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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 2006/12/5 15:38:04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百度贴吧 中华文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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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远古时候,人类最早的运输工具是木棒。后来人类从渔猎时代进入了畜牧时代,某些野兽经过驯化成为家畜,供人役使。驮运物品的驮兽便成了人类的重要运输工具。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种重要的运输工具“橇”诞生了。人们在橇的木板底下安放圆木,以滚动代替滑动,相传“车”就是从橇这种原始运输工具逐渐演变来的。
    1  古代车辆的简史
    中国是最早使用车的国家之一。相传中国人大约在4600年前黄帝时代已经创造了车。大约4000年前当时的薛部落以造车闻名于世。《左传》说薛部落的奚仲担任夏朝(约公元前21世纪—前17世纪)的“车正”官职。《墨子》、《荀子》和《吕氏春秋》都记述了奚仲造车。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在河东与河南地区,即今山西南部与河南中西部一带。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师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是典型的夏文化遗存,其上限恰当夏代建国之初,距今4000多年。这里出土了大批青铜器,其中大量的刀、锥、凿、铲等生产生活用具,说明当时青铜冶炼已有较高水平。这些工具,在制造车辆和开辟道路等活动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夏朝已进入了奴隶社会,在其奴隶主政权机器中,牧正主管马牛的牧养驯育与使用,车正主管战车、运输车的制造、保管和使用。可以认为,这车正和牧正,便是我国早期的主管交通的专职行政人员。夏启登位后不久,打起了“恭行天之罚”的旗号,在假借天神意志去攻伐有扈氏时,就使用了大批的驮畜和战车、运输车。夏朝末年,商汤在伊尹的辅佐下,同样打起了“恭行天之罚”的旗号,作战中使用了更多的牲畜和战车、运输车,讨灭暴虐无道的昏君夏桀,建立了商朝(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据史书记载,商的始祖契,是夏禹的同时代人,到其孙相土的时候,商人已能用四匹马驾车了。传至相土的曾孙王亥,商人又学会了用牛来驾车。王亥本人曾赶着牛车,到有易氏的地界(今河北中部)去贸易。武丁时期,商朝国力增强,军队驾驭大批战车向南方拓展,一直插入楚国纵深地区。商的末代君主纣王,也曾频繁出动大量战车,把疆土向江淮地区拓展。商代战车的使用已经十分普遍,车辆制造技术也有很大提高,能够造相当精美的两轮车了。在河南安阳,曾发掘出那个时代的马车坑,有一车四马二人的,有一车二马三人的,还有一车二马一人的。根据发掘的甲骨文中的许多“车”字分析,表明商朝的两轮车已有一辕、一衡、两轭[è厄]和一舆。中国中的许多“车”字分析,表历史博物馆的商朝车模型是一辆精致的两轮车,显示出当时造车技术的高水平。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姬发调集战车300乘,勇士3000人,甲士45000人,作为主力东征。同时,又征调各附庸国大量兵力来参战。据《史记·周本纪》讲,不期而会的诸侯有800多。等到兵抵牧野(今河南淇县)时,已有兵车4000乘了。商纣王闻讯,赶忙从攻伐夷方的前线调兵回来,结果70万奴隶兵反戈一击,商纣王走投无路,自焚而死。周武王灭商后大封诸侯,又接受周公的建议,修建洛邑,开凿道路,制造车辆,发展交通。西周的车辆有了重大改革。《说文》上说,商代有三匹马拉的车,谓之骖;周人增加了一匹,谓之驷。