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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连载==>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  

 
  第一章:明前期的历史境遇与士人人格心态的流变
二、 成祖朱棣的政治策略与永乐士人的无奈
三、 仁、宣士风与台阁体
四、 于谦之死--士人的尴尬与绝望
一、 八股科举制度的选择与理学意识形态的确立
二、科举与圣学:手段与目的的颠倒
三、理学流行中的士人人格与心态
第三节、白沙心学与明代士人人格心态的变异
第三节、白沙心学与明代士人人格心态的变异
第三节、白沙心学与明代士人人格心态的变异
第二章王阳明的心学品格与弘治、正德士人心态
第二章王阳明的心学品格与弘治、正德士人心态
第二章 王阳明的心学品格与弘治、正德士人心态
第二章王阳明的心学品格与弘治、正德士人心态
第二章王阳明的心学品格与弘治、正德士人心态
第二章王阳明的心学品格与弘治、正德士人心态
第二章王阳明的心学品格与弘治、正德士人心态
第二章王阳明的心学品格与弘治、正德士人心态
第三章 嘉靖士人心态与王学之流变
第三章 嘉靖士人心态与王学之流变
第三章 嘉靖士人心态与王学之流变
第三章 嘉靖士人心态与王学之流变
第三章 嘉靖士人心态与王学之流变
第三章 嘉靖士人心态与王学之流变
第三章 嘉靖士人心态与王学之流变
第三章 嘉靖士人心态与王学之流变
第三章嘉靖士人心态与王学之流变
第三章 嘉靖士人心态与王学之流变
第三章 嘉靖士人心态与王学之流变
第三章嘉靖士人心态与王学之流变
第三章嘉靖士人心态与王学之流变
第三章嘉靖士人心态与王学之流变
 
 
第三章 嘉靖士人心态与王学之流变
发布时间:2006/3/26   被阅览数:3966 次
(文字 〖 〗)
 
第一节嘉靖朝政治与士风演变以及王学之遭遇

    三、嘉靖晚期士风与王学的扩张变异
    
    万历士人刘应秋在上疏论劾当时首辅申时行时,曾概括自嘉靖至万历
士风凡三变,其中“一变于严嵩之黩贿,而士化为贪。”(《明史》卷二一
五,《刘应秋传》)嘉靖士风之变是否皆由严嵩所致尚容再有商议,然嘉靖
士风之变“贪”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嘉靖后期,朝中官员之贪污纳贿、
奢侈靡费的确已成普遍的现象,诚如后来张四维所概括的:“当嘉靖末载,
世风之溷浊甚矣。民不见德,惟贿是闻。”(《条麓堂集》卷二三,《文贞
存斋徐公神道碑》)有人曾对士人之价值观作一前后比较说:“嘉、隆以前,
士大夫敦尚名节。游宦来归,客或询其橐囊,必唾斥之。今天下自大吏至
于百僚,商较有无,公然续之齿颊。受铨天曹,得膻地则更相庆;得瘠地,
则更相吊。官成之日,或垂橐而返,则群相姗笑,以为无能。”(陈邦彦
《陈野岩先生集》卷一,《中兴政要书·奖廉让》)此种价值观的变化是值
得密切关注的。因为在嘉靖之前尽管也存在有不少贪污纳贿的事件,但在公
开场合下,毕竟会被一般人视作是卑污的行为,为君子所不齿;在嘉靖之后
并不是说所有的官员均已染贪默之习,但关键是已“公然形之齿颊”,一
般人再也不把此类行为视作丑事,反倒认为官员在解任时若宦囊羞涩,乃
是无能迂腐之结果,故而方会“群相姗笑”。于是,种种的贪污受贿之事
乃成为尽人皆知的公开秘密,嘉靖四十二年,连世宗本人也已闻知贪风之
严重,向大学士徐阶等人询问“今日外官贪肆亏国病民状”,为此吏部尚
书严讷作了具体的陈述:“近日藩臬有司不能体皇上为国为民之心,或赃
罚抵赎之隐匿,或折干常例之滥收,或羡余火耗之侵渔,或里甲夫马之索
取,或科派劝借之横加,或寿仪节礼之概收,或广市土产以结欢于势要,
或极腆供亿以善事乎上官。淫刑以逞,饰诈以欺;潜贿以杜法,假公以济
私。”但要消除此类现象却又极其不易,因为“人不易知,知人不易,万
一有力者行其苞苴,有挟者冯于城社,有智者巧设机械,善于弥缝,如此
则大奸反得漏网,而悃愊孤寒之辈乃辄及之。”世宗闻后也不得不“是之”,
无奈只好向抚按官下了一道谕旨,令其追查以草草了事。(见《明通鉴》
卷六十三)看来,嘉靖士风之贪的确已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
    要解释此种贪风的形成原因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刘应秋说此乃因
严嵩之“黩贿”,可以说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士人的看法。其实,早在严嵩
在世时,便有许多人指出了此点,其中最直率而激烈者是杨继盛向世宗所
上的《请诛贼臣疏》,抒中曾例举严嵩之十大罪状,其中第十条便是其坏
“风俗”。文曰:“我朝风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为少变。皇上继
位以来,躬行古道,故风俗还古。及嵩为辅臣,谄谀以欺乎上,贪污以率
其下。通贿殷勤者,虽贪如盗跖而亦荐用;奔竞疏拙者,虽廉如夷齐而亦
罢黜。一人贪戾,天下成风。守法度者,以为固执;巧弥缝者,以为有才;
励廉介者,以为矫激;善奔走者,以为练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虽英
雄豪杰,亦入套中。从古风俗之坏,未有甚于此时者。究其本源,嵩先好
