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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炎武

    发布时间: 2006/12/12 16:59:04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华文史网
    文字 〖 〗 )

    一、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谈起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的伟大民族。当我们回溯往史,缅怀那些忠于自己祖国的优秀的历史人物时,常常会想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这句话是谁说的呢’这得回溯到十七世纪的中叶。当时,极端腐朽的明王朝覆灭了,继之而起的清王朝在入关之初,又推行高压政策和民族压迫政策,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着社会大动荡,明末清初一些思想家沉痛地总结历史特别是明亡的历史,得出了若干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断。卓越的思想家黄宗羲,尖锐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罪恶,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光辉的论点,则是另一个杰出学者顾炎武提出来的。 

    顾炎武曾经写了一部很有名的书,叫做《日知录》。他在这部书的第十三卷的“正始”条中,谈到“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他说的“亡国”,是指改朝换代,一个王朝的灭亡;“亡天下”,是指整个国家民族的沦亡。他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意思是说,维护一个王朝的政权,是它的君臣等上层统治者的事。紧接着又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意思是说,保卫整个国家民族,则是全国人民都有责任的事情。后来,在人们传习和引用过程中,后一句话被概括成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思想?这就得从他的成长和他所处的时代谈起了。

    二、拋弃科举,研讨实学 

    顾炎武诞生于1613(明万历四十一年)。那个时候,由朱元璋所建立的明封建王朝,经过了二百多年,换了十来个皇帝,已经气息奄奄,日薄西山。当时,封建统治集团日益反动腐败,朝政昏乱。从中央到地方,大小官吏贪赃枉法,结党营私,各地的土豪劣绅则肆无忌惮地掠夺农民。就在顾炎武的家乡江苏昆山县一带,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都失去了土地,沦为佃户,沉重的赋役把他们压得抬不起头来。由于王朝衰败,国力削弱,东北满族领袖努尔哈赤乘机而起,不再接受明朝中央政府的统辖,于1616(万历四十四年)建立地方性政权,国号大金,史称“后金”。1636(崇祯九年)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将“金”改称为“清”。明王朝为了同实力不断扩大的后金作战,把庞大的军事费用全部加到人民头上。结果,广大劳动人民被逼得走投无路,只有揭竿而起。 

    顾炎武的童年时代,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严峻的社会现实。他所出身的官僚地主家庭,也在统治阶级内部大鱼吃小鱼的吞并之中,衰败下去了。顾炎武的曾祖父章志,官至兵部侍郎,是个大臣;祖父绍芳,则是个从六品的普通官员;叔祖父绍才是个监生(曾在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入学的生员);父亲同应只在乡试中得了个副榜(正式取中的为举人,另取若干名为副榜)。绍芾子同吉早死,其聘妻王氏未婚守节。同应的次子炎武出世后,过继为同吉的嗣子;因此,炎武称王氏为嗣母,绍芾为嗣祖父。王氏是一个有文化、有道德的妇女,从顾炎武六岁起,便教他读书,给他讲历史上有作为、有气节的人的故事。顾绍芾更是一个很有学问而又关注社会现实的人。在他的严格要求下,顾炎武从九岁起,便不间断地读我国古代的历史名著如《史记》、《左传》、《战国策》、《国语》、《资治通鉴》等,还认真地读了象《孙子》、《吴子》一类古人谈军事的书。顾绍芾教诲顾炎武要讲求有关国计民生的实学,在学术著作中不可抄袭古人。顾绍芾还十分关心时事,曾长期阅读邸报(刊载有关政事的文书和消息的一种官报),加以摘录。这样的言传身教,对于顾炎武成长后注重经国济世的实学,学术上孜孜于进行新的探索,关心国家大事和民族命运,都有明显的影响。 

    在明末那样的封建时代,、读书人要想对社会有所作为,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首先,科举制度就把他们紧紧地束缚住了。顾炎武也不例外。1626(天启六年),顾炎武已经是十四岁的少年,他进了昆山县的官学,取得了秀才的资格。科举考试促使读书人成天埋头在故纸堆中,去死记硬背儒家经典中的教条,不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样与社会现实毫不相干的学习内容,丝毫激发不起顾炎武的学习兴趣。不过,在许多同学少年中,顾炎武却交上了一个名叫归庄的好朋友。他们互以名节相砥砺,性情都耿直狷介,不肯随俗浮沉,以致被人称为“归奇顾怪”。对此,顾炎武在晚年时回顾说:“归奇顾怪,一时之选。”的确,当时这两个年青人称得上是优秀之才。他们对社会现状有着同样的看法,对当时败坏的社会风气都深恶痛绝,真可说是志同道合。他们还参加了当时江南一带知识分子的进步组织——复社,同各地来的读书人一道,既论文,又议政,抨击朝廷中的贪官污吏,议论国家大事。 

    从成为秀才以后,科举制度把顾炎武足足桎梏了十三年。在这十三年当中,社会危机又空前地加剧了。1627(天启七年),农民起义的火炬首先在陕西点燃。星星之火,迅成燎原之势,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领袖的两支起义军,更象铁钳一般,紧紧地夹住了明王朝的咽喉。关外的后金,也乘虚而入,占据了整个东北。明王朝的末日已经临近了。 

    1639(崇祯十二年),二十七岁的顾炎武又一次参加了为取得举人资格而进行的考试,仍遭到了失败。十三年的亲身经历,使他深刻地认识到科举制度的危害性。他后来在题为《生员论》的文章中指出,科举制度、八股时文,使读书人“以有用之岁月,消磨于场屋之中”,这是“败坏天下之人材”,所以,只有“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也”。顾炎武通过对沉痛教训的总结,意识到不能再在这条死胡同中走下去了。严峻的社会现实,更促使他作出了同科举制度决裂的抉择。 

    顾炎武在乡试失败后,“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国家多难,读经的儒生提不出什么解决的办法),断然摆脱了科举制度的束缚。此后,他便把全副精力用到挽救社会危机的探索中去。他既重视对社会现实情况的了解,又充分利用了自己所能见到的书籍,打算从这些书中取得借鉴,以有助于寻找造成明末社会积弊的根源以及解决这些积弊的途径。 