河南浚县辛村周墓出土车12辆,马骨竟为72架,说明已有六匹马拉的车。特别是到春秋战国时期,车辆制造业有了更快的发展。我们仅举几个史书记载的事例加以说明。《左传·定公十三年》载:齐卫两国伐晋,齐侯想夸耀自己车马的豪华与精良,事先驾上专车“广乘”去约卫侯赴宴。席间,齐人谎称“晋军来袭”,齐侯便赶忙邀卫侯乘上“广乘”。于是两君合乘一车,车上甲士环列……奔驰了一阵子,齐人又报告:“没有晋师到来”。这才止住车马,卫侯松了口气,齐侯则为他的“广乘”耐用快捷而得意洋洋。“广乘”的出现,确实标志着齐人造车技术的高超。古书还记载:晋人的驿传车牢固耐用,还善于驯马,并总结了“养马经”。秦国的“千乘八返”一事,更是其运输能力的最好展示。据说秦桓公之子名鍼,担心哥哥上台后加害于自己,把他的财产装上千辆车乘,10里一舍,接力运输,每车八次往返,才全部运到晋国,可见其车辆多且性能好。古书上大书特书的孔子周游列国,子贡出使吴越和晋国,都说明了当时交通便利和车辆的进步。《墨子·鲁河》说,春秋各国造的大车,能装50石谷子而运转灵活,即便长途运输也不折车轴。到战国时期,车更有了大的改进,特别是车辕开始由单辕改为双辕,这就更加牢固,载重量也更大了。几个大国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和交通也迅速发展起来,万户之邑纷纷建成,车辆往来十分频繁,大街上“车毂[gǔ股]击,人肩摩”,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先秦时代的车,总的说来分为“小车”、“大车”两大类。驾马、车箱小的叫“小车”,也叫轻车或戎车。驾牛、车箱大的叫“大车”。小车除贵族出行乘坐外,主要用于战争。战国时,由于车战的发达,战车的多少成为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志,有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说法。小车的制作很讲究,上面装饰有各类金属配件。那时大车被看作“平地任载之具”,只用来拉点笨重东西而已。商周时期的贵族有的把生前所用的车马连同驾车的奴隶一起殉葬,多的达几十辆车。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了“车同轨”,对车辆制造的技术和工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秦始皇五次大规模巡游,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马车。秦代人对马车似乎有着特殊深厚的感情,至今我们还可以从秦朝留下的兵马俑中,看到当时的战车、辇车等实物,看到与真人真物几乎等高的人物与马匹形象。从1974年开始发掘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已出土武士俑800多个,木质战车18辆,陶马100多匹,青铜兵器、车马器共计9000余件。如按兵马排列形式复原,三个坑的武士俑可能有7000个,驷马战车100多辆,战马1000多匹。兵马俑庞大的阵容,形象地展现出秦军的兵种编列和武器车辆等情况。1980年出土了两辆大型彩绘铜车马,其大小为真车真马的1/2。一号车为立车,即立乘之前导车。长为2.25米,高为1.52米。单辕双轭,套驾四马,即两骖两服。车舆呈长方形,车上置一圆形铜伞,伞下立一御马官俑,双手执辔[pèi沛]。舆内有铜方壶、弓、驽、镞、盾等。四匹铜马均饰金银络头。鞍具上有编号文字29处,共49字,均小篆体。二号车为安车,即坐乘之轿形车。车身全长为3.28米,高1.04米。车厢分前后两室,前室为驾驶室,内有一跽[jì计]坐的御马官俑,腰际佩剑,执辔前视。后室为乘主坐席。车厢上有椭圆形车盖。车亦单辕双轮,前驾四匹铜马。这些珍贵文物,完全模拟实物制成,是前所未有的考古发现,反映了我国2000多年前马车制造的精湛技艺。
