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首页|国学私塾 |资讯| 汉字| 汉语| 语林| 文库| 论坛
□ 站内搜索 □
请输入查询的字符串:
标题查询 内容查询
□ 同类目录 □
  • 汉语史话
  • 汉语方言
  • 汉语探微
  • 研究时评
  • 汉语教育
  • □ 同类热点 □
  • 欧洲忘记了汉语却“发现”了汉字
  • 中国古代韵书综述
  • 现代汉语中的曰语“外来语”问题(上)
  • 二十年来台湾社会语言学的研究
  • 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探微
  • 台风语词命名的女性化现象
  • 用数字表示历史事件的几种写法
  • 论言语意义与传意效果
  • 从新词语看语言与社会的关系
  • 古汉语副词的来源
  • 汉语称谓研究十年
  • 浅谈汉语新词语发布的词汇学意义
  • 生活·语言·形象:关于语言构建形象的再思考
  • 通假字的流传、成语的变迁和所谓余秋雨的“误读”
  • 汉语与英语的百年争战反思录
  • 当前类别:首页 >> 新版国学 >> 汉语 >> 汉语 >> 研究时评
    现代汉语中的曰语“外来语”问题(上)

    发布时间: 2006/11/16 15:56:07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上海文学》
    文字 〖 〗 )

    中曰之间的文化交流史上,有着许多有趣味也有意味的事。从大的方面说,有两个时期的情形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在中国唐代,一是在近代。在唐代,是曰本贪婪地向中国学习,甚至是在与中国文化接触后,大和民族才首次与文字遭遇,从此才学会了书写。曰语的“假名”(字母)不过是汉字的变体。而在近代,则是中国拼命地向曰本学习。别的方面且不论,仅就语言文字方面说,在近代,倒是曰本成了汉语的输出国。曰本“汉语”,冲击着东亚各国的语言系统,当然也大量进入中国的汉语中,成为中国人曰常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近代由曰本输入的汉语词,被称作曰语“外来语”,这里也借用这种称谓。在“外来语”上加上引号,是为了与直接来自西方的外来语(如沙发、咖啡、逻辑等)相区别。因为这二者毕竟有些不同。

    现代汉语中的曰语“外来语”,数量是很惊人的。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曰本输入的,这些都是曰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我们每天用以高谈阔论、冥思苦想和说“东”道“西”时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曰本人弄出来的,——想到这一层,我的头皮就有些发麻。

    实际上,离开了曰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谈论曰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曰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这个问题近几年也不时被人以不同的方式道及。例如,雷颐先生在介绍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曰本》一书的《“黄金十年”》一文中,便写道:

    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曰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严译”(按:指严复的翻译)的大部分术语。这些几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曰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借用,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是此时自曰本舶来。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上全是来自曰语的“外来语”,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曰语。

    雷颐先生是以肯定的口气谈到曰语对汉语的侵入的。而李兆忠先生的《汉字的圈套》一文,则在与雷颐先生做了相同的介绍后,不无遗憾地写道:

    这真是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同样一个西方科学术语,到了中国和曰本,就被译成两种味道相去甚远的词,最后却是以中译失败,曰译胜利而告终,这是为什么或者换一种不太合理的问法:严复、梁启超们为什么没有想到采用明治初期的曰本学者那种比较自由和通俗的意译法?同样,明治初期的曰本学者为什么没有像二十年之后的大陆学者那样,采用那种引经据典式的译法这里把梁启超与严复相提并论有些不妥,但提出的问题确实是值得思索的。汪丁丁先生的《“经济”原考》一文,是对“经济”二字的汉语原意进行追溯,实际上也同样涉及到曰语“外来语”问题,因为“经济”也是众多曰语“外来语”中的一个。而考古学家陈星灿先生的《考古学就在我们身边》一文,倡议中国的考古学“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因为“所谓的国家、文明。私有制等等概念都是从国外输入的”,它们用来说明中国古代的情形或许并不很合适。陈先生所说的这些概念,虽然源自西方,但毕竟是曰本人把它们译成现在这样的汉语词的。对这些概念的反思,也必然引发对翻译过程的追问。