    顾炎武的家中收藏有很多图书,不仅有我国历代的重要史书,而且有大量的地方志,有明历朝实录(记录皇帝在位时重要政事的官方史册),还有许多文人的文集、笔记。他日以继夜地从这些书籍中去搜集有关农业、水利、赋税、矿产、交通等方面的材料,打算编成一部分量很大的书。这部书虽然因为天下大乱没有能够编写成功,但是,基本材料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后来,顾炎武把这些重要资料一分为二,其中有关经济资料的汇编就叫做《天下郡国利病书》,有关地理资料的汇编就叫做《肇域志》。这两部资料汇编性质的书,内容丰富,史料翔实,直到今天,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尤其是明代的经济史和历史地理学,都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正当顾炎武把自己的探索日益深入的时候,腐败的明王朝无可挽回地灭亡了。1644(明崇桢十七年,清顺治元年)三月十九日[1],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进了北京城,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与此同时,十余万清军逼近山海关。驻守当地的明总兵官吴三桂,可耻地投降了清军,并带领清兵越过山海关,对李自成农民军建立的“大顺”农民政权进行疯狂反扑。农民军未能击退清军进攻,被迫撤离北京。五月二日,清军进占北京,建立了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 

    三、为抗清而奔走 

    明亡清兴,改朝换代,一时天下大乱,人心惶惶。在顾炎武的家乡,社会秩序也极不安宁。这里应该补叙一下:164l年,顾炎武的叔祖父去世了,这使他悲痛万分。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和把他正在从事的著述工作继续下去,他把祖上遗留下来的几百亩田地典押给昆山县富蒙叶方恒家。叶家仗势欺人,图谋将这些田地霸为己有,从此两家结下了怨仇。明亡后时局动乱,叶方恒乘机唆引暴徒抢劫了顾家,还趁着黑夜,纵火焚晓了顾家的住宅。家乡已经无法居住下去,顾炎武陪着嗣母,迁居于与昆山县邻近的常熟县乡下。在那里,他一面继续从事著述,一面密切地注视着时局的发展。 

    当时,南方的一些明朝官僚,拥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了弘光朝廷,历史上称做南明。1645(清顺治二年)春天,由于昆山县县令杨永言的推荐,弘光政权任命顾炎武为兵部司务(兵部的下级官员)。为了准备到南京去任职,顾炎武把《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的写作停了下来,集中精力撰写了《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文章。在上述文章中,他猛烈地抨击了明末社会中的弊病,认为此时的社会已处于非变革不可的时候了。因此,他大声疾呼:“法不变,不可以救今。”如何去进行变革呢?这时候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南明政权能否稳定地存在下去,足以同清廷对抗。顾炎武紧紧抓住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就军队的改造、军事战略的规划、财政的整顿以及务农积谷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切实的主张。四月间,他离开常熟乡下到南京去,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够得到弘光朝廷的采纳。 

    顾炎武路过镇江(古称京口)时,弘光朝廷中坚决抗清的史可法正督师扬州。顾炎武在当时作的《京口即事》诗中写道:“河上三军合,神京一战收。祖生多意气,击楫正中流。”西晋沦亡之际,志士祖逖誓复中原,渡江北伐。顾炎武把史可法比作祖逖,并对他寄予厚望,所以诗中又说:“大将临江日,中原望捷时。”诗的末句是:“从军无限乐,早賦仲宣诗”(东汉末著名文学家王粲,字仲宣,曾写过《从军诗》),则表达了顾炎武自己决心为收复中原而贡献力量的意愿。 

    但是,残酷的事实却使他大失所望。在弘光朝廷中执掌大权的马士英、阮大铖等人,都是臭名昭著的贪官污吏。他们不仅与荒淫无耻的福王朱由崧狼狈为奸,苟且偷安,而且竟然置国家和民族的安危于不顾,排挤和打击爱国将领史可法等人。对顾炎武的主张,他们又哪里能够听得进去呢?没有知音,政治抱负得不到舒展,顾炎武只好愤愤而归。 

    1645年春天,清军在西北歼灭了农民军的有生力量,李自成被迫率领余部经河南退到湖北,后来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壮烈牺牲。这时,清政府将西北战场的精锐部队调集南下,向南明发起了猛烈的攻势。四月底,扬州保卫战失败,史可法等将领英勇就义。扬州失陷后,清军在那里进行了野蛮的屠杀。 

    弘光朝廷虽然腐败,但是它毕竟在形式上还是维系江南人心的一个政权,顾炎武总还希望它在抗击清军中多少能起点作用。于是,在五月初,顾炎武再次离开常熟乡下,取道镇江,前赴南京。可是,弘光政权兵败如山倒,顾炎武还来不及进南京城,清军便于五月十五日击灭了这个小朝廷。清军的屠杀,激起了顾炎武强烈的义愤;史可法等人的壮烈牺牲,坚定了顾炎武誓不屈服的意志。于是,他家也顾不得回,便毅然投笔从戎,在苏州参加了抗清武装斗争。 

    当时,江南各地人民不甘忍受清军的残酷杀掠,纷起进行武装反抗。原福王朝廷的一些将领,也带兵同清军对抗。顾炎武过去在复社中的许多朋友,如陈子龙、夏允彝、徐孚远等人,都投入了斗争。他们联络松江、太仓、宜兴等地的抗清明军,商定由总兵吴志葵先率军攻打苏州,一旦苏州攻克,各路义军便同时响应,会师南京。顾炎武在苏州参加的,就是吴志葵这支部队。他当时激动地写下了题为《千里》的五律一首,诗的前四句是这样写的:“千里吴封大,三州震泽(太湖)通。戈矛连海外,文檄动江东。”寥寥数语,活画出当时江南抗清斗争的声势。 

    在进攻苏州的战斗中,吴志葵的部将鲁之屿异常英勇,他率领三百名士兵攻破苏州西城门胥门,登城而入;但是孤军深入,后援不继,被清军预先设下的伏兵击溃。吴志葵全军遭到惨重失败,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部队便被打散了。由于没有形成一支有力的领导力量,江南的抗清斗争犹如一盘散沙,被清军各个击破。顾炎武只好回到常熟乡下去。 

