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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并六国之后秦始皇为何变得刚愎自用?(2)

    发布时间: 2012/2/8 11:33:52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华网论坛
    文字 〖 〗 )
    换个思路看,这有点像是战国诸子合力为诸侯设计的一款名为“走向辉‘皇’”的游戏。具体而言,该游戏共分四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是霸、王、帝、皇。游戏规则共有六条: 
        第一条:本游戏只有诸侯国国君才有资格参加;
        第二条:本游戏由各诸侯国共同参与,不参加者视为自动弃权,程序在一定时间内自动将其淘汰出局;
        第三条:本游戏只能从最低层次开始依次攀升,不得越级跃升;
        第四条: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要求,只有达到某一等级的要求,才能获得该等级的称号。简而言之,“霸”的要求是推行霸道,“王”的要求是推行王道,“帝”的要求是推行帝道,“皇”的要求是推行皇道;
        第五条:能够在等级序列中不断向前推进的君主,程序将根据其所获得等级的高低给以相应的奖励。如获得“霸”的称号,就会得到周天子的褒扬、所在地区诸侯国的拥戴等奖励;获得“王”的称号,就会得到与周天子平起平坐、在国际事务中起主导作用等奖励。
        第六条:长期落后于其他国家的诸侯将被程序适时淘汰。
        事实上,诸雄也正是沿着诸子所设计的这个等级序列向前发展的。只不过他们将诸子为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的第四条暗地做了改动。因为以所谓的王道、帝道、皇道来作为获得王、帝、皇称号的条件,对他们这批擅长霸道,习惯了阴谋诡计的君主们而言,实在是太难了,他们玩不了,但他们又抵制不住诸子所设计的这个游戏的诱惑,于是便心照不宣地把第四条游戏规则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即如果能够在所在地区的诸侯国中获得领袖地位,就等同于实行了霸道,就可称为“霸”;虽然不能统一天下,但若能在诸雄当中居于领袖地位,就等同于实行了王道,就可称为“王”;虽然不能以德治国,但只要能并吞天下,就等同于实行了帝道,就可称为“帝”。
        于是按照这样一个经过微调的游戏规则,诸侯们大都参与到了这个游戏中。到了秦孝公继位时,山东地区的齐、楚、韩、赵、魏诸国早已在“霸”这一级呆了多年了,其中的一些强国如魏国已不屑于与其他诸侯国并立,而欲向更高的一个等级“王”跃进了。在此情况下,秦孝公奋起直追,终于在他在位的第十九年即周显王二十六年(前343年),得天子封爵为“伯”,从而跨入了“霸”的行列。然而此前的周显王二十五年(前344年),魏惠王已因自认功绩卓著,能够号令天下,而乘坐着以前只有周天子才能乘坐的车辆自称“夏王”了。
        当魏称王之初,其他强国还因其僭越王位,兴兵讨伐之,然而没过多久便也禁不住诱惑而纷纷称王。这就有点不按规矩办事了,因为若严格遵守游戏规则,包括魏国在内的这些国家的“王”的称号统统都应取消。因为即便是强大的魏国,在当时也频频受到齐国和赵国的挑衅,并没有真正拥有号令天下的能力。但一来“王”的称号太诱人了,二来此时的天下早已没了主持大局的共主,诸国之间虽实力有一定悬殊,但差距也并不明显,因此大家便来了个互相承认糊里糊涂地都算过关了。
        此后又过了数十年,诸国中一度出现齐、秦两个大国并峙的局面,于是两国便想超越诸国,更上层楼。于是在周赧王二十七年(前288年),齐应秦之约携手迈向第三级,秦昭王称西帝,齐泯王称东帝,东西二帝并存。然而齐泯王称帝没多久,由于怕招致其他强国的憎恨,又主动取消了称号。而细究诸国可能憎恨的原因,乃在于其名实不符。却说帝这一级的要求太高,且不提诸子所要求施行的德政齐无法兑现,就是诸雄认可的标准,即“并诸侯,吞天下”(见刘向《战国策?秦策一》),齐也没有实现。并且不仅是齐,即使是秦与此标准也相差甚远。因此齐去掉帝号重新称王后,秦也又称起王来。此后为了达到“帝”的条件,各国又进行了几十年的竞争,结果秦成了最终的胜利者,直接晋级。于是一待六国全部被吞并,嬴政就要臣下议帝号,开展体现其功业的帝制活动,所谓:“寡人以渺小之身,兴兵诛除暴乱,依靠祖宗的保佑,使六国君主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天下获得了安定。现在若不更改名号,就无法显扬我的功业,传给后代,请商议帝号。”
        很显然,就嬴政而言,能称帝就很满足了。然而李斯之流却跨过“帝”这一级,直接将嬴政推向了“皇”,不仅如此,他们还将嬴政推向了皇中之最,所谓:“臣等与博士们商议说:‘古时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尊贵。’因此臣等冒着死罪上尊号,尊王您为‘泰皇’,所发布的制度之命称‘制’,所下之令称‘诏’,天子自称为‘朕’。”
