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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之洞及其《劝学篇》

    发布时间: 2006/12/15 11:56:27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光明日报
    文字 〖 〗 )

     

    近代中国处在社会急剧变化的历史关头,敏感的梁启超称之为“过渡时代”。而面对这种“过渡时代”,各个不同的政治和文化派别所作出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抗拒“过渡”;有的致力于探究“过渡之道”,所设计的方案又有差异。就清朝统治阵营而言,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便分化出顽固派与洋务派两大集团。顽固派如同治间大学士倭仁、光绪间大学士徐桐声言,“道”和“器”均应一仍其旧,纲常名教不得有丝毫改易,从而坚持抗拒“过渡”的立场。洋务派则有限地赞成“过渡”,他们主张“变器不变道”,即在保存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留心西人秘巧”,提倡学习“西技”、“西艺”,也兼及“西政”,并在他们主持的部门和地区兴建近代化的军事和民用工业、修造铁路、创办学堂、组建新式陆海军。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当朝大臣有奕訢、桂良、文祥;疆吏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张之洞是后起者。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同治进士。早年任翰林院编修、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内阁学士等职,曾是著名的清流党人。光绪七年(1881年)补授山西巡抚,开始由清流党向洋务派转化。光绪十年(1884年)署理两广总督,正式展开洋务建设,中法战争期间,竭力主战,并起用老将冯子材,奏请唐景崧率师入越,会同刘永福所辖黑旗军抗法,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光绪十五年(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此后在督鄂及暂署两江总督的近二十年间,开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设立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筹建芦汉铁路,兴建各类学堂,大量派遣留学生,组训江南自强军、湖北新军,造成一种耸动朝野视听的格局,张氏长期坐镇的武汉,继上海、天津之后,成为又一洋务基地和实力中心,张氏的势力亦“由武昌以达扬子江流域,靡不遍及”(《张文襄公大事记·张文襄在鄂行政》)。



      由于张之洞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是主战派健将,赢得“天下之望”;而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实绩更使他声名大振,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被舆论界推重为“朝廷柱石”。1895年康有为发起成立强学会,曾对暂署两江的张之洞寄以厚望。张之洞则企图利用强学会扩大自己的影响,遂捐银五千两,列名入会,以后张又成为上海强学会的发起人。1896年张之洞返回湖广本任,曾札饬湖北全省官销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同年秋冬之际,《时务报》连续发表梁启超、徐勤等人批评朝廷丧权辱国和种种社会弊端的论文,张之洞认为是“越轨”文字,便指示汪康年对梁启超加以掣肘。



      1898年初,随着维新变法的深入,坚守纲常名教的张之洞与这个运动的矛盾也愈益尖锐。同时,作为宦场老手的张之洞“深窥宫廷龃龉之情与新旧水火之象”,知道清廷的实权掌握在反对变法的后党手中,遂“预为自保计”,于1898年4月撰写《劝学篇》。张之洞后来这样追述写作《劝学篇》的原委:“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抱冰堂弟子记》。此记托名“弟子”,实为张之洞自述)可见,《劝学篇》意在两线作战:一方面批评顽固派的“守旧”、“不知通”;另一方面批评维新派的“菲薄名教”、“不知本”。他企图在顽固派和维新派的主张之间寻找第三条路——“旧学为本,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这便是洋务派文化思想的集中概括。张之洞的这一思想酝酿已久,早在他作京官清流时,便常以“体用”这对范畴规范中华文化与西洋文化的彼此关系;19世纪80年代初,张氏出任山西巡抚时,便提出“体用兼资”、“明体达用”的论点。不过1898年问世的《劝学篇》将这一思想系统化、理论化了,以完整的形态构筑了洋务运动的思想蓝图,使“中体西用”成为当时“流行语”。

     

      《劝学篇》共二十四篇,四万余字,“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所谓“本”,指的是有关世道人心的纲常名教,不能动摇;所谓“通”,指的是工商学校报馆诸事,可以变通举办。全书贯穿“中体西用”精神,主张在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技艺,并以这种新技艺“补”专制旧制之“阙”,“起”清廷统治之“疾”。张之洞倡导的“新旧兼学”中的“新学”亦包括“西政”,这比早期“中体西用”论者的“西学”=“西艺”的观点进了一步,扩及“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诸项,但对“设议院”等涉及政体的部分讳莫如深。一言以蔽之,张之洞的公式是:“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劝学篇·会通》)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变法运动进入关键时刻。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以后,决定变法;接着又召见梁启超,后又特授谭嗣同、刘光弟、杨锐、林旭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专办新政。与此同时,慈禧也采取对策,在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上谕后四天(6月20日),即迫令光绪帝将翁同龢开缺回籍,“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翁同龢一去,皇上之股肱顿失矣!”(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62页)慈禧又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掌握近畿兵权,随时准备朝维新派猛扑过去。光绪帝此刻的处境是,既想变法维新,又“上制于西后,下壅于顽臣”,无所措手足。正在这一微妙时刻,张之洞的门生、翰林院侍读学士黄绍箕以张之洞所著《劝学篇》进呈。7月25日,光绪帝“详加披览”,以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遂以圣谕形式下令军机处给诸省督抚学政各一部,要求他们“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又谕总理衙门排印三百部下发。



