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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帝部落迁徙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发布时间: 2006/12/21 11:39:46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华文史网
    文字 〖 〗 )
     炎帝与黄帝一样,同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 、文明之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炎黄文化与上古史研究愈益受到学界关注,炎帝部族迁徙路线与活动地区,即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对此,有学者指出,炎帝发祥于宝鸡,后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再迁于山东曲阜,最后以120岁的高龄崩葬于湖南长沙茶陵(现改为炎陵县)。这种观点,大致勾勒出炎帝族活动地区和迁徙路线,但其中问题很多,值得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都于陈”之“陈”应作何解? 

    在有关炎帝记载的许多史籍中,都有炎帝“都于陈”和“其初国伊,继国耆”之语。我们先来探讨“都于陈”之“陈”字应作何解。目前,学界有三种看法:一指陈仓,即宝鸡;二指河南陈留;三指河南淮阳。我以为,我们应首先正确理解“都”和“国”的涵义。如所周知,炎帝生活的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其时是个无阶级的社会。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都”和“国”都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因此,炎帝时期的“都”和“国”,都不具有阶级社会中的涵义,而应是炎帝及炎帝族聚居的地区或主要聚居的地区。“都”和“国”的涵义即明,“都于陈”的“陈”字就不难理解了。 

    《国语·晋语四》说:“昔少典娶于有 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说黄帝、炎帝均为少典所生,这正如历史学一代宗师杨向奎先生所说:“‘少典’可能是姬姜两族联盟,融合成华夏后,加上去的‘共祖’。”[①]实际上,黄炎二帝各有来源,姬姜二姓原来也并不是一个氏族。“炎帝以姜水成”,倒是事实。姜水,按学术界的一般看法,就在陕西西部与甘肃天水地区相邻、处于黄河中上游渭水支流的宝鸡地区岐山县境内。这就是说,炎帝发祥于陕西宝鸡地区。再从考古研究看,正如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所说:姜炎文化在宝鸡一带“发现很多,更在考古学上得到印证”[②]。炎帝既发祥于宝鸡地区,就说明宝鸡是炎帝族最早聚居的地区。可见,“陈”即是宝鸡。 

    炎帝发祥于宝鸡后,带领其族人积极创业,在生产活动中,搞了很多发明创造,诸如培育粟谷,制作耒耜和陶器,发明医药,建立聚落,首创集市贸易,制作五弦琴,创立蜡祭和傩舞,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上,具有筚路蓝缕、开创基业的伟大作用。晋代史学家皇甫谧《帝王世纪》也说:炎帝“都于陈,作五弦琴”。可见。包括五弦琴在内的炎帝的发明创造,都是在“陈”地完成,“陈”就是今宝鸡。 

    《逸周书•尝麦》讲述了炎帝之臣蚩尤发动叛乱,与炎黄二帝大战于涿鹿的故事。于是有学者进一步说,炎帝自宝鸡带领族人自西向东迁徙,并定都于陈,即河南陈留。我们知道,发祥于宝鸡的炎帝距今6500年左右,而涿鹿之战距今5500年左右,两者相差1000年左右。显然此时的炎帝已不是发祥于宝鸡的初祖炎帝了。这里的“陈”已有另外的含意了。 

    《帝王世纪纂要》还说:炎帝“都于陈,迁曲阜,……在位百十四年,崩于长沙茶陵,子临魁践位”,接着又列举了临魁之后六位炎帝的名字及其在位年代。这一段叙述,问题很多。第一,如果把“陈”解释为河南陈留,或河南淮阳,那么,从炎帝发祥于宝鸡后,到“都”于上述两地中的任何一地,按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交通诸状况,都不是一位炎帝在位时所能完成的。第二,从炎帝都于陈到崩于湖南长沙,在位140年(有说120年),那么这位炎帝至少在世上活了150-160(或130-140)年,这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及人的总体寿命(在原始社会时期,一个人活到四五十岁恐怕都是极为罕见的)来看,也是不可能的。第三,按该书的说法,炎帝都于陈后传了八代,与一般史籍所说的炎帝发祥于宝鸡后所传八代是相矛盾的。由上可见,初祖炎帝“都于陈”之“陈”只能在宝鸡,不能与其后裔“都于陈”之“陈”同日而语。 

