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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孙权

    发布时间: 2007/1/22 16:40:56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湖北天空网
    文字 〖 〗 )

    孙权(182-252),中国历史上一位有所建树的军事战略家和对江南经济开发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三国期间吴国皇帝。其家系传承,已不可究。只知自孙坚上溯数代,都在吴地为官,因而“家于富春”,所以史称富春人。

     

        一、受命于猝然之间

     

    孙权得有一方天下,是在其父亲孙坚和兄长孙策业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孙坚(157—193),“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官至豫州刺史,是东汉末年最为坚决的不妥协的反对董卓的斗士。军阀混战期间,站在袁术一边,进伐刘表时被江夏太守黄祖的士兵射死。孙策(175-200),继承父业,“创基立事”,是当之无愧的“有吴开国之主”。所以,孙权说:“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①

     

    孙权少年时期即身临前阵,习练军政之事,既长成人,政有卓见,军善韬略,艺有多能,学有所得。

     

    建安五年(200)四月,孙策伤重而亡。当时,江南局势很不稳定,“孙策莅事日浅,恩泽未洽,一旦倾陨,士民狼狈,颇有同异。”②地盘虽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江、庐陵六郡,“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③。而且孙氏家族内部也不无觊觎权力的人。比如,从兄孙暠就想乘机夺权。孙策死前,深恐创下的基业付诸东流,急把张昭等叫到跟前嘱以后事。对张昭等说:“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

     

    孙策盛年而逝,事来突然。孙权只有19岁,然能处事不惊,很快稳定局势。张昭、周瑜等认定孙权可以与之“共成大业”,因而“率群僚立而辅之”,有力地加强并巩固了他的地位。

     

    孙权虽然年轻,但颇知为政之要,既掌权力,立即把使用和提拔文官武将作为一项最重要的事情来抓,从而有效地将大家团结在自己周围。这就是史所称道的“待张昭以师傅之礼,而周瑜、程普、吕范等为将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鲁肃、诸葛瑾等始为宾客”的初步格局的形成。同时,任用、提拔了一批地方官和武将,破格擢用年轻人。

     

    二、立国基,两手对山越,全力讨不从

     

    孙权统事,甚知轻重之机。他继承兄长遗志,首先把立国江南具有决定意义的两方面的大事付诸实施:“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④

     

    历史记载,江浙闽粤之地,广为春秋时期的越国后人所居,部族聚落甚多,因称百越。山越,则泛指居住在山地的越族人。越族人自从楚灭其国后,始终没有再次建立起一个统一的越族政权。部族丛立,遍布东南各地,互不相属,汉亦不能尽控。时而内附,时而反叛,时而为诸侯所用,时而自相攻伐。建安期间,天下混乱,诸侯争雄,两越旧地以及内徙越民,不仅有乘机拥兵起事者,而且普遍立寨固垒,自建武装,不听地方政权的管辖。

     

    孙氏兄弟试图立基江南,不解决地方武装和山越的反抗,处理好同土著山民的关系,便难以建立和巩固政权。所以,孙策、孙权兄弟都把镇抚山越作为重要问题对待。

     

    孙权镇压山越的军事行动,可谓贯彻始终,但大的行动主要发生在建安八年至十三年间(203-208)、十八年(213)、二十一年(216)以及称帝后的嘉禾年间(232-237)。他采用两手并用的政策,时有过杀之为,是不应该的,但其“强者为兵,羸者补户”的措施对于增强国力、稳定社会、融合民族关系、开发江南经济都收到了好的效果。

    “讨不从命”也是立国的根本。他先后讨伐了“不肯事权,而多纳其亡叛”的庐江太守李术,有效地巩固了孙氏的既有地盘;解除堂兄、平南将军、交州刺史孙辅的兵权,遏制了家族内部谋夺权力的欲望;杀了曾经是汉室朝廷任命的吴郡太守盛宪,并悉诛其所举孝廉妫览、戴员及其余党的叛乱,大张自己的权威;三次出兵征黄祖,终于世仇得报,远慰先父在天之灵,近成兄长未赏之愿。不几年,西剪刘表,拓疆扩土,实际控制线便越出扬州六郡,深入荆州,为以后夺取并拥有荆州,奠定了有利基础。

