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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任职考(三)

    发布时间: 2010/10/19 14:03:55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国史探微
    文字 〖 〗 )

     

    三 名隶龙凤、实已独立时期(1361-1367)
      龙凤政权于至正十九年(1359年)失陷汴梁,退守安丰,三路北伐大军或被击破,或生内乱,疆界日蹙,渐呈不支。朱元璋则于至正二十年(1360)在应天府城下击败劲敌陈友谅,实力蒸蒸日上,次年称公改制,从此虽名义上仍尊奉龙凤政权,实为独霸一方的割据势力,直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建立明朝。


      (一)辛丑年(1361)正月:吴国公
      实录载,至正十六年(1356)七月建省时,“诸将奉上为吴国公。”[90]而《纪事录》则载辛丑年(1361)“正月,亳都升上为吴国公。”[91]明朝官方一直沿用《实录》的说法,明末钱谦益据《纪事录》,参以时人在辛丑年之前称朱元璋为丞相、元朝以平章一官诱降朱元璋等事,认为“丙申之未开吴国,断可知矣。”[92]清初潘柽章指出,明初人宋濂、朱升称丙申年(1356)、丁酉年(1359)朱元璋为平章,“不闻其称吴公也。”又以戊戌年(1358)攻克婺州后许瑗仅称朱元璋为“阁下”、辛丑年(1361)宋思颜等称朱元璋为“主公”,“则知是年已开吴国矣。”[93]总之,他们皆认为丙申年(1356)“诸将奉上为吴国公”乃史臣讳辞,而《纪事录》所载辛丑年(1361)升吴国公则与时人称呼相吻合。
      《纪事录》作者俞本乃至钱、潘诸人,皆认为朱元璋之吴国公乃“升”来,即高出江南行省左丞相一职,得“开”国公府。按元制,品官皆有对品勋官和封爵,勋十等,爵八等,“若上柱国、郡王、国公,时有除拜者,余则止于封赠用之。”[94]其中上柱国是正一品勋,郡王是从一品爵,国公是正二品爵,皆得生前除拜,“吴国公”有可能是朱元璋任江南行省平章之初就可以得到的封爵,而不必等到辛丑年再“升”。
      晚至癸卯年(1363年)三月十四日,龙凤政权为朱元璋追赠三代:“曾祖考九四公资德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上护军、司空、吴国公。曾祖妣侯氏吴国夫人。祖考初一公光禄大夫、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上柱国、司徒、吴国公。祖妣王氏吴国夫人。考五四公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太尉、吴国公,妣陈氏吴国夫人。”[95]各种史料转引此段,文字颇多出入,但三代祖先均追封吴国公、妣均追封吴国夫人,则毫无二致。元朝规定:“正、从一品,封赠三代,爵国公,勋正上柱国、从柱国,母、妻并国夫人。正从二品封赠二代,爵郡公,勋正上护军、从护军,母、妻并郡夫人……封赠者,一品至五品并用散官、勋、爵……从一高。封赠曾祖,降祖一等,祖降父一等,父母妻并与夫、子同。”[96]按此规定,追赠三代时散官、职官按代递降,而勋、爵不降,龙凤政权追赠朱元璋三代,除曾祖勋官稍降外,其余均合元制。再参以“母、妻并与夫、子同”,可知当时朱元璋一定是以正一品官封吴国公。换言之,吴国公是朱元璋任官的封爵,并非高于其官职的称号。时人称其为平章、丞相,乃尊其官职,并不见得就没有得封吴国公。钱、潘忽视了国公乃品官封爵、而非高于丞相这一项来自元朝的龙凤体制,本文所引两篇拙文,也曾据钱、潘结论,推测元明之际史事,实欠细究。
      如此,《实录》所载丙申年(1356)朱元璋为吴国公,是否就曲折反映了他任从一品行省平章,故同时得封吴国公的事实呢?按,郡王、国公尽管是从一品、正二品高官的封爵,却并不一定在初任时即封,一般要等到积有功劳方可得,与推封或追赠一样,都是在升迁之外的赏功酬劳措施,且级别往往低于官品。俞本记朱元璋“升”吴国公,恰恰反映了朱元璋没有在任平章、丞相之初得封,而是在任丞相之后又立大功,方得封爵,时人哄传为“升”而已。
      俞本所记“升”吴国公在辛丑年(1361)正月,虽不能由钱、潘所列证据来证明,却可以通过当时朱元璋所部的制度变迁得到证明。《实录》载,辛丑年(1361)正月,“以佥院邓愈为中书省参政,仍兼佥行枢密院事,总制各翼军马。”二月,“改分枢密院为中书分省。”三月,“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命枢密院同佥朱文正为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中书省参议李善长兼司马事,宋思颜兼参军事……时枢密院虽改为大都督府,而先任官在外者尚仍其旧。以枢密院同知邵荣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同佥常遇春为参知政事。”四月,“以中书省参议李善长为参知政事。”五月,以“枢密佥院胡大海为中书分省参知政事,镇金华。”十月,“增置大都督府左右都督、同知、副使、佥事、照磨各一人。”年内,徐达转中书右丞 [97]。这些措置可以归纳为三条:高级武将改任职于行中书省,行中书省改统地方军队,设大都督府以处理军务。各地行枢密院改中书分省,高级武将以行中书省高官身份,辅以行中书省文官,镇守各地。大都督府之设,模仿元朝权相燕铁木儿,名义上继承行枢密院,其实高官基本上改任行中书省,其他武将也“仍其旧”,是一个虚位以待的空架子。但高级文臣兼任司马、参军,无疑意味着以往行中书省参议府的职能转移到了省外的大都督府。行中书省下设中书分省以统地方,而相当于枢密院的大都督府拥有一定军权,标志着朱元璋所部由行省体制过渡到模仿元朝中央政府的独立政权体制 [98]。
      这样重大的制度变化,必然来自朱元璋所部和本人地位的改变。对此,合理的解释是:朱元璋军于庚子年(1360)战胜陈友谅后,军威大振,故于辛丑年(1361)初封吴国公。龙凤政权已无力驾驭江南行省的事务,所以朱元璋以封吴国公为名,对所部机构进行了模仿元朝中央体制的更张。如此,朱元璋辛丑年(1361)初封吴国公,的确标志着朱元璋所部转变为名义上隶属龙凤政权、其实独立行动的一方政权。
      不过,在改任行中书省诸将中,代表郭、张二帅残余势力的邵荣任平章,地位直逼丞相朱元璋。面对高级武将纷纷进入行中书省,朱元璋将至少一部分军权转移到了大都督府,又迟迟不令武将在大都督府任职 [99],尽量保持了对军权的垄断。直到壬寅年(1362),朱元璋谋杀邵荣,才最终确立了独一无二的领袖地位 [100]。


