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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以来荒政史研究综述(上)

    发布时间: 2007/1/1 12:37:47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史学评论网
    文字 〖 〗 )

    我国自古以农业立国,但因所处特殊的地理位置、面临复杂的气候条件和拥有广袤的疆域面积,使我国成为各种自然灾害频频光顾的国度。在我们的祖先与自然灾害进行不懈抗争的同时,传统意义上的荒政也应运而生。所谓荒政是中国古代救济饥荒的法令、制度与政策、措施的统称。但是从更广层面上讲,在前者的基础上还应该包救济灾荒的实践活动、思想见解和具体办法等等。本文即是从广义层面对二十世纪以来荒政史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探讨(仅就大陆地区),力争从中发现某些规律性的认识,以求对当今社会的减灾救荒活动有所借鉴。

    一、以往荒政史研究的阶段性发展

    荒政问题自古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也是古代史学中经世致用传统的具体表现。自二十世纪以来,荒政史的研究经历了几个明显的发展阶段。

    上世纪2040年代,为其起步阶段。当时伴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和各种自然灾害的肆虐横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并激化。自然矛盾与社会矛盾相互交织,天灾人祸相互影响,成为伴随旧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现象。在此大背景下,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灾害问题发表过各种见解和看法,荒政史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随着更多的有识之士涉足于这方面的研究,相关论文和专著的不断涌现,荒政史的研究在三十年代达到了一个高潮。邓拓的《中国救荒史》可称得上是对此阶段荒政史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总结成果。1937年“七七事变”和抗日战争的开始,使得这种研究被迫中断。此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相关研究成果寥寥无几。

    二十世纪5070年代,是荒政问题研究的停滞阶段。在1949年后的学术研究中,因为史学研究的侧重点问题和政治环境的影响,荒政问题一直没有受到重视,荒政史的研究陷入了停滞,仅在六十年代饥荒时期有极少的几位学者对其进行了关注。“文化大革命”爆发到1979年,荒政史研究成果上一片空白。

    二十世纪80年代至今,荒政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8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日渐好转,人类对自身生存状况的更多关注,对减灾抗灾问题的日趋重视,尤其是19911998年两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的发生,学界对荒政史又重新给予了关注,并使其迈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荒政史研究的范围日渐扩大、视角逐步拓宽、方法更加多样化、成果也层出不穷,荒政史的研究又出现了一个新高潮。

    二、以往荒政史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就

    纵观上世纪来荒政史的研究成果,主要在以下方面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就:

    1、对荒政问题进行总体把握即对荒政问题宏观概括,总结其总体特征,并从历史角度审视其发展演变的轨迹。徐钟渭《中国历代之荒政制度》(《经理月刊》第21期,19361)对中国古代荒政进行了总体论述,认为荒政乃“一国兴亡之所系”,至周代时已大备,后世荒政原则上都不超出此时,仅略有变通。并从赈贷、平粜、蠲减、鬻爵、移民等方面分析了历代的荒政制度。邓拓的《中国救荒史》可谓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系统总结和论述我国历史上救荒经验和措施的学术专著,该书在分析中国历代灾荒史实之后,又从“天命主义的禳弭论”、“消极救济论”和“积极预防论”三个层面分析了历代救荒思想的发展,并考察了历代救荒政策的实施。李文海、夏明方《邓拓与<中国救荒史>(《中国社会工作》1998年第4 )认为该书“以其翔实的史料、缜密的分析、科学的历史观和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成为其中的扛鼎之作,并将中国救荒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此外,冯柳堂《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商务印书馆19939月影印第1)孟昭华《中国灾荒史记》(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1月第一版)等灾荒史著述对历代荒政措施也有粗线条的勾勒。李向军《试论中国古代荒政的产生与发展历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 )认为中国古代荒政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肯定已出现了雏形;秦汉至魏晋南北朝,逐步形成并得到初步发展;隋唐两宋,日臻成熟;从元代起,在继承前代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渐至鼎盛,清代是古代荒政发展的鼎盛阶段。

    2、总结荒政的时代特征荒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每个时代的荒政活动在荒政史上都有其特殊而重要的地位,这也是学界关注和重点论述的问题。就目前来说,学者们关注的是那些统治时间较长、政治上确曾出现过安定局面、荒政执行得比较好的朝代,如汉、唐、宋、明、清,而汉、宋、清又是关注重点。