    清朝击灭弘光政权之后,于这年的闰六月发布命令,强迫各地所有的男人都必须象满族一样,把额前头发剃掉,于脑后蓄一长辫,否则就要杀头。这种高压政策,更加激起了各地人民的强烈反抗。在顾炎武的家乡昆山县,当时清朝派来了一个叫阎茂才的新县令,于闰六月十三日发布告示,下令剃发蓄辫。整个昆山县城顿时群情激愤,犹如火山爆发,怒不可遏。人们冲进县衙门,杀了阎茂才,连他的官府也烧了。逃亡在外的原县令杨永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招募了几百名士兵,迅速赶回昆山;他在百姓们的推戴下,领导全城的抗清斗争。 

    七月二日,清军向昆山进攻。昆山全城同仇敌忾,顾炎武的好友归庄、吴其沆等人都直接参加了保卫昆山的战斗。顾炎武此时同嗣母一道住在常熟乡下,日日夜夜都与村中父老关注着家乡的战斗。七月五日,清军攻破昆山城,城内百姓遇难者甚众,吴其沆英勇牺牲,顾炎武的两个弟弟也遭杀害,他的亲生母亲被清军砍断了臂膀。 

    紧接着,清军于七月十三日打下常熟县城。第二天,消息传到顾炎武住的乡下,他的嗣母决心绝食而死,来抗议清军的暴行。临终前,她告诫顾炎武,不要忘记眼前的这一切事情,更不要去做清朝的官。这时,在福州建立的南明第二个朝廷——隆武政权,根据顾炎武的朋友推荐,任命他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后来因为战乱频仍,交通阻隔,加以隆武朝廷内部矛盾重重,明争暗斗,所以顾炎武没有去就职。但是,他暗下决心,誓不对清朝屈服,要为抗清而奔走四方。顾炎武料理完嗣母的丧事,于这年九月间离开了常熟乡下,从此开始了数十年的流亡生活。也正是从这一年起,他将自己的名字顾绛(一度更名继绅),改成了顾炎武,字宁人。 

    从这一年,即1645年,到1654年的十年间,顾炎武千直流亡在大江南北。太湖中的洞庭山,地势险要,他的好朋友路泽溥、路泽浓兄弟就寄居在那里。路氏兄弟都是坚持秘密反清的人士。顾炎武就以洞庭山为主要活动据点,装扮成商人,南来北往,秘密地结交抗清志士。东边,他曾经到过沿海,试图同张名振、张煌言率领的浙东抗清义军进行联络。南边,曾经到达嘉兴、芜湖等地。北边,则一直到达淮河以北的清江浦、王家营。当他获悉郑成功起兵海上时,曾咏句云:“长看白日下芜城(指扬州),又见孤云海上生”,对郑成功抗清寄予很大的希望。顾炎武在苏州,还同归庄、潘力田、吴炎等人参加了惊隐诗社。他们经常在一起吟诗寄兴,抒发家国遭变的隐痛,商讨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有关的大事。这就是后来归庄逝世时,顾炎武在怀念他的《哭归高士》诗中所追述的:“悲深宗社墟,勇画澄清计”。 

    四、弃家北游 

    1654(清顺治十一年)春天,顾炎武风尘仆仆地赶到南京,在钟山脚下寄居下来。正好在这个时候,张名振、张煌言的抗清部队进入长江,一直打到了镇江,使南京城受到了威胁。后来,由于内地接应的人没有如期到达,才被迫退出长江。顾炎武是否与这次战斗行动有某种联系,因史料不足,不得而详。但是,已经有人在注意他同沿海抗清队伍的关系;第二年,他就被人以“通海”罪告发了。 

    1655年春天,从昆山县传来了使顾炎武震惊的消息,有人要告发他“通海”,也就是同海上抗清的武装力量有联系。这样的罪名在当时是要杀头的。扬言要告发他的人,是他们顾家原来的仆人陆恩。这个人势利得很,他见到顾炎武家境衰败,就投靠了富豪叶方恒,并在叶方恒的怂恿下,要告发顾炎武。顾炎武得知这一情况后,急急忙忙由南京赶回昆山,径自处死了陆恩。叶方恒抓住这个把柄,一定要把顾炎武置于死地。他绑架了顾炎武,私自加以拷打刑讯;后又买通昆山县官府,阴谋判处顾炎武重刑。顾炎武的处境十分危险,他的好友归庄和路泽溥、路泽浓兄弟千方百计进行营救,归庄曾经请当时的社会名流钱谦益出面说情。钱谦益原来在弘光政权中当过礼部尚书,南京失守后,却又带头向清军投降,所以顾炎武很鄙视他,坚决拒绝了他的帮助。幸亏路氏兄弟认识松江府(府治在今上海松江县)一个官员,靠这个人出力,把这件案子由昆山县移交松江府去处理,才得化险为夷 

    1656年春天,顾炎武由松江出狱,回到昆山。在家乡住了不久,又赴南京。叶方恒见顾炎武出狱,不肯甘心,竟派遣刺客尾追而来。刺客在南京太平门外追上了顾炎武,动手行凶。顾炎武头部受伤,要不是有朋友闻讯及时赶来搭救,他早就没命了。 

    这个时候,江南的抗清斗争已经转入低潮,南明的隆武政权和浙东鲁王的政权早就垮台,继之而起的永历政权又远离江南,退到了西南的广西、贵州、云南一带。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更广泛地结识各地的志士和学者,增进自己的学问,继续对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顾炎武下决心摆脱一再要谋害他的叶方恒,远离家乡到北方去。在此以前,他在《秀州》一诗中表示,“将从马伏波,田牧边郡北”。东汉王朝的伏波将军马援,早年处于艰难的环境之下,曾在北方边地经营农田和畜牧。马援当时说:“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这正是顾炎武要效法马援的志趣所在。 