利,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贪;嵩先好谀,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谄。源之不洁,
流何以清;风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杨忠愍公集》卷一)
我以为杨继盛的这段文字应是刘应秋立论的重要来源之一。严嵩是历史上
著名的奸相,早在嘉靖末严氏刚倒台时,他已被作为奸臣而写入了《鸣凤
记》中,至明末更成为“近代权奸之首”,以致“儿童妇人,皆能指其姓
名,戟手唾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他死后所抄出的财产
虽各书记载不一,而且也许大都有所夸大,但即使根据最保守的数字,也
可证明严氏曾大量地收受贿赂,因而他对嘉靖末期士风的败坏显然负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他前后做了近二十年的内阁首辅,手中握有重权,
而朝政败坏如此,他当然会成为众矢之的了。但后人眼中的严嵩又肯定是
经过了有意无意的戏剧化手法处理过的,他显然已不能被再还原回历史的
真实之中去了。杨继盛疏中的话虽有所夸张,但却肯定不会有太多的失实
之处,否则他便要冒欺君的罪名,但可以同样肯定的是,那并非严嵩的全
部,严嵩的许多优点均被他省略甚至有意隐去了。从他当时的交游中,也
可以看出他并非十足的坏人,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曰:“然分宜通籍,
即见知于献吉、仲默,旋请假还里,读书钤山者七年。献吉远访之山中,
作《钤山堂歌》以赠。于时子衡(王廷相)、华玉(顾璘)、廷实(边贡)、
子钟(崔铣)、允宁(王维桢)、应德(唐顺之)辈,交相引誉,又走使万
里,索用修点定其诗,可称好事矣。”(卷九)非惟此也,阳明先生巡抚江
西时,亦曾登门造访严氏,并亲题钤山堂匾额。(《乾隆袁州府志》卷二
八,《古迹》)至其晚年,湛若水仍为严氏诗文集作序,唐顺之依然与之有
往还。从文学思想上看,他早年追求复古,晚年归于自放,唐顺之谓其“不
烦绳削而合”。(《静志居诗话》卷九)其发展过程倒也颇合文坛之一般趋
势。在用人方面,严嵩亦并非仅仅以贿赂之有无多少作为其衡量标准,如
其任用胡宗宪平东南沿海之倭患,便起码是一件可以见仁见智的事。胡氏
在严嵩任首辅时始终被朝廷所信用,而且其平倭之役也取得了明显的成
效。严嵩倒台后,他先是被作为严氏私党而逮捕入狱,后竟瘐死狱中。胡
氏在与严嵩的交往中,当然少不了物质上的贿赂与精神上的奉承,故而《明
史》曰:“宗宪多权术,喜功名。因文华结严嵩父子,岁遣金帛子女珍奇
淫巧无数。文华死,宗宪结嵩益厚,威权震东南。性善宾客,招致东南士
大夫预谋议,名用是起。至技术杂流,豢养皆有恩,能得其力。然创编提
均徭之法,加赋额外,民为困敝,而所侵官币、敛富人财物亦不赀。”(卷
二0五,《胡宗宪传》)但这种评价显然有些夸张,倘若胡氏果真只知敛财
富以奉迎权贵,搜民膏以中饱私囊,他又何以能够赢得东南士大夫的好评。
我以为当时的茅坤对他的评价较合乎实情,他说:“苟欲按论胡公之罪,
杯酒踯躅,豪宕自喜,大略汉之列侯将军、唐之藩镇节度使者之风是也;
其所为声色之嬖、冠裳之亵,众所不得而庇者;然至于长材大略、雄心猛
智、临敌乘威、转变为功,亦众所不得而掩者。故律之于庄士之行,则世
或不与;课之以捍国之勋,则不可无。”(《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上
袁元峰相公书》)因而茅坤并不认为胡氏之死是罪有应得,而认为乃是权
贵之间争斗的牺牲品,他曾记载了胡宗宪在东南平倭时,徐阶因与严嵩争
权,怀疑胡氏为严之私党,便“数私唆南京台省为飞语以撼之”,后得王
门弟子赵贞吉从中斡旋方保无事。(同上卷二三,《伯兄少溪公墓志铭》)
因此,对于胡氏之死,茅坤认定是被徐阶所陷害:“及分宜去,而华亭当
国,遂阴唆南北谏台,论列其事。曾参,孝子也;参之母,贤母也,已而
人告之以其子杀人者三,不能不透杼而起。先帝且怜放之而归矣,然华亭
且以不杀公,公或当复从丘壑起家,异日栏虎而逸之,祸不测也,于是又
摭述其事。公逮系者再,遂死狱中。”(茅坤《玉芝山房稿》卷七,《与吴
凤麓绩溪书》)在茅坤的印象中,徐阶挟私报复之心并不下于严嵩,胡宗
宪虽有缺点,但毕竟有功于社稷,而徐氏将其置于死地无疑于自毁长城。
故而茅氏有诗曰:“翻手云兮覆手雨,攸而纵兮忽而横。借问洛阳名利客,
不如此处习长生。”(《耄年录》卷二,《夜梦分宜华亭互姿威福两相睚眦
累欷不堪予辄黄冠入山题之左右》)正如诗题所显示的,严、徐均成为争
权夺利的权豪,而他茅坤在梦中则成了胡宗宪第二。因此,在当时相当一
部分士人眼中,严嵩并不是张牙舞爪的奸贼,而颇有几分儒雅本色,如何
良俊说:“严介老之诗,秀丽清警,近代名家鲜有能出其右者,作文亦典
雅严重,乌可以人而废之。且怜才下士亦自可爱。”(《四友斋丛说》卷二
六)严嵩曾如此解释其号“介溪”曰:“夫介者戒也,溪者欺也。大学论
诚意以毋自欺为戒。斯义也,守己事君交友之针砭药石也。”(《钤山堂
集》卷二二,《别号志》)当然不能相信他已按“号”中所寓之义而做人行
事,当他在官场中争夺厮杀时,也许将此早已丢之九霄云外,然而,在嘉靖
末年的官场,又有谁能做到守直勿欺而不遭致失败呢?当严嵩被罢免走上归
途时,这位曾权倾朝野的大学士也会写下如此诗句:“弱冠幸随计,束书
来上京。齿稚气方锐,沼视江湖轻。俯仰十五年,辛苦事浮名。世路多险
