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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传统仕人的忧患意识研究(2)

    发布时间: 2011/4/27 8:54:53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光明网理论
    文字 〖 〗 )
     (三)君主要积仁德。《左传》就有这方面要求:“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子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亡。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贞观十一年,魏徵向太宗上书:要想让树木长得高,必须使树木的根扎得牢固;要想让河水流得远,必须疏通它的源头;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多积累道德仁义阳。 
      (四)君主要行仁政。《韩非子·十过》对君主行政提出十个方面警告。苟悦《孝昭纪》中把君主分为五类:有治主,有存主,有衰主,有危主,有亡主。张居正向万历帝进疏道:“大抵皆以敬天法祖,听言纳谏,节用爱人,亲贤臣,远小人,忧勤惕厉即治。不畏天地,不法祖宗,拒谏遂非,侈用虐民,亲小人,远贤臣,盘乐怠傲即乱。” 
      (五)君主要善于用人。中国古代多人治少法冶,所以,选人用人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苟子云:“故用圣臣者王,用功臣者强,用篡臣者危,用态臣亡。态臣用,则必死;篡臣用,则必危;功臣用,则必荣;圣臣用,则必尊。”管子提出:“君之所慎者四:一日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二日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日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日不好本事,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此四固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众,国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苟子认为:“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韩非子认为,人臣有“五奸”,刘向指出,人臣有“六邪”等等,都对君主善于识人鉴人充满了期待。 
      四、忧政 
      欧阳修在《准诏言事上书》提出“忧政”观点:“虽有忧勤之心而不知政治之要,则心愈劳而事愈乖。”其忧患意识底蕴在张扬一种为政之道。张居正在《陈六事疏》中指出:“先帝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务。正心修身、建极以为臣之表率者,图治之大本也。审几度势、更化宜民者,救时之急务也。大本虽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如琴瑟不调、不解而更张之,不可鼓也。”他们的“忧政”挑明,为政既要正心修身,秉忧勤之心,还须晓治国之道、为政之要。 
      忧政的同时,传统仕人对于治道之各种关系是有辩证认识的。韩愈指出:“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纪纲者,脉也。脉不病,虽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于此说者,其知所以为天下乎!’’而康有为则在《上清帝第七书》中明确地第一次从制度上论证败弱之理:“尝考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弊政尊隔之故。”谭嗣同的忧政意识与康有为所见略同,也是从制度的角度展开,他认为:“事之所以不治,有为之隔者也。君与臣隔,大臣与小臣隔,官与绅隔,士与民隔,而官与官、绅与绅、士与士、民与民又无不自相为隔。西人谓中国二十三行省各不相通,无异二十三国。不知一国之中,又复分为无数国。譬如一幅美锦,既条条裂之,复寸寸磔之。其存焉者与有几!” 
      五、忧天下 
      忧天下与忧君相比,进一步扩展了“天下为公”的政治道德意蕴。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表达了这种“天下为公”的情怀。近代以来,这种忧患意识则又渗透着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强烈责任意识,仕人的眼光已扩大到世界范围,其深度和广度上都是忧君意识所不能企及的。顾炎武就对“亡国”和“亡天下”有过分辨:“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北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更有甚者,中国近代史的先驱人物魏源认为“历代亡天下之患有七:暴君、强藩、女主、外戚、宦寺、权奸、鄙夫也”,将暴君列为亡天下之患的首位,无疑,其中充满了对新的政治体制的期待。正因为有了这种忧国忧民的强烈社会责任感,才使得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绵延不断。
    编辑:秋痕

    关于中国传统仕人的忧患意识研究(1)
    谈唐宋变革与第一个中产之家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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