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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贻琦:大学一解

    发布时间: 2006/12/29 17:21:19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国学网
    文字 〖 〗 )

    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文明人类之生活要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而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则此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者也。

    西洋之大学教育已有八九百年之历史,其目的虽鲜有明白揭橥之者,然试一探究,则知其本源所在,实为希腊之人生哲学,而希腊人生哲学之精髓无它,即“一己之修明”是已(Know thyself)。此与我国儒家思想之大本又何尝有异致?孔子于《论语·宪问》曰,“古之学者为己”。而病今之学者舍己以从人。其答子路问君子,曰“修己以敬”,进而曰,“修己以安人”,又进而曰,“修己以安百姓”;夫君子者无它,即学问成熟之人,而教育之最大收获也。曰安人安百姓者,则又明示修己为始阶,本身不为目的,其归宿,其最大之效用,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此则较之希腊之人生哲学,又若更进一步,不仅以一己理智方面之修明为己足也。

    及至大学一篇之作,而学问之最后目的,最大精神,乃益见显著。《大学》一书开章明义之数语即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若论其目,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明明德;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属新民。《学记》曰,“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二语,可以为明明德之注脚;化民成俗,近悦远怀三语可以为新民之注脚。孟子于《尽心章》,亦言修其身而天下平。苟子论“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亦不出明明德之范围,而其泛论群居生活之重要,群居生活之不能不有规律,亦无非阐发新民二字之真谛而已。总之,儒家思想之包罗虽广,其于人生哲学与教育理想之重视明明德与新民二大步骤,则始终如一也。

    今日之大学教育,骤视之,若与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则可知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义之范围,所患者,在体认尚有未尽而实践尚有不力耳。大学课程之设备,即属于教务范围之种种,下自基本学术之传授,上至专门科目之研究,固格物致知之功夫而明明德之一部分也。课程以外之学校生活,即属于训导范围之种种,以及师长持身、治学、接物、待人之一切言行举措,苟于青年不无几分裨益,此种裨益亦必于格致诚正之心理生活见之。至若各种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学程之设置,学生课外之团体活动,以及师长以公民之资格对一般社会所有之努力,或为一种知识之准备,或为一种实地工作之预习,或为一种风声之树立,青年一旦学成离校,而于社会有须贡献,要亦不能不资此数者为一部分之挹注。此又大学教育新民之效也。

    然则所谓体认未尽实践不力者又何在?明明德或修己工夫中之所谓明德,所谓己,所指乃一人整个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所谓整个之人格,即就比较旧派之心理学者之见解,至少应有知、情、志三个方面,而此三方面者皆有修明之必要。今则不然,大学教育所能措意而略有成就者,仅属知之一方面而已,夫举其一而遗其二,其所收修明之效,因已极有限也。然即就知之一端论之,目前教学方法之效率亦大有尚待扩充者。理智生活之基础为好奇心与求益心,故贵在相当之自动,能有自动之功,所能收自新之效,所谓举一反三者;举一虽在执教之人,而反三总属学生之事。若今日之教学,恐灌输之功十居七八,而启发之功十不得二三。明明德之义,释以今语,即为自我之认识,为自我知能之认识,此即在智力不甚平庸之学子亦不易为之,故必有执教之人为之启发,为之指引,而执教者之最大能事,亦即至此而尽,过此即须学子自为探索;非执教者所得而助长也。故古之善教人者,《论语》谓之善诱,《学记》谓之善喻。孟子有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此善诱或善喻之效也。今大学中之教学方法,即仅就知识教育言之,不逮尚远。此体认不足实践不力之一端也。