    1657年春天,四十五岁的顾炎武从南京返回昆山。他将家产全部变卖,同好友归庄等人依依惜别,踏上了到北方去的旅途;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山东莱州府(府治在今山东掖县),住了下来。在这以后的三四年间,他逐渐把自己的活动范围扩大到了整个山东、河北、北京,结交不愿为清王朝做官的学者,同他们互励气节,研讨学问。

    1658年至1659年之际,顾炎武来到古称燕、代的今河北北部地区,历抵北京、蓟州、山海关、十三陵等地。他在居庸关考察了历代派兵戍守的下口(今南口),东望明帝十三陵所在的天寿山,不禁感慨系之地写了七律《居庸关》二首,第一首云: 

    居庸突兀倚青天,一涧泉流鸟道悬。 

    终古戍兵烦下口,本朝陵寝托雄边。 

    车穿褊峡鸣禽里,烽点重冈落雁前。 

    燕代经过多感慨,不关游子思风烟。 

    顾炎武不是一个漫无目的的旅行家,他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学者。这种襟怀在他同时所写的另一首五言《秋雨》中,反映得十分清楚;诗中写道:“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顾炎武正是要通过在“四海”的实际考察,去探求历史兴亡变迁的原因。所以,凡是同历史、尤其是眼前的社会大变动有关的地方,他总是力求进行考察。山海关,北依角山,南临渤海,为我国东北与华北交通的重要关隘。明代以来,这里更是一个军事要塞,明清的兴亡,就是从这里揭开战幕的。顾炎武登临山海雄关,凭栏远望,往事历历在目。然而,昨日的战场,今天已是死一般的沉寂。抚今追昔,他不由得要对开关降清的吴三桂进行鞭挞。顾炎武在此时所写的五言排律《山海关》中,有这样几句:“神京既颠陨,国势靡所托。启关元帅降,歃血名王诺。自此来域中,土崩无斗格。海燕春乳楼,塞鹰晓飞泊。七庙竟为灰,六州难铸错。”[2] 

    1659年夏天,顾炎武在山东听说郑成功、张煌言率军打到了江南,立即兴冲冲地启程南下。但是,郑成功在打到南京城下后,屡胜轻敌,没有抓住战机全力进攻,反遭清军突袭,终于仓卒撤退,从长江退回海上去了。顾炎武《江上》诗中说时“不知兵用奇”、“顿甲守城下”,正是指的此事。郑成功兵败以后,顾炎武只在扬州停留了很短的时间,又回到了北方。此后直到他逝世,除了四十九岁那年又一次回江南以外,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了。 

    五、莱州入狱 

    1662(清康熙元年),顾炎武已经五十岁了。他决定把自己的活动范围扩大到西北去,以便更广泛地求友访学,同时实际地了解那里的国计民生状况。这一年春天,他先由山东到北京。在昌平的明朝皇帝陵墓前,追思往事,免不了有些黯然神伤。但顾炎武毕竟没有为一姓的兴亡所束缚,尽管明王朝覆灭了,而他依然执着地从事于他认为是有益于整个国家民族的事。他在此时所作的《五十初度时在昌平》一诗中,写了这么二句话:“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强烈关注,并为之而孜孜不倦地去追求、奋斗,真可说是“烈士暮年,壮心未已”。 

    初夏,顾炎武离开昌平,登上了去西北的旅途。茫茫西北高原,岭谷交错,黄土遍野,在崇山峻岭之间,须发花白的顾炎武,用二马二骡装驮着书卷,挥鞭向前。这一年,顾炎武在山西全面整理了他从二十七岁起所辛勤编写的文稿。有关经济和地理方面的史料,他以《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为书名,分别归类,一共编成四十多册。二十多年来,他刻苦研究古代音韵学的专著《音学五书》,经过历年来反复认真的修改,也已接近完成。从此,他开始了生平最主要的著作《日知录》的撰写。 

    这个时候,随着南明政权的最终灭亡,以及各地抗清斗争的陆续被镇压下去,清王朝的统治逐渐稳定下来。为了巩固统治秩序,清朝政府加强了思想上的控制。1663(康熙二年),清王朝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文字冤狱——明史案。官府借口浙江一个叫庄廷鑨的人主持刊印的明代史书中,有诋毁清王朝的内容,便杀害了很多无辜的知识分子。不仅参加编写的人惨遭杀害,而且买卖这本书的人都死于非命,就连已死的庄廷鑨,还被开棺戮尸。顾炎武在江南的好朋友潘力田、吴炎都惨死于这次文字冤狱之中。这次惨案,使当时正在山西汾州(治所在今山西汾阳县)的顾炎武义愤填膺。他立即写了一首《汾州祭吴炎,潘柽章二节士》的诗,和一篇题为《书吴潘二子事》的文章,以寄托自己对遇害者的哀思和对清王朝的愤恨。 

    1664年初,顾炎武结束在山西、陕西的考察,经由北京绕道河南,回到了山东。在山东章丘县大桑家庄,他购置了一份田产,寄居下来。几年来,在山西、陕西的游历中,顾炎武陆续结交了那里的著名学者李因笃、傅山、李颙、王弘撰等人。这几个学者与顾炎武志同道合,都成了他晚年最要好的朋友。 

    明史案的余痛还记忆犹新,岂料文字狱的横祸竟临到了顾炎武的头上。这就是1668(康熙七年)山东莱州的黄培诗狱。黄培是莱州一个有影响的人,明朝末年曾在朝廷中做过官,明亡以后,一直在家中隐居不出。这时,一个叫姜元衡的人向官府告发,说他家中收藏有攻击清王朝的诗文。于是,官府就当作一件要案,大做起文章来了。恰好这个时候,顾炎武与山东章丘的地主谢长吉为了一笔房产债务发生纠纷,谢长吉就唆使姜元衡诬告顾炎武。据姜元衡告发,黄培家中收藏的一部叫做《忠节录》的诗集,是由顾炎武编写成的。这年二月,顾炎武正在北京,消息传到他下榻的慈仁寺,使他感到十分吃惊。为了不致让事态扩大,顾炎武立即动身南下山东,于三月初到达济南。他本来满以为把事情真相澄清以后,就可以脱身,殊不知官府却揪住不放,要穷追究竟。顾炎武在狱中被折磨了半年多,以致弄到一天就靠几个烧饼度日的地步。后来还是经过他的朋友李因笃、朱彝尊等人的帮助,总算弄清他与《忠节录》毫不相干,这才于当年十月获释出狱。 