艰,风波使人惊。兹游意已阑,无复少壮情。见鸟羡高逝,望云思遐征。
云山遥在梦,日数故园程。”(《南还稿》)其中有对世路风波的惊怕,有
对官场的厌恶,也有对故园的向往,与当时失意文人的心态没有什么不同,
或者说,这么一位权臣也有如此心态,更说明了嘉靖官场的险恶。说严嵩
一人导致了嘉靖后期官场的贪污腐败风气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因为贪风不
始于严嵩,他的前任夏言已家甚富厚,那“高甍雕题、广囿曲池之胜,媵
侍便辟及声音八部”,甚至“什器皆用金”,单靠他的官俸能够维持如此豪
华奢侈的生活吗?而当时与夏言一起在内阁供职的严嵩却不过“寥寥草
具”而已。(《玉堂丛语》卷八,《汰奢》)那时的严嵩对夏言的排场阔气
怕是要满怀羡艳之情的。同时,严嵩在朝中也没有后人所想象的有那么大
的权力,因为他要受到来自文官集团与皇帝两方面的限制。从文官方面讲,
并非所有的官员均为其私党或屈服于权奸,在他为首辅的十余年中,弹劾
他的奏疏一直没有间断,这使他不能不有所忌讳。尤其是他所面对的世宗
皇帝,更是一位刚愎自用、猜忌多疑的君主,尽管在严嵩执政时,世宗曾
长期地居深宫设醮炼丹而不理朝政,但对权力却从不肯有丝毫的放松,据
记载:“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
杀其势。”(《明史》卷三0八,《严嵩传》)在世宗治下,非但严嵩不能
为所欲为,其他阁臣也照样不能,据明人范守己说:“臣于徐少师阶处,盖
捧读世庙谕札及改定旨草。云人尝谓辅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不然。见
其所拟,帝一一省览窜定,有不留数字者。虽全当帝心,也必更易数字以
示明断。有不符意者,则驳使再拟。再不符意,则谯让随之矣。故阁臣无
不惴惴惧者。”(《国榷》卷六四)徐阶如此,严嵩的情形也应大致如此,
因而他不可能达到独断专权的程度。严嵩最大的能耐在于善窥帝意而逢迎
之,以柔媚而得上宠眷。既然严嵩不能专权,则士风之变易也就不能全由
他来负责。
    同样的道理,既然世宗是真正的专权者,那么他便要对士风之贪负有
相当的责任。当时所谓的“贿赂公行”,实际上与世宗具有更直接的联系,
他在不少场合,已公开认可官员受贿的事实。嘉靖二十六年,吏部尚书许
赞上疏揭发严嵩因收受监生钱可教之贿赂,而为其书写名帖到吏部去营求
东阳知县之职。严嵩则上疏辨曰:“臣观赞在前听嘱者亦多矣。即臣有此
一帖,何至便相讦发?”“且臣昔在礼部时,赞干嘱之帖尽多,臣若效所
为,累纸莫尽,但非大臣之体矣。”(严嵩《奏乞追究伪帖以明诬害》,见
《历代奏议》卷十)许赞本人是否多有“干嘱之帖”已难于详考,不过当
时官员多有嘱托并从中获取回报肯定是事实,但尽管大多数人皆有此举,
亦难以证明此举便属正当行为,此犹如不因为世上有许多人偷盗,而盗窃
便可成为理所当然之事一样。关键在于作为皇上的世宗如何去评价与处理
此事,不料他却轻描淡写地说,严嵩所为“俱不为太私”;“你每果一人不
奉承,一帖不接受?”“汝等果一心尽实,不必有此讦发。”(谭希恩《明
大典撰要》卷五三)世宗的思路与严嵩如出一辙:你们也未必就不嘱托,
既然你们也受嘱,何以要揭发严嵩?可见是另有目的。更进一步,如果你
们都廉洁奉公,便不会知晓嘱托之奥妙;既然不知,也便不会有揭发的举
动。可见依世宗之言,则天下人若大多都做强盗,强盗也就不必有罪。难
怪史家评曰:“案此嵩之卖官鬻爵已露其端倪,而部臣之委靡依违,世皇
实已先导之矣。”(同上)此论良然。此类事件决非仅此一例,如嘉靖三十
九年六月,“给事中罗嘉宾等查核倭寇以来督抚诸臣侵盗军粮之数,因劾
故尚书赵文华以十万四千计,总督都御史周珫二万七千,胡宗宪三万三千,
原任福建巡抚阮鹗五万八千。其他或以万计,或以数千计,至有攘取军饷
公行贿赂者,并宜逮问追赃。”证据如此确凿,人员如此具体,应该说处
置起来并不困难。但出人意料的是,“上以宗宪功多,不问。寻宗宪奏辩,
言臣为国除贼用间用饵,非小惠不成大谋,上以为然,更慰谕之。”(《明
通鉴》)胡宗宪的辩解当然有其道理,在瞬息万变的军事活动中,面对着
成员复杂的各色人物,当然需要用额外的重赏以激励士卒,用难却的重金
以诱间敌方。但是否所有的额外支出均用于朝廷之事,或者上述所有贪污
人员均情有可原,恐怕依然存有疑问。若一概不予追究,实际便等于纵容。
其实,世宗对此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他何尝不是在利用利禄在诱导臣下为
其出力;倘若无利禄可图,谁又肯在这危机四伏的官场多呆一日?士人在
对严嵩的参劾中,早就悟出了次一奥妙,他们初始时多指责严氏贪婪多欲,
却从未能取得成功,最后不得不从专权、纵子为恶等其它方面入手。直到
严世蕃最后被逮时,还说:“‘贿’字自不可掩,然非上所深恶。”(《明
史纪事本末》卷五四)就这样自上而下地求得了共识,内阁已明白“皇上
只要人干事,不怪人要钱。”(徐阶《答尽去剥虐谕》,《明经世文编》卷
二四四)则大臣便对贪无复顾忌。而内阁纳贿,则郎署便起而效之,所谓
“内阁吏部要钱,吾党守清无益。”(沈炼《早正奸臣误国以决征虏大策
疏》,《青霞集》卷一)如此上行下效,士风遂不可收拾矣。
    嘉靖士风之贪世宗固然负有重要责任,但这也与整个世风的日益趋于
奢靡密切相关。在这方面,许多社会史著作已做过不少研究与描述,此处
不再展开。仅以松江为例,嘉靖年间,该地风俗以惊人的速度在走向奢靡,
何良俊年幼时“见人请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但至嘉靖时,已是
