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首页|国学私塾 |上古至周| 春秋战国| 秦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 宋元| 明清| 史学| 论坛
□ 站内搜索 □
请输入查询的字符串:
标题查询 内容查询
□ 同类目录 □
  • 史家史著
  • 研究评论
  • 史学动态
  • 文献史料
  • 文史博览
  • 历史专题
  • 史学流派
  • □ 同类热点 □
  • 契丹王朝神秘失踪:契丹人今在何方?(3)
  • 《连山》《归藏》名称由来考
  • 二十世纪的中国明史研究(下)
  •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回顾与展望
  • 中国谏议制度
  • 二十世纪的中国明史研究(上)
  • 《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
  • 宋代“衣服变古”及其时代特征
  • 陕西商帮的文化思考:重振秦商育商魂(1)
  • 西周金文中的小臣
  • 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研究(1)
  • 李鸿章私访俾斯麦 推心置腹谈中国变革
  • “九鼎”的传说及其史实素地的思考
  • 中国历代疆域变迁(6)
  • 历史学的基本学术理念:怀疑的态度与历史演进的方法
  • 当前类别:首页 >> 新版国学 >> 历史 >> 史学 >> 研究评论
    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研究(1)

    发布时间: 2007/3/8 11:32:28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网络
    文字 〖 〗 )

    (一)概说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有名的乱世。为总结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自唐代以降许多史家和学者倾注精力对这一时期所遗留下来的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其中成就较大的著述当首推《资治通鉴》。在这部编年体史书中,魏晋南北朝400年间的历史大事不仅被梳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司马光还通过“臣光曰”的形式表述了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看法。《资治通鉴》之外,考察或涉及这段历史的著作还有宋人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程大昌《演繁露》、陆游《老学庵笔记》、王应麟《困学纪闻》、叶适《习学记言》,明人李贽《藏书》、《续藏书》等。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系统地分析、批判了这一历史时期统治者的成败得失。清代乾嘉学派是传统史学研究的高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著作有许多条目涉及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20世纪之前,历代学者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不少成绩,但总体看来皆囿于循环史观,基本的路数不过是著史、考史和评史而已。中国的新史学在1920世纪之交开始萌动。一批学者受到西方传来的各种进化史观、发展史观的影响,注意摆脱旧史学研究的羁绊而逐渐步入一个新的天地。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家不再甘心于整理国故,而是力图通过分析史料去寻找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动因、联系和带有某种规律性的认识。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也因之翻开崭新的一页。20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可以1949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可分为19011929年和19301949年两个阶段。后一个时期可分为19491966年、19661978年和19782000年三个阶段。