    顾炎武经过此番无中生有的迫害,痛定思痛,更其憎恨制造文字冤狱的清王朝。他在为感激友人营救他出狱而赠给李因笃的一首诗中,把清王朝残酷地压迫人民的政策比作“秦坑”,即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在同时写的《赴东六首》诗中,他指出,在清廷高压政策下,他所面临的是一种“所遇多亲知,摇手不敢言”的恶劣环境;但他又坚定地表示了永不向清朝统治者屆服的决心:“禀性特刚方,临难讵可改”,“永言矢一心,不变同山河”。 

    六、三藩之乱前后 

    莱州冤狱对年近花甲的顾炎武的沉重打击,并没有使他因而消沉下去。在以后的几年间,他不仅象过去一样,用友人所赠送的二马二骡装驮着书卷,依旧频繁地往来于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各地,而且更勤奋地从事于著述。他要用著述来阐发自己一生所追求的理想,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到1670(康熙九年),继《音学五书》之后,顾炎武又将已写成的八卷《日知录》送到江苏淮安,请他的好朋友张弨刊刻印行。 

    1671年,顾炎武再次到达北京。当时主持编修《明史》的大学士(内阁长官)熊赐履,因为与顾炎武的外甥徐元文在朝中共事,打算推荐顾炎武参加编写《明史》的工作。顾炎武不愿做清朝的官,断然予以回绝。他当面向熊赐履声明,你如果真要我去做这样的事,我就“非死则逃”。熊赐履见顾炎武志向坚定,只好打消了这个主意。此后,顾炎武一直往来于山东、山西、北京之间。在太原时,他主持校勘了晋阳刻本荀悦《汉纪》,结识了学者阎若璩,并请阎若璩为他的《日知录》初稿提意见。在山东德州,顾炎武校订了《德州志》。后来,又在济南通志局参与删订《山东通志》中的山川古迹部分。他早年所辑录的《肇域志》山东部分,也在此时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修订,以定稿的形态保存下来。 

    1673年十月,六十一岁的顾炎武在山东章丘获悉好友归庄去世的噩耗,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他设奠遥祭,痛悼自己的挚友“不获骋良图,斯人竟云逝”。 

    同年十一月,当顾炎武抵达北京时,从西南边疆传来了吴三桂起兵反抗清廷的消息。吴三桂的起兵,得到了广东、福建方面的响应,迅速地演成了清初历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军事对抗。这就是史书上说的“三藩之乱”。所谓三藩,是指的清朝三个藩王:一个是驻守云南、贵州的平西王吴三桂,另一个是驻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他的儿子尚之信参与叛乱),还有一个是驻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其祖父耿仲明与尚可喜同时降清,入关后封靖南王,仲明死,其子继茂袭爵,继茂死,精忠袭爵)。三藩起兵以后,清廷的大臣们经过一番激烈争辩,康熙帝决定派兵平叛。当时北京地区,军队在频繁地调动,一批一批往南开发,气氛十分紧张。顾炎武的心境很不平静,他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局势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吴三桂这样的民族败类虽然可耻,但是此番起兵,会不会有推翻清王朝的一线希望呢?第二年春天,顾炎武怀着前途难以预料的心情,在风雪之中离京南下。 

    初春的华北,白雪皑皑,寒风凛冽。年已垂暮的顾炎武,匹马单人,在冰雪之中缓缓地行进。经过一番认真的权衡,他决定不把自己同吴三桂这样的丑类连在一起。他的这一思想状况,在此时所写的《广昌(今河北涞源一带)道中》一诗里有所反映。诗中写道:“三楚正干戈,沅湘弥浩浩。世乏刘荆州,托身焉所保。纵有登楼篇,何以荡怀抱。”顾炎武的诗,因为要躲避清廷的迫害,好用典故,往往显得含蓄有余,明快不足,甚至晦涩难读。这几句诗如果用现代的文字来表达,就是:湖北正在干戈扰攘,湖南更是马乱兵荒。东汉末年的著名文人王粲在《登楼赋》中,描写过当时天下大乱、人民受苦的情景。王粲本人为了避难,曾投奔统辖荆州的刘表。可是刘荆州这样的人现在到哪里去寻找啊,我又可以依托谁呢?纵然我胸中有万千谋略,又怎能如愿以偿?意思是说,吴三桂这样的人成不了气候,是不可以信赖的,自己的政治抱负决不能依靠这样的人去实现。主意既定,顾炎武终于采取了不介入态度,而且后来还对三藩之乱给一些地区带来的祸患,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从对此事的态度可以看出,顾炎武虽然始终不对清王朝屈服,但在权衡利害得失上,他还是以整个国家的利益为重的。 

    1675年八月,顾炎武来到了山西祁县,当地一个叫戴廷栻的人仰慕他的节操和学问,为他在祁县南山盖了一幢书屋。从此,顾炎武便把他近二十年来在各地游历时所随身携带的书卷,都收藏在这幢书屋之中。第二年,他在北京读到当时江南著名学者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书中对若干社会问题的见解,同他自己的看法是一致或比较接近的。欣喜之余,顾炎武提笔给黄宗羲写了一封信,信中高度地评价《明夷待访录》,认为只要实行书中所提出的主张,“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同时告诉黄宗羲:“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他还把《日知录》的初刻八卷本和《钱粮论》二篇寄给了黄宗羲。 

    正当顾炎武倾注全部心力去继续完成《日知录》的写作之时,清廷于康熙十七年(1678)发布了一个特别诏令,宣布要在正常的科举考试之外,由在京及各地的官员推荐著名学者来京应试。这叫做“博学鸿词科”,旨在笼络知识分子,主要是有名望、有影响的学者,以抑制他们的反清思想。当时,主持编修明史的大臣叶方霭、韩菼等人,都竭力主张推荐顾炎武去参加这次考试。顾炎武如同当年拒绝熊赐履的推荐一样,坚决表示:“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他以准备一死来对抗这次推荐,使清廷大失所望。自这一年起,顾炎武索性到西北的陕西华阴定居下来,从此不再进入北京了。