    至意志与情绪二方面,既为寻常教学方法所不及顾,则其所恃者厥有二端,一为教师之树立楷模,二为学子之自谋修养。意志须锻炼,情绪须裁节,为教师者果能于二者均有相当之修养工夫,而于日常生活之中与以自然之流露,则从游之学子无形中有所取法;古人所谓身教,所谓以善先人之教,所指者大抵即为此两方面之品格教育,而与知识之传授不相干也。洽学之精神与思想之方法,虽若完全属于理智一方面之心理生活,实则与意志之坚强与情绪之稳称有极密切之关系;治学贵谨严,思想忌偏蔽,要非持志坚定而用情有度之人不办。孟子有曰,“仁义礼智根于心,则其生色也,晬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曰根于心者,修养之实,曰生于色者,修养之效而自然之流露;设学子所从游者率为此类之教师再假以时日,则濡染所及,观摩所得,亦正复有其不言而喻之功用。《学记》所称之善喻,要亦不能外此。试问今日之大学教育果具备此条件否乎?曰否。此可与三方面见之。上文不云乎?今日大学教育所能措意者仅为人格之三方面之一,为教师者果能于一己所专长之特科知识,有充分之准备,为明晰之讲授,作尽心与负责之考课,即已为良善之教师,其于学子之意志与情绪生活与此种生活之见于操守者,殆有若秦人之视越人之肥瘠;历年既久,相习成风,即在有识之士,亦复视为固然,不思改作,浸假而以此种责任完全诿诸他人,曰“此乃训育之事,与教学根本无干。此条件不具备之一方面也。为教师者,自身固未始不为此种学风之产物,其日以孜孜者,专科知识之累积而已,新学说与新实验之传习而已,其于持志养气之道,待人接物之方,固未尝一日讲求也;试问己所未能讲求或无暇讲求者,又何能执以责人?此又一方面也。今日学校环境之内,教师与学生大率自成部落,各有其生活之习惯与时尚,舍教室中讲授之时间而外,几于不相谋面,军兴以还,此风尤甚;即有少数教师,其持养操守足为学生表率而无愧者,亦犹之椟中之玉,斗底之灯,其光辉不达于外,而学子即有切心于观摩取益者,亦自无从问径。此又一方面也。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此则于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

    至学子自身之修养又如何?学子自身之修养为中国教育思想中最基本之部分,亦即儒家哲学之重心所寄。《大学》八目,涉此者五,《论语》、《中庸》、《孟子》所反复申论者,亦以此为最大题目。宋元以后之理学,举要言之,一自身修善之哲学耳;其派别之分化虽多,门户之纷呶虽甚,所争者要为修养之方法,而于修养之必要,则靡不同也。我侪以今日之眼光相绳,颇病理学教育之过于重视个人之修养,而于社会国家之需要,反不能多所措意;末流之弊,修身养性几不复为入德育才之门,而成遁世避实之路。然理学教育之所过即为今日学校教育之所不及,今日大学生之生活中最感缺乏之一事即为个人之修养,此又可就下列三方面分别言之:

    一曰时间不足。今日大学教育之学程太多,上课太忙,为众所公认之一事,学生于不上课之时间,又例须有多量之“预备”功夫,而所预备者又不出所习学程之范围,于一般之修养邈不相涉。习文史哲学者,与修养功夫尚有几分关系,其习它种理实科目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犹木工水作之习一艺耳。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何以故?曰,无闲暇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纵探历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积,横索人我关系之复杂,社会问题之繁变,而思对此悠久与累积者宜如何承袭节取而有所发明,对复杂繁变者宜如何应付而知所排解,非有闲暇不为也;人生莫非学问也,能自作观察、欣赏、沉思、体会者,斯得之。今学程之所能加惠者,充其量,不过此种种自修功夫之资料之补助而已,门径之指点而已,至若资料之咀嚼融化,门径之实践以致于升堂人室,博者约之,万殊者一之,则非有充分之自修时间不为功。就今日之情形而言,则咀嚼之时间,且犹不足,无论融化,粗识门径之机会犹或失之,姑无论升堂人室矣。

    二曰空间不足。人生不能离群,而自修不能无独,此又近顷大学教育最所忽略之一端。《大学》一书尝极论毋自欺,必慎独之理。不欺人易,不自欺难,与人相处而慎易,独居而慎难。近代之教育,一则曰社会化,再则曰集体化,卒 裹Z舍悉成营房,学养无非操演,而慎独与不自欺之教亡矣。夫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乃仅就智识之切磋而为言者也;至情绪之制裁,意志之磨励,则固为我一身一心之事,他人之于我,至多亦只所以相督励,示鉴戒而已。自“慎独”之教亡,而学子乃无发有“独”之机会,亦无复作“独”之企求;无复知人我之间精神上与实际上应有之充分之距离,适当之分寸,浸假而无复和情绪制裁与意志磨练之为何物,即无复和《大学》所称诚意之为何物,充其极,乃至于学问见识一端,亦但知从众而不知从己,但知附和而不敢自作主张,力排众议。晚近学术界中,每多随波逐浪(时人美其名曰“适应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由来有渐,实无足怪。大学一书,于开章时阐明大学之目的后,即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今日之青年,一则因时间之不足,再则因空间之缺乏,乃至数年之间,竟不能如 怕 黄鸟之得一丘隅以为休止。休止之时地既不可得,又遑论定、静、安、虑、得之五步功夫耶?此深可虑而当亟为之计者也。

