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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汉字繁简与书同文(3)

    发布时间: 2018/8/10 0:07:31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文字 〖 〗 )
    四、书同文的指导思想 


          前面说,由于 中国 的现行汉字印刷体存在繁简的差异,所以大陆和台港澳在各项交流和合作中就不能怕麻烦。但是,这种不怕麻烦,是硬着头皮的不怕,因为客观现状如此,而麻烦终归是麻烦。大家对繁与简,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识”不说,有时还得硬着头皮去“用”。比如前举汪辜会谈签协议,本来我们是同一种文字,但却要签一式四份。所以,我们这一代炎黄子孙,也有责任早日消除这种麻烦,尽快实现祖国的书同文。 

          那么,书同文的标准又该如何呢?书同文的基础是什么呢?书同文的标准,不能退回到老祖宗那里去找,也不能从外国引进。书同文的基础,只能是中国的现行汉字,包括大陆的现行简化字,台港澳的印刷体以及台湾的手写范本。书同文的标准,只能在此基础上产生。 

          可是,我们在现行基础上进行选择的时候,在统一书同文的标准的时候,总体指导思想应该是什么呢?这不能以个人偏见而论,也不能以 政治 或其他偏见而论,而是要从 历史 发展 的观点,从便利群众的观点,从符合 时代 要求的观点来考虑。在这点上,汉字自身形体发展的历史和老祖宗对待此类问题的做法,会给我们以某种启示。 

          翻开汉字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汉字的形体不断在变,其中既有点画的增减,偏旁的更换这样的小变化,又有整个体系面貌的大变化(如隶变)。变的原因不外两条,一是便利书写,二是准确表达。文字是交际工具,是工具就得求便利,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书写的材料及工具也是在变的,由龟甲兽骨、竹简布帛以至后来的纸,由刀刻、笔写到印刷。工具材料变了,字的线条笔画就会出现新的风格,人们便在新工具新材料的基础上追求新的便利。这就促使汉字形体发生不断的改变,有时竟变得与原来形貌迥异。例如主要基于书写便利而发生的“隶变”,就使古汉字的象形表意性丧失殆尽。文字又是记录语言的。先民们造字之初,绞尽脑汁,尽量使语言中的意义在文字的形体上表现出来,所谓象形、指事、会意,就是形体直接跟意义挂钩的;而语言是有声的,文字是可读的,于是先民们又尽量让汉字形体与语言中的声音挂起钩来,这就是形声字大量产生的原因。《说文》小篆形声字已占80%以上,后来更多,以至于有人干脆把我们的汉字叫做“形声体系”。形声体系的汉字就像人有两只手,一只手伸向语义,一只手伸向语音,确乎高明。依义造形,依音造形,这充分体现了我们祖先的聪明智慧和我们汉字的形体之“美”。 

          按说,这样的文字是不该变的,这样的“美”是不该丧失的。可是无情的事实表明,汉字原有的那种形体之“美”,却逐渐地退化乃至消失。问题很简单,正因为文字是表达语言的,而语言却是不断地发展演变的,语音、语义都变了,先民们以原来的音与义造的形,其“美”也就自然消失了。比如我们常说的“汉族”“汉语”“汉字”“男子汉”等词语当中的“汉”字,其形、声之“美”早已消失净尽了,但却并非简化所致。其形符“氵”的表义原理在常用义中,随着汉王朝的兴盛,早就不复存在了。在繁体的“汉”中,其右边的声符,也早已表不出声来了。许慎在《说文》中说它是“难省声”,段玉裁则以为是“浅人所改”,认为应该从“堇”声。可是从“堇”声的道理,即是古音学家也得绕好几个弯子才能得出声来,所以有声也是等于无声。事实证明,还是许慎说得对。中国历史博物藏有50年代发现的春秋时期楚国的一枚铜节:鄂君启舟节。上面两次用到“汉”字, 确实从“难”。但那样一来更糟。“汉”就成了“滩”,而《说文》明明另外收有“难”字。那么“汉”在过去到底该读han还是该读tan或者别的什么音,“汉”与“滩”古代到底是一个字还是两个字,这只好留待好古之士去考究了。类似这样的构形之“美”消失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总之,由于时代的发展(书写工具和材料都在发展),语言的演变,人们为了适应新的需要和语言的新变化,便将原来的字形加以改进,这就促成了汉字形体的发展。发展中,有时是在原字的基础上增加偏旁,如:益→溢,前→剪,要→腰,亨→烹,等。有人单就这一点说,汉字的发展 规律 是繁化,听起来也像是不无道理。但是,这是汉字的“孳乳”,是适应语义的分化演变而产生的滋生分化,绝不是单纯的“繁化”,并且这种滋生分化完成以后,它们仍要受“求便利”这条规律的制约,走向趋简的路。所以,笼统说汉字的发展趋势是简化,好像不大全面,要说是在明确表达的前提下尽量求简化,就较为全面了。实际上,汉字正是在这个定律的约束下向前发展。比如“尘、床、达、递、灯、刍、麦、继”等简化字,一千多年前就有了,有的既表达明确,又书写便捷,可谓“二美兼具”。如果繁体和简体表达都不明确怎么办?人们还是愿意选择简体。比如“漢”与“汉”,繁体的那个声符,在其位而不生其效,而徒具书写之繁难,这样就不如用一个同样无理的符号“又”将它顶掉,至少还能得书写便利这一条优点。同样的情况,人们都愿意求简求便,因此汉字的简化就不断在汉字使用者的手头上发生。像“无”、“礼”这样的字,战国时候就这样写了。所以,去繁趋简,应是汉字形体发展的总体趋势。 

