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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忘记了汉语却“发现”了汉字

    发布时间: 2007/5/17 10:35:20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国学网
    文字 〖 〗 )
    我认为,有些学者几乎不自觉地忘记了汉语是一种口头语言,他们过分夸大了文字的影响,可以说,竟把文字代替了语言。(威廉·冯·洪堡)

    引言

    语言学家对汉语功能的描绘与曾经流行而有些目前尚在流行的看法并不一致,未免使人惊讶。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汉语没有语法,因为它没有词法,或者只有一种“原始的”语法。但从l9世纪初叶起,在辩论语法和语言与思维关系的本质时,这种语言却成了试金石。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偏见。在当代汉学界,特别在语言学家当中,有一种禁忌:自从马伯乐(Henri Maspero)因怀疑汉语语法的本质而在中国受到公开责难以来,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必须把汉语语法的特别之处看作是次要的。但是汉语并无语法这一概念仍然根深蒂固。

    至于汉语的文字,有人说是“象形的”或者“表意的”,甚至说至少在某几种情况下与口头表达无关,而语言学家们则指出——19世纪初叶以来即已如此,最近还加上心理语言学家——这种文字的阅读机制与拼音文字并无太大区别。而最顽固和最带有普遍性的偏见正是在文字方面。

    为什么同时谈到语言和文字的问题呢?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对文字的论述往往代替了对语言的分析。经常将语言和文字混为一谈,或者因文字而忘记语言是我们以往论述中一个最突出的事实。正如在狄德罗的《百科全书》里,好几个词条都大谈中国的文字,而对中国的语言都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将之与阿尔贡坎语并列。1835年,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发现了这一观点,他指出:“我认为,有些学者几乎不自觉地忘记了汉语是一种口头语言,他们过分夸大了文字的影响,可以说,竞把文字代替了语言。”这种把文字放在第一位的做法当然能找到技术上的解释,但并不排除思想因素占主导地位。现代欧洲,语言竞争激烈,没有一个国家不自称所说的语言直接来自人类语言的正宗或者是最完美的语言。政治的赌注已经下得很大,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一局里又再拉进来一个赌徒。可是,即使有关文字的争论为数甚多而且非常激烈(“原始”这个字眼也是争论的中心),那只是学者、神学家和语文学者的事,似乎与肯定各国人民的民族特性并没直接关系。

    我们不想描述长达四个世纪的历史,而只是企图提醒一下争论的中心是什么。

    语言的信息

    耶稣会教士寄回欧洲的有关汉语的资料最初比较零碎,但到了17世纪便越来越丰富和精确了。18世纪初叶的头几十年,马若瑟(Joseph de Pr6mare)出了他的《汉语概述》(Notitia Linguae Sinicae)“3,寄给法兰西学院院士艾蒂安·傅尔蒙(辽tienne Four—mont)。那是一篇有关汉语语法的论文,其中分别描写了古典语和通俗语,文笔细腻,例证颇多。诚然,各种分类,像术语,都是按拉丁语的分类进行的,不过,谁也不否认,其中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说明汉语语法的结构。这部手稿1727年存放在皇家图书馆,近一百年无人问津。直到1815年,雷慕莎(Abel Remusat)在皇家学院任教时才利用他写讲义。他的《汉语语法基础》也明显地以此为参考。事实证明,马若瑟这部作品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但在这段时期内,汉语是一种没语法的语言这一看法在大家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这部作品的命运使人不禁怀疑,有现成的资讯而不加以传播,到底是何居心。和其它异国语言一样,汉语当时也是骗子们活动的领域。这样一来,情况便更加复杂了。

    就这样,雷慕莎在法国公学开创了公开研究汉语,包括民间汉语和古典汉语的先河。从此,有关汉语语法的著述便不断增多了。

    论 争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谈谈17世纪以来有关汉语的一连串论争吧。比如:这种语言的“原始性质”——包括该词的两种含义:汉语在语言类型中的地位、古典汉语的特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等。后两个问题是目前争论的问题。

