阳明是完 
全一致的。在历史上此类旁观者清的现象也许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身处其 
中者也并非毫无所觉。嘉靖三年八月己亥,“礼部尚书席书奉趣入朝,行 
至德州,闻廷臣伏阙哭争,尽系诏狱,因驰疏言:‘议礼之家,名为聚讼, 
相持必有一是,陛下择其是者,而非者不必深较,乞宥其愆,俾自新。’” 
(《明通鉴》卷五一)可知王学弟子并无赶尽杀绝之意,其担心摧折士人 
之用心亦甚明。而且待大礼议定后,他们并未象桂萼那般欲致对手于死地, 
而是尽量减少士人之损失。如焦竑《玉堂丛语》载:“霍韬自以进贤为己 
职任,故秉公论荐,不避亲仇。推升霍赐,奏录梁次挹,俱内举之人也。 
荐丰熙、杨慎、徐文华、唐枢,皆大礼大狱得罪,陆粲则攻击公与张、桂 
者也,举动光明,人咸钦服。疏荐王守仁平宸濠、平田州思恩八寨功,及 
荐王琼之政事优长,王九思、康海、李梦阳之文章古雅,其推贤让能有如 
此。”(卷三《荐举》)霍韬之所以不避恩仇而大力荐举,不仅仅说明他是 
举动光明的君子,同时更显示了他广荐人才以“扶养元气”的苦心,尽管 
他终未能取得“回阳夺化之妙”的实效,其廓然大公之用心则亦可昭日月 
矣。 
    嘉靖七年六月,《明伦大典》修成,这代表着大礼议的结束。尽管其 
影响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存在,但该大典仍可视为此事本身完成的 
一个标志。结果是杨廷和一方得到了处罚,张璁诸人得到了褒奖升迁,而 
世宗不仅得以称其亲生父母为皇考、圣母,并为他们加了尊号,其父为“恭 
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其母为“章圣慈仁皇太后”。此种结果似乎胜负 
清晰,优劣分明,但实际上却充满了复杂的因素。当时被治罪的杨廷和一 
方,尽管他们所依据的理论有僵化生硬之弊,但其守道的勇气与坚定的气 
节则得到了后世的称扬,尤其是他们以集团的形式对皇权进行了声势浩大 
的抗争,为明代士人谱写了一曲悲壮之歌。而支持世宗的一方尽管在当时 
取得了胜利,却往往被后人指为奉迎帝王,以图倖进。这当然有一定的道 
理,因为其中的确有如桂萼之类的倖进之徒,《明史》言其“性猜狠,好 
排异己,以故不为物论所容。”(卷一九六,《桂萼传》)应该说基本符合 
历史事实。但如果将支持世宗者均视为如桂萼一般,则又是一个很大的错 
误,如霍韬在嘉靖七年六月大礼成后被超拜为礼部尚书,是当时六部长官中 
公认的最重要职位,但他并没有喜悦的感觉,反而上奏说:“今异议者谓陛 
下特欲尊崇皇考,遂以官爵饵其臣,臣等二三臣苟图官爵,遂阿顺陛下之 
意。臣尝自慨,若得礼定,决不受官,俾天下万世知议礼者非利官也。苟 
疑议礼者为利官,则所议虽是彼犹以为非,何以塞天下口。”(同上,《霍 
韬传》)这的确不是在做官样文章,因为尽管世宗不允其辞官,可他硬是 
三上辞呈并最终得以实现。在此,也充分显示了霍氏守道的决心与坦荡的 
胸襟。因而对大礼议双方用小人与君子的标准来判断是非常不合适的。用 
心学与理学的对抗来概括这场争论,在显示双方所拥有的思想系统上也许 
比较简洁明快,但也不能被视为是无懈可击的概括。因为在杨廷和一方, 
也有邹守益、陆澄等王门弟子厕身其间;而在张璁一方,并不是王门弟子 
最先向对方发难,而且作为王学首脑的阳明先生始终不肯介入这场争论。 
因而也就很难用学派间的争辩来界定此事的性质。更何况在这争论的过程 
中,还有世宗这一更重要的因素存在其中呢?从杨廷和一方的初衷讲,他 
们的确是要通过对正统与理学的强调,使朝政纳入一种更加稳定有序的机 
制,然而他们却彻底地失败了。他们的失败不仅意味着士人的皮肉之苦与 
气节之摧,同时也意味着程朱理学的被削弱从而失去了原有的一统局面。 
从王门弟子的角度讲,他们参加大礼议是因为确实认识到人情比天理更合 
乎真实的人性状态,认为“礼本人情”更符合礼的本义,也更有利于现实 
的社会教化。他们依靠这种更令人信服的“人情”击垮了对方僵硬的“天 
理”,却同时也摧垮了激昂的士气,而且也未能带来一个更具有“人情” 
味的政治局面,随之而来的反倒是一个“非天子不议礼”的独裁结果,甚 
至比那个僵硬的程朱理学更为可怕与不合乎“人情”。其实,许多历史事 
件都是如此,表面看似简单,实际甚为复杂,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照会得 
出不尽相同的结论,并且很难用单一的是非优劣标准加以判定,但这往往 
更接近历史的真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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