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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膑和《孙膑兵法》

    发布时间: 2006/11/9 9:48:28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国学网
    文字 〖 〗 )

    孙膑,齐国人,是“孙武之后世子孙”。《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他生在“阿、鄄之间”,这个阿、鄄之间应在山东郓城县古廪丘(今称水堡镇)。孙膑少年时曾与庞涓一起从师“学兵法”。庞涓出师后在魏国做了将军,自感才能不如孙膑,就把孙膑诱骗到魏国,设计处以膑刑(去膝盖骨),然后软禁起来。后来,有位齐国使者出使魏国,孙膑以刑徒身份私下去会见,说动了使者。使者认为他是一位奇人,就偷偷用车载他回国。齐国将军田忌以客礼接待了他。

    田忌经常与齐国的诸公子赛马,用重金赌输赢。孙膑见状,说你尽管和他们赌,我能保证你获胜。田忌遂与齐王和公子们约好赛马场次,赌注为千金。临赛前,孙膑对田忌说:现在,用您的下等马同他们的上等马赛;用您的上等马同他们的中等马赛;用您的中等马同他们的下等马赛。三场赛后,田忌二胜一负,赢了王的千金。

    田忌乘机把孙膑推荐给齐威王。威王询问孙膑用兵事宜,孙膑回顾历史,从军事理论到用兵方法,回答得头头是道。威王对他很佩服,赞叹他“言兵势不穷”,于是命他为军师。

    孙膑辅佐田忌打过几场胜仗,最著名的就是公元前354 年的桂陵之战和公元前343 年的马陵之战。经过桂陵、马陵二次战役,魏国势力衰落,齐国成为中原最强大的国家。

    马陵之战后,齐相田忌与成侯邹忌发生了争权斗争。孙膑支持田忌发动兵变,企图赶走邹忌,结果没有成功。便随田忌一道逃亡到了楚国,在楚过了很长一段流亡生活。所以,《吕氏春秋·不二篇》高诱注和王符《潜夫论》都说他是楚人。

    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和《孟尝君列传》,齐宣王即位后,了解田忌被成侯邹忌所卖,又召回田忌、孙膑,复用田忌为将军。孙膑后来即终老于齐,有兵法留传于世。

    《史记·太史公自序》明确说:“孙子膑脚而论兵法”。《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家有“《齐孙子》八十九篇”。但这部书在东汉以后就亡佚了。所以,至宋代学界开始怀疑孙膑和《孙膑兵法》的存在,并一直持续到现代。有人说孙武、孙膑为一人;有人说孙武、孙膑虽为两人,但《孙子兵法》为孙膑所作。有人说孙武、孙膑为两人,《孙子兵法》则一部,是由孙武撰写、孙膑修订而成的,等等。直到1972 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发现了《孙膑兵法》残简,这个历史的遗案才告终结。

    汉墓竹简《孙膑兵法》经发掘者整理,于1975 年出版,分为上、下两编,共三十篇。但经过学术界十几年来的研究,文物出版社于1985 年重编《孙膑兵法》时,将原上编十五篇补入《五教法》,更改为新编十六篇。原下编十五篇,因无法确认为《孙膑兵法》而未被编入。纵观《孙膑兵法》十六篇,在继承孙、吴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首先,孙膑在《威王问》中阐述了战争是政治斗争工具的战争观。他明确地说,战争不是什么别的,而是先王传布“道”,即政治的工具。先王不是不想要“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为社会创造和平的生活环境,但是,依靠空口说教办不到,所以才“举兵绳之”,用战争的手段禁止争夺。然而,战争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并不是可以经常使用的。战胜固然可以“存亡国,继绝世”,而一旦战败,则会“削地而危社稷”。所以,对待战争“不可不察”,要慎之又慎。喜好战争的国家一定灭亡,贪图胜利的人一定受辱。孙膑的这种战争观显然比《司马法》所说的“以战止战”的思想更加深刻。

    战争作为布“道”的手段,进行战争一定要合于“义”,“战而无义,天下无能固且强者”。经济是战争的基础,只要有充足的物质准备,小城照样能巩固坚守。在《强兵》篇,孙膑又进一步提出,要想强兵,当务之急在于“富国”,明确揭示了战争对于经济的依赖关系,在理论上发展了孙武所提出的“因粮于敌,取用于国”的论题。

    其次,发展了孙武“任势”的军事理论,明确提出了“因势而利导之”的作战原则。《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孙膑贵势”,这指明了孙膑兵法的特点。势是战争态势,是敌我双方军事实力(包括兵力、武器装备、军事物资等)的布局。孙武早在十三篇中就提出了“任势”,即驾驭战争态势的思想。孙膑则在“任势”的基础上,提出创造和争取有利作战态势的各种原则。他在《威王问》中说:“势者,所以令士必斗也”,而士的斗都应当在创造优势的条件下进行。如齐威王问:敌我两军实力相当,两军将领相望,阵势都很坚固,谁也不敢先动,应该怎么办?孙膑回答:先派少量部队,由贱而勇敢的将吏率领去试探攻击,接战后只许败,不许胜,把主力部队隐蔽地布好阵势,待敌军分兵追击我小部队时,我军从侧翼攻击敌军主力,就可获得大胜。在应付“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战争态势时,孙膑提出要“让威”。即避开敌人锋芒,隐蔽好后续部队,以便使我军能随时转移。主力部队将持长兵器的战士排在前面,持短兵器的战士排在后面,选派弩机手援救危急。等待敌人攻击能力下降,再行反击。这也是充分利用敌我双方的条件,造成有利于我的态势,以扭转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