    “原始”这个词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含义:正面的含义是“最初的”、“原来的”,而反面的含义则为“处于未开化状态”、“没有按谓的正常方式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第二种含义首先用到语上。因此,利特雷字典在“原始”这一词条里首先给出三种解释,实际上意义都是“原来的”;第四种解释是“语法词汇”,下面仍然列上原来的意义,即:“原始语言,……能派生出其它语言的语言……”但接着给出的引文则说明该词已逐渐滑向反面的解释:“儿童的语言是原始语言的写照,即本来大概是粗糙的,并有很大的局限性”(孔迪亚克:《语法》)。这无异说任何语言的发展都是由简到繁。当时在宗教上围绕圣经的年代和因埃及而出现的疑难进行着争论。某些作者认为,混沌初分,上帝曾教亚当语言,而汉语很可能就是这种语言的残存部分。于是争论便集中在文字上,一如当时关于中国的事物一样。至少有一位作者约翰·韦伯,一方面肯定文字的重要性,同时又强调语言的音质、单音节性、陈述的简短性。根据他的看法“(汉语是)当今我们所知道的全世界的语言中最甜美、最圆润的语言。这位作者还说,汉语中没有“r”这个音充分证明这种语言是人类早期的语言。在他那个时代,与他有共同观点的并不乏人。他们认为,原始的语言可能保存在远东,理由很简单,因为中国早在巴别塔事件发生以前大概已经和其他人类分开。由于不在,他们便避开了语言的混乱。

    将“原始”一词的反面意义引用到汉语上的这种做法随着类型学的出现变得更为普遍。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语言的起源和其可能的历史演变关系而是语言的固有特点了。没有词形变化的语言被看作是不完备的语言。弗雷德里希·施莱格尔(Frederich Schlegel)把语言分为两类,即“有机语言”和“机械语言”,将汉语排斥在外。后来,他弟弟威廉·施莱格尔(Wilhelm Schleger)所作的分类法将汉语列为“孤立”语类型,范围从最粗糙的孤立语开始,中间经过粘着语直到顶峰即他所说的有词形变化的语言。至于彼得;S·杜邦索(Peter.S.Du Ponceau),他认为汉语只有极少甚至没有语法形式(”has but afew or no grammaticalform”),称之为“没有句法的”语言,而所有其它语言则分属所谓“分析性语言”(几乎每一个不同的思想都由一个单一的词去说明或表达,冰岛语、丹麦语、瑞典语、英语、德语就是这种情况)和被列为“综合语”的语言(“其中经常一字多义”,如近东语言、拉丁语、希腊语、斯拉夫语,尤其是美洲的各种印第安语,虽然是综合语,但却是最成语化的语言。)

    洪堡的看法。在这样的背景下,威廉·冯·洪堡(W.vonHumboldt l767一1835年)发表了他的著作,标志着对汉语的看法上一个重大的思想转折。这位哲学家认真地研究汉语,不仅阅读雷慕莎的语法论文,而且将古典作品和现有的翻译本作了比较。我们认为,他对语言的观点非常新颖:他的看法是,语言的使用完全来自习惯,不管表示图象或概念的词意义始终不变,似乎语言的普遍性并不像当时大家所认为的那样,可以导致语言都属同一来源的结论。换句话说,他摒弃语法逐渐形成的学说,不管是没有语法的汉语还是语法已臻完善的梵语。

    尽管他认为,各种语言独立发展,但他仍然将语言分门别类,并首先将梵文列为最完善的语言。词与词之间的关系由词形变化所标出这一事实使说话人不必自己去组织这些关系。因此,根据W·冯·洪堡的看法,有词形变化的语言是一种工具,可以使人类的思维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他这样写道:

