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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祸起萧墙”:唐朝前期的太子问题及其政治后果(2)

    发布时间: 2019/7/8 16:51:46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华网论坛
    文字 〖 〗 )
    从以上分析还可看出,一般所兼统者为:陇右河西、安西北庭、幽州平卢、朔方河东。其中幽州与平卢、安西与北庭本为同一节镇而后分置者,而且据《新唐书·方镇表》,它们时分时合,职权、辖区也时常混淆不分。所以兼统幽州平卢和兼统安西北庭是很正常的情况。陇右备御吐著,朔方捍御突厥,河西则处于其间,断隔吐蕃和突厥,但河西与陇右同在黄河以西,防御对象虽各有侧重却又密切相关,故其时或兼统,亦属正常。朔方河东的任务都是捍御突厥,虽其节度使治所隔于黄河,但朔方军之主力--三受降城却在黄河以北,与河东所领边兵无复黄河之隔,为此二镇在军事行动上的配合提供了有利条件,有时即由一人兼统。虽然从地理形势和军事形势上看,陇右与河西、幽州与平卢、安西与北庭、朔方与河东都可以合为一镇,但事实上都是离为二镇。虽然各自为镇,但在军事行动中又往往特令其彼此配合,甚至由一人兼统,特别是前三者,更时分时合。唐廷之所以要将其各自分作藩镇,其根本原因就是为了通过分散兵力而有效地控制藩镇。 
        尽管如此,兼统者在全部节帅中所占比例甚微,而其中兼统时间在一年以下者又占大多数,而且兼统者对其所兼统之节镇的控制力也有限,而非“专制”。据《旧唐书·王忠嗣传》,当他兼统朔方、河东、陇右三镇时,曾“奏请徙朔方、河东戎马九千匹以实之(案:指陇右)”,他虽兼统三镇,但调动其所兼统节镇之戎马时尚需奏请。安禄山深受玄宗宠信,身兼河东、幽州、平卢三镇时,《旧唐书》本传称其“兼三道节度,进奏无不允”。虽奏无不允,但按规定仍需“奏请”,禄山起兵时也是通过诈为敕书,以奉密旨讨国忠为名的,可见兼统者对所兼统诸镇的许多方面的处置皆需奏清而行。从整体上看,节镇兼统的情况是作为特例而存在的,这一情况并未成为唐玄宗时期严重的政治问题。
        此外,在节度使的人选上,也体现出中央加强对边军进行控制的政策,这集中从“出将入相”上反映了出来。唐前期,节度使有出将入相背景者,其任期一般都不太长,任期一般都是从军将或地方低级官吏中擢至节帅者。具体而言,天宝十四载以前,出将入相之中绝大多数是由将入相,即因战功而擢至相位,只有薛讷、张说、苏頲是由相出将。薛讷是由于力主盛夏出兵讨击而朝中众人咸以为不便,玄宗便“特令讷同紫微黄门三品,总兵击奚、契丹,议者乃息”。可见其以同三品出征是为了抬高其地位。张说因参与玄宗的政变而位至宰相,但由于他与岐王申款而外任相州,后历任并州、幽州。可知张说以相出将有贬黜之意。苏頲出任的具体情况不明。
        从由将入相的时间分布情况来看,武后到玄宗开元年间的由将入相者较多,而天宝年间则很少,这种情况是否即为林甫之奏言所致呢?我以为未必尽然,虽然也不排除李林甫正是鉴于这种由将入相的情况、出于一已之私利才上奏的,但朝廷所以能采纳林甫这一奏言,必有更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
        第一,武后至玄宗开元年间正是边地形势变化、战事剧增、兵制也因之而变化的时期。在这种战事纷繁之际,国家需要一批人从事边功,但当时朝廷官员大多重内轻外。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为了鼓励军功,一方面将立下战功的许多军将或地方下层官吏擢至节帅,甚至致之相位,其中以牛仙客最为典型,于是普通民众也企图以此入仕、升迁;反映在文学上,即为此一时期产生的大量边塞诗。另一方面则鼓励朝官出任边地将帅,并使之出将入相以尊宠之。所以,这一时期出将入相人数较多的情况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第二,所谓出将入相者,以朔方、河东人数最多,河西、陇右、北庭、安西、平卢较少,甚至没有。但这些较少甚至没有出将入相者的节镇中,由军将或下级官吏因军功而致位节帅者的比例反而较高。参以两唐书有关本传,可知由节帅而入相者,其仕宦大多曾历任朝官,而仅因军功而擢至节帅者,入相甚难。这些曾在朝仕宦,而又出将入相者,在军队和政府中都具有相当势力。(林甫所谓“寒族即无党援”反映的正是这批人权势甚盛之情况。)在开元、天宝初,随着边地形势的稳定和边防体系的形成,以及对外以防御为主的战略的确立,唐廷不再需要为鼓励边功、使边帅出将入相而使之拥有如此显赫之权势,于是,开始削弱其势力,一方面要杜绝其入相之途,同时就是更多地从蕃人、军将或下级官僚中提拔节帅。其实这两个方面同是一个问题,因为起用的这些人,既无入相之望,又因其无显赫仕宦、不易培植势力(所谓寒族即无党援)而易为中央所控制。天宝年间出将入相者很少以及大量任用蕃将为节帅,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将朝廷这一具有战略性的转变仅归于林甫出于私利的一纸奏言所致,便把问题简单化了。--安禄山备受尊宠而不得入相,也正说明了这一情况。《旧唐书·吉温传》云: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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