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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书院讲会的新特点(2)

    发布时间: 2016/1/27 0:07:53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历史中国
    文字 〖 〗 )
    二 以会为学 
       
      与“以讲为学”相近的表述还有“以会为学”。“以会为学”见王畿《与汪国潭》,其称: 
      弟春暮赴江西之约,期与东廓、念庵诸兄会于青原、白鹿之间。盖以会为学,务求取善之益,非敢以学为会也。 在这里,“以会为学”和“以学为会”相对应,是王畿使用的一个谦词,意在表明他期赴青原会、白鹿洞书院讲会等这类江右著名讲会的崇敬之情。其实无论是“以会为学”,还是“以学为会”,仅是一体两面,只有将两者合而观之,才可获得完全之义。而“会所以讲学明道,非徒崇党与立门户而已也”。会之核心在讲学,在明道,讲学者既可以“以会为学”,又何尝不可以“以学为会”呢? 
      事实上,王畿一生赴会无数,“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自两都及吴、楚、闽、越、江、浙,皆有讲舍”。会之于他,讲之于他,已经成为生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会而讲之,年逾八十而不止,实乃纯乎天性,自然而然。同时代,像王畿这样的人有很多,如邹守益、钱德洪、王艮等,而学习仿效他们的后学则更多。代代相传,相生相衍,于是以讲为学,随地举会,随缘结会,以会为学,以会证学,赴会订学,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自然演成明代书院讲学的一个持久而特色鲜明的传统。 
      “以会证学”最原始的表述为“以会证此学”,见查铎万历年间为水西书院讲会所订立的《水西会条》序言中,其称:“孟子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几希者,言此心之灵,只这些子。然人与禽兽之分,实系于此。故能存之,则此心之灵,常为之主。所以参三才而灵万物者以此。不能存之,则中无所主,而恣情纵欲,尚气斗狠,无所不为,名虽为人,实违禽兽不远矣。今语人以禽兽,未有不忿然怒者,乃在于几希之存不存。噫,可畏哉!故学也者,所以存此几希;学矣而有会也者,正求与朋友合并讲明此几希而求存之也。此会之不可以已也。然会以证此学,非必会而后学也。未会之先,用功何如,则于会中商之。既会之后,新得何如,则于会中启之,不徒泛泛浮论,徒长知见。庶乎会可以久,而学可以成也。” 
      以会证学的例子不少。以王畿为例,他在《松原晤语》中说:“因兄屡书期会,往赴松原新庐,共订所学。……往复证悟,意超如也。”其《书同心册卷》也记录了他和张元汴以会证学的事情,其称:“阳和张子志于圣学有年……期予往会,商订旧学……或发主静翕聚之旨,或申求仁一体之义,或究动静二境得失之机,往复参互,要在不悖师门宗教,诚所谓同心之言矣。”而江右王门弟子在书院开讲会以证师学的事例就更为典型,据记载王门高弟张元冲长期在江西做官,历任江西参政、布政使、副都御史、巡抚等职,政事之暇,与同门东廓、念庵、洛村、枫潭诸公“联讲会,以订证文成之学,因辟正学书院于省会,群彦士而修业焉。先生岁时进考,其成喁喁如也。异时名世巨儒,多出其中已。又建怀玉书院于信州,以处湖东诸郡士,且特迎龙溪、绪山两先生递主讲席。江右宗风丕振,遂留绪山卒文成《年谱》之役,相与上下其议论,踰年而竣”。由此可知,南昌正学书院实为江西省会书院,赣省彦士咸集,联讲会而订良知之学;信州怀玉书院则为江右、浙东两省王门弟子共证文成之学的重镇。 
      以讲为学、以会为学、以会证学,其核心都是讲学,而一旦讲得过多,流而成弊,其结果也就难逃魏校所指之“讲而不学”。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病灶。因此,自王阳明开始,就提出了诸多防范措施,将讲学划为“讲之以口耳”、“讲之以身心”两类,主张轻口耳而重身心,轻讲说言词而重躬身实践,并将其上升为源自孔门之学的是一个重要原则。王阳明曾说:“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者也。如此,则知孔门之学矣。”四十余年之后的万历初年,王畿在赴张元忭云门之会时,仍在强调老师的观点,其称:“夫学必讲而后明,务为空言而实不继,则亦徒讲而已。……故曰讲学有二,有以口耳者,有以身心者。入耳出口,游谈无根,所谓口说也;行著习察,求以自得,所谓躬行也。”凡此云云,无非都是区别讲学的原则,可以存而不论。 
      这里我们将引王门安福弟子刘晓另一版本的言说,看看在同一原则指导之下,乡村书院的讲会中又是如何讲学的: 
      讲学不能废词说。词说似胜,躬行则寡。讲说亦不必别求,《五经》《四书》切于身心者甚多。先师天启,倡道东南,辩论考索,至当归一,直与洙泗血脉贯通。吾辈今日只宜探讨体验,优游实践,尊其所闻,行其所知。其于圣人之言有所未透,则当研究以求融会,其于贤儒之论有所未合,不妨放过以阙疑。殆究而言之,皆是糟粕,惟在咀嚼真味,以完精神,更不必索隐探玄,以惑后学。 
      强调体验实践,强调尊闻行知,反对索隐探玄,意在躬行,讲求的是身心真味,反对的是言之糟粕。主张以研究融会而释未透,以阙疑而放过未合,以《四书》《五经》而切身心,意在防止讲词言说之胜而寡躬行。如此这般,可谓用心良苦。 
      正是内部原则的建立以及诸多用心良苦的持续的防范、约束,再加上来自反对派的夹持、打击,王门书院讲会之以讲为学、以会为学得以长期在身心躬行的正确轨道上前行,悠然而成特色。 
      但是,以讲为学、以会为学似乎也有一种滑入口耳之学、讲而不学的宿命。诚如王畿所说,“只因吾人许多习闻旧见缠绕,只得与剖析分疏。譬诸树木,被藤蔓牵缠,若非剪截解脱,本身生意终不条达”。无可奈何,“吾人今日讲学,未免说话太多,亦是不得已”。而正是这种不得已的“在言语上承接过去,翻滋见解”的太多说话,“为病更甚”,其结果“只是胜(滕)口说,与本根生意原无交涉也。”随着王门后学第一代门生相继去世,王学末流失去把持,好些书院讲会终于还是坠入原本就刻意防范的空谈性命,甚至由儒入禅的歧途。所幸东林学派由王转朱,东林书院由辨无善无恶而惩王学末流之弊,东林讲会挽口耳而归之身心,使以讲学为学、以会为学的讲学模式又回归到正确的发展路径。 
       
      三 结论 
       
      总之,以讲为学,以会为学是明代书院讲会的特点。讲会既是一种学术组织、学术团体,又是书院固有的学术讨论、会同讲学、学术聚会等会讲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讲会和书院之间的关系从组织形式上看是并行而各自独立的。但实际上,由于“讲学”这一共同事业,“会讲”这一共用的讲学形式等等原因,书院和讲会两者往往是连体共存,以“立书院,联讲会,相望于远近”为其生存状态。讲会和书院的结合,是王、湛及其后学寻求学术自由的明智选择,也寄托着社团书院的讲学精神,乃至政治意愿,理应引起人们的注意。作者:邓洪波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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