    战争是瞬息万变的,所以要及时抓住有利战机。孙膑把弓弩比喻为“势”,也正在于说明战争就是要争取发射弩矢的那一最有利的瞬间。孙膑还注意利用各种地形创造有利的态势。他在《官一》篇说:在山险中作战,要放开谷口,把敌人引出山谷来交战。在杂草丛生的地方作战,要虚设旌旗,诱敌深入,进行消灭。“易(地形平坦)则多其车,险(地势险阻)则多其骑,厄(山陵狭谷地带)则多其弩。”自己要抢占有利地势,攻击处于不利地势上的敌人,这叫做“居生击死” 。总之,孙膑主张把握有利战机,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创造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态势,以争取战争的胜利。

    其三,孙膑指出了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他在《月战》篇中说:“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这是人文思想的重要表现。中国的人文思想导源于春秋,战国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潮,在人不被当作人看待的专制时代,孙膑能指出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无疑是进步的。从人文主义的论题出发,孙膑与孟子一样,也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三要素是天时、地利、人和。他说:“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所谓“人和”,就是得众、得人心。“得众者,胜”,“不得众者,不胜”。孙膑的这种以人为贵的军事思想,显然也是由继承《司马法》的“仁本”思想而来的,但提法又超越了《司马法》,是战国时代人文思想在军事学理论方面的重要表现。

    其四,孙膑在军事学上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丰富和发展了春秋以来的阵法。春秋时,由于盛行以车兵为主的方阵作战,阵法大多以“三阵”、“五阵”为主。战国时,由于形成以步兵为主,车、骑兵为羽翼的多兵种协同作战,又出现了大规模的野战和围城战,所以军阵的阵法更加复杂化了。孙膑在《官一》篇中,指出了十几种阵法,如:索阵,用来进剿敌人;囚逆阵,用来疲惫敌人;危□阵,严兵以临敌;云阵,以弓弩与敌对射;羸阵,围困敌人;阖燧阵,用来消灭敌军前锋;皮傅阵,用来强攻救援;错行阵,声张军威;刲阵,攻击高陵之敌;雁行阵,适合摆在蜿蜒曲折而多荆棘的路上;锥行之阵,适于火烧敌人的辎重粮草及接应的战车,等。这就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春秋以来的军阵阵法。

    孙膑还概括出一套使用八阵作战的理论,“用阵三分,每阵有锋,每锋有后,皆待令而动。斗一守二,以一侵敌,以二收”。这就是说,用八阵作战,可以把兵力分为主力、先锋、后续部队三支。作战时只以三分之一的兵力接敌,而以其它三分之二作为机动兵力蓄劲待敌。如果敌人弱而乱,就用精锐的部队击溃它;如果敌人强而严整,就用老弱士卒去引诱它,待它兵力分散以后,再行进攻。孙膑对于运用八阵作战的说明,是经典式的说明,这可以使我们从中了解古代军阵作战的奥秘。这是他多年统兵作战的实践经验的总结。

    其五,孙膑在一系列战略战术上也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指导原则。如:他提倡坚持积极进攻的战略原则,在《威王问》中说:“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主张打击敌人没有设防或防守薄弱的要害之处。这个说法显然继承了孙武“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的思想。但孙膑并没有简单地吸收,而是把它从一般策略原则升华为战略原则,使它变成整军经武的急务。

    孙膑还发挥了孙武“攻其所必救”的军事原则,把这一原则与“批亢捣虚”、“示之疑”、“示之不知事”等巧妙结合起来,取得了桂陵之战的胜利。

    对于孙武“我专而敌分”、以寡敌众的战术原则,孙膑也有创造性的发展。他提出对强敌要避开锋芒,而引诱迷惑敌人,使敌人分散兵力,然后“我卒并而击之”。

    孙膑在军队建设上提出选拔将帅的原则是“知道者”,即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在国内得民之心,在国外知敌之情,上阵知八阵之经;见胜利敢于战争,不见胜利敢于进谏。他还提出了一套军事教育法则,即五教法:处国之教,行行之教,处军之教,处阵之教,利战之教。并主张在军中选拔一批勇武的战士做选卒,以他们为冲锋陷阵的主力。他认为,具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国家才会“战胜而强兵,故天下服矣”。(《见威王》)

    当然,《孙膑兵法》作为二千多年前的历史文化遗产,自然会有局限和不足。例如:它杂有阴阳五行的神秘成分,认为日月星辰可以影响战争的胜负。有时对于战争中的地形等物质条件看得过于片面和绝对。但这些缺点和不足并不影响它的价值。它是战国时期战争实践的理论总结,继承了前辈军事家的优秀成果,又对这些成果进行了发挥创造,在我国的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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