    学界一致认为汉代荒政措施和制度已经较完备,对于抵御自然灾害、安定人民生活、恢复社会生产、稳定统治秩序都有积极意义。并对其特征、弊端、文化效应、建设原因等有所探讨。陈业新《两汉荒政特点探析》(《史学月刊》2002年第8)认为两汉荒政具有制度化和法律化、实施的程序化、经学印迹突出、措施掣肘于财政经济状况、效果受吏治状况制约等特点。在其《地震与汉代荒政》(《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3)一文中认为汉代政府救灾中的勘查灾情、监督救灾落实等举措都值得肯定。但存在赈济标准较低、救灾措施施行受政府财政状况制约、偏重统治阶级利益及救荒多为被动之举等弊端。张涛《经学与汉代的救灾活动》(《东岳论丛》1993年第1)认为经学对汉代救灾政策的制定、劝勉官吏进谏帝王重视救灾活动都有较大影响,但东汉末年影响日渐减小。晋文《以经治国与汉代荒政》(《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认为经学促使汉代统治者对荒政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并对其荒政措施也产生了较深影响,但最终决定成效高低的,还是当时的经济水平,统治者的腐败与否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刘少虎《两汉荒政建设原因析》(《湖南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6)认为以经治国的统治思想、以孝治天下的伦理原则及环保意识和生命意识的崛起,是汉统治者重视荒政建设的主要原因。他在《论两汉荒政的文化效应》(《益阳师专学报》2001年第1)中认为两汉荒政对整个汉代乃至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丰富和完备了汉代的礼乐文化,有利于封建统治秩序的道德化、规范化;促进了汉代思想文化的发达,使天人感应和阴阳灾异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实用性;既有利于汉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又影响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由此,对汉代荒政的评价,不能简单地视为迷信、欺骗。张文华、胡谦《汉代救荒对策论略》(《延安大学学报》2002年第3)汉代荒政也有论述。

    宋代荒政是中国古代荒政的转型阶段,学界有如下认识:华文煜《宋代之荒政》(《经济统计季刊》1932年第1卷第4)从增加食粮生产、调节食粮供求、减轻灾民负担等方面分析了宋代荒政,认为宋代对增加食粮生产之政相当注意,同时仓制在宋代荒政中占有重要地位。张文《两宋赈灾救荒措施的市场化与社会化进程》(《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 )将两宋赈灾救荒措施分为纯行政性措施、市场性措施与社会性措施,并考察了各自的发展演变过程,认为这一过程,反映出宋朝赈灾救荒措施的市场化与社会化趋势,即国家职能从独揽社会事务向调动市场、组织社会、参与经营的方向转变,也意味古代传统荒政的一次重要转型。康弘《宋代灾害与荒政述论》(《中州学刊》1994年第5 )对宋代防灾及救济措施也有阐述。

    学者们大都认为清代集我国古代荒政之大成,并将其发展到较高的水准上。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是论述清代荒政的专著,他从救荒的基本程序、救荒备荒措施、荒政与财政、荒政与吏治等方面对清前期的荒政进行了总体论述。认为“清代是中国古代荒政发展的鼎盛阶段”,但道光后收效甚微。李文海、周源《灾荒与饥馑 1840——1919》一书对清代荒政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救荒之弊也有论述。杨明《清朝救荒政策述评》(《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从救灾、发赈、减粜等十个方面分析了清代救荒的措施,并认为已往对劝输的评价有失偏颇,劝输确于赈务有济,起了一定的救急作用,并对世风民心的改善大有补益。对清政府确于灾荒实力救济。叶依能《清代荒政述论》(《中国农史》1998年第4)认为统治阶级高度重视、救灾措施制度化、救灾支出浩繁、办理赈务组织周密、立法严格、陟黜分明是清代荒政的特点。倪玉平《试论清代的荒政》(《东方论坛》2002年第4)从救灾与重建角度论述了清代荒政,认为其是历代封建王朝的集大成者,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也受国力强弱和吏治好坏影响。其《水旱灾害与清代政府行为》(《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6)一文与此结论相似。

    以上文章也分析了清代荒政存在的弊端,如赈济有阶级、种族、地区差别,各项荒政受益对象不同,国力强弱和吏治腐败影响了荒政作用的发挥,并指出,清王朝的覆灭与其后期自然灾害频发和驾驭自然灾害能力失控不无关系。此外,还有学者专门对清代荒政的弊端进行了研究,谷文峰、郭文佳指出清代荒政中的弊端一是社会政治因素导致的荒政弊端,二是救荒政策本身的漏洞。并认为,从总体上看,前清执行的比较认真,道光以后,荒政弊端丛生,有名无实。(《清代荒政弊端初探》《黄准学刊》(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吕美颐列举了清代灾赈中存在的弊端,又审视了清廷自上而下所采取的防弊措施,认为清代虽实现了赈灾的制度化、程序化、法规化,但因治标不治本,始终无法避免赈灾中弊病的滋生与蔓延。(《略论清代赈灾制度中的弊端与防弊措施》《郑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 )余新忠、杭黎方《道光前期江苏的荒政积弊及其整治》(《中国农史》1999年第4)对道光前期江苏的荒政积弊和政府的整治措施进行了分析,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社会尚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制可以有效地贪图私利的本性,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封建制度了事,应该从管理和技术上作理为具体深入的分析。

