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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探微

    发布时间: 2007/2/7 10:44:25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华语桥
    文字 〖 〗 )

    【提要】新加坡华语是新加坡华族的共同语,它是在新加坡的土壤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区域变体。

    新加坡华语语汇中存在着一部分反映新加坡社会特有的事物或现象的词语,它们体现了新加坡华语的特色,成为新加坡社会的一面镜子。这些词语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在人们的语文生活中具有不容低估的语用价值。同普通语汇一样,特有词语也存在着规范的问题,规范的原则是趋同存异,双向互动。

    【关键词】新加坡华语  特有词语  变异

    新加坡华语是新加坡华族的共同语,它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区域变体。它在新加坡的土壤上形成并发展起来,所以无论语音、语汇、语法都有与普通话不同之处,正是这种差异体现了新加坡华语的特色。

    本文将视角瞄准语汇中的特有词语,描述由这些词语所构成的新加坡社会的独特景象,阐述它们产生的社会条件、在人们的语文生活中的价值以及规范问题。

    一  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的界定

    对“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可作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

    狭义的理解可以顾名思义,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就是反映新加坡社会特有的事物或现象的词语。例如“组屋”、“5C”、“拥车证”、“度岁金”、“共乘德士”、“白兔快车”、“新加坡司令”、“华文B课程”、“主要翻新计划”、“电梯尿液侦查器”。这些词语只有新加坡才有,只通行于新加坡,是新加坡单区独用的词语。中国大陆、港澳、台湾地区或其他华人社区的华人初到新加坡,在同新加坡人沟通时,通常都不明白这些词语的意思。

    广义的理解是除了上面所列举的单区独用词语之外,另有两类:

    一类是跟中国的普通话异名同实的词语。例如东南亚国家的区域性国际组织——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新加坡的华文译名是“亚细安”,马来西亚两家主要的华文报,一家用“东协”(东南亚国家协会),一家用“东合”(东南亚国家合作机构)。请看:

    (1)中国总理朱镕基、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和韩国总统金大中,今天也受邀同亚细安首长举行“10加3”非正式峰会。(新加坡《联合早报》1999年11月28日第4版)

    (2)共有10个成员国的东合的总统(或国家主席)和总理(或首相),将在周末的一系列高峰会议上,与中国总理朱镕基、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及韩国总统金大中会谈。(马来西亚《星洲日报》1999年11月28日第25版)

    (3)在峰会上,10个东协国家的总统与总理将在周末的系列会谈中,会见日本首相小渊惠三、中国总理朱镕基与韩国总统金大中。(马来西亚《南洋商报》1999年11月28日第A21版)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是ASEAN的成员国,两国的华文报在同一天的新闻报道中却用了三个不同的译名。这个组织,中国大陆叫“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台湾叫“东协”;香港分两派,一派叫“东盟”,另一派叫“东协”。“亚细安”、“东协”、“东合”、“东盟”构成一组异名同实词语。又如“普通话”(中国大陆、港澳)、“国语”(台湾、港澳)、“华语”(新马)也是一组异名同实词语。

    另一类是中国的普通话不用,但是新马两地共用,或者新马和香港或台湾三地共用,或者新马与港澳四地共用,或者新马和港、澳、台五地共用的词语。例如:

    垃圾虫 (litterbug) ——新、马、港、澳、台五地共用;

    得直 (古汉语词) ——新、马、港三地共用;

    报聘(古汉语词) ——新、马、台三地共用;

    巴刹——新、马两地共用。

    本文所谓“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是按照广义的理解界定的。

    由于新马两国一水之隔,唇齿相依,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关系密切,交往频繁,两国的华语词语多有相同之处,因此,本文有时将新马两国并提。澳门的用词与香港多有相同之处,所以本文有时单提香港也包括澳门。

    二  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的类别

    根据上述界定,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可以分为以下八类:

    1 反映新加坡本土特有事物的词语。例如: 5C、拥车证。

    2 与中国的普通话异名同实的词语。例如:乐龄、爱之病。

    3 与中国的普通话名同实异的词语。例如:财路、大字报。

    4 新马港台通用而普通话尚未吸收的词语。例如:垃圾虫、狗仔队。

    5 新马港台通用而普通话近年吸收的词语。例如:峰会、负增长。

    6 新加坡一直使用而普通话已消亡的词语。例如:邮差、得直。

    7 闽粤方言词语。例如:爽、大耳窿。

    8 高频的国名、地名、人名或景点、建筑物、法定机构、政党、社团的名称。例如:澳洲、乌节路、莱佛士、圣淘沙、百胜楼、建屋局、行动党、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自从互联网产生之后,网络媒体应运而生,而且日新月异。全世界华人社区的特有词语或新词新语借助网络媒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球汉字文化圈内传播、流通。这种词语大交流的盛况,是任何一部工具书,甚至论文都无法及时而全面地描写和反映的。例如1997年10 月,上海《咬文嚼字》发表了笔者的一组短文,其中有一篇叫《酷》,结尾说:“周边国家和地区‘酷’风四起,中原大地是否已经发出将刮‘酷’风的天气预报?”不久,中原大地果然刮起一股强烈的“酷”风。

    中国的网络事业发展得很快,境外或海外华人社区产生的新词新语经常在第一时间就为网络媒体所吸收并传播开去。2001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工商领导人举行高峰会议,20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举行非正式高峰会议,“峰会”一词在全中国的媒体上频繁地出现,使用频率之高前所未有。如果说此前仍有人觉得“峰会”一词使用起来不习惯的话,那么,今后它在普通话词汇中的地位就巩固了。其实,有眼光的语文工具书的编者早已将“峰会”收编进词典了。[1]

    上述第四类随时可能被普通话吸收而转入第五类。第五类只包括近年才被吸收的词语,例如“峰会”、“负增长”;几年前就被吸收的词语,例如“公关”、“卡拉OK”等不包括在内。四、五两类划分的主要依据是某个词语在中国大陆的流行度,而不是以词典是否收录为据。流行度偏低或过低者归入第四类,如“同志”(指同性恋者)、“哈日”;流行度较高者归入第五类,如“双赢”、“作(做)秀”。

    三  新加坡社会的一道风景线

    新加坡华语语汇中的特有词语构成了一道新加坡社会的风景线。接触新加坡,走进新加坡,认识新加坡,了解新加坡,融入新加坡,都不能无视或忽略这道风景线,或者可以说,这道风景线是个最佳的切入点。中国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陈原先生说:“社会生活任何变化,哪怕是最微小的变化,都会或多或少地在语言——主要在语汇——中有所反映,因为语言是社会生活所赖以进行交际活动的最重要的交际手段。”陈原先生也提出透过语言中最敏感的部分——语汇,去探究社会生活的图景和变化。”[2]

    那么,在这道风景线上,人们可以看到新加坡社会的哪些独特的景象呢?

    (一)     社会结构形态独特

    新加坡政府是民选的政府,依法换届举行大选,是新加坡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在2001年11月3日举行第10届大选前,新加坡全国划分成23个选区,其中单选区9个,集选区14个,集选区又分成5人集选区9个,6人集选区5个。所有的选区原本划分成九个社区,由社区发展理事会(社理会)领导。同年11月11日,吴作栋总理宣布把九个社区发展理事会归并成五个,并委任全职的市长(mayor)来领导。这五个社理会按地区划分为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和中区。基层则设隶属于人民协会(人协)的居民委员会(居委会)、民众联络所(有的称民众俱乐部)、公民咨询委员会。

    新加坡的国家领袖在总统、总理之下还有内阁资政之设。内阁资政是英文senior minister的意译,原译高级部长,后定名为内阁资政。内阁资政只有一位,就是李光耀先生,新加坡人大多尊称他为李资政。

    资政是中国古代的官职,已经成为历史词了。新加坡参照台湾的职级,赋予“资政”新的内涵,古为今用,不失为一种创造。“资政”成为新加坡和台湾两地的通用词语。

    因政区划分和官职的设置和命名而产生的一系列特有词语——单选区、集选区、社理会、人协、联络所、公民咨询委员会、市长、资政,使外国人大体上可以看出一个国际海港城市国家社会结构形态的独特之处。走进新加坡,当听到或看到“市长”这个词的时候,你可不能把它跟中国的或多数国家的“市长”作相同的理解。新加坡的“市长”大体上相当于中国城市中的“区长”,是个跟中国的普通话名同实异的词语。

    (二)各族人民和谐共处

    新加坡是个多元民族的国家。各族人民一律平等,彼此尊重,和睦共处是新加坡政府坚定不移的国策。新加坡的国家领导人深信,确保由多种语言、多种文化、多种宗教组成的社会团结一致,是使得自己的国家刚强勇猛、干劲十足、无往而不胜的重要条件。因此,对任何有损民族和谐、民族团结的言行,新加坡政府是决不容忍,决不等闲视之的。

    2001年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很担心新加坡的社会凝聚力受到冲击,于是指示人民协会发动全国各区的公民咨询委员会,在所属的选区设立“族群互信圈”(Inter-Racial Confidence Circles)。

    “族群互信圈”是政府在民间设立的一个新的机制,旨在鼓励各族人民多交往,增进彼此的感情和信赖。“族群互信圈”由选区里的各族人民、各种宗教与教育或商业组织的领袖组成,通过各种有助于促进相互交往与沟通的方式,进一步团结起来,共同维护并增强新加坡社会的和谐。

    2002年初,新加坡政府又成立了一个“改造新加坡委员会”,下设五个小组委员会,其一便是“族群融洽小组委员会”。这个小组委员会的任务是探讨如何维持种族和谐与宗教和谐,探讨新加坡人在追求高尚俱乐部的会员证之余,是否应同其他阶层的同胞来往,探讨新加坡人在深受全球各种思潮和宗教活动的影响下,是否还能以国家的利益为重,探讨新加坡如何在保留传统民族文化和建立认同感之间取得平衡。

