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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师培与近代清学史研究(3)

    发布时间: 2011/7/1 0:06:13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读史网
    文字 〖 〗 )

    三、清学的“得”与“失”

    总结清学的是非得失,是刘氏讨论清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学的历史事实比较容易梳理清楚,但是涉及清学评价问题,要保持客观的态度就显得很困难。大多数学者对清学力矫宋学空疏之陋,而使学风归于平实,以“实事求是”为指归,持肯定态度。章太炎把清儒与汉儒相比较,认为除今文学之外,清儒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24]而刘氏将清儒与明儒相比较,指出“清儒之学,以求是为宗”,而“明儒之学,以致用为宗”[25]。他们都认识到了“求是”是清学最大的特点。

    清学以“求是”为宗,主要体现在治学方法上,清代汉学逐渐发展形成了一套“实事求是”的严慎治学方法,后人对汉学多有肯定,也是从方法论意义上而言的。章太炎对汉学的严谨治学方法提得很高[26],到了梁启超、胡适,便视清代汉学的治学方法具有“科学的精神”了[27],这些显然有主观拔高汉学方法的学术价值的倾向。相比较而言,刘氏观点显得比较符合客观事实,他说:“古无‘汉学’之名,汉学之名始于近代。或于笃信好古,该汉学之范围。然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之训故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28]侯外庐先生认为刘说只及于汉儒的训诂方法与注书条例,还没有明言这种方法是什么[29]。其实不然,刘氏对清代汉学治学方法有具体的归纳,把这种方法概括为“标例”和“证实”。他认为汉代以后,为学之弊有二:逞博与笃信。逞博则不循规律,笃信则不求真知,此学术所由不进也。所谓“标例”,就是“取舍极严,而语无庞杂”;“证实”即“实事求是,而力矫虚诬”[30]。这是清代考证学超越前代的主要原因,也是值得肯定的地方。

    “求是”的治学精神固然是清学中值得肯定之处,它使清学一反宋学之空虚而入实,但是为“求是而求是”往往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而陷入“琐碎”的纯考证一途,这种所谓的“实”也只徒有虚名罢了。清代汉学的弊端早已引起学者的批评,方东树、龚自珍、魏源等均有批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二千年的经学升降,以六字概括:两汉之学,其弊也“拘”;魏晋至唐宋及宋初,其弊也“杂”;宋庆历至南宋,其弊也“悍”;宋末至元,其弊也“党”;明末之弊也“肆”;而清朝之弊也“琐”[31]。不管这种归纳是否正确,但是清代汉学之“琐”,属乃事实。

    刘氏少承家学,其治学深受清代汉学影响,是晚清名声仅次于章太炎的古文经学大家,但他对清代汉学之弊有清醒的认识,不囿于自家学统的牵制,对清代汉学作了严厉批判。刘氏首先从学术本体角度,历数清代汉学的各家各派缺陷与不足。他指出,在吴、皖两派中,以吴派最为泥古墨守。惠栋“执注说经,随文演释,富于引申,寡于裁断”;其弟子余萧客“笃于信古,语鲜折衷”;王鸣盛“裁减损益,征引博烦;惟胶执古训,守一家之言”;孙星衍、洪亮吉“咸以文士治经,学鲜根柢,惟记诵渊雅”[32]。即便皖派除少数外,也难免汉学通病,刘氏不无感慨地说道,“自汉学风靡天下,大江以北治经者,以十百计,或守一先生之言,累世不能殚其业,或缘词生训,歧惑学者。……吾阅江氏《汉学师承记》,吾郡穷经之士,远过他郡,然求其所谓不尚墨守者,十不得一焉。”[33]哪怕扬州学者向来不主门户之见,学贵主“通”,在刘氏看来多数学者不过墨守陈规,少学有自得之士。他把清代汉学的末流归为“丛掇派”,该派又分为四类:(一)、“据守”者,“不求于心,拘墟旧说,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二)、“校雠”者,“鸠集众本,互相纠核,或不求其端,任情删易,以失本真”;(三)、“摭拾”者,“书有佚编,旁搜博采,……然功力至繁,取资甚便,或不知鉴别,以赝为真”;(四)、“涉猎”者,“择其新奇,……甚至考订一字,辨证一言,不顾全文,信此屈彼。”[34]刘氏对清代汉学流弊的揭露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他之所以如此痛恶汉学末流之学风,在于其有违他本人治学风格的缘故。刘氏向来主张学人应该作“通儒”,学术贵在自得而不流于支离,强调“考古通今”[35]。他对这种“详于考古,略于知今”[36]的学风深恶痛绝,认为“考古不能知今,则为无用之学”[37]。对那些为“知今而考古”的清初大儒经世学风,刘氏则倍加推崇。

    刘氏从学术角度对清代汉学的批评是中肯的,但是作为前期积极主张排满革命的他,要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去评价清代学者就显得有困难了。“学术之界可以泯,种族之界不可忘”,这是刘评判清儒的主要标准,他把“学术”与“种族”,“文”与“行”,“著述”与“气节”,“学术观点”与“政治立场”,把两者本应该使用不同评价尺度的领域决然对立起来,选择后者作为衡量评价清儒的首要标准。因此,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起兵抗清,兵败后犹“抱艰贞之大节”、“不事二姓”;孙奇逢、张履祥、梅文鼎,李顒等人,“以学自隐”、“耻事二姓“;戴震,孔广森、王念孙等人虽入仕,但“无仕宦情”、“淡于荣利”;江声、余萧客“终身未尝应童子试,亦不通姓名于显宦之门”[38]。这些不与清廷合作的或不屑于入仕的学者,刘氏就给予了较高评价。而那些在清廷为官或入清官幕府的学者,则严加讨伐。如清初汤斌、陆陇其“以伪行宋学”,而“配享仲尼”,从此“伪学之风昌”,把理学称为“伪学”,还准备专门立有“学案”[39];魏象枢、李光地等人,“鬻道于虏,炫宠弋荣”;阎若璩、胡渭、毛奇龄,“以博学自鸣”,投靠清廷,“行尤卑”;段玉裁、洪亮吉、孙星衍入仕“以贪黩名”、“嗜利若渴”[40]。刘氏以是否与清廷合作为取舍标准,而不考虑特定历史境域,以之衡量政治人物尚且偏颇,更何况以之褒贬思想家或学者。刘氏出于自身政治斗争的需要,对清儒作政治化或道德化的评价,有失公允。

    与此同时,刘氏对清儒中具有朴素反封建民主思想的学者作了全面整理,把它作为清学的一部分,加以表彰,这无疑有利于人们更加全面认识清学的方方面面,而不致于以偏概全。刘氏曾著有《中国民约精义》,凸显了中国源远流长的“民权”思想。在该书第三篇《近世》部分,所开列的清儒: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唐甄、李塨、吕留良、胡石庄、全祖望、戴震、王昶、魏源、龚自珍、章学诚、戴望等十三位[41],均被后世所公认的具有“民主”思想的学者,都被他囊括在此书中。他以卢梭《民约论》为基础,对他们的“民主”思想作了全新的诠释,虽不免有牵强之处,但它在晚清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方面具有启蒙意义,其学术价值同样也不可忽视[42]。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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