    七、以天下为己任,死而后已 

    顾炎武定居西北,已届垂暮之年。这个时候,他的外甥徐乾学、徐元文都先后在朝中做了高官,几次写信给他,准备买田置宅,接他回家乡养老。但是,顾炎武都婉言谢绝,执意要在西北安身。他之所以要这么做,并不是由于华山脚下的华阴县可以逃避现实,养尊处优,不然他何必不回乡去颐养天年呢?恰恰相反,他虽然不愿当清朝的官,但对自己的国家民族始终抱有高度的责任感。在他看来,西北地区正便于他继续探求经国济民之道,因为这里“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学者做学问都很踏实,没有那种空泛疏漏的习气,志节高尚的人在这里受到人们的尊敬,社会舆论也比较公正。 

    这样,顾炎武晚年居住西北,决心在这里探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他对人民生活的疾苦予以深切的同情,表示自己虽是“望七之龄,客居斯土”,但却“不忘百姓”。在顾炎武的笔下,可以看到当时西北地区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为了缴纳官府的赋税,“六旬老妇,七岁孤儿,挈米八升,赴营千里”,不少人家卖儿鬻女,甚至被逼得“合门而聚哭投河”;加以天灾人祸,米价暴涨,还出现了“人相食”的惨景。顾炎武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府滥征赋税,是“穷民之根,匱财之源”。十分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停留在对社会问题的暴露上,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改革主张。 

    顾炎武首先把立足点放在发展生产上,这就是他一再强调的“厚民生”。他从西北地区的实际状况出发,主张在这里开垦荒地,而且还亲自经营过垦荒事业。他认为应当在这里发展纺织业,主张“每州县发纺织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给里下”,同时从外地招聘纺织工匠前来传艺。顾炎武从多年的实际调查中,了解到西北是发展矿业和畜牧生产的好地方,他在给自己的学生潘耒的信中,曾经这么写道:“大抵北方开山之利,过于垦荒;畜牧之获,饶于耕耨。使我有泽中千牛羊,则江南不足怀也。”我们可以说,这不就是顾炎武要在西北建设塞上江南的蓝图吗?这种从实际出发的经济思想,无疑是很可宝贵的。顾炎武还认为,要在西北地区发展生产,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必须进行赋税征银制的改革,以便减轻西北以及类似的一些落后地区人民的经济负担。他反对赋税不加区别地一律征收白银,主张“凡州县之不通商者,令尽纳本色(即粮食),不得已,以其十之三征钱”。 

    顾炎武渊博的历史知识和一生在各地的实际考察,使他对造成当时社会弊病的根源,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把这些病根归结为封建专制制度下的郡县制、赋税制、生员制、科举制以及法律制度等等。顾炎武不仅把他的看法写进了《日知录》,而且还专门写了《郡县论》、《钱粮论》、《生员论》等著名政论文章。例如秦始皇创始的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这种郡县制又是维护封建剥削的工具。各级地方封建官府残酷地压榨人民,一再激起起义反抗。所以顾炎武认为,“方今郡县之弊已极”,是“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的根本性原因。因此,他主张对现行的郡县制度进行改革;他反对“独治”,提倡“众治”,并据此提出了以增强地方权力为中心的一整套社会改革方案。尽管顾炎武所提出的方案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对社会弊病进行积极改革的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是很值得重视的。 

    定居西北以后,顾炎武已经是将近七十岁的老人了,长期流亡不定的生活,使他的身体日渐衰弱下去。1681年八月,六十九岁的顾炎武由华阴来到山西曲沃(今山西闻喜县东北一带),不幸就在这里病倒了。在病中,他依然念念不忘国计民生。十月间,病势稍有好转,他便给在朝中做官的一位友人写了一封信,如实地介绍了当地人民的生活疾苦,建议对陕西一带的赋税,应从实际出发,改征收银钱为实物,并将征收的粮食存入官仓,待来年青黄不接之时粜给缺粮的人民。他在信中还写了这么一段很感动人的话:“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指人民)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这里所说的“豪杰”、“仁”,当然还不能突破地主阶级士大夫的思想界限,但是,距今三百多年前的一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能够以解除人民痛苦,致国家于太平为己任,身体力行,“死而后已”,这样的崇高志趣和博大胸怀,是完全值得后世颂扬和敬仰的。 

    病了一冬,年迈的顾炎武越发衰弱了。1682(康熙二十一年)一月八日清晨,他似乎觉得身体好了一些,准备出门去看望几个朋友。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竟连上马的力气也没有了,一失足栽倒在地上,从此便永远起不来了。九日凌晨,我国历史上的一位杰出的学者和卓越的思想家,悄悄地离开了人世。 

    顾炎武在一首题为《精卫》的诗中,把自己比作衔木填海的精卫鸟。这既表达了他坚持气节,不向清王朝届服的决心,也宣示了他执着地为谋求经国济世而努力的志向,《精卫》诗是这么写的: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乌多,鹊来燕去自成窠。 