“肴品计百馀样,鸽子斑鸠之类皆有”。更有甚者,他的一位朋友请客,
“用银水火炉金滴嗉,是日客有二十馀人,每客皆金台盘一副,是双螭虎
大金杯,每副约有十五六两。留宿斋中,次早用梅花银沙罗洗面,其帷帐
衾绸皆用锦绮。……闻其家亦有金香炉。”面对此种情景,难怪何氏感叹
说:“虽仲尼复生,亦未之如之何也已!”(《四友斋丛说》卷三四,
《正俗》一)其实,当何良俊正感叹时,他本人也在不知不觉中较之以前士
人更注重享乐,他曾自称饮酒、听曲、谈谐为其生平三大“夙业”。(同上
卷三三,《娱老》)他当时以学问渊博而著称,虽科举不利,但以特例受南
京翰林院孔目,在南京与一帮朋友诗酒优游,相得甚欢,但久而厌之,感叹
道:“吾有清森阁在海上,藏书四万卷,名画百签,古法帖彝鼎数十重,弃
此不居,而仆仆牛马走乎?”(《明史》卷二八七,《何良俊传》)何良俊
较之那些山吃海喝的俗士自然要高雅得多,但四万卷藏书与那么多的名画法
帖彝鼎,是以前的士人所难以奢望的。尤其是他的人生态度,将仕途视为
若牛马之劳顿,则可知其在野生活之悠闲惬意。反过来,如果朝廷之外的
士人已可充分享受人生,而让在朝为宦者终日若牛马之奔走而不受其影
响,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于是,士人们采用各种手段以求取财富也就
是必然之事了。拿嘉靖后期在位的两位首辅大学士严嵩与徐阶相比,严氏
固然贪财奢靡,而徐氏也致富有方。严氏终于成为声名狼藉的权奸,而徐
氏却有幸逃脱历史的谴责,完全取决于其所处地域的不同而导致的致富方
式的差异。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四载:“华亭之富埒于分宜,吴门(申
时行)之富过于江陵(张居正),非尽取之多也。苏松财赋之地,易为经
营;江楚旷莽之墟,止知积聚耳。而彼以之败,此以之存,岂岁星长在吴
耶?夫得地者得人,得人者得天,天亦何时定也。”(《明史资料丛刊》第
三辑,41页)于慎行还具体记述了吴人之致富方式:“吴人以织作为业,
即士大夫家多以纺织求利。其俗勤啬好殖,以故富庶。然而可议者,如华
亭相在位,多蓄织妇,与市为贾,公仪休之所不为也。往闻一内使言华亭
在位时,松江赋皆入里第,吏以空牒入都,取金以相邸。相公召工倾金,
以七铢为一两,司农不能辨也。”(同上,35页)很难说徐氏家族在买卖
交易中不借助徐阶的权势而有额外收入,尤其是松江赋之实物入其家而到
京城相府中去取现金,则多收少付之贪污现象更难避免,但他毕竟与严嵩
的公然以卖官鬻爵之手段收受贿赂具有明显的区别。其实,士人本身就是
这个社会的精英与权力的实际掌握者,因而这个社会所制定的种种制度与
政策也必然会以保证他们的利益为前提,但在以前还有儒家天下为公的理
想与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理念这层面纱遮饰着,以便使士人追求利禄的欲
望不要恶性膨胀,从而危及了制度本身。如今只不过将原本掩饰着的真实
目的公开化而已。因而从本质上看,这个社会并没有根本的改变。需要指
出的是,原来作为调节因素的程朱理学已无法限制士人日益膨胀的物欲追
求,必须找到一种新的东西来作为替代物,或者是思想上的,或者是制度
上的。但遗憾的是却没有,阳明心学本有替代程朱理学的要求,却被世宗
否定了,而在制度上又丝毫没有新的改观,比如增加官员薪俸、建立严格
的会计制度等等,于是士人的物欲追求便通过各种非正常化甚至非合法化
的方式去实现,从而带来了各种恶性后果。
    其严重后果之一便是士风的疲软。这是因为“贪”与“软”是密不可
分的,贪是对利益的追逐与攫取,而要达此目的,必须保持一己之官位或
获取更高之官位,则对于能够决定其命运的皇上就自然会采取媚软的态
度。此种情形在嘉靖中期已相当严重,至晚期则更是变本加厉。对此当时
人所言“青词宰相”一事最足作为例证。《明史·顾鼎臣传》曰:“帝好长
生术,内殿设斋醮。鼎臣进《步虚词》七章,且列上坛中应行事。帝优诏
褒答,悉从之。词臣以青词结主知,由鼎臣倡也。”(卷一九三)自此之后,
“词臣率供奉青词。工者立超擢,率至入阁,时谓李春芳、严讷、郭朴及
孙炜为‘青词宰相’。”(同上《袁炜传》)而嘉靖后期阁臣尤其是首辅之
相倾轧与相更迭,青词功夫乃其重要契机之一,严嵩之能居首辅位十年,其
青词功夫发挥了巨大作用,世宗在其去位后犹曰:“朕以其力赞玄修,寿
君爱国,特加优眷。”(同上卷三0八,《严嵩传》)而徐阶欲挤嵩而代之,
则“益精治斋语迎帝意。”(同上卷二一三,《徐阶传》)而当时士人对此
竟见怪不怪,视为当然,但若与前朝相比,则可立见其士风人格之卑下。远
者且不言,即如弘治八年孝宗命阁臣撰斋醮所用“三清乐章”而言,徐溥
诸人犹敢以其为道家妄说而拒不“阿谀顺旨”,此种义正词严的声调在嘉
靖初尚未绝响,杨廷和曾“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同上卷
一九0,《杨廷和传》)但对于嘉靖后期士人而言,此种情形已恍如隔世了。
自世宗移居西苑玄修后,入值无逸殿以便随时供应青词的官员共有二十余
人,计:太师翊国公郭勋、太师成国公朱希忠、太保附马都尉崔元、太傅
咸宁侯仇鸾、附马都尉邬景和、少保安平伯方承裕、太保都督陆炳、太保
都督朱希孝、少师大学士夏言、少傅大学士翟銮、少师大学士严嵩、少保
大学士顾鼎臣、少保尚书费宏、宫保大学士张治、少傅大学士李本、少师
大学士徐阶、尚书欧阳德、宫保尚书李默、宫保尚书王用宾、少保尚书吴
山、少傅大学士袁炜、宫保大学士严讷、少保大学士李春芳、少保大学士