    历史上的当政者在进行文字规范化的时候,也总是顺应汉字的发展趋势,总的原则也是——趋简。比如秦代的书同文,如果出于政治上或感情上的考虑,将秦国的大篆立为正字也就了事了。但秦始皇并没有简单地这样做,而是让李斯等人,以统一前的文字为广泛的基础,兼采六国古文,从而整理成更加简易规整的小篆,作为书同文的标准;并且大胆承认“贱民”们的“隶书”的草率手体地位。这次大规模的文字规范化,其趋简倾向是十分明显的。 

          唐代的字样之学是确立楷书正字的又一次文字规范化运动。自秦至唐,汉字又经过了八九百年的发展,其间经过了隶变和楷化两次大的飞跃,但由于种种原因,官方没有对汉字再一次予以正定,隶书在汉代就已成了实际上的正体,但小篆虽早已退出了文字的日常 应用 ,却仍保留着名义的正体地位。唐代是个大一统的时代,也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对文字的规范十分重视,有专门官吏来掌管。唐有天下,儒学大兴,太宗诏颜师古考定五经,厘正文字,其后又诏孔颖达撰五经正义。“自五经定本出,而后经籍无异文……每年明经,依此 考试 ,天下士民,奉为圭臬。”(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其正定文字的总的指导思想就是应时致用,即:不求复古,但求利今。颜师古著《字样》,其侄孙颜元孙著《干禄字书》,以及后来张参著《五经文字》,莫不如是。“应时致用”也就包含了“趋简避繁”在内。如张参的《五经文字》,在规范正字的时候,如果遇到两个字形,一个是较多地保留了篆书结构和笔意而较繁的“隶古定”,一个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省简的“隶省”,他一般将“隶省”立为正字,例如“捜”“搜”二字,前者是《说文》篆文的隶古定,后者是经籍中相承的隶省,他就把“搜”定为正体。这样一来就更加彻底消除了古文字的影响,使汉字更加笔画化、符号化。经过唐代的这一番规范整理,魏晋以来新兴的楷体就正式成了官立的规范正字,汉字的形体在“去繁趋简”的方向上又迈进了一大步。 

          唐代以后,由于官方的以经学取士渐成定规和印刷术的日益兴盛,这种厘定的楷体渐趋于固定和保守。但汉字形体并不是从此不发展了,因为语言、社会仍不断在那里发展,一些表音表义更加合理化、书写也更加简便的字形便不断在民间产生出来。只是由于那些老化的字形,一直赖在那个正字地位上不走,这些新生的优秀字形一直被挤在不登大雅之堂的“俗字”地位,千余年来也再没有哪个朝代的当政者出来把它们“扶正”了。本世纪初,一批爱国的志士仁人,在政府的支持下,曾经进行了一番汉字整理和简化的工作,但由于历史条件所限,结果功亏一篑,没有最后成功。新中国成立后,上承汉字历史发展的优秀成果,下承本世纪前半叶志士仁人及前政府的未竟之业,终于使汉字的整理和简化取得了成功,使汉字的楷体正字在经过唐以来千余年的发展后重放光辉。几十年过去了,实践证明,这一批新的规范正字,尽管还有某些不足之处,但从总体上看,它不只是对汉字的一次整理和简化,而且是对整个汉字体系的一次系统优化! 

          鉴古可以知今,鉴往可要知来。我们清楚了汉字形体自身演变的情形,清楚了古人、前人对待汉字形体自身演变的态度以及进行文字规范化时的主导思想,在今天考虑书同文的标准时,对中国的现行汉字形体,就知道该如何对待了。汉字形体发展的总体趋势既然是“去繁趋简”,我们也不能违背它;古人对待汉字的态度既然是“舍繁从简”,我们也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否则世界人民会疑惑:难道今天的炎黄子孙还不如一千多年前的唐太宗、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开明?但从简,并不是说一依大陆简化字为准,而是就总体思想而言。在具体取舍时,大陆字形也要修正,有的可能恢复繁体,台湾手写本《标准行书范本》中的一些优秀分子也可上升为正体。关键是摒除偏见,两岸共识,求同存异向前看。 

          总之,我们的书同文,应该是前进的统一,而不能是后退的统一;是对现行汉字的一次更加优化,而不能是相反;是更加符合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而不能是相反。 

          我们正处在一个跨世纪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子孙负责。我们这一代跨世纪的炎黄子孙,应该切实肩负起跨世纪的历史责任!作者:孙剑艺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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