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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邲之战晋楚争霸中原的第二次较量

    发布时间: 2006/11/7 14:46:06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国学网
    文字 〖 〗 )
    邲之战,是春秋中期的一次著名会战,是当时两个最强大的诸侯国——晋、楚争霸中原的第二次重大较量。在作战中,楚军利用晋军内部分歧、指挥无力等弱点,适时出击,战胜对手,从而一洗城濮之战中失败的耻辱,在中原争霸斗争中暂时占了上风。至于楚庄王本人,也由于此役的胜利,而无可争辩地挤入史所称道的“春秋五霸”位置。 

      楚国虽然在城濮之战中遭到失败,但由于它长期以来都是南方地区的大国,地广民众,物产丰富,兵力充裕,因此仍具备着东山再起的实力。城濮之战后不久,楚国即同晋国讲和,以减轻晋国的压力,转移晋国的视线。在达到这一目的后,楚国积极发展军力,伺机再次北上中原,同晋争霸。 

      晋国方面自取得城濮之战胜利后,开始放松对楚动向的警惕,而与原先的盟国秦之间产生了矛盾。矛盾的激化,是两国间先后几度兵戎相见。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殽之战。是役,晋军虽然伏击秦军成功,使对方“匹马只轮未返”,取得战役上的大胜;但是在战略上却是大大的丢分,它使得秦晋同盟关系陷于瓦解,两国间战事频繁,秦国亲近楚国,从而极大地牵制了晋的力量,这就为楚国再次北进中原提供了客观上的帮助。 

      楚国方面于是便利用这一机会,再次向中原地区用兵,扩张自己的势力。它接连并吞中原南部的江、蓼、六等小国,并伐郑伐陈,使之降服。接着它又先后迫使蔡、宋等国归附自己。楚庄王继位之后,英明有为,在他的整治下,楚国的实力有了进一步的增强,甚至借出兵讨伐陆浑之戎为名,公然陈兵于洛邑境内,向周天子询问九鼎之大小和轻重。九鼎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楚庄王这样做,无疑暴露了他欲取代周天子的用心。此举虽然遭到周臣王孙满的批驳,但是却充分反映了楚国实力再度崛起的这一客观事实。 

      当然,楚庄王心里清楚,要真正号令中原诸侯,光征服陈、蔡等国是不够的,而必须从军事上战胜晋国才能实现自己的夙愿。于是,他积极伺机寻求与晋开战的时机。与此同时,晋国也不能容忍楚国势力重新弥漫于中原的局面,故召开盟会,争取与国,力图抑制楚国的北进。当时,郑、宋等国家夹在晋、楚势力之间,对哪一方也不敢轻易开罪,只好两面讨好,以求自保。尤其是郑国,位于中原腹心四战之地,处境更是微妙。这时它为晋国的威逼,权衡利害,又投靠晋国。楚国深知郑在争霸全局中的重要性,决定对郑用兵,迫使其服己,以便进而封锁黄河,阻晋南下。于是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年)春,楚庄王以郑通晋为罪名,大举伐郑,拉开了晋楚邲之战的序幕。 

      是年六月,郑国都城在被围数个月后,因得不到晋军的及时援助,虽经坚决抵抗,但终于为楚军所攻陷。郑襄公肉袒向楚军请和,楚庄王答应了这一媾和请求,退兵30里,派使臣与郑盟,郑国以襄公弟子良入楚为质。 

      郑国是晋进入中原的通道,晋国自然不能允许楚国控制这里。所以当楚围郑二个月后,晋景公就委任荀林父为中军元帅,率军救郑。然而晋军发兵已延误战机,进军又不迅速,所以当郑与楚媾和的消息传来时,晋军才抵达今河南省黄河北岸的温县地区,陷入了战略上的被动。 

      在决定下一步战略方案的时候,晋军内部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和激烈的争执。荀林父认为郑既已降楚,晋军再去救郑就失去了意义,所以主张暂时不渡黄河,勒兵观衅,待楚军南撤后再进兵,逼郑附己。上军主帅士会赞成荀林父的意见,强调兵只可观衅而动,楚军当时正处于有理、有利、有节的优势地位,现在同它作战对晋不利,主张另待时机,再树霸权。他们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却遭到中军副将郤穀的坚决反对,他认为晋所以称霸中原,是因为军队勇武,臣下尽力。如今失掉郑国,称不得“力”;面临敌人而不打,称不得“武”,若是在我们这些人手上失掉霸主地位,还不如去死。 

      并强调“成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丈夫也”。在这种好战心理的驱使下,郤穀遂不顾荀林父的军令,擅自率其部属渡河南进。他这种行为严重干扰了晋军统帅中枢的有效指挥。 

      郤穀擅自渡河的事件发生后,晋下军大夫即认为这么做必败无疑。这时司马韩厥就向荀林父建议道:“郤穀以偏师攻敌,势必招致危险,您身为元帅,对此是负有罪责的。还不如命令全军渡河前进,这样,即使是打了败仗,责任也是由大家共同承担”。荀林父犹豫不决,最后被迫令全军南渡黄河,行至邲地(河南衡雍西南),由西而东背靠黄河列阵。 