    解读“族群互信圈”和“族群融洽小组委员会”,就不难了解新加坡政府为维护各民族的团结是不遗余力的。

    (三)居民住宅美轮美奂

    新加坡从自治到1965年8月9日宣布退出马来西亚独立建国以来,人民行动党政府一直致力于住房建设。新加坡特有的词语“组屋”,就是政府为人民建造的住宅。]

    屋有一房式、二房式、三房式、四房式、五房式、公寓式,此外,政府还建造了中等入息公寓、乐龄公寓、执行共管公寓。申请各种类型的组屋或公寓,以家庭收入为主要条件,辅以其它条件。政府建造各类组屋都给予津贴,因此售价比地产商所建造的便宜得多。现在,将近90﹪的新加坡人住进了政府所建造的组屋。

    1989年7月,新加坡政府推出“主要翻新计划”,翻新屋龄在17年以上的组屋;1993年11月,又推出“中期翻新计划”,翻新屋龄已有10至17年的组屋。经过翻新的组屋,实用面积增加了,公共设施改善了,周边环境美化了,“组屋区”旧貌变新颜,接近甚至超过私人公寓。放眼新加坡的新组屋区,一座座款式与色彩不同的组屋鳞次栉比,美轮美奂,令人油然而生羡慕之情。

    新加坡的地产商或私人所建造的住宅,有“共管式公寓”、“共管式排屋”、“聚落式排屋”、“独立式洋房”、“半独立式洋房”、“排屋”,名目跟中国大陆也不一样。

    全世界住宅的形式大同小异,但是名称各异。新加坡所谓“组屋区”相当于中国大陆的“小区”或“新村”,新加坡所谓“组屋”相当于香港的“公屋”和“居屋”,或台湾的“国宅”(国民住宅)。

    只要看一批跟住宅或住宅建设有关的词语——组屋、组屋区、白色组屋、×房式组屋、公寓式组屋、乐龄公寓、执行共管公寓、中等入息公寓、排屋、共管式排屋、聚落式排屋、共管式公寓、独立式洋房、半独立式洋房、主要翻新计划、中期翻新计划,并进而了解它们的含义,即使没有到过新加坡,人们也不难想像新加坡人是幸福的,他们的居住条件,在亚洲是首屈一指的。

    (四)道路畅通代价高昂

    凡是到过新加坡的人,都称道新加坡交通顺畅,极少堵塞。如果你有兴趣进一步了解个中原因,新加坡人会告诉你,他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新加坡政府认为,保持全国道路畅通是吸引外资和游客的重要条件之一。在曼谷和台北乘车,常为堵车所苦。车行途中,进退两难,浪费时间,耽误工作。新加坡政府把控制车辆增加的数量,当作保持道路畅通的重要举措之一。经过不断的实践,新加坡政府终于想出了一个限制机动车数量增加的办法,那就是实施“拥车证”制度。

    “拥车证”( certificate of entitlement,COE)又称“购车证”,它是购买各种类型的汽车和摩托车的凭证。凡是要买新车的人,都必须在当局规定的日期内按照所划分的组别,用投标的方式申请“拥车证”,每月一次。各种车辆的“拥车证”都有一定的限额,而中标价格随市场供求关系浮动。例如1997年12月份,“拥车证”价格全面下调,有的组别中标价格比11月份减少了1万2464新元。即使如此,一辆1601—2000㏄的轿车,中标价格仍旧高达6万4100新元。付了这笔钱,所得到的仅是一纸买车凭证,在别的国家或地区,用这笔钱买一辆新车都绰绰有余了。“拥车证”的有效期为10年。10年后,即使车子还是新的,也必须更新“拥车证”,当然又得出钱了。在新加坡,“拥车证”或COE已经成为人们永远的话题。

    另一个重要的举措是实施“公路电子收费制”(electronic road pricing ,ERP)。这是一种自动化的道路收费制度,任何车辆行经规定的道路都必须缴费。因为新加坡许多交通要道都实行“公路电子收费制”,所以所有车辆都必须安装“阅卡器”,驾驶机动车的人还必须备一张供缴费用的“现金卡”(储存了现金的卡片)。

    全世界只有新加坡实行“公路电子收费制”,在机动车上安装“阅卡器”当然也只有新加坡才有。笔者认为,新加坡交通顺畅,主要靠实行“拥车证”和“公路电子收费制”。前者有效地控制机动车增加的数量,后者有效地控制公路干线上机动车的流量。新加坡人为“拥车”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却换来了交通的顺畅。

    (五)公共交通便捷舒适

    个人买车的代价那么高,大多数人承受不了。因此,政府必须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事业。

    新加坡的公共交通是十分发达的。单就巴士来说,名目之多,令人叹为观止。

    公共汽车按车型分,有超级巴士、超长巴士、双节巴士(又称特超长型双节巴士)、音乐巴士和无梯级巴士。按服务方式分,有主干巴士、支线巴士、短程巴士、循环巴士、镇联巴士、机场巴士、速运巴士、半快速巴士、冷气巴士、白兔快车、午夜巴士(夜巴)、夜猫巴士。此外还有旅游巴士、学校巴士、电脑巴士、康疗巴士、电动巴士;小型的公共汽车有豪华小巴、机场邻里服务(airport proximity service,为靠近机场的居民提供的一种服务,用只有12个座位的小型巴士载客,并且只在星期五至星期日和节日晚间才行驶)。

    出租车有德士(taxi)、豪华德士、马赛地豪华德士(Mercedes taxi-plus)、马赛地大型豪华德士(三排七座位宽体出租车,MaxiCab)、伦敦德士(London cab)、共乘德士(share a cab)、首选德士(premier taxi service)。新加坡河上有“水上德士”(小型的机动船)。

    除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外,新加坡还有地铁和轻轨(轻轨铁路,香港简称“轻铁”),都实行自动化管理,由此又生出相关的词语,如“易通卡”、“通联车资卡”、“财路车资卡”、“自助车资卡发售机”。

    从2002年4月13日起,新加坡全面推广利用磁感应科技的免接触智慧卡“易通卡”(EZ-Link),此卡公共汽车、地铁和轻轨通用,使用起来更加方便。“易通卡”大体上相当于香港的“八达通”(octopus),不过它目前用途没有“八达通”广泛,将来据说可集七十多种用途于一卡。

    跟公共汽车服务有关的词语有“鉴票机”(又称“通票机”)、“巴士专用道”、“先进巴士优先系统”(advanced bus priority system)、“电子乘车指南”(electronic travel guide) 、“巴士道执法摄影系统”。跟出租车服务有关的词语有“德士传召终端机”(taxi order terminal)、“卫星传召德士系统”(satellite tracking system)。跟公路交通管理与服务有关的词语有“红灯左转”(left turn on red,LTOR)、“绿波计划”(green link determining system,又称“绿波交通灯计划”、“绿讯交通协调系统”)、“卫星扫描交通系统”、“高速公路监察与提示系统”(俗称“公路电眼”)。

    笔者认为,最值得称道的是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名堂那么多,这种景象在别的国家或地区是看不到的。

    (六)年青一代期望日高

    大约1995年,新加坡出现了一个字母词——5C。这是个用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构成的简称。[3]

    5C一出现,立刻成为人们广泛议论的话题,因而很快就成为社会流行语。5C指的是career (事业)、cash (现款)、credit card (信用卡)、car (汽车)、condominium(共管公寓中的一个单位)。

    1996年7月14日,当时担任新闻及艺术部部长兼贸工部第二部长的杨荣文准将,在人民行动党(新加坡的执政党)举行的时事座谈会上发表演说,他也提出一个5C。这个5C是character(品格)、culture(文化)、courtesy(礼貌)、community(社会)、commitment(献身精神)。杨荣文认为新加坡人不能只追求物质的5C,必须把它跟精神的5C结合起来,新加坡才能成为一个“阴阳调和”的社会。部长强调,新加坡要成为一个“阴阳调和”而不是“阴阳失调”的社会,这是新加坡的治国目标。

    虽然杨荣文准将也提出了一个5C,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新加坡人谈论5C时,所指都是物质的5C。

    2002年2月,由年轻人组成的“改造新加坡委员会”又提出了一个5Cs。5Cs指的是理想的职业(careers)、共管公寓(condos)、私人俱乐部会员证(clubs)、信用卡(credit cards)和汽车(cars),有人指出这是新加坡研究社会学的人为描绘新加坡人的“新加坡梦”而硬凑出来的。

    是自然产生的也好,是硬凑的也罢,笔者认为5C和5Cs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都真实地反映了新加坡人,尤其是年青一代对未来生活的憧憬。5C和5Cs是新加坡人毕生想圆的梦。追求高素质的美好生活,在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名列前茅的发展中国家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七)关怀分享温暖处处

    新加坡在前总理李光耀和现任总理吴作栋的领导下,经过30多年的努力,终于富强起来,成为亚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国家累积了财富,在经济不好的年头,为了舒缓民困,政府就主动采取适当的方式帮助人民渡过难关。

    2001年,全球经济不景,美国发生“9·11”事件后,新加坡也受到不小的冲击,失业率上升,国民经济出现负增长。于是政府在同年10月16日宣布发行27亿新币的“新新加坡股票”(New Singapore Shares),分配给人民。全国有210万人获配股票,每人可得200—1400股(每股一元)不等,最多可获配1700股。从发行之日起的一年内,新加坡人随时可以将自己所分配到的股票的一半卖给政府套现。新加坡政府之所以规定不让人民在一年内把股票通通卖掉,是为了鼓励他们把股票保存起来,长期持有,因为政府每年至少派发3﹪的股息,如果年景好,派息高达13﹪。

    新加坡政府发行“新新加坡股票”之举,是表示要同人民分享国家的财富,惠及全国人民。这种举措在亚洲是史无前例的。这是在面上。在点上,新加坡也有许多举措足以体现社会对少数弱势群体的关怀。

    新加坡虽富,却不奉行福利主义。残疾人、年老体弱贫病交迫者、低收入家庭或单亲家庭等比较不幸的一群人(大体相当于中国所谓“弱势群体”),都会受到社会的关怀,得到程度不等的照顾。