    20世纪初的30,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具有由旧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色彩。粗略统计,190119年发表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文不足90,著作仅为10余种,而且大部分论著的思想和方法都相当陈旧,基本脱传统史学的窠臼。当然,这一时期也有一些篇目是运用新史观进行开拓性研究的力作。梁启超在1902年曾文,论述中国自战国至清专制政治不断强化,“中间惟六朝时代,颇有贵族阶级”,“实吾中国数千年来社会一现象也”。然而经过分析,他认为总体上看“六朝时代,可谓之有贵族,而不可谓之有贵族政治。其于专制政之进化,毫无损也”①。这一观点至今仍颇具启发意义。此外,汤用彤《竺道生与涅学》(《国学季刊》192512)、容肇祖《述何晏王弼的思想》(《中山大学语言历史所周刊》1927年第12)、鲁迅《魏晋风度及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北新半月刊》1927年第11)、梁佩贞《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史学年报1929年第7)、刘藜《晋惠帝时代之汉族之大流徙》(《成大史学杂志》1929年第7)、桑镐《汉魏之际尚与时代背景》(《中央大学半月刊》1929年第11)等文,分别从宗教文化、政治、人口流动以及士风变迁角度对魏晋南北朝社会进行了考察,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进入一个全面繁荣的阶段。20年间所发表的论文约为600,著作80余种,涉及的课题十分广泛:既有政治史、军事史,又有经济史、财政史、人口史、民族史以及宗教史、学术文化史和大族研究等等。若干种断代史、专题史的著作陆续问世,极大地提升了这一时期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整体水平。以出版先后为序,代表性的著作有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商务出版社,1930)、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商务出版社,1935)、范寿康《魏晋之清谈》(商务出版社,1934)、陈啸江《三国经济史》(中山大学,1936)、陶希圣、武仙卿《南北朝经济史》(商务出版社,1936)、王伊同《五朝门第》(金陵大学,1943)、贺昌群《魏晋思想初论》(商务出版社,1946)等。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是一部110万字的宏篇巨著。该书分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突出各时期的重要政治斗争,叙述两晋南北朝政治的发展演变,属政治史。后一部分分别论列这一时期的民族分布及构成、社会组织、社会等级、农工商业、衣食住行、社会风俗、政治制度、学术宗教,属专题史。吕书不但以史料丰富称著,而且不乏精辟见解(开明书店,1948)。作为史学大师,陈寅恪对推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极为重视文化和民族的因素,往往从习见的史料出发,以小见大,提出并解决了前人认识所不能及的问题。《天师道与滨海地区之关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3年第4)、《桃花源记旁证》(《清华学报》1936年第1)和《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7年第11),都是具有发凡起例之功的代表作。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虽然是讲唐代各种制度的,但是都将渊源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商务出版社,1945)。不过,陈寅恪“不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较少探索这方面的问题”(田余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后顾与前瞻》,《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392)。从1933年起,陶希圣主编的《食货》杂志刊登了大量有关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恰与陈寅恪的研究工作互为补充。代表性的论文有武仙卿《魏晋时期社会经济的转变》(1934年第12)、《南北朝色役考》(1936年第34)、《魏晋南北朝田租与户调对立的税法》(1937年第2),何兹全《三国时的农村经济的破坏与复兴》(1935年第2)、《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1935年第5)、《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1936年第1),鞠清远《曹魏的屯田》(1936年第1)、《三国时代的客》(1936年第1),陈啸江《三国时代的人口移动》(1935年第1)等。此外,受陶希圣经济史观的影响,全汉升在《中古自然经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0)的长文中,系统地论述了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总体面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界涌现了一大批成就卓越的学者,如周一良、谷霁光、萨孟武、严耕望、李源澄、王伊同、姚薇元等。他们活跃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代表性的作品有周一良《南朝境内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8年第7)、《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0)、《乞活考》(《清华学报》1949年第12),谷霁光《六朝门阀》(《武大文哲季刊》1936年第6)、《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37年第7),严耕望《元魏北镇制度考略》(《现代学报》1947年第8)、《魏晋南朝地方政府属佐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0),萨孟武《南北朝的政治和社会》(《政治季刊》1940年第10)、《两晋的中央官制》(《新认识》1943年第4),李源澄《两晋南朝之军户及补兵》(《史学集刊》1941年第3)、《元魏之统制诸夏与诸夷》(《责善半月刊》1941年第11)、《汉末魏晋思想之转变》(《真理杂志》1944年第6),王伊同《五胡通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3年第9),姚薇元《北魏帝室氏族考》(《说文月刊》1944年第6)等。20世纪后半叶是中国大陆的史学工作者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断探索史学研究新理论和新方法的50,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自然也不例外。本领域的学者,在继承我国原有优秀学术传统和借鉴西方现代史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社会经济史、政治史、民族史、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于汉魏以降的经济变动、社会性质、政治特点、民族关系和文化构成等多个方面都有更为深刻和全面的认识。