      楚军闻知晋军渡河,内部也出现了战与不战的分歧,令尹孙叔敖主张见好就收,及时撤兵,不与晋军作正面冲突;而宠臣伍参则在分析了晋军内部将帅不和、士气低落等弱点后向楚庄王建议同晋开战。楚庄王采纳了伍参的意见,打消南撤念头,转而率兵向北推进,抵达管地(今河南省郑州市一带)。 

      就在大战一触即发的前夕,郑襄公派遣使臣皇戍前往晋营,以“楚师骤胜而骄,其师老矣,而不设备”为由,劝说荀林父进攻楚军,并答应郑军协同晋军作战。对郑国的这一劝战建议,晋军将帅中又发生了一场辩论。郤穀力主答应郑使的要求,赞成立即出战,认为“败楚、服郑,在于此矣”。 

      下军副将栾书则不同意郤穀的意见,认为楚军实际情况并非“骄”“老”和“不备”。郑国来劝战,纯粹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希望晋、楚速战速决,以战争结局来决定郑国的去从。中军元帅荀林父一时犹豫于两派的意见之间,迟迟未能作出决断。 

      正在晋军进退不决之时,楚庄王遣使求见晋军主帅,表示楚这番出师北上,目的只是为了教训一下郑国,而并无开罪晋国的意思。晋上军将士会代表荀林父答复说,晋、郑同受命辅佐周王室,如今郑怀有二心,晋特奉王命质问郑国,而与楚国无涉。回答得比较客气。郤穀对此大为不满,认为荀林父谄媚楚国,便派中军大夫赵括用挑衅性的语言答复楚使: 

      晋国出兵是为了把楚军从郑国赶走,“必逐楚军”,为此,不惜同楚军交锋,“不避战”。这样一来,晋军内部的混乱分歧,便直接暴露在楚使跟前,楚庄王从而掌握了晋军的意向和虚实。 

      为了进一步麻痹晋军,确保决战的胜利,楚庄王再次派人以卑屈的言辞向晋军求和。荀林父原先并无决战的决心,见楚军求和,即予以答应,并放松了戒备。这时,楚军就乘机派遣乐伯、许伯、摄叔等人乘战车向晋军挑战。既打击了晋军的士气,又摸清了晋军的虚实。 

      楚军挑战后,晋军中两个心怀不满,希望晋军失利的将佐魏锜和赵旃,也先后要求前去向楚军挑战,未被允许,改为出使请和。赵、魏两人进至楚营后,擅自向楚军挑战进攻,结果恰好为楚军所利用,楚大军遂倾巢而出,猛烈攻打晋军各部,给前来挑战的晋军魏锜、赵旃、荀莹部以沉重的打击。 

      并乘胜进逼晋军大营。 

      这时,荀林父还在营中等待楚军派使者前来议和。楚军突然如潮而至,使得其手足无措,计无所出,竟然在惊恐中发出全军渡河北撤的命令,并大呼先渡河者有赏。这样一来,晋军更是陷于一片混乱,大败溃逃,拥挤于黄河河岸附近,争相渡河逃命,船少人多,渡河没有指挥。先上船的怕楚军追及,急于开船,未上船的跳入河中,手攀船弦,以至船只不能开动。结果引起一阵自相砍杀,造成船上断臂断指积成一堆,使晋军蒙受重大的损失。 

      所幸的是,楚军并无压迫晋军于河岸聚歼的计划,晋军大部才得以渡河逃脱战场。另外,晋上军在士会指挥下,预作准备,设伏挫败楚公子婴齐率领的楚左军进攻,有秩不紊地向黄河北岸撤退;又晋下军大夫荀首为营救其子荀莹而奇袭楚先头部队成功,射死楚将连尹襄老,活捉公子谷臣。所有这些,也都起到了掩护晋军渡河的客观作用,减少了晋军的伤亡。 

      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楚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邲之战就此划上了句号。接着,楚庄王进兵衡雍,在那里以胜利者的身份修筑楚先君宫殿,举行祭河仪式和祝捷大会。然后撤军凯旋南还。从此,楚在中原的势力更显见长了。 

      邲之战的胜负归属与城濮之战不同,但胜负的原因,两场战争却有着某种类似处,即胜败不是由于双方军力强弱的悬殊,而是在于双方战争指导者主观指挥上的正误。晋军的失败,是由于援郑之师出动时机过迟;内部意见不统一,主帅荀林父缺乏威信且遇事犹豫不决;轻信楚军的求和请求,放松戒备,给敌以可乘之机;当战事全面爆发后,又惊慌失措,轻率下令渡河退却,自陷危境;渡河时未妥善实施防御,导致一片混乱。由此而丧失战争的主动权,陷于失败。 

      楚军的胜利,则在于作战指导的高明一筹。楚庄王亲自统率楚军,指挥集中统一,不像晋军那样各自为政。在战前一再遣使侦查晋军的虚实,并佯作求和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和松懈晋军的防卫。在作战中,又通过挑战应战,由小战变为大战,迅速展开奇袭突击行动,一举击溃晋军。至于论者多以为楚军没有实施猛烈的追击,以致未能取得更大的战果。 

      这其实是不谙春秋时作战遵循“逐奔不远”军礼原则的误解。 

      在当时军礼原则的规范下,楚军只能是“不穷不能”,而无法脱离具体历史条件去聚歼晋军。 
    编辑:管理员


    长勺之战以静制动,以弱胜强的不朽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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