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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观应、康有为、孙中山的的经济思想

    发布时间: 2010/6/9 16:58:00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国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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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思想体系最完整的理论家和热忱的爱国者。 
      郑观应是商人。先在太古轮船当大买办,后来又在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粤汉铁路出任CEO,显赫商界履历,让他在100多年前名震天下、一言一行便可震动晚清商界。 
      郑观应以《易言》和《盛世危言》两本巨著,影响了中国几代人;而作为一个误入思想界的商人,他表面上游刃有余,实则步履蹒跚,据说,郑观应的爷爷,这位广东中山的老人,年轻时“不屑以寻章摘句为能”。熟悉历史人物传记的人知道,这是科举不顺的隐讳说法。郑观应称他的父亲“夙承家学,读书过目成诵,藏书颇富”,可是,也没有取得功名,只成了一个村塾的教师。科举的梦,在郑家渐渐无奈地淡了,鸦片战争以后,洋商一批批地来,郑家的亲朋好友,一批批地成了上海的买办。郑观应17岁时,在科举之路上作了最后一次尝试,依旧落榜,只得去上海学做生意。从此,他的商业生涯扶摇直上,宝顺洋行、公正轮船公司,直到登上令人称羡的买办生涯顶峰——太古轮船总理(相当于总买办)。  买办并不稀奇,鸦片战争前后到解放前的100多年里,大大小小的买办,成千上万,郑观应资历虽老,地位虽高,财富却和他们中的“大腕”差得很远。郑观应在宝顺洋行、太古轮船时,本该是他拼命搂钱淘金的机会,可是,他却把宝贵的时间,拿来写书。他在这段时间写的《救时揭要》和《易言》,并不是如今功成名就的老板们的附庸风雅之作,而是大声疾呼他的“商战救国论”。当时的郑观应,身为洋行买办,却充满爱国激情和义愤。他愤怒地写道,“庚申之变(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目击时艰,凡属臣民,无不眦裂。”郑观应的老板,正是英国人,但他却毫不避讳地设计了一整套抗击英国的方略,“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试想一下,如果今天微软、英特尔、可口可乐的中国区总裁,出书痛骂西方公司的经济入侵,并且提出一整套战胜洋人的商战战略,那将会产生怎样的轰动效应?  有《易言》在前,郑观应随后从太古轮船,跳槽到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不幸的是,他遭受了太多官场的倾轧和挫折,一度因内部政治斗争被囚香港,此后退隐数年。退隐期间,这个失意商场、落败官场的书生,痛定思痛。1890年左右,他出版了更为著名的《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剂拯危于安的良药。 
      该书一出,朝野震动,各界人士纷纷争阅,求书者络绎不绝,以致一印再印仍不敷需求,甚至科场考试也常以书中所谈时务为题目。张之洞读了《盛世危言》评点道:“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以储才,可作金针之度”。礼部尚书孙家鼐将该书推荐给光绪皇帝,光绪读毕嘉叹不已,诏命分发大臣阅读。该书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界,而且惠及后世,如康有为、孙中山即颇受该书影响,毛泽东年轻时也经常阅读《盛世危言》。 
      笔者以为在盛世危言中有两大思想最为重要,这两大思想一个被孙中山继承,一个被康有为继承。 
      孙中山与郑观应同为香山县人。孙中山比郑观应小24岁,属于晚辈。1887-1892年间,孙在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毕业后在澳门行医。其时郑观应亦在澳门养病,两人多有往来,相谈甚欢。《盛世危言》中的《农功》一篇,是郑观应与孙中山合作的产物; 1894年,孙中山欲北上投书当道,行前撰写《上李鸿章书》,该文完整表述了孙中山的经济思想,他借用了《盛世危言》自序中一段话的大意:“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 孙中山略为变通,改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这四点被后人称为孙中山的“强国四策” 。 
      在经济方面,郑观应提出了著名的“商战”理论。他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遂采用“兵战”和“商战”的手段来对付中国,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法更为隐密,危害更大,主张“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只有以商立国,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他十九岁时拜南海学者朱次琦为师学习理学。他二十二岁那年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同年他游了一次香港,使他大开眼界。以后他又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这些书中对康有为影响最大的还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三大主张,在“变法”中主要讲的主要就是郑观应的商战理论,如孙中山一样,康有为对郑观应的商战理论进行了变通和完善,笔者认为,康有为的《上清帝书》最核心的一句,是“以兵灭国,国亡而民存,以商灭国,民亡而国随”,读到这里时,笔者被这句话深深吸引,可以说这句话真正的点透了商战的本质。  
      孙中山的“强国四策”和经康有为完善后的商战理论,到现在仍然不过时,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学者们一直陷入“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泥沼不能自拔,也白白浪费了中国太多的发展时机,如果他们抛弃其他一切理论,只是非常务实的宣扬孙中山的“强国四策”和康有为的“商战”思想,中国何至于此。领袖就是领袖,他们看问题往往很容易抓住问题的本质。 
      《中国大形势》一书节选 
        作者:翰啸

    编辑: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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