    19491966年是中国大陆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取得很大进展的阶段。这一阶段,几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编撰的通史相继出版。诸家通史都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状况进行了综合研究,并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性质提出不同认识。与此同时,那些在三四十年代已经成就卓著的学者,也纷纷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修订或者重新撰写著作和论文,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开辟了新风。其中,断代史的著作有何兹全《魏晋南北朝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等。经济史著作有唐长孺《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韩国磐《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和《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李亚农《拓跋族的前封建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等。民族史的著作有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等。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3(人民出版社,1957)和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55)则分属于研究魏晋南北朝思想史和佛教史的著作。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和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是两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唐书侧重于社会经济,兼论民族、政治和思想文化等问题周书则重点在政治制度方面,旁及民族、宗教文化等专题。粗略统计,17年间共发表魏晋南北朝史论文约1400多篇。大多数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魏晋南北朝史的重大问题进行了重新梳理,在门阀制度、土地制度、阶级结构、农民战争、民族矛盾和冲突以及历史人物评价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研究成果。但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1957年以后学术研究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极左的和“以论代史”的空头文章越来越多,直到“文革”中演变成以“影射史学”为特征的帮派文章。另外,研究工作还有一哄而上的毛病。1400多篇论文中约有1100多篇是论述人物的,而仅评价三国时期人物的文章就有560,其中关于评价曹操的文章约为350,占了一半以上评价诸葛亮的文章有85,又居四分之一。各类课题的选择也不均衡,除评述人物的文章占据了绝大部分之外,论述政治斗争、农民起义的文章有100余篇,研究社会结构、经济问题的文章不过80,关于军事方面的文章是40篇左右,且多为讨论官渡之战和淝水之战内容的,而涉及民族关系的文章只有15篇。 1966年开始的“文革”,粗暴地打断了史学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这一阶段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浩劫中同样遭受重创,基本陷于停顿状态。1978年以后,实事求是的学风重新确立,中国大陆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全面繁荣阶段。这一阶段,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特点是:各种规模的学会和研究机构陆续成立一些重大课题在原有的学术积累基础上不断地向纵深发展新的研究领域得到开拓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版尤为可喜的是,一大批中青年学者构成了研究队伍的主力军,个别佼佼者已经成为学科带头人。1984,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在四川成立,20世纪末已召开过6届年会。相继成立的还有六朝史学会、北朝史学会以及诸葛亮研究会等。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等单位还设立了专门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 白寿彝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开创了新综合体的通史撰述方式。该书第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通过序说、综述、典志和传记四个部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80年代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水平。这一阶段出版的断代史和综合研究专著,代表作有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1983)、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以及简修炜《六朝史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等。重要的论文集有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何兹全《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郑欣《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谷霁光《谷霁光史学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朱大渭《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学苑出版社,1999)等。经济史方面的著作有韩国磐《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朱绍侯《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何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余鹏飞《三国经济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高敏《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等研究政治史、制度史的专著主要有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严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陈仲安等《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93)、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1996)、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大象出版社,1998)等。民族史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和《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中华书局,1985)、周伟洲《汉赵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蒋福亚《前秦史》(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陈连庆《秦汉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等。思想文化方面主要有王葆《正始玄学》(齐鲁书社,1987)、孔繁《魏晋玄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王晓毅《中国文化的清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黄山书社,1992)、陈戍国《魏晋南北朝礼制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刘振东《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曹文柱主编《中国文化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等。研究宗教史的著作有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1982)、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齐鲁书社,1986)、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人民出版社,1989)、许抗生《三国两晋玄佛道简论》(齐鲁书社,1991)。社会史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曹文柱主编《中国社会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2(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刘长东《晋唐弥陀净土信仰研究》(巴蜀书社,2000)等。此外,散布于全国许多学报、学刊上的论文也是1978年以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到80年代末期每年发表的论文都在150篇以上,以后每年递增,2000年一年所发表的论文就约为280篇。以上这些著作和论文,大致代表了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总体水平。 20世纪后半叶,港台地区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仅以《魏晋南北朝史》为名的断代史就有数部出版,作者分别是劳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委员会,1955)、林瑞翰(台北至大公司,1977)、黎杰(台北九思出版社,1978)、邹纪方(台北长桥出版社,1979)等。此外,金发根《永嘉乱后北方的豪族》(台北学术著作奖助会,1964)、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台北学术著作奖助会,1966)、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台北联经出版社,1986),都是各种专题研究的代表作。 在文献和典籍的整理方面,和魏晋南北朝史有关的正史即一志九书二史以及《资治通鉴》在20世纪后期都得到系统整理,并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标点校订本。另外,一些基本文献典籍的校注出版,为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汇集了笺疏者多年的研究心血。该书或寻检史籍,考核异同或略为增补,以广异闻或纠谬矫正,以惩其妄。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博采众书,于详尽精确的文字训诂外,对人物、史事也多有补苴之处。王明《抱朴子内篇校笺》(中华书局,1985),注重以道教史和科学史为出发点,既汇集了前人的校勘成就,又有很多自己的独特见解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中华书局,19911997)是作者萃40余年心力的杰构,既对原书中的大量典故做出了详尽的注释,又对其中的错漏衍脱之处给予了举正。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1963)和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是已出版的两种《洛阳伽蓝记》校本。前书以文义训释为长,后书注重史事的补充和考订。此外,汤用彤《高僧传》校注本(中华书局,1992)、陈桥驿《水经注校释》(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都是目前所见的较好注本。另外,还有一些考校之作问世。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对自《三国志》到《隋书》的12部正史所涉及的史实、制度、名物、语言等作了系统的训释和考证,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远远地超越了普通的考史之作。王仲荦《北周六典》(中华书局,1979)体裁类似会典,是一部叙述北周王朝政府组织形式的资料汇编。 魏晋南北朝的考古遗存虽不丰厚,但也为数不少,特别是近百年来,新的考古发现和文献出土的成就更是令人兴奋。西北地区和湖南长沙走马楼的简牍文书以及散布于黄河流域、长江南北的魏晋南北朝墓葬、墓志、碑铭为代表的丰富考古文献和资料的发现、整理和研究,拓展了当代学者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领域和空间,有力地推进了这一学科的发展。这类资料现已出版的有张风《汉晋西陲木简汇编》(有正书局,1931)、王陶庐《汉魏六朝砖文》(商务出版社,1935)、赵万里《汉魏六朝冢墓遗文图录》(历史语言研究所,1936)、《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王壮弘《六朝墓志检要》(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以及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敦煌资料》第1(中华书局,1961)、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921996),现已出版10,与本段历史有关的资料主要集中在第1册。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发现,是近年来魏晋南北朝史考古发掘的最大创获。目前,已有长沙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录《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 (文物出版社,1999)出版。 此为曹先生与其学生所合作。发表在《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上。