    如果语法关系完全符合逻辑关系,思想便能表达得深刻,而当语言已经使思维习惯与语法形式严格分开的时候,思想总是更趋向于运用抽象思维,纯粹的思维。

    他认为,其它所有语言都在某种程度上混入了其它成分或变得面目全非,只有汉语是例外。他发现汉语的结构自有其紧密性,说话的人必须尽最大努力自己去组织词汇的关系。中华文化的成就之所以能为人们所认识,正是这种紧张的思维努力的结果。让我们随着他的话来继续看看他的解释吧。

    汉语不能产生动词的词形变化以保证说话的连贯性。汉语有自己的语音结构,以将各个音节严格分开的方式来避免音节发生变化和混杂(第227页)。

    在我们所知道的所有语言中,汉语和梵语的对比最为明显,前者由思想来确定语言的正式语法关系,而后者则努力把语法最微小的差异都纳入语音的范畴。事实上,很明显,两种语言的差异在于一方缺乏表明的标志,而另一方则这种标志明显地存在……在此基础上,首先,我们似乎可以认为,汉语是一种与语言的具体要求显然脱节的语言,是所有语言中最不完整的语言。但稍加推敲,这种假设便站不住脚。其实相反,我们眼前看到的是一种拥有高效能,对思维能力的影响虽然流于片面,力量却颇为强大的语言(第410—411页)。

    ………形式关系由各种成分的位置和相对的从属关系去表现正是不倚靠语音实际上毫无间隙地表现这种形式关系,使汉语有别于我们所知道的其它语言。尽管所有语言都趋向一个唯一的、相同的内部形式,但总有些不同(第411—412页)。

    但只记住形式关系缺乏语音来表现是不正确的。首先也应该指出,缺乏语音表现必然会反过来在思想上引起冲击,强迫思想将这些关系更仔细地与词结合起来并在词中发现关系的真正存在,而不必把关系硬列进去。尽管这样说有点自相矛盾,但我敢肯定,汉语表面上似乎没有任何语法,但在民族的思想中更加加强了语言形式的内聚力(第412页)。

    当代的各种立场

    今天,语言学家们在描绘汉语甚至在分析汉语上存在着某种共识,认为这种语言在理论方面颇有独立的地位。可以简单地提出塞占.

    (1)汉语具有得天独厚的地位。譬如,诺阿姆·肖姆斯基(Noam Chomsky)的早期弟子之中,不少人认为,生成转换理论只有通过汉语的考验才能充分检验出来。说得更广泛一些,面对汉语,语言学家免不了会考虑他所研究的目标会不会动摇他们所依靠、一般来说,根据欧洲语言而创立的理论。这个问题至今仍不失其现实性,是由内在的原因提出来的,同时也因为汉语在我们的想象中有其特殊地位的缘故。

    (2)汉学家们倾向于认为,文言由于用字极为简练,不完全是一种自然的语言。但是,历史语言学的专家们从许多主要的语法结构出发,认为汉语两千年来不断发展,分化成各种风格,但却没有太大的断层,足见汉语各种状态是有内聚力的。可是语言学家们主要研究的是作品,包括经典作品,可以肯定,这些作品多少反映出写作的时代人们所说的语言。对这些作品的分析能否延伸到余下的其它所有用文言书写的语料呢?

    (3)W·冯·洪堡提出的语言的形式与说这种语言的人思维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被谢和耐
    (Jacques Gernet)在爱弥儿·本弗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的启发下重又提了出来。他发现汉语(古典)与希腊语相距极远,认为汉语中没有约束性语法形式的结构造成了中国的思维方式,与希腊语造就的欧洲思维方式截然不同。当代语言学家,像已经提到过的雷慕莎认为重要的是说话的人在表达过程中使用的语言的可能性和结构规则。有的人考虑必然性,另一些人则考虑可能性。两种思维的分野属于哲学范畴,需要更广泛的探讨。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提及,只是想确定思想前后演变的关系而已。

