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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外来词的方言标注研究(2)

    发布时间: 2018/8/10 0:06:10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文字 〖 〗 )
    事实上,《汉语外来词词典》收录了大量的方言外来词,只不过没有配置方言标注。比如,“那摩温”(No. 1 工头)、“拉斯卡”(last car 末班车)、“法兰绒”(flannel)、“马达”(motor 发动机)、“水门汀”(cement 水泥)、“水汀”(steam 蒸汽,暖气)、“白脱”(butter 黄油)、“麦克风”(microphone 扩音器)、“沙发”(sofa)等词均属于上海话(钱乃荣 2007:92—93),但是《汉语外来词词典》未加任何方言标注。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编纂者缺乏可靠的方言证据。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外来词的源流考释工作基础薄弱,而编纂者不可以仅靠个人的学养去妄下断言,因此,尽管其中二位编纂者已经在前期出版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1958)中注明了部分词语的方言源头,在1984年出版的《汉语外来词词典》中却仅仅采用了标签“〈方〉”来提供部分信息,但不提供方言源头,这说明编纂者在编纂原则上重视方言音译词的标注,但在编纂实践中却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  
      三、方言外来词标注的价值和意义  
      汉语方言众多,且各方言之间特征迥异,无论是作为借出语还是作为输入语,其方言特征都是值得关注的。作为输出语,汉语已经输出给外语的词在外语中是否是根据汉语原词的某种方言读音转写而成的呢?美国学者Garland Cannon在1988年的American Speech(《美国语》)第1期上发表了Chinese Borrowings in English(英语中的汉语借词)一文,对他从英美出版的八部案头词典等文献中所收集到的979个汉语借词进行了语源、义类和构词类型等方面的分析。另一位美国学者Andrew J. Moody在1996年采用Cannon的语料库,以词语被至少三部不同词典收录为标准,从这979个词中挑出196个汉语借词,分析了汉语方言在这些词中的沉积状况。对于这196个汉语借词,Moody排除了三种词:一是那些显然来自于同一汉语原词的词,如Jap,Japan,Japanese,Japanesque,Japanize,Japanology,Japlish等均为Japan的变异形式,因此全部排除在外,仅认定其根词Japan为汉语借词;二是那些用汉语音译成分加英语语素构成的词,比如black tea(红茶)和green tea(绿茶)都被排除,但将“茶”的音译成分tea认定为汉语借词;三是那些仿译词,比如paper tiger(纸老虎)、scorched earth(焦土)、Red Guard(红卫兵)、winter melon(冬瓜)等。Moody最后得到92个汉语借词,通过对比这些词与汉语原词的读音之间的照应关系,并查询英美最权威的足本词典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韦氏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1961)和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牛津英语词典》,1989)等相关资料,最终确定其中22个词是从汉语经由日语、法语、皮钦语、荷兰语等中转后进入英语的,而剩下的70个汉语借词中有37个来自普通话,13个来源于粤方言,5个来源于厦门话。从义类来看,13个粤方言借词中六成以上与饮食有关,包括kumquat(金橘)、loquat(枇杷)、bok choy(白菜)、chopsuey(炒杂碎)、chow mEin (炒面)、dimsum (点心)、wonton(馄饨)、wok(锅)等词,而源于厦门话的汉语借词全部与茶有关,包括tea(茶)、bohea(武夷茶)、pekoe(白毫茶)、congou(工夫茶)、hyson(熙春茶)。于是,Moody(1996:405)得出了这样的研究结论:“(英语)从普通话中借入的词通常反映中国的‘高雅’文化,即所借入的词关乎哲学、宗教、历史、政治、艺术和文学等领域。从粤方言借入的词大部分与食物有关。最后,英语中好几种茶的名称来源于厦门话,而tea(茶)一词本身是从厦门话中借入的。”这样的研究结果是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相互印证的:由于一些广东人移居海外,又由于香港与英语文化千丝万屡的联系,一些粤方言词得以成为汉语借词的拟音依据而传入英语;厦门方言输出给英语的多是茶名,是因为福建是中国茶叶的主要产地之一,在19世纪中英贸易发达的年代,厦门是福建茶叶主要的出口地。  
      作为输入语而言,即使在普通话获得大面积推广的今天,汉语中仍然存在一些用方言音译的外来词。汉语发展的事实表明,汉语方言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向普通话靠拢,但是普通话不会代替方言。只要方言长期存在,汉语中的方言音译词就不会消失。那么,汉语在音译外来词时是否是用方言来译音的?如果是,词典中是否做了任何标示?如果有标示,标示是否具体而准确?我们对《汉语外来词词典》所做的方言音译词调查,虽然只确定了51个音译词的方言源头,但是,各地方言中实际流通过或正在使用中的方言音译词数量是大大高于这个数字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的引进,有一条非常明显的分水岭:80年代以前,极大部分都是从上海方言中引进的;而80年代以后,则主要是从粤方言,特别是从香港方言引进的。”(邵敬敏 2000:4)外来词对上海话的影响涉及方方面面,据钱乃荣先生(2007:93)研究:“西洋近代文明无论工艺、建筑、交通、衣饰、饮食、医学、教育、音乐、体育、娱乐和生活用语等都在上海的词汇中留下痕迹。”粤方言中的外来词同样数目巨大,Mimi Chan & Helen Kwok的专著A Study of Lexical Borrowing from English in Hong Kong Chinese(《香港中文中的英语借词研究》,1982)中,收录了香港中文中来自英语的借词约350个,其中还包括一些在普通话中无对应词形的词。如果对其他方言中的外来词进行研究,或许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这些方言在外来词中留下的痕迹。  
      然而,如上所述,以汉语从英语借入的音译外来词为例,我们已经发现:对于方言音译外来词,专门的外来词词典要么未加方言标注,要么采取了与通用的规范性语文词典一样的处理方式,即仅仅加上标签“〈方〉”。外来词词典的这种处理方法是否合适,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像《汉语外来词词典》这样收释古今外来词的词典,本质上是一部历时专门词典,收词的范围广、时限长,必定收录一些历史上曾经在特定地区流通而现在的普通语文词典无法收录的方言外来词。对这类词做恰当的方言标注,才能全面反映其特征,完成词典忠实记录语言的职能,因此,方言标注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的,只要某个外来词是依照某地的方音转写并在该地通用过,就应该标注具体的方言区。此外,标示具体的方言区,有利于词典使用者了解音译词与外语原词之间语音上的对应关系。有一些音译词可能成词的年代比较久远,抑或因为个人的语言知识有限,普通的语言使用者可能不了解其方言特征,甚至可能望文生义,对外来词做出流俗词源解释。比如“的确良”一词来源于粤方言音译词“的确靓”(dacron 涤纶),其中的粤方言词“靓”意为“美观漂亮”(张绍麒 2000: 146),一般的语言使用者对此闻所未闻或闻之甚少,是不足为怪的。如果词典明确标示该词的方言特征,则可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再者,方言区的确切标注有利于读者了解词语产生的文化背景,更有利于语言工作者的研究。如果外来词词典给所有的方言音译词都配备了具体的方言区标注,那么我们不需要在《汉语方言大词典》中进行二次查询,就可以获得相关语料并揭示各方言区与异族语言接触的状况,而不必像Moody那样费尽周折才能确定方言源头并勾勒出语言接触的特征和概貌。
    编辑:秋痕

    汉语外来词的方言标注研究(1)
    汉语外来词的方言标注研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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