      (二)癸卯年(1363)三月:中书右丞相
      封吴国公后,朱元璋军占领江西,在与陈友谅的殊死搏斗中占据了主动。与此同时,龙凤政权日渐衰弱,癸卯年(1363)初又遭张士诚袭击,遂向江南求援。三月初,朱元璋亲率主力出发,到安丰救出龙凤政权的小明王,安置到江北的滁州 [101]。上引龙凤政权追赠朱元璋三代,即发生在本月十四日。当时龙凤政权困守孤城,奄奄一息,要酬谢朱元璋救命之功,绝不会仅仅为其追赠三代,必然是在升官同时追赠三代。所以,朱元璋父亲被追赠的名目,一定就是朱元璋的新官衔:“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太尉、吴国公”。
      潘柽章引追赠三代条文,考为“开府仪同三司、录军国重事、平章、右丞相、吴国公”[102],明代后期的王世贞所记最为详尽,考为“中书右丞相”而非“平章、右丞相”[103]。潘氏所引省略了勋官和加官,不若钱谦益引《龙凤事迹》和时代较早的王世贞所记准确,“平章、右丞相”又不通,应以“中书右丞相”为准。
      按元朝制度,中书右丞相为正一品官、文武臣僚的最高名位,开府仪同三司是正一品六等文散官中的最高一等 [104],上柱国是正一品勋官,录军国重事是元代后期中书省丞相必带的加衔,太尉、司徒、司空是元朝中期因滥用而被元后期人所轻视的丞相加官,但元代中后期为人所重的太师、太傅、太保等加官,到元末已流为宰相免职后的纯粹荣誉性职位 [105],虽有刘福通称“刘太保”,却也不一定为群雄所重。张士诚降元,求封王不得,退而求三公,遂得太尉 [106],可见太尉才是元末最为人看重的宰相加官。总之,朱元璋至此位极人臣,按照模仿元制的龙凤官制,已经无可再升了。