     

        三、善度大局,能屈能伸对曹魏

     

    孙权的功业不及曹操,思想内涵也不如曹操那样丰富,但其权谋,以及御将、用人等诸多方面都不乏过操之处,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军事战略家之一。曹操所谓“生子当如孙仲谋”当属肺腑之言。

     

    他执政50余年,如果从其战略重点观察,对于曹魏,可谓是善度大局,两手交用。当他需要自保和全力对付刘备的时候,不惜“屈身忍辱”,请降称臣;当他的战略目标不再是刘备而是保江南而谋帝王之业的时候,则虚为委蛇,或断然以兵相抗。孙权对于曹魏的战略明显地表现出几个重要的历史转折。

     

    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为一大变。此前,主要在江南拓土固疆,镇抚山越,讨伐不从,巩固政权。目标是驰骋江东,觊觎荆州,谋划实现鲁肃所献“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的“帝王之策”。⑤因此,他同其兄长一样,公示于天下的态度是忠于汉室,而不北向示兵。既至曹操大军南下,生死存亡之机,投降没有出路,决计抗操,因此他做出了联刘抗曹的正确决策。赤壁之战,一举成功。

     

    建安二十二年(217)战略又一大变,他把刘备作为主要敌人,首次派出使者“诣曹公请降”;二十四年又“笺与曹公,乞以讨(关)羽自效”,并向曹操“上书称臣,称说天命(即劝曹操做皇帝)”;继而,“卑辞奉章”,向曹丕称臣。诸此,虽属“屈身忍辱”,但意义重大,确保了擒杀关羽、夷陵之战的胜利,把刘备的势力彻底赶出荆州,扩大并最终奠定了吴国封疆。

     

    黄武元年(蜀章武二年,222),刘备败归白帝,吴蜀战争结束,孙权战略再变:对魏虚为委蛇,再谋吴蜀联合抗魏。曹丕对吴,与盟不得,征质不至,感到了对自己权威的挑战,兵分三路征吴。孙权面对魏军来势汹汹,又加“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内外交急,再次主动求和。但没有得到曹丕的允许。

     

    黄武五年(226),他乘魏文帝死的机会,主动出兵扰魏,随即展开了新的又一轮战争。虽然失利,但标志着双方关系发生了根本的转折。他不再向魏称藩,永远结束了称臣的历史,而积极把自做皇帝的目标提到了日程上。

     

    黄龙元年(229),孙权在武昌即皇帝位,派出使节“以并尊二帝之议往告于(蜀)汉”,与蜀“中分天下”,竟然把魏国的地盘也预为瓜分了,表示了对魏的不承认。从此开始了吴魏两国20余年的大都以吴为主攻方的互相攻伐战争,虽然收效不大,甚至有时严重失利,但吴蜀配合,有效地抑制了魏国南向用兵,为封域内的稳定和经济开发提供了有利条件。

     

    孙权的以战略利益为出发点的两面性决策,有力地影响了三国关系和中国历史进程。历史证明,三国期间的规模化战争,魏蜀之间相对有限,吴蜀之间也仅有夷陵之战,而更多的是发生在魏吴之间。至于非规模化战争,则更是大多发生在魏吴边界。所以说,三国战争主要是魏吴之间的战争。孙权北抗曹魏,抑制住了曹魏谋得江南而统一全国的军事行动,确保了吴国的独立,并策应了刘备、诸葛亮的北向用兵,为蜀汉的军事存在和偏有一州提供了条件;“屈身忍辱”面对曹魏,保证了擒关羽、驱刘备的成功,为统一江南,拥有荆、扬、交提供了保障。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国鼎立的局面,不是曹操所愿,刘备、诸葛亮占有益州及其后来的关陇用兵对于曹魏军事行动虽然起了重要抑制作用,但相对来说是有限的,而主要是孙权两手应对曹魏获得了成功,从而最终形成了这样一个历史局面。

     

    四、谋大业,把刘备势力赶出荆州

     