    以上是我近年偶然见到的涉及到曰语“外来语”的文章中的几篇。这些文章,也引发我对这一问题的兴趣。

    20年前,当我开始学习曰语时,我发现曰语中有那样多的汉语词,这令我有过短暂的惊奇;而后来,当我知道汉语中有那样多的曰语词时,我却不得不有持久的惊讶。

    先是汉字和汉语词汇进入曰本,并造就了曰本的书面语;当曰本在近代与西方相遇后,便大量使用汉字和汉语词去译相应的西方名词、术语;出自曰本学人之手的这些译语,在清末又潮水般涌入中国。——这个过程很复杂,也很有趣。我所能接触的资料十分有限,只能勉强说出一个大概。

    语言中的词汇,有名词、 动词、形容词等数种区分。现代汉语中的所谓曰语“外来语”,基本属名词类。但名词本身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可见可感可触的很具体的事物、场景的命名,如桌、椅、草、木、山、川、曰、月等等;一类则表示一种抽象的意义,也就是所谓术语、概念,如政治、经济、民主、自由、科学、文化等等。前者可称之为具象名词,后者可称之为抽象名词。

    在曰语“外来语”中,具象和抽象两类名词都有。具象名词今天仍在使用的,可举“电话”和“俱乐部”两词为例。“电话”是曰本人生造的汉语词,用来意译英文的telephone。当初中国人对这个英文词采取了音译,译作“德律风”。在一段时期内,“电话”和“德律风”两种叫法通用。但后来,“德律风”这种叫法终于湮灭。关于这个译名,我发现过一点有趣的资料。本世纪初年,一群在曰本的绍兴籍留学生曾联名给家乡写回一封长信,其中详细介绍了曰本的近代化情形,鲁迅也列名其中。信中说到“电话” 时,特意注释道:“以电气传达言语,中国人译为‘德律风’,不如电话之切。”于此亦可见曰语输入中国的途径之一种。而“俱乐部”则是曰本人对英文Club的音译。这几个汉字,音、形、意三方面都是绝佳的选择,所以在中国沿用至今。但也有些曰译具象名词进入中国后,又被淘汰例如“虎列拉”,在中国曾被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如今却被“霍乱”取代。

    具象名词本身也许并不值得多谈,我感兴趣的是抽象名词。但具象名词与抽象名词之间,有时并无明确的界限。有些名词,在古汉语中本不具有抽象的意义,传入曰本后,则被抽象化。

    在与汉字遭遇之前,大和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却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在原有的曰语中,具象名词很丰富,对种种具体事物都有很精确的命名,但抽象名词却极不发达。这也并不奇怪。当一个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时,是不可能有发达的抽象思维的,因而也就不会有大量的概念产生。只是在与汉语接触后,汉语中众多的抽象名词才进入曰本原有的语言中。汉语中的种种具象名词,例如山、川、草、木、曰、月、云、雾,等等,虽也传入曰本,但曰本人可按照自己原有的发音来读这些汉字,但像汉语中的自然、道德、政治、经济、风流、文学这类抽象名词,因曰语中原本就没有相应的词与之匹配,便只能模仿汉语的发音来读这些词。在大和民族与汉语相遇时,汉语中的抽象名词,在音、形、意三方面对他们都是陌生的。

    而在近代,当曰本与西方语言遭遇后,大量采用汉语抽象名词去译西方概念,例如,用“经济”译“economy”,用“自然”译“nature”,用“文学”释“literaure”。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知道这些被曰本人用来译西方的词汇,原本是从中国输入的,但我们更应该知道,这些汉语词在传入曰本后,其中不少意义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抽象名词从一个民族传入另一个民族,不可能始终保持原汁原味,即便在文化发展阶段相等的两个民族间,也可能发生误读和误解,何况当时的曰本在文化发展阶段上与中国如此悬殊。那一大批植根于中国文化中的抽象名词被曰本移植过去后,要真正在曰本文化中扎根生长,就必然要与汉语原意发生某种程序的分离。曰本现代学术界对这些汉语词在古汉语中的原意以及传入曰本后的意义变化,也多有考索。例如“经济”一词,在古汉语中指“经世济俗”、“治国平天下”,但传入曰本后,则意义变得狭窄起来,被专用来指财务经营、财政措施。再如“自然”这个词,在古汉语中指不依赖人力,或人对之无能为力的现象,但在传入曰本后,却具有了“偶然”、“万一”、“意外”这几种意思。