    “度岁金”可以说是个充满温馨的新加坡特有词语。它是指在农历岁暮发给老人的红包,内装现金三五十元或一百元不等。因此在旧历年底,老人们就四处奔走,忙着领取红包。

    给老人发度岁红包,在新加坡已经成为一种传统。据说,这个传统是邵氏基金首创的,始于1948年。起初是每年在大世界和新世界游艺场分发实物,后来考虑到老人们行走不便,就改发红包。现在,发放度岁金的多半是基金会、慈善团体、宗乡会馆、行业公会、寺庙善堂等。2001 年是最近这二十年中新加坡年景最差的一年,可是在2002年春节前,度岁金像往年一样照常发放。

    “公益金”是一个跟关怀与分享关系最密切的特有词语。中国的普通话里也有“公益金”,跟新加坡的“公益金”名同实异。新加坡的“公益金”有两个意思,一指隶属于新加坡国家福利理事会的中央筹款机关,一指由这个机关筹募的钱。

    “公益金”成立于1983年,负责筹募、管理、分配公益金。它的主要筹款方式是在雇员中推行“分享计划”(social help and assistance by employees,SHARE),凡参加者,雇主可按月从他们的薪水中扣除认捐的钱,转交给“公益金”。此外,它还采用“企业捐款”(corporation donations)、“特别活动”(special events)等方式筹款。

    直接为低收入家庭或单亲家庭服务的有“家庭服务中心”(family service center)。这是个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辅导或援助性服务的义务性机构。它所提供的服务有辅导、援助、进行家庭生活教育、招募并培训义务工作者(义工)、设立玩具室图书室青少年活动中心、组织户外活动等。

    “家庭服务中心”是团体或个人自愿开办的,政府资助90﹪的基建费和50﹪的日常开支。新加坡全国有30多个这样的机构。中国的普通话里没有这样的词语。

    提倡关怀与分享,已经成为新加坡的国策之一。

    (八)蕉风椰雨风情万种

    新加坡临近赤道,地处“南洋”,与印尼和马来西亚相邻。当地土著是马来人,华人都是中国南方沿海诸省的移民及其后裔。马华两大民族在长期共处与频繁交往中互相影响,马来语和华语语汇在互动中得以丰富与发展。在8本印尼与和马来语词典中,有的学者查出汉语借词511个,初步发现,其中闽南方言借词至少有456个,占全部汉语借词的89.2﹪。[4],与此同时,华语语汇也吸收了不少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马来语词语。

    华语吸收马来语词语的方式以音译为主,因此新马华语中有许多音译的马来语借词。例如:峇峇(baba)、娘惹(nonya)、甘榜(kampung)、惹兰(jalan)、罗弄(lorong)、峇迪(batik)、宋谷(songkok)、纱笼(sarong)、卡峇雅(kerbaya)、叻沙(laksa)、隆冬(lontong)、乌达(otak-otak)、罗杂(rojak)、沙爹(satay)、那西罗马(nasi lemak,意译为“椰浆饭”)、浆绿(chendol)、摩摩喳喳(bubur ca-ca)、榴槤(durian)、亚森(asam)、峇拉煎(belacan)、奎笼(kelong)、巴刹(pasar)、巴刹马兰(pasar malam)、加龙古尼(karang guni)、隆帮(tumpang)、乌公(hukum)、多隆(tolong),等等。

    有些词语是按照汉语的构词法构成的。例如:山龟、山竹、山芭、浮脚屋、捞鱼生、肉骨茶、大日子、红头巾、红毛丹、华巫印、华校生、英校生、香蕉人、土生华人、七月歌台等。

    有些词语是按照音义兼译的方式构成的。例如:五脚基(lima kaki)、巴冷刀(parang)等。

    这些词语跟新加坡人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反映了新加坡风土人情的方方面面。例如“捞鱼生”是新加坡华人春节期间的一种习俗。“鱼生”的主料是用白萝卜、胡萝卜、番薯、海蜇切成的丝,配料有瓜英、红姜、桔饼、佛手、糖冬瓜等将近20种,另加用新鲜的西刀鱼、三文鱼或金枪鱼切成的薄薄的鱼片,全部存放在一个大的盘子里。吃之前,大家先把主配料和鱼片一齐捞起又抖落,重复再三,并一面用粤语喊着:“捞起!捞起!”“捞鱼生”从正月初一开始到元宵节结束,为时半个月。在这半个月中,举家到餐馆用餐,或者宴请亲友,“捞鱼生”是一道不可或缺的菜,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节庆习俗。

    又如“七月歌台”,是指为庆祝中元节而举办的露天演唱会。这种演唱会从农历七月初一开始到三十结束。在这一个月当中,新加坡全国各地,每晚都有好几台同时演出。舞台都临时搭在露天的空旷地带,不收费,而且演员可以用闽、粤、潮、琼等方言或马来语、英语等演唱,主持人讲话时,也是华语、英语、马来语、福建话、广东话等掺杂在一起,极尽娱乐观众之能事。因此,反应十分热烈,往往人山人海。这是新加坡一年一度特有的一种俗文化景观。

    (九)白壁微瑕美中不足

    新加坡虽以法治严厉著称,但是,在这个美丽的花园城市中,仍然可以看到一小撮人丑陋的一面。“路霸”、“劳改”、“垃圾虫”、“大字报”、“电梯尿液侦查器”等词语反映了新加坡社会的负面现象。

    “路霸”、“劳改”、“大字报”跟中国的普通话名同实异。

    “路霸”(road bully)是指在驾驶汽车途中因与人发生争执而出口伤人甚至动武的人。驾驶汽车时与人发生争执多半是由于车子互相抢道,或者红灯转绿时前边的车子起步较慢,后边的不耐烦起来,又或者是行人与车子争先。其实这些都是小事,只要互相礼让或容忍,是不会发生争执的。可是,有的人竟然下车谩骂甚至动武。有个“路霸”因将人打伤而被判处徒刑一年,鞭笞三下,并赔偿伤者5000新元。中国的“路霸”常与“车匪”并提,是指在公路上拦截抢劫的匪徒,比新加坡的“路霸”凶悍、心狠手辣得多。

    中国普通话里的“劳改”是“劳动改造”的简称,被强制实行劳改者是依法判处徒刑并具有劳动能力的罪犯。新加坡的“劳改”(corrective work)是对“垃圾虫”(litterbug,乱丢垃圾者)的一种惩罚。

    在新加坡,乱丢垃圾本来是罚款就可以了事的,但是光罚款还是起不到足够的阻吓作用,有的“垃圾虫”似乎很阔气,不在乎罚款。因此,新加坡政府于1993年2月正式实施“劳作悔改令”(Corrective Work Order,又称“劳改法令”) ,1999年5月4日又通过了修订的法案,加重了惩罚。根据这个法令,凡乱丢垃圾而被执法人员逮住者,除罚款(最高为新币5000元)外,另处以劳改3至12小时。被惩罚者通常是10人一组,穿着印有Corrective Work Order字样的橙色背心,在执法人员的监督下,到公园、居民住宅区等公共场所做清洁工作。现在,被罚进行劳改的“垃圾虫”多数是年轻人。

    中国普通话里的“大字报”是50年代中期反右斗争和60年代中期文革运动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语,文革中的“大字报”是“四大”武器之一,1982年,由法律规定,明令取消。台湾也有“大字报”一词,是指“摄影棚内排演时用来提醒台词儿的有字的大纸” [5]。

    新加坡的“大字报”是英语10cm by 15cm notices的意译,是一种讨债告白。如果向非法放高利贷者(大耳窿)借了钱而逾期不还,“大耳窿”就派他的手下到欠债人的住处或工作地点附近张贴行文颇为粗俗的讨债告白,故意难堪债户,逼他们从速还债。这种讨债告白其实只是一小张而已,比当年中国的“大字报”小得多,但其作用或效果颇有相似之处。有时“大耳窿”连纸都不用,直接用油漆喷在墙上或电梯内。在新加坡的居民住宅区,时常可以看到这种“奇景”。香港也见有人用“大字报”,是指私人张贴的告白,却未必是讨债,也只是一小张而已。

    “电梯尿液侦查器”(urine detector)是安装在电梯中的仪器,功能是侦查在电梯里随“梯”小便的人。当有人在电梯里小便时,仪器感应到尿味后警铃大作,梯门紧闭,无法打开,不久执法人员闻讯而来,“梯”中捉鳖,并将随“梯”小便者控上法庭,一旦定罪,罚款最高为新币2000元。新加坡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是外人万万想不到的。

    四  特有词语造词的创意性

    有些特有词语在造词时不落俗套,颇有创意。下面重点分析几个例子。

    【乐龄】 “乐龄”(senior citizen)指“老年”或“老人”、“老年人”。它以“乐”代“老”,而“乐”有“快活”、“安乐”的意思,一个人能活到“快快活活安安乐乐的年龄”,该是多么幸福啊!

