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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同龢-鹁鸽峰头墓草青 人物话旧重研评

    发布时间: 2006/12/30 10:23:54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思与文
    文字 〖 〗 )

    "老去虞山独闭门,孤臣功罪不堪论"。1904年7月4日(清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因主张维新变法而被罢黜的翁同龢在常熟虞山"瓶庐"去世,死后葬虞山鹁鸽峰祖坟。由于翁同龢生前曾是同、光两朝帝师、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权参机要,凡同光年间的重大朝政活动,诸如洋务新政、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以及有关对外交涉,等等,无不参与。梁启超盛称翁同龢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随着他的去世,对他的评论也随之而起,以致百年后的今天,人们对他在同光年间的从政活动以及去官原因仍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对翁同龢当年从政活动再作一番研评,将会进一步加深我们对近代中国以及翁氏本人的认识。

    两朝帝师翁松禅

    显赫家世

    翁同龢,字声甫,一字均斋,号叔平,又号瓶生,晚号松禅,江苏常熟人。1830年5月19日(清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生。出生名门,家世显赫,父亲翁心存,道光进士,咸丰、同治两朝大学士,早年任上书房总师傅,是咸丰帝、恭亲王奕訢、惠郡王绵愉的师傅,晚年入值弘德殿,授读同治帝。翁同龢的长兄同书,道光进士,官至安徽巡抚。三兄同爵官至湖北巡抚。翁同龢本人幼承家训,饱读诗书,文才出众,为1856年(咸丰六年)状元。同治初年,翁同龢的侄子翁曾源亦状元及第,另一个侄子翁曾桂官至浙江布政使。侄孙翁斌孙,光绪进士,官至直隶(今河北省)提法使。翁心存一家,父子入阁拜相,同为帝师;叔侄联魁,状元及第;三子公卿,四世翰苑,如此功名福泽,在晚清汉族官僚中实属凤毛麟角。

    宦海沉浮

    翁同龢自步入官场,凭藉父兄的荫庇,太后的恩宠和个人的品德才能,遂青云直上,成为家族中最为显赫的人物。先后担任刑、工、户部尚书,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协办大学士。1865年,他继父述志,入值弘德殿,为同治帝师。1875年光绪改元,次年再任帝师,授读光绪帝,他入值毓庆宫长达22年之久,对光绪帝的成长影响很大。

    翁同龢在担任帝师期间,多次奉旨参与政要。是晚清政坛上的关键人物。甲午战后,有见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王朝统治岌岌可危,援引康梁维新派,大力推动光绪帝维新变法,并代光绪帝草拟宣布变法的国是诏和开办京师大学堂的谕旨,是最高统治集团中惟一支持变法的大员。
    历史上凡是搞道德政治的,无不以政治上的失败而告终。慈禧和守旧官僚看准这一点,就在国是诏颁布的第三天,强令光绪下诏将翁同龢开缺回籍,以此削弱光绪,打击变法。9月,政变发生,翁同龢再遭严谴,将他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这是对他最大的侮辱。他在常熟度过了难堪的七年岁月,于1904年痛苦地离开人世,终年75岁。

    不废江河万古流

    翁同龢死后,他的诗文手稿、日记,在他的门生、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的大力推动下,从1917年起,先后分别由上海有正书局、涵芬楼以《瓶庐丛稿》、《翁松禅遗墨真迹》、《翁松禅相国尺牍真迹》、《翁松禅手扎》、《松禅遗画》、《翁松禅致张啬庵手书》、《翁文恭公日记》、《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等影印出版。他的部分诗词于1920年由他的门生陆襄钺出资,由武昌文华书局铅印行世。他的墓现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故居綵衣堂被列为国务院文物保护单位,辟为翁同龢纪念馆,向游人开放观瞻。

    与李鸿章的恩恩怨怨

    1886年翁同龢被任命为户部尚书,从这时候起,他与主持洋务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正式发生接触,开始了长达10多年的磕磕碰碰。