    我国祭炎历史悠久,据《路史•后记》:“黄帝所崇炎之祠于陈”。罗萍注说:“黄帝所崇疑在陈仓,故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畤,祠炎帝”。吴阳在今宝鸡市北的吴山之南。陈仓即是宝鸡,说明宝鸡是我国最早祭炎帝的地区。 

    综上所述,我认为,“都”和“国”一样,在原始社会中都是指先民族人聚居的地区,或主要地区,“都于陈”之“陈”字只能作“宝鸡”解。这是我们研究炎帝发祥和迁徙史时必须注意的,否则就会把炎帝本来模糊不清的历史变得更为模糊不清了。 

    二、山西上党地区是炎帝事业的繁荣阶段 

    有学者指出,现在全国范围内有炎帝古迹最著名的有三处:一为陕西宝鸡,二为湖北随县,三为湖南株洲市炎陵县。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全面,至少说明我们对山西古上党地区存在着大量炎帝遗迹、遗址群落或认识不足,或研究不够。我认为根据古上党地区至今还存在着大范围、高密集、体系完整的遗迹、遗址群落,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文献记载和碑刻资料,以及经久不衰的祭祀活动与民间传说,完全可以说,这里是炎帝事业的繁荣阶段。 

    炎帝部族在陕西地区发祥后,可能因族人人口日趋增多、生存空间狭小、自然灾害严重等方面的原因,炎帝及其一些支族,或向东北方的山西晋东南地区、或向东方的河北、河南中部,或向东南方的湖北、湖南等地区进行长达数百年的迁徙活动。 

    以今山西高平、长治二市为中心的晋东南地区(又称古上党地区),可称为炎帝部族自迁徙后的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地区。正如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所说:“炎帝神农氏,其初国伊,又国耆,合而称之,又号伊耆氏。”“伊”为今河南洛阳,可能是炎帝部落在迁徙中,自宝鸡先至洛阳,随后乘黄河冰冻,北上山西,将“耆”(今山西北黎城县)作为本部落的聚居区。 

    炎帝部落在古上党地区的生产活动,主要集中在百谷山和羊头山上。百谷山,一名柏谷山(俗称老顶山),位于长治市东北部十多里处;羊头山在今高平(古称长平)市神农镇北部,位于高平、长子、长治三市县交界处,因山顶巨石状如羊头而得名。两山山势高大蜿蜒,危峰秀拔,沟壑纵横,树草繁茂,气势宏伟,是先民理想的聚居地。 

    据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记载,百谷山“昔神农氏尝百谷于此”,今长治市黎城县宝泰寺(今废)所存隋代的一块石碑称,羊头山为“炎帝获嘉谷之地”。该石碑是全国范围内现存有关炎帝文化的最早的一块,应有极高的史料和文物价值。羊头山神农庙中一块唐天授二年(691年)的《清化寺碑》更说:羊头山“炎帝之所居也。……(炎帝)遍陟群山,备尝庶草;届斯一所,获五谷焉。……于是创制耒耜,始兴稼穑”。炎帝在其他方面的创造发明,与在宝鸡地区一样,无须赘述。值得注意的是,炎帝在宝鸡和百谷山、羊头山培种五谷、教民耕种的情形有所不同:相传炎帝在宝鸡创制耒耜、教民稼穑的忘我精神,感动了天上的玉皇大帝。于是玉皇大帝便派了一只神鸟,带上谷种,降临人间,把种子撒在炎帝部落开垦过的土地上,嘴里不停地叫喊着“布谷!布谷!”,提醒人们适时播种。不久,这些谷物先后破土而出,长出了稻、黍、稷、麦、菽五种谷物。此后,人们在炎帝的带领和指导下,种植和吃上了五谷。于是人们感激炎帝,称他为“神农”[③]。与宝鸡这种带有传说色彩相比,山西古上党地区的情况就显示出炎帝及其部落发奋图强、人定胜天的英雄气魄了:炎帝在羊头上尝百谷并“获嘉谷”后,就开辟了一块“五谷畦”,教民殖五谷百蔬,以后又推而广之,使炎帝部落和当地的人们都吃上了五谷粮食。人们感戴炎帝的功德,赞颂他为“五谷神”,并修庙建祠纪念他。这种在两地获得谷种和种植五谷的不同情形,至少说明,炎帝部落在山西古上党地区的生产活动超过了宝鸡,走上了繁荣发展阶段。 