    人在年轻的时候喜欢扮成熟,大约是怕人家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及至进入老年,却忌讳起“老”来了。“乐龄”一词的巧妙之处便在于,在造词的时候顾及语言用户的心理感受和承受能力,避开了“老”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乐龄”是个婉词。“乐龄”的出现,凸显了新加坡“造词仓颉”的创意性。

    据说 “乐龄”一词产生于70年代末,当时新加坡第一个老人活动中心在惹兰勿刹(Jalan Besar)茂德路(Maude Road)成立,首次采用“乐龄中心”这个名称,从此便用开了,至今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由“乐龄”衍生出来的词语已有“乐龄村”、“乐龄周”、“乐龄大学”、“乐龄中心”、“乐龄公寓”、“乐龄俱乐部”、“乐龄关怀合作社”、“乐龄服务综合中心”等,而且仍在繁衍之中。

    新加坡并不是不用“长者”、“老年”、“老人”或“老年人”等词语,但是,以“乐龄”的使用频率最高。新加坡人既然创造了“乐龄”,就以“乐龄”为“最爱”,这是十分自然的事。

    1999年是International Year of Older Persons,新加坡华英对照的双语海报上的华文翻译是“国际乐龄年”,香港译作“国际长者年”,台海两岸译作“国际老人年”。新加坡和香港都巧妙地回避了“老”字,但“长者”是通用词语,“乐龄”则是新加坡特有的词语。

    【客工】香港把雇用的外国或外地劳工叫做“外劳”。“外劳”的“外”,既指外国,也指外地,主要是内地。新加坡也用“外劳”(foreign labour),但是“客工”(guest worker)的使用频率比“外劳”高。新加坡所谓“客工”是指来自国外,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不包括从海外聘请的专才。

    “客工”的“客”,主要含义是“外来的”、“非本地区的”,但是,“客”也指被邀请的人,跟“主”相对。因此,人们从“客”字中可以看到,新加坡人对帮助自己建设家园的外国工人的一份尊重。

    【爱它死】“爱它死”是Ecstasy的音译。英语ecstasy可作狂喜、入迷、销魂、精神恍惚、兴奋若狂等解释,1986年进入美国俚语,用来指一种叫做“甲二基甲苯丙  ”的迷幻药(Methylene dioxymethamphetamine ,MDMA)。《朗文当代英语词典》(1995)收Ecstasy,并以大写字母开头。Ecstasy也叫“摇头丸”(新马、香港、中国大陆),“忘我”、“阿当”、“迪斯哥饼干”、“灵魂出窍迷幻药”(香港),“灵魂出窍”(中国大陆),“幻乐丸”(马来西亚),华文名称极不统一。新加坡采用音译,并用了“爱它死”三个字,几可望文生义。

    【可亲它】“可亲它”是猫名,马来语Kucinta的音译。Kucinta 愿意一语双关,一是“吾爱吾猫”,一是“我们都爱猫”。“可亲它”原名“新加坡拉猫”(Singapura Cat),是新加坡的“旅游大使”。

    他如“榴槤”(durian )、“胡姬”(orchid)、“空霸”(air rage)、“浸濡”(immersion)、“资政”(senior minister)、“按通”(automated traffic offence management system,ATOMS)、“快熟面”(instant noodles)、“克他命”(ketamine,香港叫“K仔”)、“有力马”(Uprima),无论音译意译,也都颇富创意。

    五  特有词语产生的社会条件

    “社会的需要就是语言的生命线,语言随着社会的需要而产生;随着社会需要的扩大、复杂化而改善自身、完备功能;也随着社会需要的减少、消失而逐渐死亡。”“语言只存在于社会对它的使用中”。[6]因此,新加坡特有词语产生的社会条件必须到它产生与赖以存活的社会中去探索。

    (一)社会形态独特

    英国人莱佛士勋爵(Sir Stamford Raffles)为了替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开辟新的商贸根据地,奉命率领一支船队从槟榔屿(Penang)南下,在1819年1月28日抵达新加坡海域。他在考察了附近的岛屿之后,翌日便登上新加坡本岛。自从莱佛士踏上新加坡的土地后,这只沉睡的狮子苏醒了。1824年8月2日,柔佛苏丹胡申和天猛公阿都拉曼与东印度公司派驻新加坡的官员克劳福(John Crawford)签订条约,英国人以金钱换取权力,规定苏丹和天猛公放弃对新加坡的统治权。从此,新加坡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掀开了近代史上崭新的一页。

    新加坡开埠30年,即1854年,英国的博物学家窝雷斯(Alfred Russel Wallace)到新加坡考察。从1854年至1862年的八年中,窝雷斯曾多次到过新加坡。在窝雷斯的眼中,新加坡是怎样一片景象呢?他说:

    对于从欧洲来的旅行家,比新嘉坡市同岛更为有趣的地方实在很少,因为这新嘉坡光怪陆离,有复杂的东方民族,有分歧的宗教同生活方式。官吏、驻防军及主要商人是英国人;而大宗的人口却是中国人……土著的马来人通常都做渔夫同船夫……又有麻剌甲的葡萄牙人做着一大宗的店员同小商人。印度西部的克林族(Klings)在此设立无数回教徒的团体;他们同许多阿剌伯人都做着小商人同小店主。马夫同洗衣工都是孟加拉人,又有一小群极可敬的帕栖商人。此外有多数爪哇人的水手同家佣,又有从西里伯巴里及其它岛屿来的商人。港口内拥挤着军舰同欧洲许多国的商船,并好几百的马来“普牢船”(Praus)同中国海船,上自几百吨的大船,下至小渔船同搭客舢舨;而市上又包含着美丽的公众建筑同教堂,清真寺,佛殿,中国神庙,欧式美屋,伟大栈房,古怪的克林同中国商场,以及郊外许多长排的中国人同马来人的村舍。[7]

    窝雷斯的描述告诉我们,新加坡开埠后,很快就吸引了周边国家或地区的移民,成为一个开放性的社区。英国人、中国人、阿剌伯人、印度人、孟加拉人、帕栖人、爪哇人纷纷来到这个小岛,同原住民马来人一起经商垦殖,生息繁衍,不过30年的工夫,就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到1860年,新加坡的人口已经增加到8万零792人,华人占了总人口的61.9﹪,马来人和印度人分别占13.5﹪和16.05﹪,其它种族(包括欧洲人)占8.5﹪。根据记载,在莱佛士登陆的时候,新加坡大约只有30个华人。[8]

    新加坡统计局于2000年8月31日公布的“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显示,在650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新加坡的总人口为401万7733人,其中定居人口(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为326万3209人,外来人口为75万4324人(不含游客和过境者),几乎占定居人口的四分之一。这个事实表明,新加坡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大都会。在定居人口中,华人占76.8﹪(约为250万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分别占13.9﹪和7.9﹪,其它种族占1.4﹪。[9]官方语言有马来语、华语、淡米尔语和英语四种。马来语是国语,英语是各族人民的共同语,也是政府的行政用语。这个事实表明,新加坡是个多元民族、多元语言、多元文化的国家,新加坡社会是个多元的结构系统。新加坡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将近6000人。在新加坡,人们一方面感到生活在一个独立的国度里,另一方面又感到不过是生活在一个大城市之中。这个事实表明,在新加坡,多种语言的碰撞势必十分频繁,因而词语互动、渗透的现象势必十分普遍,不像幅员辽阔的国家那样会受到高山大野的阻隔。

    新加坡社会结构的独特性是特有词语产生的最基本的社会条件。

    (二)巫语英语渗透

    如上所述,新加坡是个以华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和睦共处的城市海岛国家。新加坡的华族大多是中国南方沿海诸省的移民及其后裔,他们来到这个新的地方,跟土著马来族朝夕相处,共同开发这片富饶的土地,建设自己的家园。在共同的生产活动中,互相接触,互相影响,通婚繁衍,马来语(巫语)对汉语的影响与渗透就不可避免了。

    新加坡这只沉睡的雄狮,是在英国人莱佛士们的怀抱中苏醒过来的,直到1959年6月3日,英国殖民地当局才被迫同意新加坡成立自治邦,实行内部自治。1963年9月,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1965年8月9日退出,独立建国。殖民者的语言——英语一开始就凌驾于马来语、汉语方言和淡米尔语之上,一个多世纪下来,它的地位至高无上,基础坚如磐石。在殖民地时代,英国人鲜有学汉语方言的,但是,华人为了出人头地,必须努力学习并掌握英语。

    马来语和英语对华语长期影响的必然结果是,华语从马来语和英语中吸收了大量的词语,因此华语特有词语好些是从马来语或英语中吸收的。仔细观察今天新加坡华人的语文生活,就不难看到英语对华语的影响大大地超过了马来语。展望将来,这种情形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新加坡,许多新事物是用英语命名,然后翻译成华语的,有些词语在语言转换的过程中明显地留下了翻译的痕迹。例如“经典汽车”译自英语classic car,单看华文译名,外国人很难想像它是一种怎样的交通工具。又如“高速公路监察与提示系统”译自英语expressway monitoring advisory system,“全国紧急事故心理应变系统”译自英语national emergency behaviour management system,前者用了11个字,后者用了12个字,称说、记忆与使用颇为不便。这种现象在新加坡华语中并不少见,而在中国的普通话词汇中是罕见的。

    (三)中国制度转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神州大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语汇是社会的一面镜子。社会的巨变很快在语言的语汇中得到反映,那便是不适应新社会、新制度需要的词语淡出人们的语文生活,进入历史。尤其是那些显示地位高低贵贱的词语,例如“邮差”、“听差”、“佣人”、“车夫”、“清道夫”等,同新制度的社会价值观格格不入,它们从人们的语文生活中消失了。“邮差”们在中国无法生存了,却依然活跃在新加坡人的语文生活中,直到如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邮差”已为“邮递员”(又称“投递员”)取代。现在,新加坡人只有在唱卡拉OK《草原之夜》的时候才会口吐“邮递员”三个字,平时都用“邮差”。“听差”已为“服务员”或“勤杂工”取代。新加坡用“杂工”、“杂役”、“工人”或“勤务员”。“车夫”已为“司机”取代,新加坡还见用“车夫”。“佣人”(女性)已为“保姆”或“阿姨”取代,新加坡仍用“女佣”。“清道夫”为“清洁工人”取代,新加坡还见用“清道夫”,不过使用频率较低,多半用“清洁工人”。

    还有“报聘”、“得直”、“卤获”、“人妖”等文言词语,普通话也不用了。“报聘”已为“回访”取代,“得直”已为“上诉成功”取代,“卤获”已为“破获”取代。至于“人妖”,须略加说明。

    “人妖”有两个义项:①人事方面的反常现象;人为的灾祸。②旧指与正常人不同的怪异的人。如伪装异性或有生理变态的人。《南史·崔慧景传》就记载了一个东阳女子伪装异性的故事:“东阳女子娄逞变服诈为丈夫,粗知围棊,解文义,遍游公卿,仕至扬州议曹从事。事发,明帝驱令还东。逞始作妇人服而去,叹曰:‘如此之伎,还为老妪,岂不惜哉。’此人妖也。” [10]