    第一次冲突

    翁、李第一次矛盾冲突是关于津海关少报鸦片厘金收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作为"洋药"合法进口,税厘并征,厘归地方,久成惯例。翁同龢任户部尚书后,很快发觉津海关道周馥在"洋药报销"中少报厘金,决定查处。李鸿章得知后,连忙派周馥携带他的亲笔信和巨款到京活动,企图"花钱消灾"。周馥两次前往翁宅"认错"、"忏悔"。翁同龢留下了李鸿章的信,但拒绝了周馥的"赠敬"。对于李、周的做法极为反感。"甚矣,皖人之护局也"。同光年间,一批湘淮人物由"功臣"变为疆臣,再由疆臣变为权臣。这些人一旦权在手,援引私人,厚结同乡,结党营私,朋比纳贿,跋扈骄狂,对当时和后来的中国社会曾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翁同龢最终没有给李鸿章面子,坚持严参,结果周馥丢了官。翁同龢受过传统文化熏陶,他与李、周的这次矛盾冲突多少带有彼此政治气质的不同。

    停开《海防事例》

    翁同龢任户部尚书的第二年,黄河在郑州决口。堵口要钱,盘头筑成至少需银600万两。户部一时无钱,最后想到李鸿章的《海防事例》。(事例即通常所说的捐纳,即卖官鬻爵。清政府每遇灾歉、河工、军务需费,往往出售部分官缺,由政府条定事例,规定价格,公开出售。北洋舰队常年维修费无着,李鸿章经奏准,开办了《海防事例》。)李鸿章对停办《海防事例》很不高兴。更令其恼火的是:户部在陈奏《筹备河工赈需用款办法六条》中,以"十余年来,各省购买军械存积甚多,铁甲快船,新式炮台,业经次第兴办"为由,要求自1888年(光绪十四年)起,沿海各省"所有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均请暂行停止,俟河工事竣,再行办理"。李鸿章认为这是翁同龢和户部其他官员存心卡他,有意同他过不去。据说他当时正向外国订购一艘快船,因此而被迫中辍,结果此船被日本人购去,这就是日本战舰"吉野"号。6年后,甲午战败,北洋水师覆没,李鸿章便以此事为由,推卸自己怯敌求和造成战败的责任。其实,在甲午战争前户部批拨给总理海军衙门、北洋海军的经费至少有650万两之多。仅淮军银钱所就存银800多万。所以,刘厚生说:"如果李鸿章真想购买快船,真的公忠体国,积极抗击日本侵略,何必拘泥于一定向户部索款?因此,不能以此推诿翁同龢之掣肘及任何主战之人也"。(《张謇传记》)

    弹劾开办华美银行

    与停开《海防事例》几乎同时,还发生了李鸿章私自与美商合资开办华美银行一事。李鸿章因洋务经费拮据,于1887年7月,指示盛宣怀、马建忠等人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同美商米建威在天津商定合资开办华美银行。从银行章程内容来看,该行美国资本居多,并由美国人担任银行总办,名为中美合资,实际是一家由美国金融资本"节制"、"以美国银元在华办事"的美国银行。如果该行办成,中国的金融、经济、贸易等将完全由美国控制。银行是国家大政,况与外国合资,事关国家主权,又与户部直接有关,翁同龢与户部侍郎曾纪泽等决定谏阻。由盛昱领衔,81名御史也联名上奏,弹劾李鸿章与美商合资开办银行是"欺君枉法",指责李鸿章派马相伯赴美借款是"丧心病狂,简直要卖国了"。(《马相伯年谱》)在内外舆论压力下,慈禧电令李鸿章中止银行筹办活动。在严谕面前,李鸿章不敢违拗。华美银行流产后,李鸿章对翁同龢等人十分恼火。