      (三)甲辰年(1364)正月:吴王
      朱元璋军救出小明王后,赶赴江西,经数月血战消灭陈友谅,确立了在南方乃至全国的霸主地位。甲辰年(1364)正月,“李善长、徐达等奉上为吴王……建百司官属,置中书省,左、右相国为正一品,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三月,“定大都督府等衙门官制。大都督从一品,左、右都督正二品……各行省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置武德、龙骧……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107]按元制,正一品封爵为王,但只作追封之用,朱元璋生封吴王,无疑突破了龙凤制度。
      吴王是正一品封爵,还是完全抛弃旧制的藩王呢?龙凤政权在癸卯年(1363)送给朱元璋大量最高名衔同时,独于封爵一项尚存吝惜,只维持吴国公旧封。现在朱元璋灭陈友谅,再建殊勋,以正一品中书右丞相进封对品王爵,亦不无可能。但是,吴王已经“建百司官属”,中书省取代了江南行省,且文武大臣高踞中书省相国之位。中书省的右丞相之下,不可能再设一个中书省,所以,朱元璋此时定已不再任中书右丞相,而是专称吴王。朱元璋的身份已经是王而不是官,自然拥有任官命职的绝对权力,故可随意任命相国、修订官制,无需皇帝授权。
      吴王系自封,还是受封于龙凤政权的皇帝呢?吴王自开中书省、大都督府、诸卫亲军指挥使司,几与皇帝无异。但是,丙午年(1366)朱元璋军总攻张士诚,檄文开头说:“皇帝圣旨,吴王令旨。”[108]可见吴王在正式场合仍奉皇帝名义行事,必系皇帝所封,此时的朱元璋,仍为龙凤政权之一员。
      丙午年(1366)十二月,小明王乘船赴应天府,溺亡长江 [109],龙凤“正朔”遂绝,“丁未至正二十七年,乃小明王龙凤之十三年,改为吴元元年。”[110]一般史料将丁未年(1367)记作“吴元年”,但洪武元年(1368)正月初四日朱元璋即位,《纪事录》记此前三天,甚至所录朱元璋登极诏中,仍作“吴元二年”[111],可知“吴元元年”并非笔误。无论是貌似正式年号的“吴元”元年还是以国号代年号的“吴”元年,均不脱皇帝生前所封的“吴王”元年之意。吴元年七月间,群臣劝进,仍正式以“殿下”[112]相称,亦为旁证。
      但与此同时,朱元璋发布文告的方式却大有改变。吴元年四月颁给官诰,作“奉天承运,吴王圣旨”[113],八月通过中书省颁旨,作“中书省于吴元年秋八月二十四日钦奉吴王令旨”[114]。王世贞抄录朱元璋军出征北伐时的命令:“吴王圣旨:命中书右丞相信国公徐达做总兵、征虏大将军……前去征取中原等处城池……吴元年十月□□日。”[115]作者或点校者编排各条诏令时,多有顺序颠倒错乱处。此日期之前共三段,第一段为处理淮东军事,显系乙巳年(1365)事,第二段为处理山东事务,显系北伐军出发之后事,只有第三段即上引内容当属此日期。观诸命令日期,可知此“吴王圣旨”乃始于吴元年。“吴王圣旨”虽保留“王”之名号,“圣旨”一词却意味着朱元璋至少代理皇帝名义。
      朱元璋封吴王建中书省之初,文官之首李善长任右相国,武官之首徐达任左相国,仍按元制和龙凤制度,以右为上。吴元年(1367)十月,朱元璋改官制尚右为尚左,“改右相国为左相国,左相国为右相国。余官如之。”[116]这项变更顺应汉俗定官制,一改仿元尚右之制,可知朱元璋已正式以恢复中华者自居了。但十月所改尚不止此。改尚左后八天,《实录》提到李善长称“左丞相”,再过十天,明军倾国而出,北伐中原,大将军徐达称“右丞相”[117],相国似已改名丞相。不过,在《实录》十二月的记载中又称徐达为“右相国”,在新定即位礼仪中则有“丞相以下百官”之语 [118],此后所有记载均称丞相。总之,《实录》未明载相国改名丞相之事,似乎无关紧要,甚至可以混用互见。但《纪事录》却详载:朱元璋军出军北伐的十月二十日,“升左相国李善长为中书左丞相、宣国公,右相国徐达为中书右丞相、信国公”[119]。国公之封在此之前,俞本所重者,在相国“升”丞相。按,相国之名本为丞相俗称,秦汉也曾为正式职官,且名位一般重于丞相 [120]。朱元璋等人不可能体及此等深意,且元末曾有人以“相国”尊称时任行省平章的朱元璋 [121],可知称王时所设相国,名位稍低于丞相,标志着吴王下设中书省与皇帝下设中书省之间的微妙差距。俞本所记官职,与上引《实录》、王世贞抄录“吴王圣旨”吻合,事当属实。即朱元璋在改官尚左后,把中书省相国改称丞相,从而把吴王下属的中书省升格为皇帝下属的中书省,所以给低级军官如俞本者以深刻印象。
      总之,朱元璋在小明王去世后,改次年龙凤年号为“吴元”,发布命令由令旨改称“吴王圣旨”,到吴元年(1367)十月,改官尚左,同时改吴王下属的相国为皇帝下属的丞相,从而消泯了与龙凤政权的最后一丝联系,任职经历就此不了了之。

    编辑:李瀛慧

    朱元璋任职考(二)
    朱元璋任职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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