    孙权的重大战略目标是:“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为了这个目标,他必须“进伐刘表”,争夺荆州,进而“渐规巴、蜀”。

     

    赤壁战前,孙刘两家,为了共同利益而各怀异志地结成了临时联盟。既至战争结束,矛盾立时显现出来。

     

    吴人认为曹操是他们打退的,荆州辖地理所当然地应该归吴所有。因此在如何对付刘备方面费起周折来。初期办法有二,一是限制刘备的活动空间。史载,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给刘备。所谓南岸地,就是南郡之长江以南的地方,范围很小;二是试图将刘备羁縻于吴。《三国志·周瑜传》记载,刘备为求土地,到京口(今江苏镇江)见孙权。周瑜、吕范等一班武将纷纷建议孙权把刘备扣留下来。鲁肃不同意他们的意见,认为孙权“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刘)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⑥

     

    孙权没有完全按周瑜和吕范的意见办。刘备也并没有被他们设的限制所束缚,而是乘周瑜与曹仁相持之际,南征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并自为荆州牧。刘备征有江南四郡以后,坐地日大,势力渐强,使孙权感到威胁。但孙权又知道,严重的危险依然来自北方。因此,他对刘备也施以两面政策。《三国志·先主传》说:“先主(刘备)为荆州牧,治公安。权稍畏之,进妹固好。”“进妹固好”是他的第一手。

     

    孙刘联姻结好,双方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后顾之忧,得以自谋新的进取。但他们始终都没有把对方看作是可靠的朋友。荆州的归属,始终是双方斗争的焦点。刘备在荆州的势力存在,制约着孙权的进一步发展。周瑜死后,孙权采用了鲁肃将荆州部分地区“借给”刘备的策略。所谓“借荆州”,含义不尽准确,容易忽视问题的另一面,其实质是在“借地”的名义下,试图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刘备的占领区内,从而达到制约对方和把荆州的辖属权划归到自己名下的目的。

     

    怎样把刘备赶出荆州?孙权曾想了一个一石二鸟的策略——联合刘备共同取蜀。刘备自然不答应。继而,他又利用刘备西入蜀而荆州兵力相对削弱的时机,夺荆州三郡地,自置长沙、零陵、桂阳三郡长吏,建立自己的地方政权。遭到关羽的抵抗。最终,两家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

     

    建安二十二年,孙权做出了一项重大的战略决定:联曹制刘,派出使者“诣曹公请降”。建安二十四年,刘备自称汉中王。关羽在刘备、诸葛亮的战略指导下,向曹操的军队发动了进攻。水淹七军,于禁投降。孙权感到了关羽的威胁。因此“笺与曹公,乞以讨羽自效”,甚至“上书称臣”,劝曹操做皇帝。

     

    孙权既与曹操达成谅解,立即开始谋划攻取江陵的行动。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擒杀关羽。随后,遣抚远将军陆逊“别取宜都,获秭归、枝江、夷道,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至此,孙权便把荆州诸郡,除了曹操控制的南阳以及江夏、上庸等部分地区外,全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夷陵之战,彻底把刘备势力赶出了荆州。

     

    黄武二年(蜀章武三年)四月,刘备死了。刘禅继位,诸葛亮主政。诸葛亮“深虑(孙)权闻先主殂陨,恐有异计”,遣使“重申吴好”。孙权又“遂自绝魏,与蜀连和”。战略又一大变,吴蜀相互配合,共抗曹魏,直至蜀亡。

     

    此等军事战略的应时而变及其成功,体现出一个军事战略家的才智。

     

    五、巩固权力,专制军国大政

     

    1. 不用鲠臣为相

     

    孙权于魏黄初二年(221)被曹丕封为吴王,次年自建年号黄武,并且按照汉初制度自置丞相。孙权设相,不同于曹操,也不同于诸葛亮。用现代语言做个不尽恰当的比喻:曹操、诸葛亮搞的是“内阁制”,君主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甚至是丞相股掌之中的傀儡;孙权搞的是独裁“君主制”,大事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丞相职掌仅在“助理”而已。

     