        照说为臣下的为讨好自己的君主,不免会说上些阿谀奉承的话,这都可以理解,然李斯们这样做,就有点过分了吧。因为即使是就“帝”而论,嬴政也是仅得其表而已,其里实以霸道充之。就其个人品性而言,他与圣人的特质相去甚远,因而以“帝”处之,实属吹捧,更不用说以“皇”称之。从李斯等人的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不仅越“帝”而趋“皇”,并且在称“皇”之前,还先抬高了“皇”的地位。按三皇五帝并称而论,三皇分明是五帝之前的三位人君,然而在李斯之流那里,三皇则变成了三尊天神。所谓天皇与地皇分明就是领导天地的神灵,而泰皇之泰,当来自于“泰一”,即“太一”,是天帝之别称,是衍生天地的最高神,故“泰皇”在三皇中最尊贵。很显然这里的三皇都是指的天神。李斯等人欲上嬴政尊号为“泰皇”,即是要神化嬴政将其尊奉为神灵。而这种行为是极其有害的。因为如果这成为事实,就将拉开君主与臣民的距离,使君主如日月般高悬于帝国之上,听不到也听不进匍匐于大厦之下的亿万臣民的声音,从而容易造成君主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
        然而李斯之流却不管这些,他们在秦国只对嬴政一人负责,或者说嬴政是老板,而他们则是打工者,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讨老板嬴政的欢心。只有嬴政高兴了,他们才能过上好日子,至于他们的行为会不会对国家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他们是不会考虑的,国家是嬴政的,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不过如果嬴政追究他们的责任呢?这个反问就有点不高明了,因为自古及今,加强领袖权威的行为无论怎样做都是不过分的。这从嬴政的反应也可以看得出来。嬴政对李斯等奏议的批示是“去掉‘泰’字,采用‘皇’字,同时兼采上古的五帝的位号‘帝’,称做‘皇帝’。其他如奏议所言。”很显然,李斯们的奏议让嬴政心花怒放,但要他直接越“帝”而称“皇”,还是有点不好意思的,但要是放弃了,又于心不忍,于是他便折中了一下,从三皇五帝中各取一字,谦虚地称做“皇帝”。
        应该说皇帝称号的取得,既是该政治集团运作的结果,同时也体现了嬴政的愿望。但从深层的文化层面看,又不尽然。
        一方面,它实际上是先秦诸子的英雄史观合乎逻辑的发展。与商代的极端迷信神权和西周敬天保民的神本主义思想相比,先秦诸子宣扬英雄史观。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见《老子》第二十五章)。荀子说“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见《荀子?礼论》)。管仲说“天行其所行,而万物被其利;圣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见《管子?白心》)。商鞅说“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见《商君书?画策》)。墨子说“故圣人之德,盖总乎天地者也”(见《墨子?尚贤中》)。
        一些思想家在宣扬英雄史观的同时,又将之具体化,这在儒家与阴阳家表现得尤其明显。如孟子认为历史的进程是一治一乱,治是“圣人”、“圣王”之功,乱是“暴君”之过,圣王与暴君决定着历史的面貌。而圣王的出现则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见《孟子?公孙丑下》)。阴阳家邹衍把帝王的产生归结为天的意志,并把阴阳五行引入历史领域,用五行相胜说来解释帝王的产生和朝代的变化,创立了五德终始说。认为宇宙万物皆由五行构成,这五种元素又与历史上的朝代相对应,相生相克,循环不息,称为五德。按这种说法,帝王的接踵而出、朝代的更替是必然的,并且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个元素与之对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在邹衍看来历史的发展是循环往复的,但在循环的每一个关键时期,起主导作用的都是圣明帝王。从历史发展看,先秦诸子的英雄史观既是先代思想由神本向人本合乎逻辑的发展,又是他们的认识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这种思想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轻视民众力量的倾向。总之由于思想界普遍推崇英雄史观,因而始皇的被神化也就有其必然性了。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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