    为此,两人关系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甲午作战的是与非

    自清末民初以来,世人对翁同龢的从政活动评论较多的是有关他在甲午战争中主战的问题。

     谁挑起战争

    甲午战争本是日本一手挑起的,但奇怪的是,甲午战后一部分中国人不是去探究中国致败之由,而是纠缠于追究"主战"者的责任,对主战进行非议和否定。有说者谓李鸿章本不想与日本开战,全是翁同龢一手"逼""迫"造成的。任过袁世凯总统顾问的王伯恭说:"是时张季直新科状元及第,言于常熟,以日本蕞尔小国,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常熟韪之,力言战"。(《蜷庐随笔》卷一)淮系将领刘秉璋之子刘声木说:"日本本无侵占朝鲜与中国寻衅之意,均是翁同龢及一批清流所激成"。(《苌楚斋四笔》)这些说法均有违史实。日本人自己也承认战争是由他们挑起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说:"朝鲜土地,我亦不欲属诸人,即或中日修戈矛,我兵势必以天津为交锋",训令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不惜一切手段,挑起中日冲突"。(《蹇蹇录》)

    战争初期,不仅光绪主战,慈禧也主战,"并有不准示弱语"。在这种情况下,翁同龢表示"一定佐少主,张国威",全力支持主战。慈禧、光绪的主战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李鸿章战前两次检阅北洋海军的奏报。在帝、后看来,"海军成绩既大有可观,当日人之挑衅,何至不能一战?!乃允翁同龢辈之请而宣战"。不意在对日交战中竟一败涂地,这是帝、后以及主战派所不曾想到的。

    谁对战争负责

    10月以后,日本把侵略战火延烧到中国境内。原先主战的慈禧眼见自己生日之期日益临近,幻想早日结束战争,好举办她的六旬万寿庆典,于是转向主和。李鸿章在战争初期先是主和避战,继而避战求和。正如其亲信吴汝纶指出:"待到和战两无办法,只有埋怨翁同龢及其京官中的主战者,以为诿卸责任的地步"。(《李文忠公事略》)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而告终。梁启超说:"至其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之掣肘者半,由于李鸿章之自取者亦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不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亦半。彼其当大功既立,功名鼎盛之时,自视甚高,觉天下事易易耳。又其裨将故吏,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循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以故临机偾事,贻误大局,此其一因也"。(《四十年来中国大事记》)淮军的腐朽,将领的贪庸无能,李鸿章主和贻误战机,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因此,李鸿章对于战败实难辞咎。

    无稽的报复

    说者谓翁同龢之所以"逼""迫"李鸿章对日开战,是为了替乃兄翁同书当年在安徽巡抚任内被严参一事报仇。1862年(同治元年),翁同书因定远失守和办理寿州绅练仇杀事件不善,被曾国藩参劾,革逮下狱,判为斩监候。据说,曾的参折系出自李鸿章之手。(见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就事实而言,此说有两点质疑:一、李鸿章在翰林院时,是翁心存的门生,从封建道德角度来说,学生参劾老师的儿子不可能,即使曾国藩一定要他写,他也是要回避的,否则为清议所不容。二、据翁同龢日记记载,此折出自合肥文人徐毅甫(子苓)之手,日记说:"其诗集有指斥寿春旧事,……弹章疑出其手,集中有裂帛贻湘乡之作也"。(《翁文恭公日记》第十册)日记记于同治年间,明明白白写的不是出自李鸿章之手,为何要加到李的头上,并与甲午战争扯在一起呢?显然,所谓翁同龢借甲午战争对李鸿章"挟嫌报复"、"公报私仇"之说纯属无稽之谈。

    荐贤南海原为救国

    人们对翁同龢议论得较多的另一个话题是有关戊戌变法期间他与康有为的关系。

    举荐成为罪名之一

    戊戌政变后,慈禧在围剿维新派时,并未放过翁同龢,将其革职永不叙用。其革职的罪名之一就是说他曾举荐过康有为:"今春力陈变法,密保康有为,谓其才胜伊百倍,意在举国以听。朕以时局艰难,亟图自强,于变法一事,不惮屈己从人,乃康有为乘变法之际,阴行其悖逆之谋,是翁同龢滥保匪人,已属罪无可逭"。这里清楚地写着翁同龢"密保"康有为,谕旨当然不是胡编乱造,说明确有其事。

