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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汉语文学的“晚郁时期”(12)

    发布时间: 2019/5/13 0:30:46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文字 〖 〗 )
    清理这样的前提,在于给予老到的磨砺语言的写作以艺术上的合法性,不同的时期,这种语言的磨砺只有负面评价。只有当革命的欲望不是那么强烈时,才会关注到文学语言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反思历史与改革现实。以及追随西方现代主义的热潮有所减退,这才会关注到汪曾琪、林斤澜等人的那种以平实、白描、古朴的语言写作的小说;也是在现实变革趋于平静,才有张爱玲、沈从文在90年代开始备受关注。这就是说,在所有的“晚期”(文化的、文学的,西方的、中国的)语境中,我们才可奢谈汉语的老到。   

      确实,我们会看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这种语言与刘震云过往的语言有相当明显的差异,刘震云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新写实”时期,他的语言属于平实、白描一类,以幽默为语言特色。随后经历过相当锐利的反讽阶段,那是重写历史的《故乡天下黄花》等一系列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与《一腔废话》是其高峰,这两部小说在语言表达方面不再节制,而是滔滔不绝,恣肆妄为,制造语言的奇观,以此颠覆历史与现实的理性逻辑。直至《一句顶一万句》,这才可以看出刘震云回到平实与单纯、语言洁净却又韵味十足。如同参透了语言之道而归顺于语言之道,不再控制语言,而是让语言自身去自由表达。   

      如此的经验也可从莫言的《蛙》那里看出,这么多的作家语言更加趋向于平实,这或许是与人过中年相关,也与对语言有较长时期的修炼相关。这些作家大都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正是因为如此,总是要在超出一点的情形下,给自由表达更多的自由。莫言也从他过去的华丽放纵,转向了平实和细腻,这可以看出他相当强的写实功力与内在韵致。   

      当然贾平凹的小说语言艺术一直为人称道,《废都》当年要从美文中汲取养料,自有一种俊雅清逸,而《秦腔》风格一变,转向乡土质地,显出朴拙硬朗。到了《古炉》,语言在朴拙一路更见功力,信笔而出,随意道来,叙事摹物,陈情写意,自成格调。这样的汉语艺术,不只是天分,也是多少年修炼的成就,也只有老到如此,才能有此地步。然而,这样的写作决非是青春意气,自以为是,而是惶惶不安,没有方向,没有参照,没有他人,只是一个人孤寂地写,这才有与语言纯粹在一起的那种状态。2011年6月,在一次关于《古炉》的研讨会上,贾平凹回应关于《古炉》的“好读”或“难读”问题时说:“有人说我在写作过程中脑子里不装读者。我写作确实不装着读者,我就是把作品按照自己的要求写,在某种程度上,作家是为自己而写。”他说,为自己而写,这就是活到这份上才能明白的事理。人的一生确实干不了一二件事情,有时候一生干一件事情也干不好。从十几岁进入文坛,到现在已经是老头了,还在文坛上,又不甘心被淘汰掉,希望自己作品写得有一点突破,会为突破想很多办法,但是突破又特别难。“《古炉》出来以后我接到好多外界的电话,说这种写法特别有意思。但是我想一想,从《废都》一直到《高老庄》,一直到《秦腔》、《高兴》、《古炉》,目前的这种写法也是经过几十年的探索。”贾平凹自称“老头”,文坛同人也多以“老贾”呼之,并非因为他真有多老,而是他写作的时间确实有些漫长了,他的写作状态确实有些老到了,不少的作家和批评家都天天叫着要为读者写作,但他根本就不知道读者为何人,读者是怎样地千千万万、千变万化。一个作家能搞明白自己就不错,还能搞明白那么多读者?只有对文学负责的人,才会回到文学中去写作,回到自己的身心融为一体的文字中去写,写自己的语言。这就是晚期写作才有的自觉,才有的无奈,“活到这份上”,才有的不管不顾;故而才有《古炉》那样自己写的语言,如此极致的汉语情状。   

      阎连科的《四书》在语言上同样作足了工夫。如此干净利落,给人以愈老弥坚的感觉。我也可以看出连科是在动刀子,他绝不作那种温柔的、轻灵的文字的书写,依然用刀在那里雕刻。这种简洁硬朗的文字,让人想起博尔赫斯晚年的那种小说,例如《第三者》那种叙述。博尔赫斯到了晚年声称他想模仿英国作家卜巧林年轻时的小说,于是写了《第三者》这类极其简约直接且文字精炼的小说。阎连科写作《四书》明摆着要与《圣经》对话,事实上,他有一个《圣经》母本,那是20世纪初期的和合本《圣经》(《国语和合译本》),阎连科要对话还不只是基督教的那种信仰与原罪问题,同时还有语言问题。《四书》的语言(尤其是其中的《天的孩子》)如此简洁干脆,如此大量的短句式,像句子被强行掐断,叙述就很有些绝然与断然。   

      大地和脚,回来了。   

      秋天之后,旷得很,地野铺平,混荡着,人在地上渺小。一个黑点星渐着大。育新区的房子开天辟地。人就住了。事就这样成了。地托着脚,回来了。金落日。事就这样成了。   

      如《圣经》开篇神之诞生,开天辟地,“地托着脚”,语言落在地上,掷地有声。短句子行使语言的干脆,就如同所有的事件进行中都别无选择,没有任何其他可能性,也无法延伸,叙述的情境总是面临终结,因而也是断裂,到此为止,每个行动、每个句子和意群,都如同面对终审判决。  
     
      这种语言,今天读来,既新奇,又古旧。和合本最早译于1890年,1919年正式出版《国语和合译本》,而这一年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五四”运动倡导白话文学革命,在此之前,已经有相当多的传教士使用浅显白话翻译《圣经》。今天看来,这些最初的白话文,既古旧又新奇,想不到阎连科又到那里去寻求白话文的重新开始,这像是孩子呀呀学语,又像是老人满口旧词。“地托着脚……,事就这样成了。”还带着豫南方言的泥土味。这只有怀旧的老人才有的语言眷恋,这是绝然眷恋,也是弃绝的眷恋。他弃绝当今流行的语言,他也遭致弃绝。这就是晚期写作的状态,孤寂地绝然,任性与坚决,走向路的尽头,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如天的孩子一般。
    编辑:秋痕

    新世纪汉语文学的“晚郁时期”(11)
    新世纪汉语文学的“晚郁时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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