    孙权的第一位丞相叫孙邵。孙邵名不见《三国志》列传,姓孙,但非宗室。曾为车骑将军长史,参与撰定朝仪。为相数年,史籍除记其因受张温、暨艳案牵连而主动“辞位请罪”外,寸功未及,足见他没有做出过有什么重大影响的事情来。当时,群臣都认为应以张昭为相,孙权就是不用。孙邵之后,大家还是推举张昭为相,孙权依然不用。除了政治原因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为了免用鲠臣,防止掣肘。正如孙权自己所说,“此公性刚,所言不从,怨咎将兴,非所以益之也。”⑦然后,顾雍为相19年。顾雍其人,一是“不饮酒,寡言语”,二是不争己功,三是很会顾及孙权的面子。他不争权,不凌主,甚得孙权放心、欢心,所以平平安安地做了19年的丞相。顾雍死后,孙权索性任命远离朝廷、长期驻扎在武昌的陆逊、步骘相继为相。陆逊“虽身在外,乃心于国”,是位既有能力,又很谦逊的人。然而,孙权让他继续“领武昌事如故”。陆逊不居庙堂,自然是难以“总司三事”、身兼“内外之任”了。所以,陆逊没有成为“助理万机”的真正意义上的丞相,大权依然完全独掌在孙权手中。陆逊刚刚做了丞相便因废立太子事同孙权发生了严重分歧,只做了一年名义上的丞相,便即受到孙权的“责让”,“愤恚”而死了。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孙权没有置相。直到赤乌九年,才又任命又一个远离首都的骠骑将军步骘为丞相。当时,步骘“都督西陵(即夷陵),代陆逊抚二境”,而且是上了年纪的人。步骘既有战功,又有为政之能,突出特点被当时人概括为“恭而安,威而不猛”。因而很适合孙权的丞相人选。然而,步骘甚知孙权为人,为相以后反而很少过问朝廷大事。历史记载说,步骘“代陆逊为丞相,犹诲育门生,手不释书,被服居处有如儒生”。⑧步骘做丞相不到八个月就死了。两年后,孙权以新任骠骑将军朱据“领丞相”。朱据,颇受孙权器重并娶公主为妻,本为心腹。然而,刚刚受命不久便牵涉到太子与鲁王之争中,他“拥护太子,言则恳至,义形于色”。孙权一怒之下,将其先贬为新都右丞,随后又赐死于赴任途中。⑨

     

    2. 临兵设督,不置长久性军帅

     

    孙权同曹操、刘备一样,为王为帝,从不放弃总统军事的权力。他虽然没有像曹操那样明确表示决不放弃兵权,也没有像刘备那样亲手具体指挥大规模的决定性的战争,但始终把军事的最高、最终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一,各将军互不相统,直接向自己负责。孙权封王以后,广设名号将军、杂号将军,并对稍有战功者即予一般将军的称号;及至称帝,则比照汉制,频以最高最好的名号加封各将军。但孙权并没有给他们“专征伐”的权力。各类将军,包括各种名号将军、杂号将军、裨将军,甚至都尉、校尉,都不固定地直属于某一高级将军,而是听从孙权的调遣,直接向孙权负责。

     

    第二,临兵设督,战役结束帅职自销。孙权自己直接指挥过几次战役,有的是成功的,但大多数不算成功。一些大的著名战役,都是临战命帅取得的。他的突出贡献是,选人得当,既付实权,决不掣肘。所以,军帅虽为临授,但有实权,非常利于发挥主将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战事结束,或调离,帅职自销,避免了“尾大不掉”的毛病,确保了军权的集中。

     

    3. 地方上实行军事统制制度

     