    到了汉朝,车子有了很大发展和变化,单辕车逐渐减少,双辕车有了大发展,车的种类增多,且主要用于载人装货,而不是战场了。汉朝最高级的马车是皇帝乘坐的“辂[lù路]车”和“金根车”。据《续汉书·舆服志》描写,金根车上有“鸾鸟立衡”、“羽盖华蚤”。高级官吏乘“轩车”,这是两侧有障蔽的车。一般官吏乘“轺[yáo尧]车”(古代一匹马驾驶的轻便小车)。贵族妇女乘坐“辎车”,车箱像一间小屋子似的。此外,还有许多供某一特定目的而制作的专用车辆类型。汉朝的大车的样子和现在的大车相似,车体长,有的带棚盖。甘肃武威东汉墓出土了一件木制牛车的模型,车舆前有门窗,门窗上下有栏板。舆后栏有门两扇,可以开闭。东汉和三国时期出现了独轮车,这是一种既经济又实用的交通运输工具,在交通史上是一项重要的发明。根据历史记载,诸葛亮北伐时,蒲元创造“木牛”为军队运送粮草。许多学者认为当时的“木牛”,就是一种特殊的独轮车。
    特别应该强调的是,汉朝杰出的科学家张衡发明了举世闻名的记里鼓车,三国时期的马钧发明了指示方向的指南车。张衡的科技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发明的记里鼓车是一种利用减速齿轮系统带动车上小木人而报告车行里程的机械。每当车行一里或10里时,小木人就会自动击鼓一下,由击鼓的次数就可以了解已行走了多少路程。马钧是一位卓越的机械发明家,他制造的指南车,是我国古代的一项重大发明。传说在上古时期有两个部落,一个姓姜,首领是炎帝;一个姓姬,首领是黄帝。另又有一个九黎部落,首领叫蚩尤,常侵袭姜姓和姬姓部落。后者联合起来抵御蚩尤,因有黄帝造的指南车指示方向,终于大败九黎部落,生擒了蚩尤。还有一个传说,说西周时,居住在东南亚的越裳氏派使者晋见周成王,归国时周公为了使使者不致迷路,便造了一辆指南车送给他们。但这些毕竟是传说,指南车什么时候由什么人最先发明,现还无法确切了解。一次马钧听到有人议论指南车只是神话的虚构,根本就不存在,他很不以为然。马钧认为古时曾有过指南车,只是现在失传了,只要肯下功夫研究,把指南车重新造出来并不难。于是他不怕讥笑,排除困难,经过长期摸索,终于研制成新的指南车。这种车是一种由车子和一个小木人构成的指示方向的机械,车中装有可自动离合的齿轮传动装置,并与木人相连,木人有一只手指向前方。不管车辆朝什么方向行走,在自动离合齿轮装置的作用下,木人的手都指向南方。它与记里鼓车都是我国古代车辆机械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
    唐宋以后,车辆的制造技术也有所进步。南北朝时出现了12头牛驾驶的大型车辆。当时还出现了磨车。磨车上装有石磨,车行磨动,行10里磨10斛。至于三轮车,在唐末五代时就已出现,但没有得到推广。到了宋朝,官僚们坐轿子的风气渐渐兴盛起来。这时高级车辆的制作和改进得不到重视,制车技术的重点也逐渐由乘人的车转到载货的车。宋朝的大车叫“太平车”,用五至七头牛拖拉。这时的独轮车前后两人把驾,旁边两人扶拐,前用驴拉,叫作“串车”。明朝将前用驴拉、后以人推的独轮车叫“双缱独轮车”。明清时期除了陆续出现许多新型车辆和异型车辆外,还出现了帆车,即在车上加帆,利用风力助车行进。到清朝时又出现了铁甲车和轿车。铁甲车有四轮,轮的直径约一尺,车厢包以铁叶,以保安全。轿车是马车与轿子结合的产物,外形如轿,用马和骡拉挽。徐扬的《乾隆南巡图》中就画有这类轿车。
    2  造车驾车的学问
    我们简略地回顾历代车辆演变过程之后,再对车的有关部件加以介绍。
    古车作为载车部分的车厢,叫“舆”。“舆”的左右两边立的栏杆和木板,叫轸[yǐ以],轸上留有缺口,以便乘车人上下。古时人们一般都是从车的后边上下车的。车身上拴有一根绳子,供上下车时使用。这根绳子,叫绥。《论语·乡党》曰:“升车必正立执绥。”车的运转部分主要包括轮和轴。轮的中心是一个有孔的圆木,叫毂,用以贯轴。车轮的边框,叫辋[wǎng网]。连接辋和毂的是辐。车轮的辐条有多有少,一般为30根。《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四周的辐条都向车毂集中,这叫辐辏[còu凑]。车轴是一根横梁,上承车舆,两端套上车轮。轴的两端露出毂外,末端套有青铜或铁制的轴头,叫軎[wèi卫]。轴头上有孔,用来纳“辖”,以防车轮脱落。辖一般用青铜或铁制成,呈扁平长方形,长约三四寸,俗称销子。车轴横在舆下,固定的方法是在舆的底部安上两块木头,用绳索把轴绑在上面。它的形状像个爬伏着的兔子,所以叫伏兔。也叫輹[fù复]。