    三曰师友古人之联系之阙失。关于师之一端,上文已具论之,今日之大学青年,在社会化与集体生活化一类口号之空气之中,所与往还者,有成群之大众,有合夥之伙伴,而无友。曰集体生活,又每苦不能有一和同之集体,或若干不同而和之集体,于是人我相与之际,即一言一动之间,亦不能不多所讳饰顾忌,驯至舍寒喧笑谑与茶果征逐而外,根本不相往来。此目前有志之大学青年所最感苦闷之一端也。夫友所以祛孤陋,增闻见,而辅仁进德者也,个人修养之功,有恃于一己之努力者固半,有赖于友朋之督励者亦半;今则一己之努力既因时空两间之不足而不能有所施展,有如上文所论,而求友之难又如此,以何怪乎成德达材者之不多见也。古人亦友也,孟子有尚友之论,后人有尚友之录,其对象皆古人也。今人与年龄相若之同学中既无可相友者,有志者自犹可于古人中求之。然求之又苦不易。史学之必修课程太少,普通之大学生往往仅修习通史一两门而止,此不易一也。时人对于史学与一般过去之经验每不重视,甚者且以为革故鼎新之精神,即在完全抹杀已往,而创造未来,前人之言行,时移世迁,即不复有分毫参考之价值,此之易二也。即在专考史学之人,又往往用纯粹物观之态度以事研究,驯至古人之言行举措,其所累积之典章制度,成为一堆毫无生气之古物,与古物物学家所研究之化石骨殖无殊,此种研究之态度,非无其甚大之价值,然设过于偏注,则史学者与人生将不复有所联系,此不易三也。有此三不易,于是前哲所再三申说之“以人鉴人”之原则将日趋湮没,而“如对古人”之青年修养之一道亦曰荒秽不治亦。学子自身之不能多所修养,是近代教育对于《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第三端也。 以上三端,所论皆为明德一方面之体认未尽与实践不力,然则新民一方面又如何?大学新民之效,厥有二端。一为大学生新民工作之准备;二为大学校对社会秩序与民族文化所能建树之风气。于此二端,今日之大学教育体认亦有未尽,而实践亦有不力也。试分论之。

    大学有新民之道,则大学生者负新民工作之实际责任者也。此种实际之责任,因事先必有充分之准备,相当之实验或见习,而大学四年,即所以为此准备与实习而设,亦自无烦赘说。然此种准备与实习果尽合情理乎?则显然又为别一问题。明德功夫即为新民功夫之最根本之准备,而此则已大有不能尽如人意者在,上文已具论之矣。然准备之缺乏犹不止此。今人言教育者,动称通与专之二原则。故一则曰大学生应有通识,又应有专识,再则曰大学卒业之人应为一通才,亦应为一专家,故在大学期间之准备,应为通专并重。此论固甚是,然有不尽妥者,亦有未易行者。此论亦固可以略救近时过于重视专科之弊,然犹未能充量发挥大学应有之功能。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于新民之效。夫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固为事实,然不能谓全部人生寄寓于事业也。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此通专并重未为恰当之说也。大学四年而已,以四年之短期间,而既须有通识之准备,又须有专识之准备,而二者之间又不能有所轩轾,即在上智,亦力有未逮,况中资以下乎?并重之说所以不易行者此也。偏重专科之弊,既在所必革,而并重之说又窒碍难行,则通重于专之原则尚矣。