    中国封建时代,决定全国性的征伐和跨越地方行政区域作战的权力概归中央,具体的军事行动则由朝廷任命的将军、都督、中郎将、校尉等实施。地方上实行军政统一制度,行政长官就是这一区域的军事长官。他们非受特命或应邻境之约,原则上没有越境作战的权力。如两汉时代的郡太守和县令长,分别都以自己的行政官职统率本地区的军事力量,以政主军,以政统军。郡县中虽然都设置由中央任命或认可的军职,但他们都是行政长官的属官,均应接受郡守或县令的领导。孙权施行的是一种不完全相同的体制。他改变了地方上传统的以政统军的制度而实行由中央任命的高级将领统制地方。这是一种军管性质或准军管性质的体制。这种体制,在他的兄长孙策时候已经开始了。孙权继承、推广了这一做法,成为吴国制度。比如南郡,赤壁战后,偏将军周瑜领太守,后来左护军、虎威将军吕蒙领太守。蒙死后,绥南将军(后迁左将军、大将军)诸葛瑾,长期领郡。瑾死,其子奋威将军诸葛融“代父领摄”。

     

    “以军统政”,是一种军事统制制度。这种制度,有很大的危险性,极易形成军事割据,削弱中央权力,酿成地方武装冲突。但孙权没有让它形成这种局面,而是靠其相对高超的驭将能力,让它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可以较快、较好、较稳地控制地方,平叛制乱;二是便于将领越行政区界作战,追歼敌人;三是便于军事的大规模或较大规模的调动。比如,陆逊为大都督抵抗刘备,孙权便可将已经做了太守的诸将军朱然、潘璋等调到前线,成为陆逊的属下。

     

    六、峻刑法,“法令繁滋,刑辟重切”

     

    晋人陈寿认为,孙权“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这是有事实根据的。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治史者不应不注意到封建时代一切有作为的独裁者往往都是善于恩威兼用的人。孙权也算得上是这样的人物。他善于施恩,文武大臣愿为其用,甘为其死;他善于用威,统治东吴50余年,没有权臣当政,也少有乱臣贼子窥其位,大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峻刑苛法、果于杀戮固然不可提倡,但它对于巩固孙权的权力是非常重要的。当然,由于他“性多嫌忌”,的确是错判、冤杀了一些人;法网过密,使普通小吏和黎民百姓长期处在高压政策之下。

    孙权时期的具体立法,史记甚少,大都无从查究。但立法严峻、刑辟重切、请求宽刑一类的议论,不绝于书。如陆逊劝孙权“施德缓刑”,张昭、顾雍等认为“法令太稠”;太子孙登临终上疏说“法令繁滋,刑辟重切”,劝孙权“宽刑轻赋,均息力役,以顺民望。”⑩

    这些议论,足以证明其法网过密、执法酷烈的严重。而且是前后一贯50年。但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仅从一些记载不太详细的个别立法和个案处理以及出土简牍中便可略窥一斑,如:长吏在官,不得奔父母之丧,违者,判死刑;违诏无功者,杀;督将亡叛,士兵逃匿,杀其妻、子;图逆不轨者,夷三族;夸大战功者,罪徙边远;公务失误者,行“自坐”之法,等等。

     

    孙权“果于杀戮”,主要是针对诛杀朝廷大员说的。嘉禾、赤乌年间尤为严重。但相对来说,孙权诛杀大臣并不很多。他始终坚持优赏为主,除迫于社会和舆论压力杀了品级不太高的选曹尚书暨艳和中书吕壹,以及几个涉案两宫之争的大臣外,基本上不采取极端的手段。

       

    七、重吏治,改弊政,两次改革失败

     

    孙权在黄武年间(222-228)和嘉禾(232-237)至赤乌初年进行过两次改革,一次是由暨艳、徐彪主持的针对“贪污在位”及中央机构“浊混淆杂,多非其人”的吏治改革,一次是由吕壹、秦博主持的以“榷酤障管”等经济问题为由针对官吏营私舞弊以及“吏多民烦”的反腐败改革。两次改革都以失败告终,孙权不得不杀了主持人以平众愤。

    暨艳、徐彪试图改革弊政的出发点没有什么不对,得到了孙权的支持。但其指导思想和办法都是错误的。情绪激进,脱离实际;手段过烈,树敌太多。因而引起社会动荡,遭到陆逊、朱据等重臣们的激烈反对,纷纷“竞言艳及选曹郎徐彪,专用私情,爱憎不由公理”。11为了平抑众怒、稳定局面,孙权将暨艳、徐彪赐死。

     