    的确,就象精卫鸟衔木填海直至于死一样,顾炎武为了探索经国济民之道,孜孜以求,直到“死而后已”。 

    八、开创一代学术的文化巨人 

    顾炎武是清代学术史上一个继往开来的大学问家,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位卓越的思想家。他的学风严谨健实,他的思想紧扣时代的脉搏,他的成就卓著宏富,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学者梁启超称颂顾炎武为“清学开山之祖”,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顾炎武是以治学范围广阔,“博赡而能通贯”著称的。他自己说过,“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他从童年时代起,就认真地研读我国古代一部分重要的文献典籍,在青年时期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基础。后来,眼看社会危机日益加剧,他极不满于当时存在于许多知识分子中间的空疏学风,这些人要么成天舞文弄墨,空谈心性,要么整日里寻章摘句,恪守经典教条,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却并不关心。于是,顾炎武毅然以天下为己任,为此而集中精力去探讨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实学,特别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中国古代儒家的经典《诗》、《书》、《礼》、《易》、《春秋》,经过历代封建统治者的表彰,逐渐成为一门叫做经学的专门学问。从孔子开始的儒家,从来是强调“治国平天下”的,顾炎武也认为,孔子删述六经,就是为了“救民于水火”,因此,他对经学也作了认真的研究。要研究经学,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经籍中的若干文字的读音和解释,解决这个问题的学问,就叫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对这些学问,顾炎武都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顾炎武一生,在上述领域內写了大量的著作,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到的,就不下三、四十种之多。其中最有价值的代表作品是:《日知录》、《音学五书》、《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以及后人编辑的《顾亭林诗文集》。这些著述中所体现出来的学术和思想成就,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学的研究。顾炎武把毕生的大部分精力都献给了历史学的研究。他的历史研究具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把历史和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体现了他胸怀祖国、志在经世致用的伟大抱负。古为今用,是贯穿顾炎武史学思想的一根主线。他认为研究历史,编纂史书,其目的就在于“鉴往所以训今”;又说,“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这样的史学主张,早在西汉时期的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就提出来了。但是,顾炎武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之中,学术界充斥着空泛疏陋习气的时候,他继承和发扬古代优良的史学传统,强调古为今用的史学思想,这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顾炎武萃平生心力精心结撰的《日知录》,集中地体现了这一进步史学思想。 

    《日知录》全书三十二卷,内容十分丰富,用顾炎武的话来说,叫做“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这部书荟萃了顾炎武将近三十年的心血,直到逝世前夕才把笔停下来。顾炎武为什么要写《日知录>》?对这个问题他曾经一再地强调,就是为了“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因此,无沦谈“经术”也好,谈“博闻”也好,归宿仍在“治道”。《日知录》实际是一部以古为今用为指导思想,来探讨治国平天下道理的著作。对此,顾炎武也说得很直率,他的著述,就是要让“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后来,清代的考据学家,只看到《日知录》中考证经史的内容,并把这些内容夸大为该书的精粹所在,以致把《日知录》评价为一部考据札记,把顾炎武仅仅视为一个考据学家。这显然大大低估了《日知录》的价值,也歪曲了顾炎武史学思想的实质。 

    至于在《日知录》中所反映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我们在前边已经作过一定的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顾炎武在具体的治史过程中,强调征实去伪。他用朴实的归纳的考据方法,辨明了古代史籍中的许多讹误。譬如《庄子》中记载的介之推割股焚山一说,他就以《左传》为依据,罗列了大量证据,考订为不可信。又如杞梁妻哭崩长城的传说,他也以《左传》、《孟子》为依据,作了澄清。顾炎武用朴实考据的治史方法去辨明古史传说中的真伪,为后来的史学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方法。乾隆、嘉庆时代的史学家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人,正是沿着顾炎武开辟的路径走下去,取得了考证古史的卓著成就,写成了《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廿二史札记》等著作。 

    把研治地理沿革和金石刻辞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是顾炎武在治史过程中所取得的创造性成就。他早年为了纂辑《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曾经翻遍二十一史、《明一统志》以及各省、府、州、县志,“凡阅志书一千余部”。这两部书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历史地理资料,而且也保存了丰富的明代经济史料。后来的清代史学家所以能够在地理学上取得大量成就,解决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经、注混杂的问题,以及为《汉书》等史籍中的《地理志》作出精当的注释等等,都是同顾炎武的提倡分不开的。在金石考古领域中,顾炎武所撰写的《金石文字记》、《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等著作,都广为后世学者所称道。尤其是他所阐明的金石刻辞“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误,不但词翰之工而已”的思想,为清代的金石学发展开辟了一条健实的路子。后来的史学家,往往兼治金石学,清中叶以后,出现了不少有成就的金石学家。 

    顾炎武在历史编纂学上也做出了贡献。他赞成宋代史学家郑樵的“作史莫先于表”的主张,十分重视“表”和“志”在史书编纂中的地位,认为“不先作表,则史未易读也”。也正因此,所以他不满意陈寿的《三国志》和范晔的《后汉书》不立“表”,“志”的做法,而肯定沈约的《宋书》和魏征等的《隋书》中设“志”的体例。经过顾炎武的提倡,到清代乾隆、嘉庆时期,许多学者为历代史籍、尤其是宋、辽、金、元四史补作“表”、“志”,留下了一批有价值的著作。 

    二、经学的研究。顾炎武的经学研究同史学研究一样,旨在经世致用。因此,他同两汉以及后来乾嘉时期皓首穷经的那些经师截然不同,他是把经学作为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研究的。顾炎武认为:“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而且对经籍本身,顾炎武也只是视为一些平实的史籍。他认为,不但《春秋》是史书,而且“六经皆然”,从而否定了儒家经典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种思想为清代中叶的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所继承,章氏鲜明地提出了“六经皆史”的主张。 

    顾炎武在经学研究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史学专长,经常引史证经,联系史事以阐明经义。譬如关于《尚书》的《西伯戡黎》篇,《日知录》中有一段议论,开宗明义说:“以关中(潼关以西地区)并天下者,必先于得河东(相当于今山西省)。”接着指出了几桩史实:秦国先取得三晋指位于河东等地区的韩魏赵三国),而后才灭掉燕和齐;东晋时苻氏的前秦,先取晋阳(今太原),而后灭了前燕;北朝末年,宇文氏建立的北周,也是先克晋阳,后灭北齐。同样,西伯(即周文王)灭了诸侯国黎(在今山西长治一带),殷王朝就害怕了(“故西伯戡黎,而殷人恐矣”)。这段议论,讲河东所处地位的重要性,而其着眼点显然在于“并天下”即统一全国的问题。把经、史研究结合起来,重在经世致用,这样的治经方法是后来的乾嘉学派所望尘莫及的。 