    文 字

    有关汉字的论争并没有如此公开,往往比较含糊,目前,在语言的问题上,远未取得相对的共识。

    只看到语言学家的分析与一般的说法有距离是不够的,还应该考虑我斗胆称之为“发现”汉字的缘由。诚然,一些原地的概念有助于汉字的形成,但必须把中国民间的说话方式与学者的文字与分析加以区分。当我们阅读邦雅曼·A·艾尔曼(Benjamin A.Elman)有关明末清初发展起来的文句批评即“考证”学派的著作时,会惊讶地发现,这些语文学者很重视他们企图恢复的文句语音形式。这个问题的中国部分不是我们这里研究的目标,我们倒不如说是企图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汉字在欧洲给人以光怪陆离的印象。

    和谈到语言一样,我们不能说对资料毫无所知。尽管有关汉字的第一篇真正称得上现代的综合论述只是在19世纪初这个论述丰富的时期才出现。可是;在这个领域中,比语法更甚的是16世纪已经在欧洲开始形成的古老说法至今仍甚嚣尘上。

    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在有关汉字的问题上,语言学家们认为确实无疑的到底是什么?汉语最初使用的是象形文字。这并非汉语的特点,任何已知的文字直接间接都是如此。我们所掌握的最初的文字是甲骨文,只能辨认出其中很少一部分(20一25%)简单的写法外观与所表示的东西有些关系。即使是这片段文字,依然与能够认出的“图形”相距甚远。只是由于有一连串与当代汉语活生生的书写法有关的形式才得以辨认出来。如果不抓住这条主线,这些铭文将会像伊特鲁立亚语““等那些被人忘掉的语言文字一样神秘难懂。这并不奇怪,不管是什么文明,我们都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能证明一系列的书写法可以借助图象真的被人读懂而不必求助于其它手段。文字的构成有两个特点:其一是约定,硬性而永久地规定一个字该怎样写;其次是用猜谜的方式,猜出不用图表示的词,方法是利用现存的同音异义的词加上没有任何词源关系的符号。汉语的情况就是如此。譬如“赖”是依赖的意思,在“籁”或者“癞”字里纯粹起语音的作用。)可以看出,这个方法的中心思想是利用口语的形式。

    汉语中,这种造字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加上部首以资识别。但不能说,在词义方面,这些部首说明该词的参照对象。它们并不反映出世界上事物的分类。它们唯一的作用就是指出词在字典中的排列。它们的数目在历史上的变化说明这种方法有硬性规定的意味。

    反过来,起语音作用的书写单位,其功能却不容忽视。拿汉语普通话来说吧。约有半数的语音单位部分说明词的发音:或者是精确的序列,只有声调的出入(如:马),或者只是韵母,声母和声调则可以变化(如尧字,在读烧、浇、翘、晓、挠、绕等词中起标音的作用。)另外,有l/4的标音单位明确代表整个词的发音。所有包含同一个标音单位的词都发同样的音(例如:皇)。总的说来,有将近3/4的汉字本身都包含一个或多或少比较准确的标音单位。

    这一切和“表意字”这个字眼所含的意义颇有出入,却与我们在拼音文字中所见的现象很接近,因为我们记得,我们念字并非拼音b十a=ba而是抓住整个词音,比如,每种语言里都有一些写法独特的字。

    研究阅读,辨认写字法和快速记忆的心理语言学家倾向于认为,在拼音文字所使用的过程和汉语文字之间有颇多相似之处,尽管在基本编码上,拼音文字以音素为准,而汉语文字则以词素为准。不过,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文字不仅供阅读,还有别的作用。最后,我还要提一下心理语言学家的分析,也许这些分析能给我们提供一点线索,明白历史不足以说明的问题。

    类似“象形字”和“表意字”等如此不准确的字眼是怎样被广泛使用起来的呢?