    改革开放前,“人妖①”在普通话中偶尔还用,“人妖②”已经从人们的语文生活中消失了。但是,改革开放后,“人妖②”复活了。虽然中国本土没有“人妖”,但是,中国人民到新马泰旅游时,耳闻目睹了“人妖”,于是“人妖”一词出现在口语中或媒体上。在新加坡,“人妖②”一直使用,并未经历“存在——消失——复活”这样一个语用的转变阶段。

    如前所述,新加坡华语是现代汉语的区域变体,母体国家制度的转型促使语用出现分化现象,变异由此而生。

    (四)圈内互动活跃

    在中国大陆之外,新马港澳台自成一个语用圈。新加坡特有词语中的某些词语是这个圈内的共用词语,如“同志”、“飚车”、“垃圾虫”、“狗仔队”、“太平公主”等。

    新马港澳台能够自成一个语用圈的根本原因是,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的将近50年间,这五个国家或地区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其价值取向相同而跟中国大陆迥异。五区之中任何一个社区所产生的新词新语,立刻通过媒体或影视作品等传播到其余四个地区,通常都能在当地落户,为当地语言用户所接受,成为五区共用的词语。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普通话的推广与使用基本上局限在大陆的范围内,一般语言用户同境外和海外华人交往甚少,因而对境外和海外华人社区的语文生活缺乏了解。新马港澳台却是另一个世界,社会制度相同,科技比较发达,信息交流及时,民间来往自由,因此,语言长期处于活跃的互动、互补状态, 词语的交流自然频繁而广泛。

    下面举例作进一步的说明。

    产生于香港的“色狼”、“波霸”、“垃圾虫”、“大闸蟹”(被套牢的小股民)、“狗仔队”和“蛇”族词语(人蛇、蛇头之类),产生于台湾的“残障”、“飚车”、“菜鸟”、“打歌”、“主打”、“作秀”、“同志”(同性恋者)、“诉求”、“哈日”(“哈韩”)、“伊妹儿”、“新人类”(“新新人类”)和“族”族词语(上班族、打工族之类),产生于新加坡的“误导”和“朋党资本主义”,产生于新马的“榴梿”和“降头”,以及不易判断“原产地”的“酷”(cool)、“峰会”、“代沟”(generation gap)、“低迷”、“共识”(cons1ensus)、“情结”(“情意结”,complex) 、“瘦身”、“双赢”(win-win)、“零和”(zero sum)、“负增长”(negative growth)、“太平公主”(平胸的年轻女性)和“党”族词语(group,“街头党”、“偷车党”之类),一产生就很快地成为五区共用词语,活跃在人们的语文生活中。随后,它们就可能以“港台词语”的身分陆续进入中国的普通话词汇。其实,这些词语不仅港台使用,新马也用。时间一久,有的已经很难判断它们的原产地了。

    目前,中国大陆的语言用户,特别是年轻的新闻工作者,语用观非常前卫,所以一看到“酷”和“伊妹儿”之类就引进,然后通过媒体传播开去。其次,中国大陆的网络事业发展得非常快,上网者又以年轻人居多,他们趋新、猎奇、赶时髦,“酷”和“伊妹儿”之类最对他们的胃口。“港台词语”一旦被网上一族看中,就很快流行开来,从网上到网下,从书面语口头,有的人连意思还没搞清楚就迫不及待地照搬照用了,比如套“哈日”而“哈”这“哈”那,“酷”语更是满天飞。

    改革开放后,大量境外或海外华人社区所用的词语是通过媒体进入中国大陆,在社会上流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进入寻常百姓家的。上举“峰会”、“低迷”、“共识”、“代沟”、“双赢”、“诉求”、“误导”、“情结”、“色狼”、“人蛇”、“蛇头”、“菜鸟”、“主打”、“作秀”、“瘦身”、“负增长”、“新人类”、“新新人类”等词语大部分已为普通话吸收了,资格稍微老一点的已被收进语文词典了。[11]

    在五区共用词语中,也有一些“词途”并不顺利的,“同志”、“太平公主”和“波霸”就是。这三个词语虽已见诸中国大陆的媒体,甚至被收进辞书,却褒贬不一,反对的声音不小。比如“太平公主”,有人认为它是个“对女性进行侮辱和挖苦的词条”,是“粗俗词语”,不应让它在国内社会上流行,应作为“语言垃圾”加以扫除。[12]之所以如此,仍须从社会中寻找原因。中国大陆虽然改革开放了二十多年了,但是,有些人的语用观还停留在“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50 年代。老实说,“平胸女人”真的比“太平公主”动听吗?未必。再说“同志”,中国大陆一些报纸的社会版、娱乐版的编辑、记者喜欢用,可是也有人反对,认为“在‘同志’问题上,我们应该立场坚定,态度明确,坚决把坏‘同志’拒之门外”。[13] “波霸”在中国未流行的主要原因是,这一说法与西方人的审美观点有关,与中国传统审美观点不同,用“波霸”,有不尊重女性之嫌。[14]

    新马港澳台五区共用词语有的已经成为普通话的新鲜血液,如“峰会”;有的在使用中词义被扭曲,如“酷”;有的正在经受取与舍的考验,如“波霸”;有的还在门外徘徊,如“垃圾虫”。

    (五)政治因素决定

    有的异名同实词语的产生同政治因素有关。例如:“中乐”是中国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通用的,“华乐”是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通用的,“民乐”是中国大陆通行的,“国乐”是中国台湾省通行的。“中乐”、“华乐”、“民乐”、“国乐”是一组异名同实词语:

    中乐(港澳) ——华乐(新马) ——民乐(大陆)——国乐(台湾)

    这四个词的构词方式相同,中心语素都是“乐”,却分别以“中” “华” “民” “国”四个不同的语素限定中心语素。这四个“限定语素”的选择不是任意的,而是刻意的。新马两国选用“华”字,有其深层的含义。

    在新马两国,用“华”这个语素构成的同族词除“华乐”外,尚有“华族、华裔、华人、华语、华文、华校、华教、华社、华商”等,它们回避“汉”或“中”字,而取“华”字。别说改革开放前,即使现在,这些“华”字头的词语在中国大陆的使用频率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还是比较低的。即使在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使用频率也比较低。比如香港就不用“华文”而用“中文”,不用“华语”而用“国语”或“普通话”;台湾用“中文”和“国语”。何以新马两国对“华”字情有独钟呢?

    新加坡学者陈重瑜博士说:“‘华人、华文、华语、华校’等词在东南亚地区长久又普遍的使用,并不是偶然的。这些词只表达实际的存在,而不涉及认同或倾向,因而避免或减少了没有必要的联想或猜忌。” [15]笔者在想,既然“只表达实际的存在,而不涉及认同或倾向”,又为什么另创“华人”、“华文”、“华语”、“华校”呢?尽可沿用“汉人”、“汉语”、“中文”、“中校”啊!看来,“华”字当头决非偶然。

    卢绍昌先生在谈到“华语”一词产生的社会背景时说:“‘华语’这个词儿的创制及应用在政治上的意义是伴同独立自主运动而来的,它表示与所由来自的国家方面保持一定的距离,站稳自己的脚跟,走自己的路。”[16] 卢先生点明,创制“华语”是要跟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是要“站稳自己的脚跟”,是要“走自己的路”。创制“华族、华裔、华人、华文、华校、华教、华社、华商”是否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呢?答案是肯定的。“华乐”等一系列同族词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就笔者所知,新加坡国情特殊,最忌讳外界说它是“第三个中国”。它要跟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要“站稳自己的脚跟,走自己的路”,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事实证明,新加坡坚持走自己的路是正确的。1992年2月,邓小平南巡时在深圳说:“新加坡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它们的经验,而且要比它们管得更好。”[17]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尽管新马华人习惯用“华乐”,但是他们并不排斥“中乐”、“民乐”和“国乐”,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数“乐”并奏。例如:

    现年65岁的夏飞云是中国著名的指挥家,早年毕业自上海音乐学院,有丰富的指挥经验,曾任上海民族乐团、东方广播民族乐团客席指挥及香港中乐团驻团指挥,现人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桃李满天下,是一位兼顾治学与表演的资深音乐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夏飞云任新加坡华乐团首席客卿指挥》,2001年2月3日,《联合早报》)

    新加坡的新闻记者在报道夏飞云教授即将出任新加坡华乐团首席客卿指挥的消息时,简要地介绍了夏教授的经历,说他在上海担任过“民族乐团”的指挥,在香港担任过“中乐团”的指挥,这次专程到新加坡,是要担任“华乐团”的指挥;如果他有机会去台湾做同样的工作,担任的将是“国乐团”的指挥。

    至于那些跟政治因素无关的词语,使用时的自由度或者说任意度就更大了。例如:

    箱运码头(新加坡)——货柜码头(香港、台湾)——集装箱码头(中国大陆)

    本来新加坡以使用“箱运码头”为主,但是,近年“集装箱码头”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原因之一是新加坡港务局到中国的大连、福州、广州去投资,共同建造和管理“集装箱码头”,媒体报道时都用“集装箱码头”。因此假以时日,“集装箱码头”很可能取代“箱运码头”。

    受港台影响,新加坡也用“货柜码头”(《现代汉语词典》和《应用汉语词典》均收“货柜”)。因此新加坡的语言用户有三个选择:箱运码头、货柜码头和集装箱码头。由于“货柜码头”和“集装箱码头”使用的地区和人口都超过“箱运码头”,由于“货柜码头”和“集装箱码头”去掉“码头”就是“货柜”和“集装箱”(container), 指的是装货的工具,而“箱运码头”去掉“码头”剩下“箱运”,指的是一种货运的方式,而不是装货的工具,因此,“箱运码头”可能会被“货柜码头”和“集装箱码头”所淘汰。