    关于制作车轮的技术要求,早在春秋末年齐国人的著作《考工记》中就有了明确规定,具体要求有下列10条:一是对车轮要用工具规尺进行认真的校准,使其外形为正圆形;否则轮子与地的接触面就不可能尽量小,因而也就转不快。二是轮子平面必须平正,可将轮子平放在同轮子同样大的平整的圆盘上进行检验,看两者彼此之间是否密合。三是要用悬线察看相对应的辐条是否笔直。四是要将轮子放在水中,看其浮沉是否一致,以确定轮子的各部分是否均衡。五是要求同一辆车的两个轮子的尺寸和重量都要一样。六是要求轮子的整体结构必须非常坚固。七是要求车毂的粗细、长短要适宜。要依据有利于转动和稳定的原则,对不同用途的车辆可选用不同尺寸的毂。八是要求轮子的直径要适中。太大,则人上下不方便;太小,则马拉起来很吃力。九是对轴的要求有三条:选材精良,坚固耐磨,转动灵便。十是对整个车轮都必须选用坚实的木料等等。由此可见,当时的技术要求是很严格的,其考虑是十分周全细密而又符合科学原理的。《考工记》还对车舆材料的选择及其连接方法,对车辆其他部分的制作,对不同用途车辆的要求等问题分别进行了叙述。
    车辆的构造和组成,除了上面介绍的有关载车和运转部分的构件外,还要包括驾车的构件。驾车部分的构件主要有辕、轭、[ní泥]。辕又叫辀[zhōu舟],为一根直木或稍弯曲的木杠。辕辕的后端连着车轴,前端拴着一根弯曲的横木叫轭,又叫衡或横。辕和轭相连靠的是销子,叫,小车的叫軏[yuè月]。轭要卡在牛马的颈上。另外还有“轫”[rèn刃],它是阻止车轮转动的一块木头。行车时必须先将轫木拿开,车子方能转动。所以启程又叫发轫。以后用“发轫”泛称事情的开端。
    古代车舆上可以有盖子,用一根木棍支撑,形似大伞。盖为车所专用,舆中可以铺蓆,车蓆叫茵,后来也泛指一般的席垫。据说古时妇人之车,往往在舆的四周加上帷。后来车盖被取消,在帷上加了顶(类似现代的车篷),叫作幔,又叫幰[xiǎn显]。
    此外,古代车马还常常有许多装饰性的附件,如装在衡和轭上的响铃,叫做“銮”。在西周时期,最高级的马车上要装八个銮,走起来声音很好听。古车上的许多部件制作精美,如有的铜车軎,甚至用金银丝镶嵌成美丽的纹饰,异常华丽。
    造车是一门学问,驾车也是一门学问。在远古时期,原始的车是由人推挽的,后来改用畜力牵引。同其他车相比,马车具有更为快速、灵活的特点,在畜力车中占有重要地位,驾驭马车,就变成了一门重要的学问。
    在春秋时期,孔子的教学体系中就有“御”这一科。车行进时,驾驶马车的车工把马缰绳汇总握在手中。《诗经》中就有“执辔如组”的诗句,“如组”就是把八根缰绳握在两手中,就像一组绳似的。这样,用力才能均匀,“两骖”[cān参,一车三马或四马中的两旁之马]跑起来才能“如舞”,极为协调。赶马的鞭子也有两类,竹条制成的鞭子叫策,皮条制成的叫鞭。今天我们常说“鞭策”一词,就是由抽打马的意义引伸而来的。在我国古代,人们十分重视驾驭术的提高,古书中也有不少关于驾车高手的记载。《左传》记述战争情况时,总要交待双方主将的御手。古代封建统治者甚至还因此悟出许多对人民的统治术。“故御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则马和而欢;道得则民安而集。”(《韩诗外传》卷二)
    古人乘车的方式一般是崇尚左侧。一车三人,尊者在左,骖乘(即陪乘者)居右,御者居中。兵车则不同,如是将帅之车,则主帅居中,便于指挥,御者在左,护卫居右;如是一般兵车,则是御者居中,左边甲士一人持弓,右边甲士一人持矛,相互配合,协同作战。
    3  车辆动力的变化
    我国古代陆路交通运输的动力,说到底主要是靠人力和畜力两大类,还谈不上什么机械动力。然而,同样是人力和畜力,其使用的方式、规模、手段、效益等,各个时期却大有不同。
    车的出现是我国陆上交通运输工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人力车则是人们最先使用的一种车辆。用人力推挽的车辆之载重能力比人肩挑、背负大得多,而且它可以免除人体直接承受重压。但人的体力有限,因此人力车多是轻便的两轮车或独轮车。据古书记载,我国商朝(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已经能够制造有辐车轮的轻便两轮车。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把人力两轮车称为“辇”[niǎn碾],一般为皇帝和王公贵族所乘用。汉魏时期,曾盛行一种用人力推挽的独轮车,货架安设在车轮的两侧,用以载货,也可乘人。独轮车只有一个轮子着地,便于通过田埂、小道。19世纪末期,我国一些大城市里出现了一种载客人力车。它的主要构件是弹性车轮、钢片弹簧的悬挂装置和木制的车厢。车厢前伸出两根辕杆,是车夫挽车的手把。提起辕杆,乘车人身躯后仰,可减轻挽车力。由于这种载客人力车是从日本传入的,故又叫“东洋车”。