    跨民族文字与被遗忘的语音

    在传到欧洲的首批资料中,有一种特别使人震惊,即汉字不需改变形式便不仅能标出发音不同的方言,还能标出外语的发音。从16世纪起,在日本传教的耶酥会教士早在到达中国以前便已知道“汉字”就是中国的方块字。沙勿略(Fransois xavier l506—1552年)晚年曾经写道:“受过教育的日本人能够读懂中国人写的东西。”他大胆推论并曾叫人用汉字写一本向中国人宣扬基督教的书,希望以这种方式“用他们所懂的书面汉字教导他们“9I”。可以说,这一段历史已包含了国际主义幻想的萌芽。有些受过教育的日本人的确能领会汉语文句的意思,当然不会朗读,但。一个不能说一种汉化语言(即从汉语中继承了很大一部分词汇的语言)的外国人却做不到。这一幻想一直延续到今天。几年前,几位美国教育学家进一步作了有趣的证明。他们通过汉字教学习上有困难的黑人孩子阅读英语“叼。他们只在30个左右的字上作了试验,接着便没有下文了。

    这种万能文字的构想第一个结果就是想象这种文字与口头形式脱离,根本不管口头形式。但是,耶稣会教士想明白无误地与他们的中国对话者交流,于是立即作出巨大努力去分析语音形式。1626年,他们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直译为:为西方文人的耳朵和眼睛准备的资料。)这部作品从音位学的角度描述官话,利用字母注出相近的语音。诚然,其目的是向新来的耶稣会教士提供学习的方便,使中国人对字母注音的方便留下印象。但这篇分析从编排和使用的术语上都过分接近中国传说韵谱的分析,因而有人认为作者不可能没看过中国的韵谱。诚然,根据写序人尼古拉斯·金尼阁(Nic01as Tsrigault)的描绘,这篇文章有点像一个现代的人种学家碰到一个不识字的部落,想记录下其语言。利玛窦(Matteo Ricci)本人起草了第一稿,暗示说这是一种音乐学性质的分析。考虑到他们的汉学渊源和当时中国语文学研究的复兴,他们没有利用当时汉语音位学的研究成果,至少将之作为出发点,实在令人惊讶。以欧洲对汉语的知识来看,根本不可能这样做。耶稣会教士的标音法看来不过是想说明字母的优越性和必要性,以及神父们的博学多才罢了。

    一个世纪以后,马若瑟对汉语的发音作了相当精确的论述。汉语方块字并不表示发音,与数字一样,随处可用。K.隆贝克(K.Lundback)惊讶地发现,该著作主要论述的是语法,这一部分相当精辟,但相反,有一段却不够确切,比较含糊。他挑出了其中一句,即:“许多研究中国的知名学者论述汉字,或者说得更确切点,那些象形文字,颇有独到之处,但我为了简短和其它原因起见(et alia quoedem motiva),我决定对这一切暂不发表意见。”隆贝克认为,这里需要记住一点,即马若瑟是“旧约象征说者”,很可能希望他的读者抛开其它,只注意汉字的形式。

    有关汉语文字的理论,从认为汉字好比是“聋子发明的文字,”这一概念出发,向两个方向伸展,有的人认为,汉字是形象、象征、“象形文字”的一个总汇,有的人则认为是一套记录思想的文字系统。两种倾向热衷于辨读,这在商博良(JeanFransois Cham—po11ion)以前,意味着企图破译一种密码而不是辨认一种语言的文字。比如布罗斯议长就认为文字是一种独立现象,“因此,既存在与任何口头语言都不一致的书面语言,也存在与多种口头语言相一致的书面语言。”奇怪的是,人们所研究的汉语却是一种活的语言,而且有关其文字的描述说其符合真正的习惯,倒不如说更符合这种理论上的假设。