    上一节我们提到新马港澳台五区通用词语,本节提到五区并存的异名同实词语。这两类词语的产生与存在,都可以从社会中找到原因。

    (六)音义任意结合

    “语言符号是由形式和内容两部分组成的。形式是物质的声音,内容则是由这些声音或声音之间的关系所表达的人类对客观事物及其关系的认识。语言符号的形式和内容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用什么样的声音去表达什么样的内容完全是任意的,没有道理可言的。正是语言符号音义结合的任意性,给了符号可以产生各种变异的前提。”[18] 新加坡华语中与普通话异名同实的词语就是在这个基本前提下产生的,跟政治因素、风俗民情等无关。例如:

    快熟面(新马)——公仔面、即食面(香港)——速食面、明星面(台湾)——方便面(中国大陆)

    Instant noodles,新马、中国大陆、台湾和港澳在“面”这一点上看法一致,差异在于是什么样的“面”。快熟、即食、速食、方便,限定的角度各不相同。“快熟”、“即食”、“速食”着眼于食用,用“快”、“即”或“速”对应instant;“方便”则不但着眼于食用,还顾及保存和携带,用“方便”对应instant。比较起来,“方便面”的信息量要大些。然而这四种面,各有天地,长期共存,为不同的社区服务,而且具有较强的地方性和排他性。新加坡人不习惯用“方便面”、“公仔面”或“速食面”,都说“快熟面”。

    新加坡的国情跟中国不同,正是语言符号音义结合的任意性,为新加坡人给词语命名(包括翻译)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异名同实词语犹如百花齐放。新加坡华语中的“准证(许可证)、德士(出租汽车)、插车(叉车/铲车)、波道(频道)、报穷(依法申请并宣告破产)、穷籍(由政府管理的破产者的档案)、对敲(对消)、U转(掉头)、晨运(晨练)、积犯(惯犯)、快熟面(方便面)、按柜金(押金)、行政费(手续费/管理费)、航空邮笺(航空邮简)”等等,就是这样产生的。

    (七)方言词语融入

    新加坡华人大多是中国闽粤两省的移民及其后裔,福建以闽南籍占多数,广东以潮州籍占多数。他们移居新加坡,也把家乡话带到了侨居地。因此,新加坡国家虽小,华人的方言却比较复杂,主要的有厦(厦门)、潮(潮州)、粤(广州)、榕(福州)、琼(海南岛)、客(客家)六种。其中说福建话(新加坡人对闽南话的俗称)者,约占新加坡华族总人口的一半,以厦(门)、漳(州)、泉(州)三个地区为代表。

    新加坡闽南话因长期受汉语其他方言、马来语、英语、峇峇话的影响,逐渐产生了有别于福建闽南话的某些特点。[19] 新加坡华语受新加坡闽南话的影响较大,新加坡特有词语中的方言词多数是从闽南话中吸收的,如:爽(痛快、舒服、开心)、显(腻烦、闷)、猫(吝啬、小气)、烧(温度高)、甜(滋味鲜美)、蛇(带状疱疹)、怕输(做什么都怕落后,由“惊输”中的语素“惊”转换为相应的语素而成)、搭客(乘客)、角头(角落)、薄饼(状似春卷,比春卷长而粗)、高丽菜(包菜)、三层肉(五花肉)、一路来(向来、一直)等。从广东话中吸收的如:搞定(做好、办妥、解决,由“搞掂”中的语素“掂”转换为相应的语素而成)、搞笑(逗乐儿)、冲凉(洗澡)、花洒(喷壺、莲蓬头、喷头)、马蹄(荸荠)、大耳窿(非法放贷人)、摆乌龙(做错、弄错、误会)、跌眼睛(预测失准)、猪朋狗友(狐朋狗友)、陈腔滥调(陈词滥调)、妙想天开(异想天开)、急(逼)不及待(迫不及待)、与别不同(与众不同)等。

    共同语吸收方言词,为的是丰富自己的词汇,所吸收的是方言中表意新颖或表达力强的词语。例如中国的普通话从吴方言里吸收的“尴尬”、“噱头”、“瘪三”、“拆烂污”、“狗皮膏药”等表意新颖,在普通话里没有意义对等的词;新加坡华语从闽南方言中吸收的“爽”、“显”等表达力强,在华语里不是某个词语单独对应得了的。由于表达力强,“爽”已为普通话所吸收,而且“走红”,成为高频词。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强势方言如广东话、福建话一度影响很大,干扰了普通话的学习与推广,但是,由于华东、华中、华北的经济正在迎头赶上华南,广东话、福建话的优势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了。要发展,还得首先学会普通话,政府立法并继续大力推行、普及的是普通话。由于普通话占绝对优势,因此,它在吸收方言词语的同时,也在取代某些方言词语的地位。比如中国的上海话、南昌话、武汉话里都有“脚踏车”,但“脚踏车”已为“自行车”所取代。至于其他方言名称,如单车、线车、洋车、铁马、洋车子、洋驴子、动辇车、自转车等,更在被替代之列。

    可是,新加坡却出现相反的情形。“同一概念的事物,华语原有词语已不用或少用,代之以新加坡闽南话词语,成为华语的常用词语。”例如上举“蛇、怕输、冲凉、高丽菜、大耳窿”等直接成为华语的常用词语。[20]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脚踏车”了。新加坡人在提到这种代步或运动工具时,都说“脚车”或“脚踏车”(骹踏车)。因此,在新加坡人的口语中或者媒体上,人们听到看到的都是“脚车”或“脚踏车”,“自行车”几乎绝迹。甚至有的新加坡人认为“自行车”构词不合理,因为它根本不会“自行”,必须“脚踏”才行,所以说“脚踏车”才合理。新加坡的报纸在报道中国新闻时,看到“自行车”,会括注“脚踏车”,或干脆把它改为“脚踏车”。在报道奥运会比赛项目时,“自行车比赛”也改为“脚踏车比赛”。新加坡人也不习惯说“荸荠”、“喷头”,因此,新加坡的华语规范部门把water chestnut定为“荸荠/马蹄”,把shower nozzle/sprinkler head定为“花洒”,把bicycle定为“脚踏车”。[21]这样处理,是从实际出发,尊重本国人民的语用习惯,无可厚非,然而新加坡华语和普通话的差异却因此扩大。

    (八)双语教育影响

    从1966年起,新加坡政府在所有學校正式推行双语(英语与各族母语)教育政策。从1987 年起,传统的四大语文(英语、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源流學校,统一使用一种教学语言即英语,而本族语文一律作为第二语文學习。英语的地位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不断提升,成为新加坡的顶层语言,家长的第一选择。在新加坡,想成为行政人员、专业人士、社会精英或政治领袖,就必须熟练地掌握英语。周清海博士说:“三十多年实行双语教育的结果,解决了新加坡的语言问题。新加坡人民都接受双语教育。但英语作为现代化、行政的语言,却不免带来文化上强烈的影响,而母语作为传递文化和传统的语言,却因为程度太低而不能胜任。新加坡华人目前所面对的是如何保留自己文化的问题。”[22]

    在双语教育制度下,英语成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华文是必修科。教育部规定华族学生小学升上中学,中学升上初级学院,初级学院升上大学,华文科都必须考获合格的等级,但是一旦进入大学,除中文系课程外,全部用英文。如果中学毕业不升大学而进入理工学院的话,所有课程也都用英文。因此,在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制度下,两种语言的接触时间实际上是随着学年的递升而递减的。

    工院或大学毕业生踏上工作岗位后,主要使用英语,原来那点不厚实的华文底子,经过几年的荒疏之后,已经派不上用场。唯有华语还没有完全遗忘,尚可作为工作或生活中的辅助用语。有时,用华语交谈也显得力不从心,不得不求诸英语,因此,新加坡华人在用华语交谈时,语码混用或转换的情形是非常普遍的,最常见的是掺杂英语词句。其结果是字母词(lettered-word)大量产生。

    新加坡华人在交谈中常用的字母词有:5C、U转(U-turn,掉头)、CC(community centre/club,民众联络所/俱乐部)、CDP(The Central Depository Pte Ltd,中央托收公司)、COE(certificates of entitlement,拥车证)、CPF(Central Provident Funds,中央公积金)、CTE(Central Expressway,中央高速公路)、DBS(Development Bank of Singapore Ltd,新加坡发展银行)、DJ(disc jockey,唱片骑师)、ECP(East Coast Parkway,东海岸公园大道)、EDB(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经济发展局) 、EM1(English-Chinese1,英文高级母语)、EM2(English-Chinese2,英文母语)、EM3(English-Chinese3,英文基本母语)、ERP(electronic road pricing电子公路收费制)、GST(goods and services tax,消费税)、HDB(Housing & Development Board,建屋发展局)、ITE(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工艺教育学院)、JB(Johor Bahru,新山)、LRT(light rapid transit,轻轨铁路)、MAS(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C(medical certificate,诊断书)、MRT(mass rapid transit,地下铁路)、NETS(network for electronic of Funds,电子转帐系统)、NTUC(National Trades, Union Congress,全国职工总会)、PIE(Pan Island Express,泛岛高速公路)、SIA(Singapore Airline Ltd,新加坡航空公司)、TC(town council,市镇理事会)、TDB(Trade Development Board,贸易发展局)、URA(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市区重建局)、WTC(World Trade Centre,世界贸易中心),等等。

    其次,音译词和意译词并存,而音译词挥之不去。例如:杯葛(boycott)——抵制,固打(quota)——限额,礼申(licence)——执照,恐兵(complain)——投诉、申诉,哈啰(hello)——喂,必甲(pickup)——小卡车、小型货车、轻型货车,罗厘(lorry)——卡车,摩多西卡(motorcycle)——电单车、摩托车,积博、积宝(jack pot)——吃角子机、吃角子老虎机,德士(taxi)——计程车、出租汽车。这些互相对应的音译词和意译词,照例完全可以使用意译词,而无须再用音译词,但是,在口语和书面语中音译词仍时有所见,纯粹是语用习惯使然。