郭朴、尚书大学士高拱等。(王世贞《大臣从游值宿应制》,见《弇州史料
后集》卷三八)其中论身份有皇亲侯伯,也有学士尚书;论性情有兀傲的
夏言,也有柔媚的严嵩;论学术有尊奉程朱的高拱,也有王门弟子徐阶与
欧阳德。但所有这些人均将当值视为一种荣耀而未有丝毫的异议。其实,
当值无逸殿并非什么令人愉快的差事,在这冷寂的宫殿中度过一夜夜无聊
的时光而不能与家人团聚,不知这些大臣们用什么方式去打发这难熬的时
光;同时,这种举动也没有任何价值可言,如袁炜所撰“最为时所脍炙”
的一联青词为:“洛水玄龟初献瑞,阴数九,阳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
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诚有感;岐山丹凤两呈祥,雄鸣六,雌鸣六,
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万历野获编》
卷二,《嘉靖青词》)此种纯粹的文字游戏,既无实用价值,亦无审美价值,
除了能够满足一下世宗的虚荣与仙欲外,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撰写此种
文字显然是一种生命的浪费。寂寒的生活,空洞的文词,当然不会令任何
人发生兴趣,这帮大臣之所以乐此不疲并引以为荣,唯一的解释便是可借
此固宠而获禄位,则当时士风之卑下也就昭然若揭了。因为大臣如此,则
上行下效,必然会带来士风的整体转变。稍翻史书,人们便会发现许多这
种转变的实例。孙应魁为谏官,“屡犯权贵,以风节自厉。晚官计曹,一
切为苟且计,功名大损于前。”(《明史》卷二0二,《孙应魁传》)周延
“砥节奉公,”“权臣用事,政以贿成,延未尝有染。然居台端七年,无
谏争名。”(同上,《周延传》)闻渊在夏言柄政时,尚不能委曲相徇。
世宗令其为夏言定罪,他表示:“言事只任意,迹涉要君,请帝自裁决。”
结果惹得皇上大怒而“切责”之。然而,“严嵩既杀言,势益横,部权无
不侵,数以小故夺渊俸。渊年七十矣,遂乞骸归。家居十四年卒。”(同
上,《闻渊传》)因而史臣总结说:“世宗朝,璁、萼、言、嵩相继用事,
六卿之长不得其职。大都波流茅靡,淟涊取容。”(同上,《赞语》)士
风疲软的特征之一是因循平庸而毫无主见,正如归有光所言:“天下之俗,
其弊久矣。士大夫以媕婀雷同、无所可否为识时达变,其间稍自激励,欲
举其职事,世共訾笑之。”(《震川先生文集》卷二,《雍里先生文集序》)
士风疲软的特征之二是唯利是图、唯势所趋而不讲原则节操。嘉靖后期党
争激烈,所谓“世宗之季,门户渐开。居言路者,各有所主。”(《明史》
卷二一五,《赞语》)但此时之党争既不同于前此的礼议之争,甚至与万
历后期之党争亦有较大差异。一般党争往往以品行、籍贯、同年等为原则,
相互结为群体,以维护其道义或利益。而此时的士人则朝秦而暮楚,趋于势
利被视为当然。如夏言得势时,严嵩不仅与之大叙乡谊,且撰文赠夏言曰:
“公方为霖为砺,摅尧舜君民之志,匹休古名臣之业,以赞翊我圣天子中兴
之盛治,所谓马周之奏疏,苏轼之文章,盖不足为公道矣。”(《钤山堂集》
卷十九,《赠大宗伯夏公序》)如此吹捧实近乎肉麻,而一旦瞅准机会,便
将夏氏置之死地并取代其首辅地位。而徐阶亦如法炮制以对付严嵩,在严氏
权势炙手可热时,徐阶借口避倭寇之乱而将家迁至江西,又与严世蕃结为亲
家,这便与严氏有了“乡曲之谊”,“于是分宜坦然不复介意”。而一旦严
氏势败,徐阶“即鬻南昌里第,解江右之籍。”(《谷山笔麈》卷四)而工
部尚书雷礼之表现更令人喷饭绝倒,他本是严氏私党,而当严嵩刚失帝宠,
他便迅即倒向徐阶,可谓严党倒戈的前茅:“一日,分宜在直,司空侍坐。
分宜叹曰:‘近日少湖间承一二密札,遽作骄肠,何其不广,此老夫二十年
前光景也。’司空即大声曰:‘徐老先生自是高义,相公未可厚非。’分宜
大诟曰:‘若非吾里子耶,何得为他人乃尔!’司空应声曰:‘某官一品尚
书,奈何以语言辱我!’分宜骂曰:‘尚书谁所乞与,敢为此态?’司空即
走白华亭。”(同上)什么乡谊、道义、恩义,全被其置诸脑后,唯一起作
用的乃是势与利。中国士人的品格竟沦落到如此地步,的确令人吃惊感叹!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士人都认同这疲软的人格,在嘉靖朝也曾先后出
现了如杨继盛、沈炼与海瑞那样的勇于谏君的忠梗之臣,尤其是海瑞,敢
于直斥世宗之荒唐:“一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惑;过于苛断,是陛下之情
偏”,甚至喊出“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明史》卷二二六,《海
瑞传》)从而引得旧史学家对此大加赞扬:“语有曰,‘君仁则臣直’。当
世宗之代,何直臣多欤!重者显戮,次乃长系,最幸者得贬斥,未有苟全者。
然主威愈震,而士气不衰,批鳞碎首者接踵而不可遏,观其蒙难时,处之
泰然,足使顽懦知所兴起,斯百馀年培养之效也。”(同上卷二0九,《赞
语》)但仔细品味这段话,会发现存有许多不实之词。首先是相对于因循
苟且、谋利自私、结党排陷的大批官员来说,海瑞般的直臣断不能以“多”
言之,否则海瑞不必在奏折中说“今大臣持禄而好谀,小臣畏罪而结舌”
(同上卷二二三,《海瑞传》)的沉痛之语。其次,臣直也并非君仁的反映。
严格讲来,如海瑞般的强谏对于国家与君上已不是什么好的消息,这证明
朝政已败坏到触目惊心的境地,而他们所作的拼死一搏也很少有成功的希