    吕壹改革是孙权统治时期最为轰动的政治大案。这是孙权在暨艳失败改革后,试图以经济问题为突破口的又一次吏治整顿。手段之厉,朝野震动。《三国志·顾雍传》说:“吕壹、秦博为中书,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壹等因此渐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诬,毁短大臣,排陷无辜”。

     

    吕壹等职级并不甚高,但他得到了孙权的支持,有恃无恐,再加小人得志,猖狂无度,便把事情搞糟了,做过了头,使得局面不可收拾了。太子孙登带头反对,丞相顾雍等“皆见举白”。

     

    做过了头的政治举措,即使出发点无可非议,最终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这次改革行动,特别是到了赤乌初年,弊端已经充分显现,被压抑的朝廷重臣又纷纷出来说话。陆逊、太常潘浚“同心忧之,言至流涕”;骠骑将军步骘连连上疏,全面极论改制之非。朝野上下一片反对声,名义上直刺吕壹,实则指向孙权。这样,折腾了近十年的时间,尽管目的本无可讥,但终于不能再搞下去了。据说,孙权“亦觉悟,遂诛吕壹”,并且“深以自责”。

       

    八、广屯田,宽征赋,开发江南经济

     

    江南经济的开发,相对较晚,吴国经济的发展是我国南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孙权的诸多经济措施对江南的开发发挥了重要作用。

     

    孙权自建安五年(200)受政统事,50余年间,大体可以分作前后两半。其前半时间,主要精力放在军事上,强调经济对军事的保障,实行酷烈的强制经济政策,基本上很少重视经济的改善措施。因此,江南经济虽有一定开发,但不显著。后半时间,大规模的战争相对少了,朝臣们请求减赋轻役、勿夺民时的呼声高了,虽然役繁赋多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但黄武五年(226)孙权终于下令“宽息”、“增广农亩”。这标志着他思想和经济政策上的一些重要建树和转变。嘉禾三年,颁布了第二次有关减免征役赋调的诏令。赤乌三年,颁布了第三道和第四道诏令,制止“侵夺民事”、“开仓廪以赐贫穷”。

     

    孙权很明白,要想保有几十万的军事势力,争霸建业,谋国图存,没有农业经济的保障是不可能的。因此,他除了在一些时间里注意适当减轻农民负担外,还特别重视军事的经济保障,增广耕地。其重要措施,一是广屯田,二是以山民“补户”,三是掳掠、招徕人口,四是提倡农业技术。诸此,都收到了相应效果。

     

    孙权注意国内贸易的发展,并为其创造条件。例如,赤乌八年“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3万人凿句容(今江苏句容)中道,自小其(按:地望不详,或谓当作小辛,或谓自句容至丹阳之运河)至云阳(今江苏丹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12从左思《吴都赋》看出,孙权并没有实行汉代“重本抑末”政策,而是有点鼓励私人商业,所以才会出现如下情形:“富中之甿,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丰巨万。竞其区宇,则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则珠服玉馔。”有时,他也重视同敌国之间经济交往。嘉禾四年,魏使以马求易珠玑、翡翠、玳瑁,孙权高兴地说:“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马,何苦而不听其交易﹖”13史载,孙权对于远域,包括西域、天竺、大秦等国商人来做买卖都表欢迎。

     

    三国时期,货币经济处于衰落。孙权没有采用曹丕的办法,因噎废食,“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而是采用了刘备铸大钱的办法。不过,他铸的钱,不是“直百”,而是更大。嘉禾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赤乌元年,“铸当千大钱”。这种由官府专断的低质大面值货币措施,实际上是对老百姓的一种掠夺政策,不可能久行。赤乌九年,孙权不得不下令“禁大钱”。应该说,孙权对货币政策在社会经济和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尚有一定认识。他的先铸大钱而后又禁大钱的诏令,都是试图解决实际问题。但终其生,始终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所以,听任蜀汉货币在吴国流行。

     