    有的是由于还没有定型的意译词,所以音译词在语用中占上风。例如:卜基(bookie)——在赛马、球赛或政治人物竞选等活动中非法接受赌注的人,史古打(scooter)——低坐、有踏板的小型摩托车,固本(coupon)——用于停车、以特价购物、参加抽奖或换取赠品的凭证、券或票,滑铁卢(Waterloo)——比喻受挫、失利或失败。

    无论哪一种情形,结果都是异名同实词语的数量有所增加。对不谙英语的人来说,他们不明白你说的“杯葛”是什么意思;对不能熟练地使用华语的人来说,boycott(杯葛)有助于他们实现沟通的目的。

    六  特有词语在语文生活中的价值

    每个社区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反映该社区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共同的心理状态的词语,这些词语主要为该社区的全体成员服务,成为他们语文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新加坡也不例外。

    作为社区的成员,对本社区的特有词语,敏感度反而较低,或许是“入芝兰之室,久闻而不知其香”吧。如果他们进入别的社区,语言敏感度就会高起来,就会觉察自己的用词习惯跟别人有不同之处。

    一个长期生活在甲社区的人,一旦进入乙社区,假如有机会长期住下来,呆上三年五载,就不难越来越多地发现这个社区中存在的特有词语,并通过不断解读这些词语去认识并了解这个社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特有词语在人们语文生活中的最大价值,便是让外来的语言用户借以了解该社区的社会形态、社会心理,以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外人认识并了解这个社区的窗口。新加坡华语中的特有词语,其价值也在于此。这一点,笔者在第三节里已经详细描述过了。

    特有词语在语文生活中的另一个价值是可以大大地丰富汉字文化圈内的语汇。特有词语一般都是单区独用的词语。但是,如上所述,由于语用互动频繁,有些词语已成为双区、三区、四区甚至五区共用的词语,而且相当一部分已经为普通话所吸收,成为现代汉语语汇的共同底层,成为普天之下炎黄子孙共用的词语。[23] “公关、代沟、共识、另类、投诉、互动、双赢、峰会、安乐死、炒鱿鱼、负增长、AA制、T恤衫、卡拉OK”等等,不都是改革开放后陆续从境外或海外进入中国大陆,为普通话语汇所吸收的吗?这些词语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代汉语的重要补充部分。[24]“共同底层”越宽阔,“底层基础”越厚实,全世界炎黄子孙沟通起来就越方便。这在网络世纪显得格外重要。

    网络世纪语言沟通的一大特点是词语无国界,词语无时限,天涯成比邻。尽管华语语汇有个共同的底层,使沟通一般不成问题,但是,如果碰到某个社区的特有词语,即单区独用词语,障碍就出现了。这就好像北京人跟广东人用普通话交谈时,一方突然口吐一个方言词,沟通马上就出现障碍。如果是个关键词语,沟通就难以顺利地进行下去。比如中国大陆、港澳和台湾的读者在新加坡的中文网络媒体上看到“新加坡的年轻一代追求5C”这句话,而新闻未予解释,那么,阅读就搁浅了。反之,居住在东南亚的华人上网阅读中国新闻,看到 “双规”、“双开”、“海龟派”、“新贫族”等中国特有的词语而没有解释的话,阅读也会搁浅。如果新闻的作者或编辑作了解释,假以时日,大家就熟悉了。尽管这些词语尚未成为双区、三区或各区正式流通的共用词语,尚未成为当代汉语的补充部分,但是,已经了解这个词语的受众,可以把它存放在个人的词库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些单区独用词语至少已经为双区、三区、四区甚至各区的少数成员所了解。如果它是个富有生命力的高频词语,就可能被吸收,成为正式流通的共用词语。

    第三,从微观的角度来说,中国大陆和港台的单区独用或双区共用的词语进入新加坡,为新加坡华语注入新血,丰富了新加坡华语的语汇,使新加坡华语提高了表现力。例如中国大陆的“人均”、“同比”,香港的“波霸”、“狗仔队”,台湾的“诉求”、“人脉”传到新加坡,经媒体采用并传播开去,现在已经落户新加坡,为新加坡华语所吸收。新加坡所创造的“朋党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也为马来西亚港台等媒体所采用。

    中国已经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更加开放,香港、台湾和新加坡本来就是开放型的社会,可以预料,不同社区的特有词语借助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频繁交流,多向互动,已是大势所趋,它们在语文生活中的价值将日益显露出来。

    七  特有词语的规范问题

    新加坡华语与现代汉语虽然一脉相承,没有实质性的差异,但是,在语音、语汇和语法上,差异还是程度不等地存在的。这种差异就语汇而言,主要表现在与中国的普通话异名同实的词语上。这些异名同实词语产生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因翻译外来词语而产生差异;

    2、 因中国国家转型而产生差异;

    3、 因国家认同转向而产生差异;

    4、 因语文政策不同而产生差异;

    5、 因吸收文言词语而产生差异;

    6、 因吸收方言词语而产生差异;

    7、 因吸收马来词语而产生差异。

    上述七个方面前文均已讨论过,不再赘述。

    这里笔者主要就异名同实的词语要不要规范,如何规范的问题谈一点看法。

    笔者认为,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是须要规范的,但是,由于新中两国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状况不同,因此,新加坡华语不可能跟普通话同步发展,语汇规范就不能唯普通话马首是瞻。笔者认为,新加坡华语语汇规范的总原则是趋同存异,双向互动。

    提起趋同,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便是应当认同中国,向普通话靠拢甚至一面倒。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不切实际的。事实证明,趋同应当双向互动,不应该单向一面倒。至于存异,那是为了尊重历史,尊重语言事实,是从新加坡人的语用实际出发,保留新加坡华语的特色,而不是孤芳自赏,不是故意拉大与普通话的距离。其实,在环球经济一体化,信息传播网络化的时代,同一种语言的应用,相同、一致之处越多越好,存异有时是在非常不得已的情况下所采取的处理方法。

    今天,在讨论华语语汇规范的时候,依然有一种倾向是须要防止的,就是单向地要求新加坡华语向普通话看齐。论者认为汉语是“源”,华语是“流”,中国是有13亿人口的大国,新加坡是只有区区三百余万人口的小国。笔者认为,语汇规范一方面有赖于语言系统自身进行调节,另一方面也要用人为的手段进行宏观或微观的干预,但是,在用人为的手段进行干预的时候,不能采用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或行政命令的方法,须作过细的分析。下面举三个例子进一步阐述笔者的观点。

    第一个例子是“胡姬花”和“兰花”的讨论。1999年9月,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展开了一场关于“胡姬花”是否应当规范为“兰花”的讨论,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在要“胡姬花”还是“兰花”的争论中,笔者看到了新加坡人的两种不同的心态。

    “胡姬”是英语orchid的音译,“胡姬花”是在音译之后加了个类名,其形式跟“爱之病”(爱滋病或艾滋病)一样。有人建议把“胡姬花”规范为“兰花”,理由是“在我们华人的世界里,便只有兰花,只是不知何故,我们这一南方小岛竟会选择音译其英文名而把它改名为胡姬花”。“假若我们的社会真要提倡使用世上所统一的正确的词语,我们应当把那‘怪名’彻底地更换掉”。[25]这个意见一提出来就遭到反对。不同意改名的人提出的理由很多,且看:

    当年,‘胡姬’的命名由来有自,虽属戏笔,却是前辈们心血的结晶,绝非造次。如果说词汇是时代的印记,又带有‘文化’的负荷(cultural load),那么,保留‘胡姬’作为‘orchid’的译名,是意义深长的。何况,‘胡姬’富有诗意,不在话下。唐代李白《少年行》之二有句:‘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如胡姬酒肆中。’诗中的‘胡姬’,指的是西域之女。已故林学大校长匠心独运,将之旧语新用,音近意幽,堪称佳译。[26]

    胡姬花一名早已为大众所接受,它是新加坡文化的一部分,建议中国编辑的花谱或词典收入“胡姬”一词,并注明是新加坡的国花。[27]

    编写词典的学者可以在解释胡姬一词时,考虑提供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是传统意义上指西域美女……第二个解释则是一种草本植物名称,意指兰科植物。[28]

    这场讨论没有结论。不过,《联合早报》编辑在总结时说,大多数读者认为“没有改名的必要”。[29]

    第二个例子是“榴莲”。1985年,有人在马来西亚的报纸上撰文建议把“榴槤”改为“榴莲”。作者说:“‘榴槤’是本地的写法,应当统一写成标准的‘榴莲’。”作者何以认为“榴莲”就是“标准的”写法呢?没有详细说明。

    新加坡已故学者许云樵先生在1960年编就《南洋华语俚俗辞典》,次年8月由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印行。许先生在引言中说,“笔者旅南卅载,俨然南洋伯矣”。《南洋华语俚俗辞典》是他“持之以恒,日有所得,随手录存”,“积之经年”的成果。这部辞典收的是“榴莲”。许云樵先生为什么采用这个词形呢?也没有说明。

    中国出版的小型、中型和大型的语文工具书向以“榴莲”为词形,如《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1980年)、《常用构词词典》(1982年7月)、《现代汉语大词典》(2000年)、《辞海》(1979年版和1999年版)、《汉语大词典》(第四卷,1990年)、《英汉大词典》(1993年8月译文出版社版)、《汉英词典》(1995年8月,外研社修订版)。这或许就是认“榴莲”为标准词形的依据。辞书的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

    2000年,中国湖北省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以新加坡为背景的小说《乌鸦》,嗣后,作者授权新加坡的玲子传媒出版新加坡版。这两个版本通篇都用“榴莲”。《乌鸦》的作者1995年到新加坡,1997年回国,在新加坡闯荡了两年。笔者相信在此期间,新加坡的水果摊或媒体上是不会用“榴莲”这个词形的。那么,书中为什么一律用“榴莲”呢?是中国出版社的编辑根据中国的标准改的呢,还是作者原稿就是用“榴莲”的呢?不得而知。但是这个例子足以证明,直到今天,中国还是用“榴莲”的。