    此外,对其它朝代进行关注的还有:潘孝伟对唐代荒政的总体特征(《唐代救荒措施总体特征》《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减灾思想和对策(《唐代减灾思想和对策》《中国农史》1995年第1)、减灾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之关系都有论述(《唐代减灾与当时经济政治之关系》《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4)。王先进《唐代太宗朝荒政述论》(《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2)则从荒政角度论述了“贞观盛世”出现的原因。陈关龙《明代荒政简论》(《中州学刊》1990年第6)论述了明代荒政的特征和弊端,认为明末大灾难的来临是由生态危机触发经济危机所会崩溃的相互激荡,最终导致明王朝灭亡。李鸣《明朝救荒立法述略》(《现代法学》2000年第4)则对明朝以立法保障救荒的特色进行了分析。

    3、关注不同社会阶层在荒政中的作用救荒并非完全政府行为,它有赖全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因此,不同阶层的人物都在救荒活动中都做出过贡献,这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历代帝王、封建士大夫是古代社会荒政活动的主持者和倡行人,这自然是关注的重点。张天周《乾隆防灾救荒论》(《中州学刊》1993年第6)对乾隆防治思想和实际实行进行了考察,认为强调超前做好赈灾准备是乾隆抓荒政建设的突出表现。杨天保《朱元璋廉政救荒述评》(《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论述了朱元璋以廉政治理荒政、荒政廉政建设双管齐下的举措。白艳艳《从免租和赈灾看朱元璋的民本思想》(《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则从免租和赈灾角度分析了朱元璋民本思想的表现和成因。对各社会政治精英的荒政活动则侧重于各案研究,黄源澂《朱子在籍在官之救荒概略及其评议》(《国专月刊》1935年第1卷第1)对朱熹的救荒活动并进行了评价,认为朱子已自觉运用了今人的调查、统计和预算方法。贾玉英、赵文东(《略论朱熹的荒政思想与实践》《河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5)及邹枋(《朱熹的救荒论与经界论》《建国月刊》第10卷第1 19341 )对此也有论述。另外,对刘宰(刘子健《刘宰和赈饥—申论南宋儒家的阶级性限制社团发展》,《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34)、张之洞(卢世菊《张之洞赈荒述评》《武汉交通大学学报》1999年第2)、林则徐(王卫平、顾国梅《林则徐的荒政思想与实践——以汪苏省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农史》2002年第1)等人的荒政活动都有学者论评。

    对各社会阶层荒政活动的研究,则集中在商人、洋务派和外国传教士等几个典型代表上:商人在救荒活动中扮演着复杂而重要的角色,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赵全鹏、袁德《宋代的商人救荒思想》(《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认为商人在救荒活动中有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的一面,但在灾荒发生后把其它地区的粮食贩运到灾区,客观上起了救荒作用。因此宋代一些封建士人主张利用商人救荒,并为其创造条件。作者指出这种思想在宋代的涌现是区域性社会分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力量状大的结果。卞利《明清时期徽商对灾荒的捐助与赈济》(《光明日报》19981023)分析了徽商在明清时期捐助与赈灾的活动与作用,认为徽商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义举,为其商业的进一步拓展和丰厚商业利润的获得,打下了坚实基础。

    洋务派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进程中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对传统荒政的近代化也有其特殊影响,对这一点,学者们给以了较高评价。谢高潮《晚清洋务派恢复社会经济的荒政主张与活动》(《社会科学》1997年第4)认为其主张的农工商各部门相弥相补,发展大农业的认识有现代眼光。夏明方《洋务思潮中的荒政近代化构想及其历史地位——灾荒与洋务运动研究之三》(《北京档案史料》2002年第2)指出洋务思潮中出现了发展近代工商业和近代农业减灾备荒的趋向,试图建立一种官、商、民多种力量相结合的多元化、社会化的救灾备荒体系,使得中国救荒理论发生了革命性转变,但其实施还存有问题。王金香《洋务派与“丁戍奇荒”》(《黄河科技大学学报》1999年第2)也对洋务派在“丁戊奇荒”中的赈济活动和有益经验进行了关注。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2月版)对传教士的救荒活动曾有论及,但过分强调其利用赈济赢取人心的一面,评论也有失公允。夏明方《论18761879年西方新传教士的对华赈济事业》(《清史研究》1997年第2 )认为西方新传教士18761879年间对华的赈济事业,第一次将西方国家的救济事业引入中国,推动了中国独立自主的新型赈灾机制的诞生,也使得西方的传教事业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此外,陈彩琴、朱晓虹《论先秦诸子的抗灾赈济措施》(《史学月刊》2000年第3)对先秦诸子的救荒策略也有讨论。

    作者:邵永忠(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

    编辑:汀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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