      《劝学篇》因有若干新学内容,故为光绪帝所接纳;而其上篇力辟民权论,又为慈禧太后所欣赏。这正表现了《劝学篇》及张之洞本人的双重色彩。而恰恰是这种双重色彩,使《劝学篇》在多事之秋的戊戌年间能够左右逢源,被帝后交相嘉许,作为“钦定维新教科书”,“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十日之间,三易版本。据在华洋人估计,刊印不下二百万册,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惊人的大数字。西方各国对此书也颇为重视,先后译成英、法文出版。1900年美国纽约出版的英文本,易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花甲忆记》也选录了《劝学篇》。



      《劝学篇》对文化的不同层面持不同态度,引申出“变”与“不变”的二重观点。张之洞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这就是说,器可变而道不可变。为证明“器”的可变性,张之洞旁征博引经典,如《周易》的“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趋时”、“损益之道”;《尚书》的“器非求旧,惟新”;《礼经》的“五帝不沿乐,三五不袭礼,礼时为大”;《论语》的“温故知新”等等。为论证“道”的不可变性,张之洞则征引《礼记·大传》的“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他进而发挥道:“五伦之道,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



      张之洞的“变易”与“不易”的二重思想,虽然与诸经都有关系,而其主要渊源则在《周易》关于“变易”与“不易”的二重学说。应当指出的是,张氏并没有追求“变易”与“不易”间的辩证统一,这与其说是其哲学思想的失足,不如说是政治上陷入矛盾与惶惑的结果。作为有限的改革者,张氏力图变更陈法,改弦更张,在技艺层面,甚至部分地在制度层面采用“西法”;然而,作为宗法——专制政体和纲常名教的卫道者,他又竭力维系旧的政治——伦理系统。而现代化过程本来就是全方位的社会转型,企图在保存已经垂死的旧有本体的前提下,变更某些枝节,必然事倍功半。



      总之,张之洞从“器可变”观念出发,导演出颇有声色的早期现代化建设一幕:近代工业、近代教育、近代军事,一度达到东亚先进水平,使继续从事这些现代事业的人感受其赐,如毛泽东在论及中国现代工业建设时曾说: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然而,洋务派从“道不可变”观念出发,力图维护清王朝所代表的宗法——专制制度,又阻碍着中国现代化向纵深进展,这种“变易”与“不易”就陷入一个二律背反的怪圈。



      以后,张之洞在1900年与刘坤一合谋策划“东南互保”,1902年又与刘坤一合奏“变法三疏”,都是《劝学篇》阐明的路线的延伸。尤其是“变法三疏”中提出的“变法”主张,如“兴学育才”四“大端”以及“整顿中法十二条”、“采用西法十一条”等,基本上是《劝学篇》的具体化。张之洞也因此成为清末“新政”的主角;也可以说,清末“新政”是《劝学篇》各项主张的实践——政治上维持专制体制,经济文化上推行若干新法。《劝学篇》刊行后不久,即遭到改良派人士的谴责。严复等着力批评其“体用两橛”的理论混乱;而揭起系统清算《劝学篇》旗帜、并侧重抨击其反民权思想的,则是长期居住香港、受过系统西式教育的何启和胡礼垣所撰的《劝学篇书后》。



      应予指出的是,张之洞晚年的改革方略也曾涉及政体层面,他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致刘坤一等人的电牍中称“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法也”,该电牍主张仿效英国国会上下议院制度,州县长官由全省绅民公举,并建议刘坤一等“本此意而思一可行之法”。限于历史条件,张氏的这一改革政治体制的设计未及实施。



      1909年10月,张之洞在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任内溘然长逝。富于戏剧性的历史场景是:在张氏死后两年,中国第一次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在张氏经营近二十年的湖北省城武昌首先爆发,其经营的机器工业、新式学堂和新军,一并转变为打击清朝的物质力量,专制帝制随之轰然坍塌,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历史自身的逻辑昭显了《劝学篇》内外篇的矛盾性难以在同一框架内和平共存。然而,《劝学篇》作为探讨中国社会及文化如何在古今中西大交会时代实现“过渡”的一部作品,是道、咸、同、光间一批朝野人士求索过渡之道的思想结晶,并为此后一个长时期提供了继续讨论此一切关宏旨的论题的基点,无论是发扬它还是批判它的人们,都离不开《劝学篇》设定的范畴、论题与展开域。尽管《劝学篇》的许多具体论点论据已成明日黄花,但它关于文化的内—外、本—末、体—用、常—变、动—静之辨,关于文化的民族性保持与世界性获得二者关系的探求,都已提出后人无法回避的题目,促人深思。

     

    作者: 冯天瑜

    编辑:汀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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