    手工业有了明显进步。晋人左思《吴都赋》说,吴地葛布之细者比绫罗丝绢还柔软。“岁贡八蚕之绵”。会稽郡之诸暨、吴郡之永安的丝织品和刺绣品都很出名,专供宫廷需要。造船业、烧瓷业、建筑业、水上交通和航海技术都取得了可喜成就。另,吴地盛产盐铁,孙权也很重视,产盐地方,设司盐校尉、盐池司马等官;产铁的地方,置冶令、冶丞。

     

        九、拓疆土,宣国化,功逮后世

     

    孙权称帝,即试图以天子之威,君临神州之半。当时,诸葛亮已经三次出兵战魏,虽然军无大功,但牵制了曹魏的主力部队。这一客观有利形势,为孙权固土拓疆的行动提供了新的契机。

     

    加强交州的控制。东汉末年,曹操、刘表、孙权曾经展开争夺岭南治权的斗争。孙权很策略地有步骤地将交州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建安十五年(210),孙权得知汉廷派遣的交州刺史张津被杀,遂以鄱阳太守步骘为交州刺史。步骘到达交州后,果断地诱杀了刘表的苍梧太守吴巨,较好地处理了同交阯太守士燮兄弟的关系,从而使士燮兄弟成为吴国封官。继而,又以吕岱为刺史,加强对交州的直接控制,结束了交州地方士氏家族势力的统治,割断了交州与魏的政治联系,真正地把交州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扩大了版图,使之成为吴国的有机组成部分。

     

    求夷州(一作夷洲,即今我国台湾)。黄龙二年(230),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卫温、诸葛直“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什八九,亶洲绝远,卒不可得至,得夷洲数千人还。”14此次出兵,得不补失,孙权“深悔之”,怒将卫温、诸葛直“以违诏无功”的罪名,杀了。孙权此次用兵,从军事上说,失多得少,固然不足为训。但加深了大陆与夷洲的交通和经济交流,扩大了两岸人众交往,使其成为祖国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对于后世的影响是积极的、深远的。

     

    谋有幽燕之地。孙权用兵交州,加强了对岭南的直接控制,谋略是成功的。但试图拥有幽燕之地,联合公孙渊,掎角曹魏,则完全是建立在战略幻想之上,所以失败了。

     

    外宣国化。孙权曾经派出使节“南宣国化”。扶南(今泰国)、林邑(在今越南中南部)、堂明(今柬埔寨)诸王,“各遣使奉贡”,开启了中国同中南半岛诸国的联系。同时,还在北联公孙渊失利的情况下,沟通了同朝鲜的联系。

     

        十、会用人,善御将,颇得用人之要

     

    三国时代人才辈出。曹操、刘备、孙权兄弟都很重视人才的罗致和使用。

     

    孙权很懂用人。他说过:“思平世难,救济黎庶,上答神祗,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杰,将与戮力,共定海内。”15还说过:“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众之所积也。夫能以马交致纯,不惟积乎?故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16

     

    孙权用人重义气。他在鼓励诸大将进谏的诏文中说:“今日君与孤从事,虽君臣义存,犹谓骨肉不复是过。荣福喜戚,相与共之。忠不匿情,智无遗计,事统是非,君岂得从容而已哉﹖同船济水,将谁与易?”17闻者感动!

     

    孙权善于用人。综观其要,可以概括以下几点:第一,敬待孙策旧部,如对张昭、周瑜、程普、吕范等,“委心而服事焉”;第二,“招延俊秀,聘求名士”,如鲁肃、诸葛瑾等一大批文官武将,“并见宾待”,甘为所用;第三,拔将于“行阵”,如吕蒙,成为一代名将;第四,不疑归从,如甘宁投吴,待之“同于旧臣”;第五,不拘年资,重用能人,如以陆逊为督,大败关羽和刘备;第六,用将不疑,任人尚计,少有掣肘之举,如先后以周瑜、陆逊、吕范等为都督指挥重大战争和诸将在外均可自任其事、临时施宜,勿需事事请示,等等。

     

    孙权年轻统事,权力日臻巩固,直至弥留,未稍动摇。这同他自始至终特别注意“任才尚计”,适时优赏、擢升、提拔名臣谋将及其后人有很大关系。文武臣僚,尤其是武将们,大都升迁很快。因此,将领们愿为其战,乐为所用,甘为其死。

