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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严苛 清朝皇子除夕也要准时上课

    发布时间: 2007/3/3 15:07:47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星岛环球网
    文字 〖 〗 )

    康熙读书像

     

    帝王之家,锦衣玉食,加上人们的阿谀奉承,使那些龙子龙孙,极易流于放荡,不思上进。可他们德行的好坏,又常常关系到本朝江山的稳定,因为其中有人是要接皇帝班的。所以,历朝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皇子的教育。正如明太祖朱元璋所言:“朕诸子将有天下国家之责”,“不求明师教之,岂爱子弟不如金玉邪”,故必“因其材力,各俾造就”。
                         
      清代的皇子教养至康熙时才确立正规的制度。这是因为在此之前,无论是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其主要精力都贯注在立国争天下上。儿孙们年岁稍长,便赋予兵权,把协助父祖谋取霸业,作为锻炼本领的最佳场所。顺治帝福临以冲龄登临大位,直到故世时才二十四岁,加上全国正处于战争的环境,抽不出更多的精力去照顾小皇子的教育。后来当上皇帝的玄烨,只是因为祖母孝庄皇太后的悉心照料,才使学业有所成就。
                           
      玄烨平定三藩后,全国局势趋于稳定,前面几个皇子也陆续长大。从培养成人着眼,也要进行系统的教育。当时,特别是对已经成为太子的皇二子胤礽,更是督教甚严。玄烨曾说:“自古帝王,莫不以预教储贰为国家根本,朕恐皇太子不深通学问,即未能明达治体,是以孳孳在命,耳提面命,自幼时勤加教育,训以礼节,不使一日遐免”。他还说,“朕谨识祖宗家训,文武要务并行,讲肄骑射不敢少废,故令皇太子、皇子等既课以读书,兼令娴习骑射”。法国传教士白晋曾就玄烨对皇子们的教养,作了如是的描写:
                        
      这些皇子的老师都是翰林院中最博学的人,他们的保傅都是从青年时期起就在宫廷里培养的第一流人物。然而,这并不妨碍皇帝还要亲自去检查皇子们的一切活动,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直到审阅他们的文章,并要他们当面解释功课。
                          
      皇帝特别重视皇子们道德的培养以及适合他们身份的锻炼。从他们懂事时起,就训练他们骑马、射箭与使用各种火器,以此作为他们的娱乐和消遣。他不希望皇子过分娇生惯养;恰恰相反,他希望他们能吃苦耐劳,尽早地坚强起来,并习惯于简朴的生活。……
                          
      皇子们都能流利地讲满语和汉语。在繁难的汉语学习中,他们进步很快。那时最小的皇子也已学过“四书”的前三部,并开始学习最后一部了。皇帝不愿他们受到任何细微的不良影响。他让皇子们处在欧洲人无法办到的最谨慎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皇子们身边的人,谁都不敢掩饰他们的哪怕是一个微小的错误。因为这些人明白,如果这样做,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在清代,皇子未成年时,都有固定的住所。大内乾清宫东有毓庆宫,康熙时太子胤礽曾居于此。后来成为皇帝的胤禛和弘历,以及弘历的子孙辈,“自六岁入学,多有居于此宫”。再就是外朝文华殿正北的撷芳殿,殿宇三所,绿瓦覆顶,也是皇子们的居所。嘉庆时,因毓庆宫曾安顿过颙琰,成为潜邸所在,不便再住别人,故将皇子们移于三座门北,俗称阿哥所或所儿。在圆明园的洞天深处,也有皇子的居所叫“四所”,“东西二街,南北一街”。

     

        皇子们从小就有人专门教以饮食、语言、行止等礼节。六岁起,他们备冠袍褂靴,随众站班当差,并就读于尚书房(道光后改称上书房),圆明园诸皇子肄业之所在“西四所之西”,上书房设上书房师傅和上书房行走,上面还有总师傅,“以贵臣为之,或一人,或二人”,一般每日到书房两三次,稽查课程。又有称“谙达”者,“体制稍杀于师傅”。谙达有三种:一伯哩谙达,由八旗参领、佐领一级人员中挑选娴熟弓马者充任,负责教授弓箭;再是蒙古谙达和满洲谙达。他们都是八旗翻译出身,前者教授蒙古语,后者教满文和翻译。谙达也设总谙达,派满洲权贵充当。
                          
      皇子们就读,每年除元旦、端午、中秋、皇帝“万寿”及本人生日,可免去课读,除夕准提前散学,其余便无假日。他们于早晨寅刻(五点前)来到书房以待师傅(卯时初到)。一般先教弓箭,后学满文、蒙文,再学汉文。幼年皇子课程简单,午前便行告退。年长者得等到未正二刻(下午一点多)才得散学。接着就得练习步射,“在圆明园五日一习马射,寒暑无间”。皇帝每次在西苑(今北海公园内)紫光阁“阅武进士试”,必“先命皇子骑射,以为多士程式”,也算是对皇子们武功的考核。上书房得规矩是很严格的,“读书者每日至下屋歇息不过一二次,每次不过一刻,仍须师傅准去始去”。读书空隙也可讲书或讨论掌故,但“不准常至下屋及出院闲走”,“应罚书、罚字惟师傅命是听,亦有罚下榻立读者”。皇子的侍侯人只准“在窗外或明间听差”。各处太监也“无敢在窗外行走者”,否则便要受到“惩办”。
                          
      皇帝对皇子、皇孙的学业也非常关心。康熙帝玄烨就经常到课读处(当时在“无逸斋”)亲加监督课考。其他详胤禛、弘历等等也是一样。乾隆元年,弘历任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朱轼等六人为皇子师傅。在开学的第一天,皇帝召见皇子和师傅,当面训诫道:“皇子年齿虽幼,然陶淑涵养之功必自幼龄始,卿等可殚心教导之”。他还说,“倘不率教,卿等不妨过于严厉。从来设教之道,严有益而宽多损。将来皇子长成自知之也”。乾隆三十五年(1770)五月,正在圆明园读书的八阿哥永璇,未经“奏知”,“又不关白师父”,擅自离园进城。事发后,弘历传唤有关人员等严加训诫,“讲八阿哥及师傅、谙达分别示儆”,又传令把这道告谕抄成文字,“实贴尚书房,使皇子等朝夕观省,知所劝戒”。

    皇子典学没有年龄的限制。有的人“虽婚娶封爵”,仍得入上书房“读书不辍”。咸丰五年(1855)七月,恭亲王奕訢因其生母晋封的问题上惹恼了奕詝,借口在办理孝全皇后(奕訢生母)丧事时“礼仪疏略”,罢去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回“上书房读书”。这就具有“反省”的性质。当然,象奕訢那样回上书房读书,无论是时间还是课读的内容,都比小皇子们自由多了。

    编辑:汀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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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最著名科举人物全接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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