望,正如宋儒邵雍所言:“虽圣君在上,不能无小人,是难其为小人;虽
庸君在上,不能无君子,是难其为君子。自古圣君之盛,未有如唐尧之世,
君子何其多耶!时非无小人也,是难其为小人,故君子多也,所以虽有四
凶,不能肆其恶。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商纣之世,小人何其多耶!时非
无君子也,是难其为君子,故小人多也,所以虽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
知君择臣,臣择君者,是系乎人也。”(《皇极经世·观物篇四七》)当杨、
沈、海诸人或命丧西市、或身系大狱时,其“批鳞碎首”的勇气固然可嘉,
可同时不也说明做忠臣的艰难吗?所谓世乱显忠臣,则忠臣显然与乱世相
联。嘉靖朝当然还说不上是乱世,却无疑是一个衰世,则世宗又怎能说是
位仁德的君主呢?《尚书》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
之咎。”(《大禹谟》)嘉靖朝正是君子在朝无所措其手而不得不在野的时
代,诚如有人所说:“考是时公(即唐顺之)既在野,薄文章不为,孜孜
研求经世之学,而张居正则默处禁中,考索国家典章及兵食诸籍。惟王、
李譊譊以诗文号天下。”(唐鼎元《明唐荆川先生年谱》卷三)此刻必须有
忍的功夫,默默等待机遇的来临。否则亦可兴趣他移,如象后七子那般去
追求文学的复古。然而,无论是等待还是兴趣转移都是非常痛苦的,因为
环境是如此的险恶,而世宗的统治又是如此的漫长,茅坤感叹说:“嗟乎
嗟乎缙绅家,裂冠毁裳乱如麻。”(《耄年录》卷四,《寄赠钱南离先生长
歌一首》)此乃形容士人被摧折之普遍,而“嘉靖累数十年不赦”(《震川
先生文集》卷六,《上高阁老书》)则是言其等待之长。于是,一向沉稳的
张居正终于有些按捺不住,便向世宗上疏,试图让皇上了解一点如今士人
的真实状况,其曰:“今大小臣工虽有怀当时之忧为宗社之虑者,而远隔
于尊严之下,悬想于於穆之中,逡巡禁口而不敢尽其愚,异日以台谏不言
之故常加谴责矣。是臣下不匡之刑也,而至今无一人举当时之急务以为言
者,无已则毛举数事以塞责。夫以刑罚驱之而犹不敢言,若是者,何雷霆
之威不可干,神明之尊不可测。”于是便产生了种种的弊病,而最大的弊
病则是人才的匮乏,而在现有的官员中,又是“举劾参差,毁誉不定,贿
多者阶崇,巧宦者秩进。”(《张太岳文集》卷十五,《论时政疏》)由
此士风也就不可收拾了。
    在此种历史境遇中,王学的命运如何呢?正如前边所言,王学本是为
挽救程朱理学的危机而产生的,它肩负着端正士风与安顿自我的双重使
命,因而政治境遇愈恶劣,士风愈败坏,它愈能赢得正直文人尤其是失意
文人的重视。故而尽管嘉靖朝曾多次明令禁止王学,但它不仅未能被禁绝,
反倒信者愈来愈多,规模愈来愈大,其基本走向是:嘉靖初曾一度在北京
流行,据阳明年谱载:“自师没,桂萼在朝,学禁方严。薛侃既遭罪遣,
京师讳言学。至是年(嘉靖十一年),编修欧阳德、程文德、杨名在翰林,
侍郎黄宗明在兵部,戚贤、魏良弼、沈谧等在科,与大学士方献夫俱主会。
于时黄绾以进表入,洪、畿以趋廷对入,与林春、林大钦、徐樾、朱衡、
王惟贤、傅颐等四十馀人始定日会之期,聚于庆寿山房。”(《王阳明全
集》卷三六,《年谱附录一》)可见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后来随着许多人的
贬谪与退隐,在京城渐趋冷落。嘉靖十五年左右,随着邹守益、湛若水的供
职南都,讲学重心又转至南京,当时在南京有以邹守益为首的阳明心学,也
有以湛若水为首的甘泉学派,还有以吕楠为首的程朱学派,诚所谓“时天
下言学者,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独守程朱不变者惟楠与罗钦顺云。”
(《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后经嘉靖十七年的朝廷禁止而稍杀其
势。但在民间书院以及不少省、府、县学校依然轰轰烈烈,无少歇止。发
展至嘉靖后期,更是以无法遏止的势头迅猛扩张,各地纷纷立书院讲会,
其规模之大实属空前。据邹守益讲:“鄙邑惜阴之会举于各乡,而春秋胜
日,复令九邑及赣抚之士会于青原。”(《东郭集》卷五,《简方时勉》)
案此九邑乃指吉安之庐陵、吉水、安福、龙泉、永丰、万安、永新、泰和、
永宁九县。如果说青原之会乃由于吉安所辖地域较广的话,而邹守益家居
时,“与其乡人刘邦采、刘文敏、刘阳、欧阳瑜等建复古、连山、复真诸
书院,为四时之会。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青原山为大会,凡乡贤士大夫偕
与,远者年聚,近者月会。小会人百,大会人千。绛帏一启,云拥星罗。”
(沈佳《明儒言行录》卷八)当时各地究竟设立过多少书院讲会,实难作
出准确统计。而朝廷官员的公开倡导王学,并利用其官职而推广王学,则
预示了其发展的一种新方向。如徐阶任江西督学时即大倡心学,而聘请南
中王门薛应旂主白鹿洞讲学事。又如:“邹守益嘉靖三十六年会白鹭书院,
发明《学》《庸》合一之旨,学使王宗沐率生儒以千计听讲。”(《耿天台
先生集》卷十四,《东郭先生传》)而嘉靖二十六年之后,随着徐阶的入阁,
以及聂豹、李春芳、赵贞吉等王门弟子的占据朝中高位,意味着王学已逐
渐在朝廷取得相当的优势。据王门泰州学派传人颜钧回忆:“时徐少湖名
阶,为辅相,邀铎主会天下来觐官三百五十员于灵济宫三日。越七日,又
邀铎陪赴会试举人七百士,亦洞讲三日。”(《颜钧集》卷三,《自传》)