    畜力车的出现,使古人从繁重的推挽车劳动中解放出来,成为车的驾驭者。畜力车比人力车载运能力大,而且速度快,行驶里程远,曾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古人使用畜力作为车辆的动力,是以人类对野兽的长期驯化为先决条件的。以马为例,它那魁梧的身躯,奔驰千里的英姿,一直为人们所赞颂。可是马并不是生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据说世界上最早的马,只有一尺左右高,相貌和现代的狐狸差不多。以后经过上千万年的自然进化,特别是通过上百万年的人类培育,它才变成供人骑乘和作为车辆动力使用的家马。我国古代一直习惯用马来驾车,马车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4000年以前。《尚书》中有“服牛乘马”的说法,夏朝时期的驯马驾车技术就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到了商朝,已经有装设有辐车轮和车厢的马车。春秋战国时期,用马拉的战车多少成了国力强弱的标志,马作为骑乘之畜也开始为我国古人所普遍使用。豢养马、鉴别马的知识技能受到了社会的高度重视。西汉时,为了得到马,国家专门颁布法令,要求家家养马,不许10岁以下的马出关出界。有时为了要马,不惜发动战争,派大将去西域索取骠悍雄健的汗血马。东汉著名将军马援,深刻认识到“马者甲兵大本,国之大用”,认真总结了前人的相马经验,并铸成铜马一尊。他说:相马的知识光靠口耳传授不行,“传闻不如亲见,视影不如察形”。然而,任何一匹具体的马,又不可能兼具各种优点,“今欲形之与生马,则有法难备具,又不可传之于后”,于是铸成一尊铜马,高三尺五寸,胸围四尺四寸,将良马的■[jī积]中、口齿、身中、唇鬐等各部位的长处集于一身,使人一目了然,而且可以长久存在。马援铸的铜马模型被称作“名马式”,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利用模型进行相马术的直观教育,说明马援是很有点科学头脑的。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用马方面又有了新的改革,这就是六朝人发明了马镫。古代人骑马不用镫,甚至到了三国时期还不知道用镫,所以体力消耗很大。这时发明了马镫,骑马就很方便了。这是一个极其简单而又有很大实用价值的发明。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先生说:马镫传到欧洲,促进了欧洲人的骑兵建设。可惜我们无从知道这马镫的发明者与最初的使用情况了。马车具有快速、灵活的特点,因此在畜力车中占有重要地位。虽然汉朝以后,马车主要不是作为战车使用,但作为载客运货的运输车辆,却一直得到普遍使用,并延续至今。现在我国广大的北方农村,马车仍然是重要的运输力量。
    牛,也是重要的畜力。在我国,用牛驾车的历史并不短于用马,最早使用牛车也在4000多年以前。牛车不如马车快捷,但也有自己的优势。尤其是马匹缺乏时,牛车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汉初缺马,“将相或乘牛车”。(《史记·平准书》)但汉人更愿意把牛用于耕地。不过,到了汉武帝后期,王侯们又开始驾乘牛车了。那是出于不得已,因为战争,国家少马。到了魏晋南北朝就不同了,驾乘牛车竟成了富豪贵族以至皇家的一种时髦讲究。据说牛性稳实,而只要驾驭得法,其速度也相当可观,所以受到欢迎。《二十二史考异》说:“古之贵者,不乘牛车,后稍见贵。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以为常乘。”晋代皇帝出行,有五时车、五牛旗的要求。晋人如此重视牛,据说是由于“负重致远安而稳也”(《晋志·舆服制》)。因此,皇帝的御轺车、御四望车、御衣车、御药车、御书车等,都由牛驾着,在御道中央行走。