    炎帝在古上党地区的活动和功绩,受到了后代人们的爱戴和封建时代统治者的敬意。这就是今天高平、长治两地有关炎帝遗址、遗迹范围之大、密集度之高的根本原因。在高平、长治两市中,高平市神农镇是炎帝遗址、遗迹群落的集中地。这里有炎帝陵、炎帝庙(神农庙)、炎帝行宫、神农镇。其中神农庙又有炎帝上庙、炎帝中庙和炎帝下庙之分。神家镇北的羊头山和长治市的百谷山、黎城县也有神农庙、神农城、神农井以及炎帝与其一家的活动遗迹。还有两块值得注意的碑文:一块是炎帝中庙的碑文,其中说,此庙“奉敕建立其来远矣,而创兴之始查不可考。重修则于(元朝世祖)至元之年……”。这说明炎帝中庙至迟“奉敕建立”于宋代,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另一块是高平市团池乡于1995年发现的刻有“高平县神农乡团池村”九个大字的碑文,说明早在北宋时期,高平市的团池村一带即被北宋政府定为“神农乡”。这两块石碑的存在,充分说明了古上党地区的炎帝文化区早在宋代(或宋代以前)就得到了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和中央政府的首肯和支持。事实正如著名历史学家、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俊义教授所说:“从上述长治市、高平市一带现存有关炎帝的遗址、遗迹看,其时间之久远、范围之广阔、密度之集中、体系之完整,都令人叹为观止。我们考察组一行由于工作关系,近几年曾到过目前国内炎帝遗迹相对集中的湖南炎帝陵、湖北神农架、陕西宝鸡神农祠、各地现有炎帝遗存,都不像长治、高平如此密集。[④] 

    以高平、长治两市为中心的古上党地区炎帝遗址、遗迹群落的存在及当地碑刻、传说的流传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炎帝部落在古上党地区的生产活动,使该部落走上了繁荣发展的阶段。 

    三、炎帝陵寝及炎帝部落迁徙 

    目前,全国范围内存在的炎帝陵只有三处,一是1993年4月宝鸡人依据炎帝去世后葬于宝鸡天台山莲花峰的传说,在常羊山上修建了一座松柏环绕、庄严肃穆的炎帝陵。此前,只有山西高平市神农镇和湖南株洲市炎陵县各有一座炎帝陵。 

    宝鸡为炎帝及其部族的发祥地,这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在1993年之前只有几处神农祠、神农庙和炎帝葬于天台山主峰莲花峰的传说。包括《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陕西省志》、《凤翔府志》和《宝鸡县志》在内的中央和地方志中均设有炎帝陵的记载。 

    而在以高平、长治为中心的古上党地区,不仅有如前述的数量众多、密集度高的炎帝遗址、遗迹群落以及碑刻资料;就连炎帝去世的经过,都可以从神农镇范围内许多村庄的命名反映出来。举例于下: 

    换马村(史书上也称“换马镇”):相传炎帝一日因误尝断肠草,体内疼痛难忍,至此地难以继续骑马前行,於是下马而改由人抬着走。炎帝去世后,此地便叫“换马村”。 

    北营村(原称“叫不应”):炎帝下马由人们抬着走后,病势不断加重,身边的人虽不断呼喊,但已无力回应。因此,当地人将此地称为“叫不应”,后来又演变成“北营村”。 

    卧龙湾,炎帝去世后,遗体停放此地,就叫“卧龙湾”,现在当地老百姓仍沿用此称呼。 

    庄里村(“庄里”为“装敛”的谐音):炎帝去世后,在此处装敛入葬。后来,此地演变为“庄里村”。 

    以上这些传说,寄托了人们心中对炎帝的热爱和敬仰,虽然不尽可信,但根据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根本原理,加之传说本身生动具体,内容丰富,给人一种如身临其境的感觉,不是任何无聊文人所能编造出来的。不然,全国的省、市、县成百上千,其他地方都无此说,而偏偏在高平神农镇有如此生动丰富的传说呢? 