颜钧(1504—1596),字子和,号山农,又号耕樵,吉安永新人。他后来因
避神综讳而更名为铎。他虽终生布衣,但却是泰州后劲,当时颇有些名气。
他在此说徐阶请他主讲,我以为有点自我夸耀的成分。不过,当时确有规
模很大的讲会,据《明儒学案》载:“(徐阶)及在政府,为讲会于灵济
宫,使双江、松溪程文德分主之,学徒云集,至千人。其时癸丑(嘉靖三
十二年)甲寅(三十三年),为自来未有之盛。”(卷二七)《明史·罗汝
芳》未言主持人,只说罗氏“劝徐阶聚四方计吏讲学,阶遂大会于灵济宫,
听者数千人。”(卷二八三)我以为主讲人应以聂豹、程文德较为合理,他
们均为朝中高官,又与徐阶熟悉,故而易被推为主讲,而不大可能让布衣颜
钧主讲。至于与会人员到底是数百,还是一千或者数千,实无关紧要,总
之规模甚大。此类举动带有半官方性质,尤其是象徐阶作为首辅的地位而
倡导讲学,对士子官员的影响应该是相当大的。但阳明心学真正达到最鼎
盛的时期是隆庆元年左右,此时世宗已逝,作为顾命大臣的首辅徐阶手中
又握有重权,于是在嘉靖一朝始终被禁的王学终于被官方认可,其明显标
志便是阳明的重得恤典。隆庆元年五月,朝廷下诏令部院科道官议奏病故
大臣有应得恤典赠谥而未得者。这显然是徐阶等人的意思,于是给事中辛
自修、岑用宾等,御史王好问、耿定向等上疏,言王守仁“功勋道德,宜
膺殊恤。”(《王阳明全集》卷三六,《年谱附录一》)尽管在嘉靖朝也曾
有人上疏要求为阳明请求恤典,但都十分小心谨慎。如徐渭的《为请复新建
伯封爵疏》,便将阳明之事功与学术分而言之,说“守仁之于学,其真与
伪,臣姑勿论,纵其伪也,尽其死力于艰难,索其罪遣于讲说,朝以劳而
封之,暮以其学而夺之,无乃大相缪乎?”(同上卷四十)徐渭终生无缘
官场,故无上疏之责,本疏乃为他人代笔无疑。而徐氏又系代笔高手,其
撰此疏当经过精心思考,以求挽回圣心。因朝廷对伪学有明令之禁,翻案
有相当难度,故不言其学,只言其功。这是徐渭之聪明处,也应是当时许
多王门中人之共识。但在隆庆时形势已大不相同,世宗已逝,无复顾忌,
便“功勋道德”合而言之,并最终得以成功,阳明被朝廷诏赠新建侯,谥
文成。在朝廷的《谕祭文》中,是如此评价阳明的:“惟卿学达天人,才
兼文武。拜官郎署,抗疏以斥权奸;拥节江西,仗义而讨凶逆。芟夷大难,
茂著奇勋。又能倡绝学于将湮,振斯文于不坠。岂独先朝之名佐,实为当
代之真儒。”(《阳明全书》卷三八)尽管该文是以皇上口气下达的,但分
明代表了王门弟子的情感与思想,甚至该文极可能便是徐阶的手笔也说不
定。从隆庆元年朝廷认可王学到万历初张居正禁止讲学的这一段时间,阳
明心学得到了空前的扩张,不仅讲学规模日益扩大深入,而且还渗透于科
举考试中,顾炎武引艾南英《皇明今文待序》曰:“嘉靖中,姚江之书虽
盛行于世,而士子举业尚谨守程、朱,无敢以禅窜圣者。自兴化、华亭两
执政尊王氏学,于是隆庆戊辰(二年)《论语程义》首开宗门,此后浸淫,
无所底止。科试文字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阴诋程、朱。”(《日知录》
卷十八,《举业》)其中所言或许有些夸张,但王学思想渗入科举之中,
的确会对士人造成更加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王学之进入官场并最终被朝廷所认可,可以说好坏优劣各兼其半。从
好的一面讲,是它借助官方的力量从受压抑的不利状况中解脱出来,取得
了发展与普及的机会,对此已见于上述。从不好的一面讲,它也同时受到
了官方习气的影响。因为王学要借助官员而发展,而官员也要借助王学而
满足自我的需要。明人沈德符便一再指出:“宰相以功名著者,自嘉靖末
年,至今上初年,无过华亭、江陵二公。徐文贞素称姚江弟子,极喜良知
之学,一时附丽之者,旁畅其说,因借以把持郡邑,需索金钱,海内为之
侧目。”(《万历野获编》卷八)此乃借讲学以满足私欲。“嘉靖末年,徐
华亭以首揆主盟,一时趋鹜者人人自托吾道,凡抚台莅镇,必立书院,以
鸠集生徒,冀当路见知。其后间有他故,驻节其中。于是三吴间,竟呼书
院为中丞行台矣。”(同上卷二四)此乃将书院作为邀名猎誉之工具。胡宗
宪之例也许足以说明讲学对于嘉靖后期官员之意义,当他在东南开府御倭
时,正是王学流行之盛期,又处于王学之发源地越中,故胡氏亦为推波助
澜之举,沈懋孝《讲学述》曰:“年二十一时,胡都府梅林公迎其师东郭
邹先生馆于西湖之万松书院,因折柬招四方学者三百人并侍邹先生之教几
半月,大都宗象山述阳明二先生之指而倡明之,始欣然有会心矣。”(
《明文海》卷一三二)查胡氏生平,于阳明心学并无特殊兴趣,他何以要将
邹守益请来讲学,又何以要召集三百讲学者共成此事。我想,他需要的并不
是学者所讲的内容,而是那轰轰烈烈的声势,其目的便是在东南士大夫中
造成好的印象。《明史》本传言其“性善宾客,招致东南士大夫预谋议,
名用是起。”这“预谋议”乃是结果,而将他们招来的手段则是讲学。因
为胡氏要成御倭之功,离开东南士大夫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而要获得其
支持,就必须投其讲学之所好。看来他的确受到了不错的效果,象徐渭、
茅坤等人均曾为其出谋划策,而这些人都与王学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如
徐渭系阳明弟子季本之门人,而作为唐宋派代表人物的茅坤则与唐顺之关
系甚好。其实,甚至后来唐顺之欣然出山至东南抗倭,也很难说与胡氏重
讲学的行为毫无关系。但胡氏本人的成功却说明了讲学的变质,因为阳明