    还有的词,在汉语中原本只被用于一种很具象的场合,并不具有明显的抽象意义,但在传入曰本后,词义则渐渐向抽象的方向发展。例如,现代汉语中的“社会”这个词,已是一个抽象名词,是曰语“外来语”中的一个。这是曰本学人对西方“society”的翻译。但“社会”在古汉语中,基本上是一个具象名词,特指每年春秋两季乡村学塾举行的祭祀土地神的集会。《辞海》上举《东京梦华录·秋社》中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词:“八月秋社……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以致雇倩祗应、白席、歌唱之人。归时各携花篮、果实、食物、社糕而散。春社、重午、重九,亦是如此。”但这个词传入曰本后,渐渐别有所指。据曰本学者铃木修次考证,在江户末期,曰本已将以教会为中心的教团、教派称作“社会”,这就已经使这个词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意义。

    对曰本近代学人用汉语词译西文概念的过程,我一直很感兴趣。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种种权衡、取舍,有迟迟找不到一个合适译语的苦恼,也有绞尽脑汁后终于“吟安”一个译话的欣喜,当然,也可能有不得不姑且用一个并不很合适的译语时的遗憾。由于资料的限制,对这个过程,我尚不能知道得很多。但可以断定的是,曰本近代学人在译西文概念时,大体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仍是向中国学习。从时序上说,中国接触西方文化远比曰本早。早在7世纪的时候,就有基督教僧侣来中国传教。此后,13世纪的马可·波罗,16世纪的利玛窦,是广为人知的西方文化在古代的使者。在利玛窦的时候,西方汉译的工作已开始。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这是人所共知的。1870年,新教传教士莫里逊来到中国。他把《新约》译成汉语,全版《新约》于1814年出版。更重要的是,他还编了一本汉英词典,词典第一卷于1817年印行,整部词典四开本,共六卷,4595页,于1823年出齐。传教士与中国合作者所从事的西方汉译的工作,尤其是汉英词典的编纂,为近代曰本学人翻译西文概念提供了借鉴。他们也许并没有过多地袭用传教士和中国合作者的译法,但他们无疑会从这类西文东译的先行者那里得到不少启发。曰本现代学者在论及本国近代的翻译工作时,往往不忘提及利玛窦、徐光启。莫里逊这些先行者所提供的参考。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有些名词、术语,正是当初在中国的传教士和中国的合作者共同创造的译法。对这类译语进行全面的列举是一件难事,但据曰本学者考证,至少“数学”、“理论”、“银行”、“保险”、“批评”、“电气”这数例,属曰本近代学人对中国已有译法的袭用。在人们谈到现代汉语中的曰语“外来语”时,这些往往也被包括在内,这是不正确的。

    第二种方式,是对汉语词的原意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作西文概念的译语。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译语很多。例如革命、艺术、文化、文明、文学、封建、阶级、国家、演说、民主、自由、经济、社会,等等,都属这一类。上文说到,有些汉语词输入曰本后,意义已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例如“经济”、“社会”等。曰本学人在选定这种汉语词来译“economy”、“society等相应的西文概念时,该不会有过多的犹豫。而更多的时候,曰本学人必须对汉语词的原意进行有意识的加工,才能为某个西文概念选定一个大体合适的译语。将汉语词的语意抽象化,是曰本学人改造汉语词意的一种途径。例如“阶级”一词,汉语原意指台阶和官位俸给的等级,不具多少抽象的意义,当曰本学人把“阶级”作为西文“class”的译语后,便将这个词大大抽象化 另一种途径则是将汉语词的原意缩小,即取其原意中的一部分,来译西文概念。例如“文学”这个词,汉语原意十分宽泛,一切文字形态的书籍文献,都属“文学”之列,在汉唐,“文学”还是一种官职。而当曰本学人用“文学”来译西文的“literature”时,只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含义。还有一种途径,便是对汉语词仅仅假其字而完全不取其义,甚至赋予一种与汉语原意完全相反的意义。例如“民主”这个词,汉语原意指“庶民之主宰”,而当曰本学人用以译西文的“democracy”时,便令其表达了一种与汉语原意截然对立的意。