    Durian是热带水果之王。新马华人对这个词的华文译名用词是非常在意的,笔者在新加坡工作居住了16年,从躲着“榴槤”到爱吃“榴槤”,从未看到卖“榴槤”的小贩写“榴莲”,都写“榴槤”。台湾出版的《新世纪英汉辞典》正条用“榴槤”,括注“又称榴莲”。香港的水果店也都用“榴槤”,未见用“榴莲”。然而出生在新马,长期生活在新马的人,为什么反而认同中国的“榴莲”呢?该不是因为它是大国,人多,就跟进的吧?建议把“槤”字改为“莲”字,新马广大语言用户会同意吗?再说,“榴槤”是一种常绿乔木,高20至40公尺,改用草字头的“莲”字,极易令人联想起长于池沼中的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这或许就是直到今天,新马广大语言用户对“榴莲”不感兴趣的原因。

    1999年8月中旬,参与《现代汉语词典》修订工作的晁继周先生应邀到新加坡考察。在访新期间,晁先生作了一次学术演讲。会上,听众对“榴莲”一词的词形提出意见,认为应当改用“榴槤”。由于《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7月修订第3版已将“榴莲”删除,因此,回国后,晁先生在投寄给《联合早报》的一篇短稿中说:“考虑到这种植物的特殊重要性,我认为在《现代汉语词典》下次修订中,应当重新收录它。并且按照‘名从主人’的原则,既然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华文均写作‘榴槤’,中国词典把‘榴莲’改为‘榴槤’也是合适的。”[30]

    第三个例子是“回教”、“回教徒”和“回教堂”。1998年8月22日,有位中国读者接连发电子邮件给新加坡《联合早报》,强烈要求早报“尊重中国大陆的译法”,把“回教”、“回教徒”和“回教堂”改为“伊斯兰教”(Islam)、“穆斯林”(Muslin)和“清真寺” (mosque),“以正视听”。然而这个意见至今未被采纳,因为如果更改,牵涉的面太广。马来西亚也有人提出同样的建议,结果跟新加坡一样。

    “胡姬”和“榴槤”虽是两个音译词,但在新马地区用得很久了,它们打上了地区的、时代的烙印,“又带有‘文化’的负荷(cultural load)”。现在,有人建议加以规范,并用中国的词形作标准,将“趋同”的原则落实在这两个词上,新加坡的语言用户在感情上是很难接受的。“回教”、“回教徒”和“回教堂”在新加坡用了一百多年了,也不是说改就改得了的。

    还有road hump和airbus,新加坡译为“路隆”和“空中巴士”,也比中国的“减速带”(或“限速带”)和“空中客车”(简称“空客”)要好得多。又如AIDS,新加坡译为“爱之病”,马来西亚、港澳、台湾都译为“爱滋病”,但是,普通话规范为“艾滋病”。十多年过去了,“艾滋病”始终只在大陆使用,为新马、港台和其他华人社区所排斥。这些事实都足以证明,新加坡在进行华语语汇规范的时候,不能唯普通话马首是瞻。

    当然,能够跟普通话一致的还是应当跟进。在这方面,新加坡是从善如流的。例如用了多年的“随身电话”和“网际网络”,新加坡已经改为“手机”和“互联网”了。至于“主催”“固打”“杯葛”之类,笔者认为不妨改用“主办”“配额”(或“限额”)“抵制”。“卤”(或“卤获”)这样的文言词,则宜改用“破获”(或“搜获”“起获”)。[31]

    八  结束语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新加坡华语语汇同普通话似乎没有什么差异,因此,新中两国人民在用华语或普通话交谈时,沟通不成问题。但是,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差异还是存在的,新加坡特有词语的存在就显示了这种差异,而且在不同程度上给沟通造成障碍。消除障碍的方法之一是编纂一部新加坡地区词词典,并出网络版,以便全世界的华人随时查检。

    从积极方面来看,人们可以通过解读新加坡特有词语来认识新加坡,了解新加坡。新加坡特有词语是新加坡人语文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为普通话语汇输送新血,丰富普通话的语汇,也给全球华语增添了姿采。某些新加坡特有词语在构词上体现出来的创意性,不但反映了新加坡华人的聪明才智,而且为现代汉语的构词法提供了鲜活的例证。

    收集、整理、研究新加坡特有词语,从词形、语义和语用上同中国大陆、港澳特区和台湾进行比较,有助于促进台海两岸、港澳和新马人民相互之间的了解、交流与沟通,有助于促进文化的交流和商贸的往来。在网络世纪,这种了解、交流、沟通与往来显得格外迫切而重要。拙文仅是抛砖之作,敬请广大读者指正,并由衷地希望对这个课题有兴趣的朋友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2002年5月1日于香港



    【后记】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成立后,主持其事的周清海教授便拟定了一系列同新加坡本土有密切关系的科研专题。当时,笔者在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从事文字工作,周教授将自己的构想告诉笔者。随后,蒙周教授错爱,邀请笔者选题参与研究工作。

    周教授将研究工作锁定在与本土有关的课题上,对此,笔者非常赞成。笔者向来不赞成,也不愿意把有限的时间、精力与资源投入那种离人们的语文生活非常遥远的研究之中。恰好笔者已经收集了一定数量的新加坡特有的词语,于是便选了这个同语汇有关的题目。

    笔者结合工作,利用业余时间整理、分析手头的资料,着手编撰《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拙编终于在1999年10月出版了。

    虽然笔者把拙编叫做“词典”,但是,有人说“这不像一本词典”,也有人说它“不仅是一部词语词典,而且是一部社会和文化词典”(孙建强:《读词典,逛新加坡》,《世界汉语教学》2001年第3期)。笔者也就不管人家怎么说了,反正笔者把十多年来所收集的资料整理出来并公之于众,目的是方便语言用户,特别是那些到新加坡旅游、探亲、学习、工作、经商或定居的人,帮助他们减少沟通中的障碍。

    词典出版后不久,笔者就结束在新加坡的工作回香港了,但是,当年答应周教授写篇论文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对此,笔者非常歉疚。现在,文章总算写出来了,交卷了,不过是抛砖之作。犹记得笔者刚到新加坡时,曾听老新加坡说,新加坡虽是个小国,却是一所语言大学院。这个比喻非常确切,新加坡的确是人们研究汉语方言、语用学、社会语言学、比较语言学的好地方。因此,笔者希望有兴趣的朋友继续以新加坡地区词为课题作更深入的研究。

    出了一本词典,写了一篇文章,笔者关于新加坡特有词语的研究工作也就告一段落了。周教授是一位办事很认真,很有计划,又很能体谅人的学者。如果说笔者多少取得了一点成果的话,那是跟周教授几年来的关心、鼓励、推动、协助分不开的。借此机会,谨向周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释

    [1]郭良夫主编《应用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陈原《社会语言学》香港:商务印书馆,1984,第176页。

    [3]刘涌泉《谈谈字母词》,《字母词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第266页。

      汪惠迪《新加坡华语字母词语用简论》,2000年8月6、13日联合早报星期刊·论坛;《欢呼“字母词”时代的来临》,2002年2月22日人民网·观点;《信息时代的产物——字母词》,2002年3月2日联合早报网·社论/言论/天下事。

    [4]孙远志《印度尼西亚语发展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112页。

    [5]同[1],第228页。

    [6]陈松岑《语言变异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第14页。

    [7] 窝雷斯(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马来群岛科学考察记》(吕金录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66,第29—30页。译文用词似有不尽确切之处,悉照原文。

    [8]纽博特(Newbold)《马六甲海峡的英国殖民地》(1839),转引自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出版,1993,第5页。

    [9]《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联合早报》2000年9月1日。

    [10]《汉语大词典》第一卷,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第1041页。

    [11] 同[1]。

    [12]庞兆麟《辞书怎能汇集语言垃圾》上海:《语言文字周报》,2001年10月17日第921号第1版。

    [13]王同伦《莫把同志推下水》北京:《语文建设》,2000年第12期第8页。

    [14]周士琦《由“霸”构成的新词语》北京:《语文建设》,2000年第12期第15页。

    [15]陈重瑜《“华语”——华人的共同语》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86年第21期;又

    《华语研究论文集》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出版,1993年,第5页。

    [16]卢绍昌《华语论集》新加坡:作者自印本,1984年,第46—47页。

    [17]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2000年,第720页。

    [18]同[6],第112页。

    [19]周长楫、周清海《新加坡闽南话概况》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页。

    [20]同上,第165—166页。

    [21]新加坡交通及新闻艺术部华语运动秘书处《小贩中心、巴刹、酒楼餐馆和中元节常

    见物品名称简编》(修订本),1987年。

    [22]周清海《语言与教育》,新加坡:《新加坡社会和语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

    语言文化中心,第52页。

    [23]汤志祥《当代汉语词语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90年代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汉语词语现状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二章第二节。

    [24]同上,第45页。

    [25]《胡姬花就是“兰花”》,1999年9月22日《联合早报》第20版。

    [26]林万菁《“胡姬”是佳译应保留》,1999年10月22日《联合早报》第20版。林学大是南洋美术专科学校创办人,他偶然取用“胡姬”,结果报纸竞相采用,从此风行。

    [27]朱添寿《中国花谱词典应采纳“胡姬”一词》,1999年10月27日《联合早报》第16版。

    [28]《王俊杰:“兰”只是一种泛称,胡姬是正确科学分类,没有必要改称兰花》,1999年10月29日《联合早报》第9版。

    [29] 1999年11月16日《联合早报》第17版。

    [30]晁继周《榴槤?榴莲?》,1999年9月17日《联合早报》副刊第2版。

    [31]汪惠迪《双向互动  兼容并存——新马华语词汇规范的路向》,2000年1月23、30日《联合早报星期刊·论坛》。

    作者:汪惠迪

    编辑:汀滢

    从五个方面看我国的华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
    通假字的流传、成语的变迁和所谓余秋雨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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