    难之者曰,大学而不重专门,则事业人才将焉出?曰,此未作通盘观察之论也,大学虽重要,究不为教育之全部,造就通才虽为大学应有之任务,而造就专才则固别有机构在。一曰大学之研究院。学子即成通才,而于学问之某一部门,有特殊之兴趣,与特高之推理能力,而将以研究为长期或终身事业者可以入研究院。二曰高级之专门学校。艺术之天分特高,而审美之兴趣特厚者可入艺术学校,躯干刚劲,动作活泼,技术之智能强,而理论之兴趣较薄者可入技术学校。三曰社会事业本身之训练。事业人才之造就,由于学识者半,由于经验者亦半,而经验之重要,且在学识之上,尤以社会方面之事业人才所谓经济长才者为甚,尤以在今日大学教育下所能产生之此种人才为甚。今日大学所授之社会科学知识,或失之理论过多,不切实际,或失诸凭空虚构,不近人情,或失诸西洋之资料太多,不适国情民性;学子一旦毕业而参加事业,往往发见学用不相呼应,而不得不于所谓“经验之学校”中,别谋所以自处之道,及其有成,而能对社会有所贡献,则泰半自经验之学校得来,而与所从卒业之大学不甚相干,以至于甚不相干。始恍然于普通大学教育所真能造就者,不过一出身而已,一资格而已。

    出身诚是也,资格亦诚是也。我辈从事大学教育者,诚能执通才之一原则,而曰,才不通则身不得出,社会亦诚能执同一之原则,而曰,无通识之准备者,不能取得参加社会事业之资格,则所谓出身与资格者,固未尝不为绝有意识之名词也。大学八目,明德之一部分至身修而止,新民之一部分自身修而始,曰出身者,亦曰身已修,德已明,可以出而从事于新民而已矣,夫亦岂易言哉?不论一人一身之修明之程度,不向其通识之有无多寡,而但以一纸文凭为出身之标识者,斯失之矣。

    通识之授受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固已渐为有识者所公认,然不足者果何在,则言之者尚少。大学第一年不分院系,是根据通之原则者也,至第二年而分院系,则其所据为专之原则。通则一年,而专乃三年,此不足之最大原因而显而易见者。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分;曰通识者,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均有相当准备而已,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今学习仅及期年而分院分系,而许其进入专门之学,于是从事于一者,不知二与三为何物,或仅得二与三之一知半解,与道听途说者初无二致;学者之选习另一部门或院系之学程也,亦先存一“限于规定,聊复选习”之不获已之态度,日久而执教者亦曰,聊复有此规定尔,固不敢从此期学子之必成为通才也。近年以来,西方之从事于大学教育者,亦尝计虑及此,而设为补救之法矣。其大要不出二途。一为展缓分院分系之年限,有自第三学年始分者;二为第一学年中增设“通论”之学程。窃以为此二途者俱有未足,然亦颇有可供攻错之价值;可为前途改革学程支配之张本。大学所以宏造就,其所造就者为粗制滥造之专家乎,抑为比较周见洽闻,本末兼赅,博而能约之通士乎?胥于此种改革卜之矣。大学亦所以新民,吾侪于新民之义诚欲作进一步之体认与实践,欲使大学出身之人,不藉新民之名,而作扰民之实,亦胥以此种改革为入手之方。

    然大学之新民之效,初不待大学生成与参加事业而始见也。学府之机构,自身亦正复有其新民之功用,就其所在地言之,大学严然为一方教化之重镇,而就其声教所暨者言之,则充其极可以为国家文化之中心,可以为国际思潮交流与朝宗之汇点(近人有译英文 Focus一字为汇点者,兹从之)。即就西洋大学发展之初期而论,十四世纪与十五世纪初年,欧洲中古文化史有三大运动焉,而此三大运动者均自大学发之。一为东西两教皇之争,其终于平息而教权复归于一者,法之巴黎大学领导之功也;二为魏克文夫(Wyclif)之宗教思想革新运动,孕育而拥护之者英之牛津大学也;三为郝斯(John Hus)之宗教改革运动, 率 与惠氏之运动均为十六世纪初年马丁·路得宗教改革之先声,而孕育与拥护之者,布希米亚(战前为捷克地)之蒲拉赫(Prague)大学也。