另有画轮车,“至尊出朝堂举哀乘之”,也是驾牛而行。又有云母车,也驾牛,专门用来赐予王公;有皂轮车,驾驷牛;还有油幢车、通幔车,都用牛驾车,用以赏赐功勋贵戚。由此可见晋代牛的“身价”之高。据说北魏官员普遍乘牛车。《魏书·晁崇传》载:天兴五年(公元402年)牛大疫,“舆驾所乘巨犗[jiè介]数百头同日毙于路侧,自余首尾相继。是岁天下之牛,死者十之八九”。看来,北方贵族与皇家乘牛,较为普遍,牛已成为极重要的运输动力。在长期实践的过程中,人们也练就了一身高超的驾牛技巧。《南史·刘瑀[yǔ禹]传》说:刘瑀和何偃一起去参加郊祀,何偃乘牛车跑在前,刘瑀打马追上,问何:“你的车子怎么这么快?”何偃回答说:“牛骏驭精,所以疾尔。”《宋书·刘德愿传》中还记载有这样一个情节:刘德愿特别擅长驾牛车。他曾在道上立两根柱子,距离仅仅能通过车辆,在百步之外,他振策长驱,将近数尺时,打牛飞奔,从柱间直过而不触及柱子。时人都惊叹他的能耐。这些史实都说明,在古代交通运输事业中,牛的作用是很大的。
    古代的畜力车还用驴、骡作动力。远古时代,我国内地没有驴,当然更没有骡。最初的驴、骡来自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根据学者们研究,它们从边疆引入内地,大约始于3000多年以前的商汤时代。那时,西北少数民族以骡子为“贡品”,献给帝王将相当作珍贵异兽来玩赏。到了战国末年,骡子比以前多了一些,但仍属皇族玩物。汉代陆贾的《新语》里说:“驴、骡、驼、珊瑚、翠玉……山生水藏,择地而居。”由此可知,在汉代初年,驴、骡的身价,可和珊瑚之类的珍品相媲美。虽然,到东汉时驴、骡开始用于运输,但只有到了南北朝,西北少数民族带来了大量驴、骡,并且内地人民逐渐掌握了马配驴或驴配马繁殖骡子的方法和饲养知识后,驴、骡的生产能力才被挖掘出来,越来越广泛的用于运输、骑乘和耕地。《魏书·萧宝寅传》载:萧宝寅从南朝逃亡北方时,曾藏匿于山洞,向居民“赁驴乘之”。北魏的拓跋焘北攻柔然,“发民骡以运粮”。后来北周武帝进攻突厥,征发关中公私驴马全部充军。可见这时驴、骡的使用,已经不亚于牛马了。南朝作家袁淑,还把驴子的运输功劳写进他的文学作品《驴山公九钖文》,称赞说:“若乃三军陆迈,运粮艰难,谋臣停算,武夫吟叹,尔乃长鸣上党,慷慨应邗,峡岖千里,荷囊致餐,用集大勋,历世不刊”(《艺文类聚》卷九四)。到了唐朝,在陕西一带又设立了大规模繁殖驴、骡的牧场,驴、骡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特别是其中的骡大于驴而健于马,更受到人们的青睐。
    此外,用骆驼作为车辆的动力,在西北地区比较多见,无须多说。较为特殊的是,晋代还有用羊拉车的记载。晋武帝时,领军将军羊琇私乘羊车,受到司隶校尉刘毅的弹劾。另外还有象车。晋武帝平吴之后,南越献驯象一头,于是造作大车驾之。在皇帝车驾出行时,以象车领头,车载黄门鼓吹手数十人,使越人骑象而行。可见到了这个时期,马、牛、驴、骡、骆驼以及羊、象等,都在运输行列之中了。畜力车位居陆上交通运输的主要地位,正是我国古代交通史的重要标志。
    4 轿是特殊的车辆
    轿子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特殊的交通工具。有人说,轿子是一种不用车轮的车,这话不是毫无道理的。《隋书·礼仪制》载:“今辇制像轺车而不施轮,用人荷之。”没有轮的“车”,用人抬着走,这便是轿子了。因此我们把轿子放在这里加以简要介绍。据史书记载,轿子的雏形远在夏朝时期就已经存在。《尚书·益稷》中,记述大禹治水时自称:“予乘四载,随山刊木。” “四载”当中,就包括原始的轿子。对此,《史记·夏本纪》中也有类似的记载。1978 年,在河南固始县侯古堆开掘的春秋战国的古墓中出土了三乘肩舆(轿子的古名)。它们制作颇为精巧,包括屋顶式和伞顶式两种类型,说明在此之前,肩舆已有了一段较长的发展过程。