    翁、康的交往

    从翁同龢与康有为的多次交往,也能印证翁同龢确有荐康之举。在开缺前,翁同龢曾多次前往宣武门外的粤东会馆看望康有为。一次在1895年6月。这次往访适康有为外出未归,未能见到。待到康有为知道后,立即回拜。这次两人就变法一事作了长时间的交谈。康有为回忆说:"常熟锐意维新,而仆之说常熟亦颇犹西乡、大久保、木户之拥三条、岩仓、近卫而维新也"。把自己比作日本维新志士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而把翁同龢比作维新重臣三条美实、岩仓具视、近卫笃磨等人。一次是在1898年6月翁同龢开缺后不久,康有为及见常熟被放,甚为灰冷,对变法不再抱有希望,决定南归。翁同龢得知后,一天凌晨前往南海会馆,其时康有为尚未起床。翁同龢"排挞入汗漫舫",握住康的手:"告以上意拳拳,万不可行",要康留下,协助皇上变法。翁同龢的来访,使康有为大为感动,"感遇变法,且累知己,未知天意何如也"。"遂以感激之遇,不忍言去"。如果翁同龢没有向光绪举荐康有为,翁同龢不会如此再而三地苦劝康氏留京,否则令人费解。政变后,康有为流亡海外。1904年8月,他在瑞士从报上得知翁同龢去世的消息,心情极为沉痛,特作《哀词十四章》,又《哭常熟三章》,以示悼念。词中再次叙述了他与翁同龢交往的经过及翁同龢对他的举荐。"荐士劳推毂,追亡特枉事";"荐士岂闻才百倍,救公直欲赎下身"。在哀词自注中写道:"鄙人上书不达,束装南归,翁公晨下来追"。(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盛称翁同龢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民国改元,他回国后曾亲自前往虞山祭扫翁墓,对于翁同龢对他的举荐终生铭记。

    否认实为避祸

    对于翁同龢来说,他虽不赞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观点,认为他是"说经家之一野狐禅";也竭力反对康、梁的兵围颐和园之举,指斥为"鼠辈谋逆,陷我神明"。他之所以矢口否认自己有"荐康"之举,主要是为了避祸,他当时已被"交地方严加管束",失去了自由,随时随地有生命危险,害怕荣禄、刚毅一伙再找藉口对他狠下毒手。但私下里对"荐康"之举并未否认。在给廖寿恒的信中说他荐康完全是为了救国。"康、梁有经世之才,救国之方,此弟之所以冒万死而不辞,必欲其才能所用而后已"。(《关于翁同龢与康梁关系的一件史料》《光明日报》1955,7,21)

    失宠慈禧罢黜虞山

    1898年翁同龢的开缺,曾引起当时朝野的震动,人们对他开缺的原因众说纷纭。

    失宠于慈禧

    将翁同龢开缺回籍谕旨虽系光绪手书,但能否就此断定是出自光绪的本意?考虑到光绪当时的权力,若无慈禧的首肯,光绪还不能将翁同龢开缺,他的开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慈禧的态度。
    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在上书房行走时,曾授读过大阿哥(咸丰帝)。因为这一点,慈禧一直眷恋着翁家。祺祥政变后,慈禧首批下令起用被肃顺等迫害打击的人中就有翁心存,称其"品学纯粹,守正不阿"。同治帝进学后,又任命其在弘德殿行走,授读同治帝。翁心存去世后,对翁氏子孙更是大加封赏。对于翁同龢也是如此。先后任命他为同治、光绪的师傅,委以重任。据翁同龢日记,从1865年到1894年前近30年中,慈禧曾16次单独召见翁同龢。这在当时朝臣中极为罕见。但是这种情况到了1894年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是年10月,翁同龢以甲午战争正在进行、部筹款项为难为由,奏请停止太后万寿庆典"工程",一些御史言官也趁机纷纷上奏,呼吁停止庆典活动,移祝寿费为战费。在舆论的压力下,慈禧被迫颁谕,宣布"停办景点和宫中受贺"。然而从此在心中却对翁同龢恨之入骨,她恶狠狠地表示:"今日令吾不欢者,吾将使其终生不欢"。她立即对光绪、翁同龢及有关言官进行打击报复,从此,翁同龢失去了慈禧的宠信。