    象形文字和比喻

    关于汉字,由《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一书的作者基尔歇(Athanasius Kircher)为代表的整整一派学者都把汉语方块字看作是从埃及的象形文字派生而来的文字。根据他的看法,二者都表示自然之物,但汉字则不够直接,因而处于次等地位。事实上,一直到1822年,商博良辨读了埃及象形文字之后,至少在知识界中才结束了作为基尔歇分析背景的令人费解的揣测。从此不管辨认线性文字也好,还是玛雅文字也好,每一次辨读工作都提醒人们,不和语言结合就不可能有文字。但20世纪末最被人接受的思想仍然带有这段历史的烙印。

    不久,人们又找到了汉语文字的一种完全犹太式的读法,是一小批耶酥会教士创造的。这些教士掌握的资料最多,但却难以抗拒他们那个时代颇具特色的辨读思想。这些“旧约象征说者”以为通过分析汉字可以找到基督教信仰的象征。据他们看来,“任何汉字都可以用两种方式去理解,不是像外行人那样按其通俗的意义去理解,便是按只有内行人,即得天独厚、获得基督教启示的人才能明白的象征意义去理解。前者指所有中国人……而其它人则在分解汉字、分析其组成各部分的同时,重新找到了只有用基督教才能解释的象征。”此外,他们最富想象性的书写法分析不仅根据其六边形的图形与文字毫无关系的《易经》,而且根据公元初期汉字字源大词典《说文解字》的资料和方法,旧约象征说者的思想受到罗马教廷的谴责,在欧洲也没有市场,不过,他们分析汉语文字的方法却留下了难以泯灭的痕迹。

    莱布尼兹与普遍特征

    费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威廉·G·莱布尼兹(Wil—helm G.Leibniz)以及与他们同时代的许多人都承认,一切语言都有一种共同的、不属于任何语言专有的结构。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说,设计一种人工的语言作为概念计算的手段应该是可能的。这种语言将能摆脱自然语言结构松散的现象,任何地方都能读懂,就像数字,不管用任何语言说出来,都可以被人理解一样。莱布尼兹曾一度认为,汉字能够证明,一种文字可以“不必参照”口头语言。他欣赏汉语文字“非象征”(接近数学)的性质,因而设想这种文字能够实现这一计划。他从自己对汉语写字法的部首和传统分析的知识出发,估计其中的确存在一种事物的分类系统。稍后,他明白这一系统并不存在,但这一插曲却留下了“ideognamme”(表意字)这个字眼,为大家所通用并使人产生错觉,即汉字本身包含一种概念分析。

    结 论

    本文正如其目的一样,不能不面面俱到。关于语言,我们尤其想指出,这方面所牵涉的都是重要的问题。

    至于文字,我们只不过在寻找我们的偏见在欧洲的根源。这一行动如果不伴随着对汉字及其传统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的话,似乎缺了点什么,因此便有了上述那番议论。虽然有些分析在我们时代的思想环境下已经不能接受,但并不可以因此说其所根据的部分资料便不翔实。许多有心人参加了这项工作,不应只看到他们的缺点。除了在汉语和拼音语言系统之中都完全相同的“阅读”过程不算,难道不应当仔细观察一下,当我们只停留在图象上(停格),也就是说,当我们撇开文句,只考虑一个孤立的汉字时,到底情况会怎样吗?心理语言学家们认为这一区分是很重要的。三十多年来,有关大脑工作外侧化的研究似乎证明了,汉语文字与拼音文字并非由同一个脑叶处理,拼音文字看来由大脑的左侧处理,而汉字则似乎像图象一样,由右侧处理。最近,几个中美合作小组发现,这种看法也对也不对。如果仅把一个孤立的汉字给一个人看,的确有这种区分,但如果是文句,即使是最短的文句;则处理任务像拼音文字一样,由左侧大脑进行。这样的情况只能激励我们去作出努力,一方面既重视语言事实,另一方面也重视想象的认知功能和结构。

    [法]艾乐桐著 张冠尧译    

    编辑:汀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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