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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国、忠孝中的两难抉择(2)

    发布时间: 2016/1/21 0:53:58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历史中国
    文字 〖 〗 )
    六朝士风的影响是王褒选择降敌的重要因素。六朝是我国朝代更迭非常频繁的时期,也是我国忠君观念最为淡薄的时期。在士族们看来,朝代的更迭只不过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权力斗争的结果。曹魏经由篡汉而来,司马氏则因篡魏而有晋,接下来的刘宋、萧齐、萧梁,也无不是经由杀戮或篡夺而建立。所以。现实的政治斗争并非如儒学先圣所说的那样具有鲜明的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在门阀制度已经成形的南朝,世家大族为了维护门第,只要在易代之际,弃暗投明,以家族利益为重,处理好与新王朝的关系,就能继续享有他们的政治特权。所以他们无须留恋旧政权,在新兴政治势力与旧皇权发生冲突时,他们也往往是从家族利益出发来考虑站在哪一边,而不受忠君观念的束缚。因为,凭着家族的门第,在新的王朝下他们照样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对于六朝士族这种先家后国、重孝轻忠的观念,史学家们早已有过许多精辟的探讨和批评:萧子显的《南齐书·王俭传》说:“主位虽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禄之盛,习为旧准,羽仪所隆,人怀羡慕,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赵翼《陔余丛考》卷十七“六朝忠臣无殉节者”条则曰:“盖自汉、魏易姓以来,胜国之臣即为兴朝佐命,久已习为固然。其视国家禅代,一若无与于己,且转藉为迁官受赏之资。故偶有一二耆旧,不忍遽背故君者,即以喷喷人口,不必其以身殉也。”唐长孺在《魏晋南北朝的君父先后论》中认为:“后世往往不满于五朝士大夫那种对于王室兴亡漠不关心的态度,其实在门阀制度下培养起来的士大夫可以从家族方面获得他所需要的一切,而与王室的恩典无关,加上自晋以来所提倡的孝行足以掩护其行为,因此他们对于王朝兴废的漠视是必然的,而且是心安理得的。”他们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六朝时期由于门阀制度的盛行,家族在士人的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此期的士人非常看重家族和个人的孝行,而对国家和忠君等观念则相对的淡薄。士人们根本没有后世士大夫那种以身殉国的忠义感,对于许多先家后国,甚至为了家族而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他们也都默然赞同。王褒身处这种大环境下,也必然地或多或少地受到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和同化。 
      战争形势的失利和谢答仁、任约等人的不可信任也是王褒选择降敌重要原因。如果说在战争的初期,王褒还表现得相当尽职的话。那么当朱买臣战败,王褒因为督战不力而被贬为护军将军的时候,他的作战意愿就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而在他被贬后的不久,抗战的主将胡僧佑也因身中流矢而阵亡,这就使他更清楚地看到这场战争必败的结果。既然战败已经是必然的结果,那么趁早投降,减少无谓的牺牲或许是最好的选择。此外,谢答仁、任约的不可信任也是王褒选择不支持元帝突围,而主张降敌的重要原因。谢答仁和任约原来都是侯景手下的猛将,只因侯景战败,才转而投降梁朝。但是,他们其实都不可靠,他们都是元帝因手头上没有将领可用,临时从监牢中释放出来起用的。特别是任约,更是一个“枭声不悛,戎羯贪婪,狼心无改”啕的叛逆之徒,在魏军平定江陵之后,敬帝继位,任约被加封为征南大将军,但他还是起兵谋反,帮助北齐军队攻击后梁,最后叛梁入齐。另外,在侯景之乱中,任约还杀害了王褒岳父之孙萧嗣。对于这样一个杀害姻亲的仇人,试问王褒又怎么会赞同去投奔他呢?谢答仁因为在江陵保卫战中已被杀,所以见诸史书的记载并不多,但是,他与任约同为侯景的枭将,又一同讨伐武陵王萧纪,可见他们是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战友”,如果他不是在江陵保卫战中被杀,极有可能会去投靠任约,那么最终也可能是与任约一样干一些卖主求荣的勾当。在这样的情况下,王褒认为,与其去投奔与自己有杀亲之仇的枭雄,不如向西魏军队投降,这种选择应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后来的历史也向我们证明了任约的确是—个卖主求荣的奸雄。 
      梁元帝残忍、猜忌的个性和对王褒的不信任也是导致王褒选择降敌的一个重要因素。梁元帝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南史·梁本纪下·元帝纪》就说他:“性好矫饰,多猜忌,于名无所假人。微有胜己者。必加毁害。帝姑义兴昭长公主子王铨兄弟八九人有盛名。帝妒害其美,遂改宠姬王氏兄王珩名琳以同其父名。忌刘之遴学,使人鸩之。如此者甚众,虽骨肉亦遍被其祸。始居文宣太后忧。依丁兰作木母。及武帝崩,秘丧逾年。乃发凶问。方刻檀为像,置于百福殿内,事之甚谨。朝夕进蔬食,动静必启闻,迹其虚矫如此。”“内积猜忍,外崇矫饰,攀号之节,忍酷于逾年。定省之制,申情于木偶。竟而雍州引寇,衅起河东之戮。益部亲寻。事习邵陵之窘。悖辞屈于僧辩,残虐极于圆正,不义不昵,若斯之甚。而复谋无经远,心劳志大,近舍宗国,远迫强邻,外弛藩篱,内崇讲肆,卒于溘至戕陨,方追始皇之迹,虽复文籍满腹,何救社庙之墟。历观书契以来,盖亦废兴代有,未见三叶遘愍,顿若萧宗之酷。”他的这种残忍、猜忌的个性,难免使王褒有伴君如伴虎的危机感。其实,正如上面所述,整个降敌政策,梁元帝萧绎才是真正的决策者,王褒只不过是这一政策的执行者和赞同者而已。设想一下,如果王褒明明知道萧绎已经有了降敌的决定,而他还要坚持抗战,那么,以萧绎猜忌、残忍的性格又会怎样对待王褒呢?另外,史书虽记载萧绎对王褒“深相委信”,但事实并不尽然。从迁都问题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萧绎并不重视王褒的意见,王褒在朝中虽然步步高升。宠遇日隆,但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实权。萧绎之所以厚待王褒并把他吸收到内阁中去,是基于怀柔建业贵族官僚,并期待得到他们合作的意图。在侯景之乱以后,王褒过的是与主流派江陵贵族对立和终日危惧元帝猜忌的生活。王褒似乎也比较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宠遇日隆。“愈自谦虚,不以位地矜人”。经过上次的迁都事件,王褒已经对萧绎猜忌、剐愎自用的性格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深知萧绎根本不会听信他人的意见,既然圣心已经主降,而降敌于己虽说有辱声名,却能保身全家,两害相权取其轻者,所以王褒也就顺从圣意,说出了“不如降也”的主张。 
      上面探讨的主要是王褒在江陵保卫战中的行为和心态,以及影响王褒选择降敌的诸多因素。但是这种探讨是不全面的,我们永远无法还原历史的全部真相。或许,王褒当时内心的想法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影响王褒降敌的因素也不仅仅是上面列举的几种,他个人性格的软弱,他的宗教信仰,甚至敌人的诱降,也有可能影响到王褒的选择。作者:李松荣
    编辑:秋痕

    家国、忠孝中的两难抉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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