    从先秦到两晋时期,统治阶级主要是乘车外出。虽说当时轿子还不流行,但是在皇室贵族的一小部分人中还是越来越喜欢用轿子的。晋朝顾恺之在他所画的《女史箴图》中,就生动地描绘了西汉成帝与班婕妤同乘一驾肩舆的情景。如果从地区来看,则在南方交通不便的山区中,轿子的普及较北方平原为快。但是直到唐朝,肩舆除了帝王乘坐之外,一般还仅仅为妇女和老弱有病的官员所享用。唐朝著名画家阎立本有一幅《步辇图》,就是画的唐太宗乘轿的情形。图中的唐太宗端坐在一乘“步辇”上。由两个宫女扛抬,四角还有宫女扶持。《旧唐书·玄宗纪》载:唐玄宗一次欢宴百官于上阳东州,醉者赐以床褥,“肩舆而归,相属于路”。一时乘肩舆者很多,然而乘轿毕竟是皇上的恩赐,轿子还不是社会通用的交通工具。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肩舆在山区用得比较多。当年武则天到万安的玉泉寺时,就因为山径危悬,要用准备好的肩舆上下,却被王方庆谏阻了。这证明当时确是有人用过肩舆上山。《旧唐书·卢程传》说,卢程到晋阳宫去册封皇太后时,“山路险阻,安坐肩舆”。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年老退休后,与香山僧名如满者结香火社, “每肩舆往来”(《旧唐书·白居易传》)。这说明轿子的使用越来越广泛。轿子作为一种交通工具,得到较大普及的是在宋朝。在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中,繁华的北宋京城汴梁大街上有许多轿子出游。这些轿子虽然同汉唐时期的轿子大同小异,仍两人抬杠,但选材精良,以硬木为主,上雕花纹飞龙,造形美观。样子和近代见到的大致相同。南宋时,轿子的使用进一步推广。《宋史·舆服志》中说:“中兴东征西伐,以道路阻险,诏许百官乘轿??”。到明朝中后期,连中小地主也“人人皆小肩舆,无一骑马者”(明顾起元《客座赘语》)。明清时期,轿子发展为四人抬或八人抬。王公贵族之所以越来越宠爱轿子,是因为坐在这种特殊的交通工具上,无车马劳顿之苦,安稳舒适。清朝文人王渔洋有诗道:“行到前门门未启,轿中安坐吃槟榔。”这时,轿子已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重要代步工具。
    古代的轿子,大致有两种形制或类型,一种是不上帷子的凉轿,也叫亮轿或显轿,一种是上帷子的暖轿,又称暗轿。不同的官品,在轿子的形制类型、帷子的用料颜色等方面都有严格的区分。如明清时期的一般官吏,得用蓝呢或绿呢作轿帷,所以有“蓝呢官轿”、“绿呢官轿”之称。另外,轿子按其用途的不同,也有种种不同的名字:皇室王公所用的,称为舆轿;达官贵人所乘的,叫作官轿;人们娶亲所用的那种装饰华丽的轿子,则称为花轿。抬轿子的人有多有少,一般二至八人,民间多为二人抬便轿,官员所乘的轿子,有四人抬和八人抬之分。如清朝规定,凡是三品以上的京官,在京城乘 “四人抬”,出京城乘“八人抬”;外省督抚乘“八人抬”,督抚部属乘“四人抬”;三品以上的钦差大臣,乘“八人抬”等。至于皇室贵戚所乘的轿子,则有多到10 多人乃至30 多人抬的。此外,乘轿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规定,处处显示着封建社会里森严的等级制度。
    乘轿者安稳舒适,可是抬轿的人却苦不堪言。在封建社会,轿夫同其他被剥削压迫的劳动人民一样,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轿夫的劳动又苦又累,挨打受骂,还经常出交通事故。抬轿子讲究抬得稳,走得快,所以好轿夫都是经过专门训练和长期锻炼的。尤其是四人抬、八人抬官轿的轿夫,是要有高超的技术和充足的体力的。
    现在,人们一般已不用这种使用人力代步的交通工具了。随着封建社会的被推翻,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除了在特殊场合,如某些传统婚礼场合,尚能看到一些罕见的花轿外,这种落后的交通工具,已经为时代所淘汰。五 古代舟船的发展
    陆上交通靠车马,水上交通靠舟船。历尽沧桑的我国古代造船业当年曾雄踞于世界前列,把欧洲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我国古代造船起步于遥远的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三个高峰时期,这就是秦汉时期、唐宋时期和明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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