    如果再联系到南宋人罗泌《路史》中的记载,黄帝封其后裔“参卢于潞(潞城县东北40里,距高平炎帝陵160里),守其先茔,以奉神农之祀”,则高平神农镇的炎帝陵至少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了。这样看来迁徙到山西上党地区的炎帝,很可能是自宝鸡发祥以来的炎帝部族的初祖,如此估计不错的话,那么明神宗万历三十九年(1611)立于炎帝陵前的“炎帝陵”碑就是合乎逻辑的,也是解释得通的。 

    湖南炎帝陵修建的过程是这样的:北宋初年,宋太祖为使自己从后周世宗手中抢得的政权具有理论基础,便奉炎帝为感生帝,于是遣使遍访天下古陵,这如同大海捞针。忽然一次梦中经神指点,在湖南茶陵县找到了炎帝陵,于是在陵前建筑有规模宏大的祠、坊。这虽然是传说,但此地建有炎帝陵确是不争的事实。 

    湖南为什么建有炎帝陵呢?原来,炎帝部族在自宝鸡向河南迁徙中,炎帝的臣属重黎(祝融)曾定居于今河南滑县东的北楚丘一带,其后裔又徙居湖北、湖南。如今湖南的炎帝陵安葬的很可能是其中一支部族的首领。但从时间上看,湖南的炎帝陵比山西高平的炎帝陵晚了四五千年。 

    除了湖北、湖南有炎帝传说、遗迹或炎帝陵外,南方很多省份也有一些纪念、敬仰炎帝的一些遗迹、传说,乃至民间风俗。这种现象的形成,能否说明炎帝及其部族的足迹也到过南方很多地方呢?目前,因史料不足,难以对此做出准确判断。前几年,赵世超先生用战国时期的“五行”学说解释这种现象。他说:“战国秦汉时期,社会影响力非常巨大的一种思想文化,就是阴阳五行说。”“当时民间也受到阴阳五行说的巨大影响,把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和阴阳五行搭配起来。”比如把五方、四季、五种颜色与五行相配,而且还给五行各配了一个帝:东方是太昊,西方是少昊,北方是颛顼,中央是黄帝,南方配炎帝。“把炎帝配成了南方之帝,所以南方才出现了炎帝崇拜”,“为了使大家在崇拜时有一个物化的对象和形式,所以就造了炎帝陵、炎帝庙”。据此,赵先生说:“我个人只承认炎帝文化的南迁,不承认炎帝族和炎帝本人从陕西迁到河南,最后又迁到湖南,葬在湖南。”[⑤] 

    赵先生的分析有其精辟的一面。但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炎帝部族在自宝鸡向东、向南迁徙过程中及迁徙后,确实建立了一些方国,申、吕、齐、许即是。申、吕均在今河南西南部,许在河南许昌,齐在山东。杨向奎先生指出:“申吕文化即属于炎帝一支,炎帝姜姓,申吕是其后裔。”“申先楚而王,本为一族,疆界相接,后申衰而楚继之称王,逐渐申楚为一,而申在政治、文化上实为楚之核心。”[⑥]杨向老的分析同样也是精辟的。楚国确为炎帝后裔所建,楚文化同样属于炎帝一支。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炎帝部族迁徙到南方是一个客观事实,而五行说的影响则为南方很多地方崇拜姜炎文化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陕西宝鸡、山西古上党地区、湖南株洲三处炎帝安葬处和陵墓的存在,确实反映了炎帝部族迁徙的轨迹。 

                              

    []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711月,第4页。

    [] 邹衡:《炎帝的原生地究竟在哪里?》,霍彦儒主编:《炎帝与汉民族论集》,三秦出版社,20036月,第2页。

    [] 霍彦儒、郭天祥:《炎帝传》,陕西旅游出版社,1999年,第93页。

    [] 王俊义:《山西长治、高平炎帝遗址考察散记》,《炎黄文化研究》第9期。

    [] 赵世超:《阴阳五行学说与炎帝文化的南迁》

    [] 分见杨向奎《论“以社以方”》,《烟台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李尚英整理《杨向奎教授论基础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第2期。 

    作者:李尚英

    编辑:汀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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