     

    有功即赏,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每战必赏,二是逢典同升。另外,还经常对高级将领彰示诚待之意。如,诸葛瑾使蜀,“谤言流闻”,而孙权不疑;阵前赐甘宁米酒;兵败为凌统拭泪;整肃军纪授周泰御盖,等等。

     

    中国封建时代,以及世界一切君主制国家,大都非常重视勋臣死后的追谥和对其子孙后代的恩赏。这是统治者巩固统治的需要,重点不在追悼死者,而在奖赏有功,鞭鞑不臣,激励生者,提倡忠君报国的精神,从而稳定等级社会的秩序。孙权对于已故名臣战将,尤其注意彰显功劳,恩及后人。恩及后人的方法重在五项:封官、袭爵、袭兵授兵、赐田、赐复客等。

       

    十一、晚年诸失及其人格弱点的暴露

     

    晋人孙盛说,孙权“年老志衰,谗臣在侧,废嫡立庶,以妾为妻,可谓多凉德矣”。18陈寿说,孙权“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19这些评论,虽不尽善,但也颇有一定道理。

     

    废立失度。赤乌四年(241),太子孙登死了。次年,立三子孙和为太子并宠四子鲁王孙霸,因而酿成了“二宫之变”,吴国从此走上衰落和不稳。继而,立幼子为储,诸臣同时受诏辅政,一个权臣专权或争权的时代便开始了。

     

    信异兆,崇鬼神。孙权很信上天所示“异兆”。从黄龙元年做皇帝那天起,因“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凰见”而改元“黄龙”,到太元二年死,《孙权传》中竟然记录了十余次的异兆。他本来同其兄长孙策一样不甚崇拜神灵,甚至连祭拜天地的“郊祀”也不太在意。晚年,改变了原来的观念,迷信神灵,甚至崇拜“神人”。

     

    诛杀大臣。在鲁王与太子的争权中,几位得力心腹“抗言执正,明嫡庶之分”,不合孙权意,便被杀死。其中有骠骑将军、丞相、公主的丈夫朱据,太子太傅吾粲,太子辅义都尉张纯,张昭的儿子、扬武将军张休等。后来,废太子,赐鲁王死,又把拥护鲁王的一些人杀了。

     

    罪流、废罢大臣,是孙权除掉“贰臣”或惩罚、驱走那些感到不满意的近侍的一个重要手段,情近于杀而不同于杀。比如:流放顾雍的孙子、平尚书事顾谭,废罢太子太傅张温等。

    贬杀亲生儿子,诛流名臣爱将,国基不稳,边埸兵败失利,严重地打击了孙权。他的精神垮了,忧伤成疾,不久便中风卧床不起了。在最后的几个月中,他立皇后、分封诸子为王、连连改元、连连大赦,并下达了最后一道惠民政策:“省徭役,减征赋,除民所患苦”。频频改元,是缺乏自信的心理表现;连连大赦,是他对于数十年来峻刑苛法、用刑过严的修正;省徭役,减征赋,是他对于以往实行的重徭苛赋政策的最后检讨,不失为英明之举。

     

    孙权同曹操、刘备一样,在中国历史上都有一定贡献,为政、用兵、治国、用人都留下了值得重视的经验教训和许多发人思考的问题。他们的为人,都透露着政治权术家的两面性特点,既有智慧的升华,尚义崇诚,也有权术的施展,尔虞我诈,具有典型意义。他们的事功和诸多政治思想、以及军事上的失败和成功,过去是,将来也必定是重要的历史研究课题和文艺创作源泉。

     

    作者: 张作耀  

     

    出处:《江汉论坛》2006年第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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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释:

    ①⑤⑥《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②⑦《三国志·吴书·张昭传》。

    ③④12 13 15 16 17 18 19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⑧ 《三国志·吴书·步骘传》。

    ⑨ 《三国志·吴书·朱据传》。

    ⑩ 《三国志·吴书·孙登传》。

    11 《三国志·吴书·张温传》。

    14《资治通鉴》卷72,魏明帝太和四年。

    编辑:汀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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