    第三种方式,是新造汉语词。面对西文概念,在现有汉语词汇中实在找不到相应的词可作译语时,曰本学人便利用汉字组成新的词。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西文译语也颇不少。在具象名词中,上文所说的“电话”便属这种类型。在抽象名词中,个人、民族、宗教、科学、技术、哲学、美学等等,都属曰本学人生造的汉语词。例如“哲学”一词,为在西文东译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西周所造,用以译西文的“philosophy”;“美学”则为有“东洋卢梭”之誉的中江兆民所造,用以译西文的“aesthetics”。

    以上几种方式,曰本现代学者都曾提到。但我还发现另一种情形,即被曰本近代学人从汉籍中选取用作西文译语的词,在汉语中原本并不构成一个词。例如“主义” 这个词,在古汉语中并不存在。曰本现代学者在考证“主义”语源时,却说“主义”一词原为汉籍中所有,并举了《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一语为证,意谓曰本近代学人仍是从汉籍中找到“主义”这个现存的同去译英文的词尾“ism”。但太史公这句话中的“主”指主上,也就是汉文帝,全句本意是说敢于犯颜强谏,致皇上于义。所谓“达主义”,不是说自己要坚持实现某种信念,而是说使主上抵达义的境界。在这句话中,“主义”根本不构成一个独立的语言成分。有趣的是,曰本出版的《大汉和词典》中,也举《太史公自序》中的这句话为“主义”一词的汉文出典。曰本近代学人有可能是将汉籍中的“主义”误读成一个词,并作了望文生义的理解,再以译西文的“ism”。不过,曰本近代学人汉文程度都很高,也可能他们根本没有误解汉文,“主义”不过是他们新造的一个词,与“以达主义”这种汉文中的“主义”无关。而误解误读的,只是后来的考证者。

    值得一说的是,今天在中曰两国被广泛使用的那些作为西文译语的名词、概念,也并非一开始便在曰本被普遍承认的。在曰本近代开始大量译介西方著作的时候,往往同一个西文名词、概念,有数种译法,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数种译法并存,而最终站住了脚的那种译法,也是在与其他译法的争斗中才存活下来的。例如,“literature”这个西文词,一开始在曰本至少有“文章学”和“文学”两种译法,最后“文章学”被淘汰,“文学”被普遍认可。但直到本世纪30年代,曰本学者冈崎义惠还对“文学”这一译名表示疑义,他认为“文学”这一概念包含着诗文和诗文之学两种意思,词义暧昧不明,建议将“文学”这一说法废弃,分别用“文艺”来指称诗文,用“文艺学” 来指称诗文之学。当然,这种疑义大概已不可能动摇“文学”这个概念的地位再如“art”这个概念,一开始有“艺术”、“美术”、“文学技艺”等数种译语并行,直到本世纪初年,“艺术”才最终战胜其他译法而取得牢固地位。有的译语的产生、定型,所经历的过程十分艰难曲折。例如“个人”这个概念,今天在中曰两国被使用的频率都很高。这是西文“individual”的译语。汉语中原没有“个人”这个词,据曰本现代学者考证,“个人”这个译语的选取,本是对汉语“一个人”的省略。在一开始,也曾直接用“一个人”来译“individual”,而且在很长时期内,这个西文概念在曰本有多种译法并存,“各殊之人身”、“独一者”、“人”、“独一个人”、“私人”等译语都曾被使用,“个人”这种译法并不是最早出现的,但却最终获胜。

    编辑:管理员

    二十年来台湾社会语言学的研究
    现代汉语中的曰语“外来语”问题(下)

    |关于我们 | 招聘信息 |联系我们 |友情链接 |相关介绍 |免责申明 |
    copyright©2006 Power By confucianism®  中国国学网版权所有    蜀ICP备11019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