    间尝思之,大学机构之所以生新民之效者,盖又不出二途。一曰为社会之倡导与表率,其在平时,表率之力为多,及处非常,则倡导之功为大。上文所举之例证,盖属于倡导一方面者也。二曰新文化因素之孕育涵养与简练揣摩。而此二途者又各有其凭藉。表率之效之凭藉为师生之人格与其言行举止。此为最显而易见者。一地之有一大学,犹一校之有教师也,学生以教师为表率,地方则以学府为表率,古人谓一乡有一善士,刚一乡化之,况学府者应为四方善士之一大总汇乎?设一校之师生率为文质彬彬之人,其出而与社会周旋也,路之人亦得指而目之曰,是某校教师也,是某校生徒也,而其所由指认之事物为语默进退之间所自然流露之一种风度,则始而为学校环境以内少数人之所独有者,终将为一地方所共有,而成为一种风气;教化云者,教在学校环境以内,而化则达于学校环境以外,然则学校新民之效,固不待学生出校而始见也明矣。

    新文化因素之孕育所凭藉者又为何物?师生之德行才智,图书实验,大学之设备,可无论矣。所不可不论者为自由探讨之风气。宋儒安定胡先生有曰,“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此语最当。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而已矣。今人颇有以自由主义为诟病者,是未察自由义主义之真谛者也。夫自由主义(Liberalism)与荡放主义(Libertin-ism)不同,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或乐利的个人主义,亦截然不为一事。假自由之名,而行荡放之实者,斯病矣。大学致力于知、情、志之陶冶者也,以言知,则有博约之原则在,以言情,则有裁节之原则在,以言志,则有持养之原则在,秉此三者而求其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则荡放之弊又安从而乘之?此犹仅就学者一身内在之制裁而言之耳,若自新民之需要言之,非旦夕可期也,既非旦夕可期,则与此种事业最有关系之大学教育,与从事于此种教育之人,其所以自处之地位,势不能不超越几分现实,其注意之所集中,势不能为一时一地之所限止,其所期望之成就,势不能为若干可以计日而待之近功。职是之故,其“无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思,其“无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言;亦正惟其所思所言,不尽合时宜,乃或不合于将来,而新文化之因素胥于是生,进步之机缘,胥于是启,而亲民之大业,亦胥于是奠其基矣。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至善之界说难言也,姑舍而不论。然明明德与新民二大目的固不难了解而实行者。然洵如上文所论,则今日之大学教育,于明明德一方面,了解犹颇有未尽,践履犹颇有不力者,而不尽不力者,要有三端,于新民一方面亦然,其不尽力者要有二端。不尽者尽之,不力者力之,是今日大学教育之要图也?是“大学一解”之所为作也。

    作者:梅贻琦

    资料来源:原载《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一期(1941年4月)

    梅贻琦生平

    梅贻琦(1889年12月29日-1962年5月19日),字月涵。天津人,著名教育家。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任“教育部长”、“中央”研究院院士。祖籍江苏武进,祖先于明成祖时由江南迁居北京,后在天津落籍。熟读史书,喜爱科学。初起研究电机工程,后转为专攻物理。1909年考取游美学务处选派的首批留学生赴美留学。1914年毕业于吴士脱理工学院电机系,获工学士学位。1915年到清华学校任教,后任教务长,暂代校务,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等职。

    梅贻琦1916年即担任清华大学物理教授。1931年开始担任清华大学校长,至1948年随国民党迁台。到职后多次阐述"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等办学至理,并积极延聘国内国际著名学者来校执教。他认为: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在他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发展为一所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学府。 

    抗日战争期间,清华、北大、南开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梅暂时以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身份主持校务。1953年任台湾“教育部”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1955年奉召返台,在台湾新竹将台湾清华大学复校,并筹办台湾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1958年7月任台“教育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1959年兼任“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副主席。 

    1960年5月患病入台大医院疗养。1961年2月奉准辞“教育部长”,仍兼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1962年2月当选“中研院”院士。1962年5月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月19日上午1时病逝台大医院。  

    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叶公超用“慢、稳、刚”三个字形容他。“身教重于言教”及“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名言身为世人推崇。梅校长对台湾清华大学的成长贡献巨大,受到教育界的崇敬。

    (来源:参考清华大学、梅贻琦网站内容)

    编辑:汀滢


    大学以精神为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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