讲学之初衷在于提高士人的境界,而最反对将讲学作为求取名利的手段,
而胡氏之讲学却恰恰是求功名的手段之一。尤其是当时非但胡宗宪如此,
许多士人亦均如此,就以徐阶为例,不仅“缙绅附之,辄得美官;”(徐树
丕《识小录》卷二,《讲学》)而且其本人作为讲学盟主也是毁誉参半。这
主要是由其独特的人格所决定的。徐阶(1494—1574),字子升,松江华
亭人。嘉靖二年进士第三人,官至礼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史载其“短
小白皙,善容止。性颖敏,有权略,而阴重不泄。”(《明史》卷二一三,
《徐阶传》)他正是靠着这“颖敏”“权略”周旋于风云变幻的嘉靖后期官
场,并立于不败之地的。他有那一时代官员的共同特征:追求钱财与圆滑
权变。故工部尚书李遂称其为“四面观音”。(黄景昉《国史唯疑》卷六)
海瑞则讥之为“甘草国老”,亦即“和柔之义胜,直方之德微。”(《海瑞
集》附录,《乞治党邪言官疏》)史学家支大伦则言其“玄文入值,伛偻善
谀。”(支大伦《皇明永陵编年信史》卷四)言其“善谀”而撰写青词,
“和柔”而善于奉迎,均为抹不掉的事实。但他与严嵩又不同,他追求钱财,
却不过于贪默,而是靠纺织经商而工于算计致富;他圆滑权变,却较少害
人,颇有官声。故而也就有了许多正面的评价,言其“器量深沉,虽任智
数,要为不失其正”;“立朝有相度,保全善类,嘉隆之政多所匡救,间有
委蛇,亦不失大节。”(《明史》卷二一三,《徐阶传》)“惟其小用权术,
收采物情,识者不无遗憾,虽然,若廷和、阶者,俱救时相也。”(李翊
《戒庵老人漫笔》卷八,《凤洲阁臣小断》)“分宜败后,尽反其秕政,卒
为名相。”(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徐阶与严嵩处于同一时代,且
其性情亦有相同之处,他之所以未成为权奸人物而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除了他善于经营而不过于贪默外,亦与其身为王学中人,耳濡目染良知学说,
所接多为正人有关,这使之虽难如阳明先生那般成为一代人豪,却亦未最
终流入权奸一路去。可以说,他因身陷官场而败坏了王学的名声,也因身
染王学而减少了些许奸人之气,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嘉靖间刑科给事中张岳有一段条陈时政的话,论当时讲学之弊颇为具
体,其曰:“今讲学家以富贵功名为鼓舞人心之术,而闻风争附者,则先
以富贵功名横于胸中,铨衡一缺,则翘首而垂涎,馆局一开,则热中而濡
足。司钱谷则慕秩署之清华,典刑名则思兵曹之喧赫,居台谏则美卿贰之
崇高,以为不通其说,不究其术,则无以满其欲而济其私。于是剽窃浮词,
谈虚论寂,相饰以智,相轧以势,相尚以艺能,相邀以声誉,初学之士,
靡然从之。一入蒲团,皆宛然有圣人面貌,且洋洋独喜自负曰:‘吾为会
中人物矣。’臣不暇论其立心制行何如,试即与会之时,言语色笑,变态
多端,或看喜怒于上官,定进止之秘诀;或腾毁誉于多口,发爱憎之神机;
或间为坚白异同之谈,各质己私,哓哓不相下。一有爵位稍尊巧言雄辨者,
众皆唯唯,而莫敢发。岂天爵之论,以人爵而后定乎?今群工百执事,各
有司存,既非奠贽于师弟,又非结契于朋侪,岂宜群萃州处,什伍成群,
以获众听?”(《典故纪闻》卷十七)此段文字不仅记述了当时讲学之盛
大规模,而且指出了讲学的种种弊端,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借讲学
以谋取富贵功名之私利,二是不能坚持己见而以权高势尊者为准的。但张
氏之言并不能全面概括当时讲学之特点,因为他所指出的现象基本上是以
京中官场之所见所闻为经验范围,而对民间讲学则未予涉及。因而后世许
多学者往往根据明清士人对讲学者的攻击之言作为判断的依据,从而指出
讲学的种种弊端,应该说是并不很可靠的,如近些年有人发表文章探讨明
人讲学之流弊,所论即大有可商榷之余地。⑥如言讲学之“派别淆乱,主
张多端”,引许孚远之语曰:“近时朋友各揭宗旨,以为独得圣学之秘。”
(董斯张《吴兴备志》卷二九)认为这使讲学变得“门路多端”,令学者
无所适从。其实这恰恰说明了王门弟子不盲从的优点,与上述张岳之见刚
好相反。又如引查铎之语曰:“今之学者,多随其性之所近与先入之见。
有从虚入者,有从寂入者,有从乐入者。久之,各有效验,”“各有所见”,
“遂以为本来面目。”(《水西会语》)认为这是犯了主张多端的错误。
其实,这恰恰体现了王学流派众多、各有所得的生命活力,也是他们在纷
繁复杂的时代里,根据各自不同的境遇而悟出的人生之道。这些道理也许
并不全面,并不能解决所有的人生问题,但毕竟是他们的真实人生体验,无
论是“虚”“寂”还是“乐”,对于提出者个人来说,均是为自己的人生而
设计出的存在方式,故而也就是他们的理想人生哲学。我们在本章里并不
急于来评判这些人生理论的优劣,而是重在探讨其如何回应时代所提出的
人生难题,并通过其人生理论来研究其真实的心态,以期弄清阳明心学在
明代后期发展的真实轨迹及其对士人心态所造成的影响。根据当时的实际
状况,我们将嘉靖时期王学的不同人生追求及其由此形成不同心态分为四
种类型:以王艮为代表的求圣狂者派,以罗洪先为代表的自保归寂派,以
王畿为代表的求乐自然派,以及以唐顺之为代表的事功进取派。下面一一
论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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