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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20世纪中国近代史话语的变迁(1)

    发布时间: 2017/12/21 11:51:27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文字 〖 〗 )
     [ 论文 关键词]近代史;话语;革命;近代化 
      [论文摘要]纵观20世纪 中国 近代史研究,主要是在“革命”与“近代化”两种话语模式中展开。各个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语境和精神气候规定其研究方式。左右其话语权。本文试图通过对20世纪中国近代史话语的变迁过程的回顾和述论来解读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治功能和社会功能。 
       
      中国近代史话语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近代化”话语和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革命”话语,前者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来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后者以帝国主义侵略为主线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两种话语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 发展 而演进,其角色地位在一定时期互相变换。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是正统、是中心,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正统,近代化话语则被边缘化,其角色正好互换。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出了大量从近代化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史的论著,近代化话语日益受到学者的青睐,近代化话语有趋向主导地位的态势,保守地说至少可以和革命话语平分秋色。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外交问题影响中国的内政非常深刻和直接,许多内政做法都是以外交举措为转移。帝国主义在中国扮演着控制内政的重要角色,因此20世纪初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多是从外交史起步。刘彦著的《中国近时外交史》1910年完稿,重点探讨中西关系。蒋廷黻1923年从美国回国后首先着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这一时期近代史和外交史合二为一,外交史的研究是广义的外交史研究,即“所有中国对外力挑战的反应之种种内政的举措与变革的研究,所有中国不同阶段内的自强的努力,如不同的维新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发动与发展,均列入范围之内。因为这些内政举措与变革的原始推动因素,虽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无不可以从中发现一条‘外力’影响与操纵的线索——这是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拥有完整主权与强大政权的近代大国,很不相同的一点。”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从外交方面来探讨中国近代的进程,这是时势使然,既是 历史 发展的真实情状,也是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思想成果。 
      同时20世纪初,革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革命史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辛亥革命期间,为了更多的为现实服务,为 政治 需要提供理论武器和宣传工具直接导向了革命史的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研究辛亥革命及孙中山成为研究革命史的新热点。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条理清楚,叙事比较确切扼要,为人们所熟悉和经常引用。”用唯物史观研究革命史以华岗1931年出版的《1925 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为代表,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体系。 
      总的来说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都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把政治和历史熔为一炉,以历史论证现实,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平不高,但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具有开拓和奠基的作用,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话语的确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险,适应民族抗战到来的形势,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始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感应现实和社会的需要,在30年代以前研究的基础上,中国近代史作为学科体系的研究开始兴起。两种话语也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罗家伦1931在《武汉大学社会 科学 集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罗家伦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提倡科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纳入主流史学范畴的呼吁,作者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意义和方法的论述,奠定了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体系”。此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罗的呼吁下和现实政治的推动下,产生了两种研究思路:一种以蒋廷黻、陈恭禄为代表运用西方研究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近代化”话语;一种是以李鼎声为代表,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话语 
      对于2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出现的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形成的中国近代史话语,欧阳军喜在《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一文从四个方面做了深入的阐述: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与历史主题;关于中国近代事与人物的不同解说;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 总结 ;两种话语的思想渊源。欧阳先生的结论是“历史是多么深入地介入到现实政治之中,或者被社会政治介入。如果我们离开30年代初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离开当时国、共两党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离开当时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两种中国近代史,无法理解为什么同一段历史却有如此不同的两种认识。”笔者认为作者在文中的分析是相当深入的,其结论也非常平允。遗憾的是作者对当时服务主流意识形态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外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构建的近代化话语少有论及,仅在两种话语的思想源源中略有提及。笔者认为与当时蒋著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后来对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不相称,要完整的了解1930年代确立的近代化话语必须对蒋著进行详尽的分析。蒋著所构建的近代化标准,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在政治、 经济 、思想文化各方面急剧转型的现实;反映了当时学术界正在进行的近代化问题的讨论;反映现实中近代化的困厄。他将眼光转向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通过分析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为当时中国历史提供借鉴,表现了作者寻求救亡之道的责任感。“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成为了这一时期影响很大的代表作。蒋著《中国近代史》围绕着中华民族是否能走出落后的‘中古’状态进入‘近代化’,能否废除狭隘的‘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组织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一主题”。“这部仅5万余字的近代史,完全是一政治史为经,以事件史为纬,以点带面,一线相系的典型作品。它的影响,根本就是这一构架所体现的史学功能符合了抗日救亡这一政治需要”。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所构建的分析模式与话语系统对当时乃至以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廷以说过“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学科研究实于罗先生(即罗家伦)同开风气,直接间接,编者亦受其相当影响”。1965年考古学家李济也指出:“他(蒋廷黻)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了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一大堆原始材料点活。”余英时认为蒋廷黻是一位对费正清“发生了定型作用的史学家”。故论述中国近代史话语就无法避开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论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话语必须论述蒋廷黻、陈恭禄、李鼎声三人的著作,他们分别代表了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反映学者立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三者反映了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全貌,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现实中不同人群对近代中国不同的思考。 
      “近代化”话语和“革命”话语在1930年代形成后起角色互相变换。在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占绝对统治地位,1980年代以后,“近代化”话语对“革命”话语形成强大的挑战,形成了两种话语的对峙阶段。 
      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所构建的中国近代话语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础,因此他的《中国近代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派的滥觞,其主要以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为线索组织历史事件,主要集中于半殖民地形成过程的考察,对半封建社会及人民群众反侵略的一面重视不够。最早阐发毛泽东阶级斗争历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是1947年出版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这本半部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斗争为基本线索,以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上起1840年的鸦片战争,下止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它的出版标志着阶级斗争为指导的“毛——范近代通史体系”开始崛起。胡绳的《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所构建的“革命”话语是以政治史为分析框架,所依据的理论是毛泽东的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他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关系演变为线索,分析中国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侵略相勾结的过程,中国人民如何对外来侵略作出反应及在反应中逐渐成长的过程。胡绳的《帝国主义与政治》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对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产生深远影响。在建国初期,“大多研究者认为,只有根据他们提示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才能得到科学的结论。这两本书对中国近代历史事件的描绘和解释,后来成为许多研究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因此这两部著作初步奠定了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基本模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初期的代表作。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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