    在治经的过程中,顾炎武既反对“强孔子之说,以就己之说”那种穿凿附会的做法,也不拘泥于一家、一师之说,而走的是一条融会贯通的路子。无论是对《尚书》的今古文之争,对《春秋》三传即《公羊》、《谷梁》、《左传》的评价,还是对《诗经》的编次等问题,他都能排除门户之见,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譬如《尚书》,这是六经中争议最多的典籍。南宋以后,不断有学者对通行的《古文尚书》的真伪提出怀疑。顾炎武根据大量的史实,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考察,从而得出结论:“今之《尚书》,其今文、古文皆有之三十三篇,固杂取(西汉时)伏生、()安国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于(东晋时)梅赜,《舜典》二十八字之出于(南齐时)姚方兴,又合而一之。”这样的论断,同当时以考证《古文尚书》为伪作的阎若璩不谋而合,同样为后来惠栋、王鸣盛、孙星衍等学者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开辟了先路。 

    顾炎武在清初从事并提倡经学研究,他的目的还在于,用朴实的经学去反对空谈心性的理学、心学。[3]“性与天道”,这是理学家往复辩难的中心问题,而顾炎武却大不以为然。他说:“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夫子就是孔子,子贡是孔子的著名弟子;既然“性与天道”并不是孔子传授的内容,那么理学家们标榜为儒学而讨论的这些东西就从根本上值得怀疑了。宇宙的本体是什么?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范畴来说,即是理,还是气?是道,还是器?也就是说,是精神,还是物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正是中国古典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分野之所在。在唯心主义理学家看来,宇宙的本体是理,是道,或者说是心。而顾炎武则不这样看,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盈天地之间者气也”、“非器则道无所寓”的唯物主义命题。 

    宋以后的理学,还掺入了唯心主义的佛学。所以顾炎武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指佛学)也”。他主张“鄙俗学而求六经”,“务本原之学”。也就是说:俗学化的理学应该鄙弃,而要真正研讨六经,必须着眼于本原之学。在他看来,考究历代制度,重视当代政务,关心修身治国,这才是为学之本。顾炎武这些主张,促进了明末以来的反理学斗争,对清代的经学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音韵学的研究。音韵学源远流长,清代的音韵学研究,远远超过前代,成就卓著。在清代,顾炎武是系统地研究上古音韵的第一个人。他主张“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他潜心于古音学研究,历时三十年,撰成《音学五书》三十八卷;这部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清代第一部音韵学杰作。 

    《音学五书》由《音论》、《诗本音》、《易本音》、《唐韵正》、《古音表》等五个部分组成。《音论》阐述了音韵学的发展源流,是全书的总纲。明代音韵学家陈第曾经说过:“《诗经》三百篇,诗之祖,亦韵之祖也。”顾炎武继承和发展了陈第的这一论点,认为《诗经》“三百五篇,古人之音书也”。他通过考察《诗经》中的用韵,从而找出上古音韵的规律来。继而,他又进一步对《易经》中的用韵也作了考察,并且据以订正唐以来用韵的讹误。《古音表》则集中了顾炎武对古韵分部的研究成果。 

    在我国音韵学史上,对古韵分部的研究,是从宋代开始的。因为当时编纂的韵书《广韵》,所分的二百零六部,反映的只是六朝和唐以来的用韵部类,而周秦时代的古韵部类,靠这部书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于是,学者们就必须到周秦时代保存下来的古籍中去探寻,去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来。宋代学者吴棫作《韵补》,开了古韵研究的先河。此后,另一个著名的音韵学家郑庠撰成《古音辨》,第一次把上古韵类分为六部。顾炎武正是以吴棫、郑庠的研究为起点而加以发展,分析古韵类为十部。他的研究所得,不仅是比郑庠的分部更加细密,因而也更接近古韵的真实面貌,而且,其价值还在于,这一成果为清代的音韵学研究开辟了路径。顾炎武不拘守前人成说的创新精神,更是给了后来的古韵研究者以有益的启示。继顾炎武之后,整个清代的音韵学研究人才辈出,古韵分部也越来越细密,一直发展到近代章炳麟、黄侃师生提出的二十三部和二十八部。虽然学如积薪,后来居上,顾炎武的成就同后世音韵学家相比未免略逊一筹,但是作为一个开创者,他的功绩是不朽的。 

    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之中,顾炎武以其崇实致用的学风和锲而不舍的学术实践,宣告了明末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他一生不屈服于恶势力的反抗精神,强烈地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积极思想,卓越的、多方面的学术和思想成就,使他无可争辩地受到当时及后世的称赞和纪念。清代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尊称他为亭林先生。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的有分析的评价,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顾炎武在明亡之后写的一些诗文中,表露着眷怀故君之情,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毕竟是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不过,他通过研究和总结以往历史和明末政治,终于明确地把仅仅忠于一个王朝的“保国”和忠于整个国家民族的“保天下”区别开来,提出了“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重大论断。这一具有民主性的进步思想,是同封建专制主义的“朕即国家”的观念截然对立的。正因为突破了狭隘的封建忠君思想,对整个国家民族怀着高度的爱,所以顾炎武在明亡之后,始终不倦地研讨经国济民的实学,从而在学术上取得了多方面的巨大的成就。他反对空疏之学,力主崇实致用;既努力研读古代的文献典籍,又重视实际的考察和实践;既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反对泥古不化;既力求独创和有新的见解,又反对门户之见,能采众家之见。他强调“文须有益于天下”,切忌作“有损于己,无益于人”的文章。他认为为学和为人是不可分割的,并把“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作为士者学行的准则。显然,他的优良学风是同为经世济民而学的目的相一致的。顾炎武作为开创一代学术的文化巨人,他的大量著作是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他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中国人民。 


    [1]  本文所记日月均为旧历。

    [2]  诗中,“神京”指北京。“启关”两句,指吴三桂降清,求得清摄政王多尔衮允诺出兵镇压农民军。“七庙”指明帝祖庙。末句指铸成不可挽回的大错。

    [3]  理学:北宋以后逐渐形成的儒家哲学,也称道学,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北宋的程颐和南宋的朱熹。心学为理学的一个分支,其代表人物为南宋的陆九渊和明中叶的王守仁。

    作者:陈祖武

    编辑:汀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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