    受嫌于奕訢

    促成慈禧和光绪下决心将翁同龢逐出政坛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奕訢。

    奕訢在上书房读书时,翁心存是其授读师傅。凭着这层关系,奕訢对翁家给予了很大的关心照顾:翁心存的复出得自他的大力帮助;翁同书入狱后由斩监候改判谴戍新疆,后又留在甘肃军营效力,死后开复处分,全是奕訢一手安排的;乃至患有羊癫疯的翁同书之子翁曾源在1863年顺天恩种会试,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也无不是奕訢有意"栽培";翁心存去世后他又把对师傅的爱心移向对其子翁同龢的关心。是他提议,翁同龢两任帝师,入参军机,职掌多部,权参机要。当然,翁同龢对奕訢的提携也是深怀感激,在施政中表现了应有的忠诚。

    1884年军机大改组,奕訢被慈禧罢斥家居。光绪生父醇亲王执掌军机大权。作为光绪帝师的翁同龢此后逐渐将自己的忠心移向醇亲王。由于奕訢与醇亲王之间矛盾很深,因此奕訢对翁同龢的移情别恋,心存鄙视。

    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水陆皆败。朝内主持无人,翁同龢呼吁起用奕訢,扭转不利的战局。但奕訢复出后,并不主战,而是加速主和。他对翁同龢主战极为不满,翁同龢对奕訢主和非常失望。战后奕訢主持军机处,总理衙门,对翁同龢不再信任,甚至有时故意为难他,并对翁同龢产生恶感。世传1898年5月他临终前夕,当光绪询问有关用人之事,说他力诋翁同龢"居心叵测,并及怙权",决不可重用。如果此事属实的话,肯定会对光绪下令将翁同龢开缺一事产生影响。

    紧张的人际关系

    翁同龢"生平拘谨坦白,遂多忌者","人多以其为深沉,其蹉跌亦因此而起"。(《翁文恭公传书后》,未刊)平时"为人好延揽而必求其为用,广结纳而不能容异己"。(金梁《四朝佚闻》)与人议事,若有不合,动辄拂袖而去,或公开斥责,而不给对方以情面。潘祖荫在世时,尚能听其规劝,但潘氏死后,则无人矣。朝内大臣中与之融洽相处的甚少。张之洞与翁曾源同科,结为金兰之好,但翁同龢与张氏关系一直不好。李鸿藻与他同朝为官几十年,到了后来,彼此也合不来。至于徐桐,本是他在弘德殿的同值,共事多年,晚年两人行同路人,几不来往。他与荣禄为结拜弟兄,刚毅则是他的门人,之间在思想上虽说有新旧之分,但彼此早成宿敌。如此紧张的人际关系,对一个政治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失。

    翁同龢力主变法,也使他不为众多臣僚所容纳而处境孤危。翁同龢的变法主旨在救国图强,无疑代表了历史进步的一面,应当肯定。但变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权力再分配,它势必要危及到成千上万官吏的生计,牵动整个朝局。在多数官僚看来,他走得太远了。所以,有人说: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以前,"朝中守旧大臣皆忌之,呼翁为老奸巨滑"。

    作者:谢俊美

    编辑:汀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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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自立门户"与曾国荃的短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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