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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锷

    发布时间: 2006/12/20 10:47:24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博源网
    文字 〖 〗 )
    蔡锷(1882.12.18—1916.11.8),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宝庆(今邵阳)人,中国近代军事家。
      
        1882年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一个贫寒的裁缝家庭。6岁时在当地一位名士帮助下,免费入私垫学习。12岁考中秀才。16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受到该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赏识,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
           
        这时,中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帝国主义虎视鹰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蔡锷也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急迫的心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倾吐了满腔的爱国抱负。
           
        1899年7月,蔡锷东渡日本,入陆军成城学校学习,从此开始了“军事救国”的生涯,并正式改名为锷。
           
        在日本,蔡锷一面如饥似渴地学匀军事知识,一面苦苦地思索拯救中华的途径。1902年2月,他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题为《军国民篇》的文章,阐述丁他的救国救民主张。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力孱弱,生气销沉”,主要由于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赢弱,武器窳劣等原因造成的。若要改变上述弊病,必须实行“军国民主义。”他断言:“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军国民篇》,《蔡松坡集》(1984年版),第15页)那么,怎样实行“军国民主义”呢?蔡锷认为“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军国民篇》,《蔡松坡集》第32页)。至于“国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蔡锷虽冥思苦想,却未能做出回答。尽管如此,他的这种探索还是有意义的。当时,国内正掀起编练新军、改革军制的热潮,把练兵作为救国的“第一要义”。而蔡锷等爱国青年则认为尚武不仅需要刀剑,而且更需要精神,御侮不仅需要枪炮,更需要国魂。提出对全民进行军事教育、军事训练,以提高国民素质。这种主张,与单纯依靠改革军制以求强兵御侮的思想相比,显然视野更广阔、更深远。
           
        1902年11月,蔡锷又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他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当时,他虽然热切地希望变中国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但是还没有确立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仍然抱着从改革军事入手,帮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
           
        1904年初,蔡锷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先后应聘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陆军小学总办等职。年轻英俊的蔡锷,脚穿长统靴,腰挎指挥刀,每天扬鞭跃马,威风凛凛,指挥练兵。他讲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赞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不久,云南总督李经羲聘请他到云南担任军职。
           
        1911年(宣统三年)初,蔡锷抵滇。在等待接任新职期间,他伏案著书,从曾国藩、胡林翼的许多奏章、函牍和日记中,选摘出有军事价值的言论,分类编辑,取名《曾胡治兵语录》,并附以按语,阐发自己的见解,希望以此作为对滇军的精神讲话材料。他在《语录》的序言和按语中,结合曾、胡的言论,谈了对选将,治军、作战等问题的看法,反映了他当时的军事思想。
           
        在论及“选将”时,蔡锷崇尚曾、胡“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的思想,认为这是“扼要探本之论”。他说:“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力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蔡松坡先生迫集》(二),第8页),抒发了他立志为国捐躯的志向。谈到治军,蔡锷认为“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对于“风气纪纲大弛”的军队,“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主张“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蔡松坡先生迫集》(二),第16页)。同时,他也提倡官兵之间“和辑"相处,使士兵把军营视为“第二家庭”。他特别欣赏曾国藩“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这句话,认为带兵者若“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蔡松坡先生遗集》(二),第5页)
           
        关于作战指导,蔡锷认为:“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也。”从这一思想原则出发,他既不完全肯定曾、胡“主守不主攻”的思想,又不被当时西方兵学家“极端的主张攻击”的思想所左右,而是根据中国军队、军费、交通等情况,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设想。他说:“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取波亚战术(指游击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昔俄人之蹴拿破仑于境内,使之一蹶不振,可借鉴也。”(《蔡松坡先生遗集》(二),第25页)他的这种既借鉴外国战争经验,又根据本国的实际研究军事学术的思想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911年7月,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蔡锷为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旅长)。蔡锷开始按照自己的主张和设想,进行改造和训练滇军的活动。
           
        当时,云南和全国一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大批同盟会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分布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19镇中。他们活动频繁,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革命斗争。蔡锷虽未参加同盟会,却受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影响,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他向同盟会员保证:一旦发生革命,一定给予“绝对同情支持”(詹秉忠、孙天霖《忆蔡锷》,《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432页)。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的火炬迅速发展为埋葬封建帝制的熊熊烈火。10月30日,辛亥云南起义爆发。这是继武昌起义之后战斗最激烈、代价最巨大的一次武装起义。在革命的决定时刻,蔡锷被推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负责拟定起义计划并指挥起义军作战。当晚8时,蔡锷命原云南陆军讲武堂监督李根源等率云南新军第73标,由昆明北门进攻五华山和军械局,自己率第74标和炮标由南门外巫家坝向城内推进,进攻总督署和五华山。战至第二天中午,南北两路义军会师于五华山,击毙云南新军第19镇统制钟麟同,俘获云贵总督李经羲,结束了清政府对云南的统治。
           
        11月1日,起义官兵在五华山组织了“云南军都督府”,公推蔡锷为云南都督。这时,他年仅29岁。
           
        蔡锷就职后,积极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顿财政,裁减军队,兴办教育,开发实业,使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与此同时,蔡锷看到“英窥西藏,法窥滇黔桂粤之谋日迫,边陲多故,危机已伏。若屏藩不固,国将不国。”(《五省边防计划》序)为此,他亲自担任主编,拟定了数万言的《五省边防计划》,即西南边防协同作战计划。该计划指出,中华民国虽然已经建立,但“内讧未靖,外患思乘”,列强侵吞中国之心不死。除沙俄日本在东、北部边境地区屡挑事端外,英国侵略者也不断从印度以武力干涉西藏,法国也往越南增兵,企图进犯滇桂。在此情况下,“西南边要尤陷危险,民国全局殆哉岌岌”。因此,蔡锷呼吁滇、川,黔、桂、粤五省实行军事联合,以便随时抗击英法侵略者的军事侵略,保卫新生的共和国。这份计划草案分三编十章,分别对五省联合军的兵力编成、作战区域和协同办法,军队的集中,展开和作战步骤,以及战前准备,兵站设置,战场建设等重大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和具体的规定。它在当时虽然未能实行,却充分而具体地体现了蔡锷的战区战略思想。
    编辑:秋痕


    陈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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