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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战争日军"口号":协助汉民族之革命运动(2)

    发布时间: 2016/8/16 13:11:47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凤凰网
    文字 〖 〗 )
    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应乞于宫〈而〉聚义。故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肋。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

        日军在中国用汉文发布的所有公告,几乎都在不断强调自己的解放者形象。日本的“中华”意识宣传,在当时和此后的中国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的。一些西方外交官就注意到,在通商口岸,汉人的抗日情绪便远低于满人。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HenryBarnesBristow)向伦敦报告说,天津水师学堂的汉人学员,对甲午战争前景并不乐观,甚至认为日本能战胜也是好事,可以借此推翻朝廷。宝士德为此担心天津汉人暴动,要求派遣更多的军舰以备不测。(注:说来当年的大汉族主义者)

        日本此后更是驾轻就熟地运用这种“驱除靼虏”的政策工具,无非根据需要将“鞑虏”换成“白种人”、“欧洲人”而已,深深地渗透进此后中国的各种政治和军事大变动中,包括对兴中会、华兴会等的庇护,令辛亥革命这一民族革命从一开始就变得先天不足,而那导致袁世凯被万民唾骂的“二十一条”,很多条款之前早就和南方的革命党人达成了共识,只是革命党一直没有机会掌握政权,未及付诸实现而已。

        武力压服中国联合对抗西方

        在把自己包装成“中华”的解放者的同时,日本间谍也不断提醒日本军政当局,只有先将中国征服、打翻在地,才可能消除中国人的傲慢,从而达到中日联手对抗西方。

        宗方小太郎在另一份提交给最高当局的战略谍报分析《对华迩言》中,指出:因为满清政权的颟顸,不顾“书同文、人同种,唇齿辅车之关系颇为密切”,“嫉视日本之强盛、厌忌日本之进步,百般猜疑、面谀背非,顽迷不化,不通大局之形势”,所以才形成两国的“感情之冲突”。因此,中日之间“若无大战,则不能大和;大战而大胜之,中国始知日本之实力之不可敌,方可收协同之效”。

        宗方小太郎将日本侵华看做是联合中国抗击西方的必要步骤,提出了先“以势力压制、威服中国”,中国屈服后再假以时日“在不知不觉间使彼感觉有与我(日本)联合之必要”,最后则可以共同对抗西方,“使之不能逞其欲望于中国中原,此不特中国之幸,亦日本之所以自守,保持亚洲体面之要务也”。

        宗方小太郎认为对中国就是要痛下杀手,“煦煦之仁、孑孑之义,非所以驭中国人之道”。他认为此前爆发的中法战争,法国人就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军事上已经“制胜中国”的情况下“草草终局”,因此“劳多功少,且有贻误国家长远之计之虞”。

        因此,他建议当时正在节节胜利的日本,宜将剩勇追穷寇:“必须排除万难,攻陷敌人之都城北京”,再“进扼长江之咽喉,攻占江淮重地,断绝南北交通,使敌国陷于至困至穷、万无办法之地,使敌国政府和人民知晓真正之失败,而后达到我之目的”。

        宗方认为,铁血政策成功后,就该实行怀柔政策:“以信义公道,赤心相交,利害与共,患难相济,使两国人心和合融释,有如一家。”他坚信,满清政权已经是“百弊丛生,濒于阳九之末运”,而“数亿之黎民待望仁政、仁人久矣”。他因此谆谆教诲战胜的日军,要在占领地实行仁政,以有效消除战后中国人对日本的“仇雠之念”。如果日本占领军能扫除中国政治的“宿弊伏毒”,以“公道至诚、待民如子”之心来施行大道,则四方百姓一定会“争先来归”。为此,他再三呼吁日本当局要重视这一“责任至重”的问题,选好用好占领地的民政官。

        甲午战争后,西方最大的梦魇就是庞大的中国龙在已经西化的日本的“领导”下崛起。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KaiserWilhelmII)为代表,西方掀起了第一浪黄祸(YellowPeril)论。从1895年起,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就所谓的“黄祸”问题不断通信、交流,威廉二世还特意请画家克纳科弗斯()创作了一幅油画《黄祸图》(TheYellowPeril)赠给尼古拉二世,并下令雕版印刷,广为散发。

        中日两国在甲午战争之后,的确有过一段“蜜月期”。1898-1907年这十年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大量青年东渡留学,中日联合对抗西方的论调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不但宣布中立的中国官方暗助日军,留日学生更是组织多支抗俄敢死队直接为日本效力。

        国人在中日“同文同种”的美梦中,一直到1919年才被惊醒:巴黎和会上日本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愤怒的中国终于爆发“五四运动”。宗方小太郎精心炮制的“一手硬、一手软”的对华战略,只被执行了前一半,用圣贤大言包装起来的“仁政”始终未现,中日“感情之冲突”不但没有任何缓解,反而历百年而弥烈。不知一直致力于所谓“大亚洲主义”的宗方,生前是否预料到了这“同文同种”的百年仇恨?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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