    (二)关于社会性质和社会经济的讨论

    关于魏晋南北朝社会性质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对“魏晋封建说”的讨论。最早提出“魏晋封建说”的学者是何兹全。他在1934年发表的《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中称:“中古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时间是“指从三国到唐中叶即从三世纪到九世纪”(《中国经济》1934年第9)。从50年代初开始,魏晋封建说的理论系统日渐完善。持这一观点的学者除何兹全外,还有尚钺、王仲荦、日知、唐长孺等人。何兹全《汉魏之际封建说》一文最后确定,中国古代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是汉魏之际。他认为,汉魏之际的社会变革,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由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第二,劳动者的身份由自由民、奴隶向部曲、客转化,人身依附性加强第三,由土地兼并转化为人口争夺第四,流民地著化的实现,封建关系加强(《历史研究》1979年第1)。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书中,作者更从国家形态、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等多方面对上述观点做了充分、丰富的论证。尚钺《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一文则从铁器的使用、古代社会发展规律、生产关系的主流、商品和商业活动的情况和两汉奴隶制的矛盾等六个方面来论证其魏晋封建说(《尚钺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文史哲》1956年第345期连载的长篇论文《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和封建社会的形成问题》,是王仲荦系统阐述魏晋封建说的代表作。唐长孺则从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加强、封建等级秩序制度化、大庄园主向封建官僚转化和自然经济典型化等方面,论述了魏晋时期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早期的特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上述学者的认识,都是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下,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结构和社会经济的详细分析而得出来的。不过也有一些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学者不同意“魏晋封建说”,认为魏晋是封建社会由初期向成熟期的过渡阶段。代表性的论文有田余庆《秦汉魏晋封建依附关系发展的历程》(《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3)、郑欣《三国时期封建社会的变革》(《历史论丛》,齐鲁书社,1981)以及高敏的一些论文。

    社会经济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整体经济、部门经济以及区域经济等。

    三国时期的屯田制、西晋的课田占田制和北魏的均田制,是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的研究的热点课题。王仲荦认为,曹魏屯田的土地是因战争荒芜而属于国家的公田,屯田民是隶属性很强的农民,身份要比自耕农大为降低。屯田的国有性质决定了国家是最大的地主(《魏晋南北朝史》)。高敏认为,曹魏屯田制是对汉代封建国有土地制度公田、官田的发展。曹魏的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前者系以兵士屯田,屯田的兵士称为田兵或佃兵民屯的劳动者称为屯田客或屯田民。军屯的收获物全部上缴国家,而民屯实行四六分成(官六民四)租佃制度。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但是,无论是军屯还是民屯的土地,都属于国家所有(《魏晋南北朝经济史》)。赵克尧等指出,除军屯、民屯以外,曹魏还有士家屯田形式(《略论曹魏的士家屯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1)。林志华认为,孙吴屯田制虽然也以国家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出现,但屯田及屯田户实际上为各级将领所私有,是豪族地主经济的一部分(《东吴屯田制探略》,《安徽大学学报》1984年第1)。黎虎在《三国时期的自耕农经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2)和《略论屯田制的作用与地位》(《四川师院学报》1985年第1)等文中指出,研究者对曹魏屯田有评价过高的倾向。屯田的确对支援战争、安置流民乃至增加曹魏政权收入等方面起过很大作用,但当时最重要的经济基础还是州郡编户所代表的小农经济。西晋的占田制和课田制是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关于占田与课田的关系,学术界有四说。一是课田在占田之外说。吕振羽在《简明中国通史》中称:占田制规定,丁男占田70,课田50,120亩丁女占田30,课田20,50亩。持此说者还有白寿彝和李剑农。二是课田在占田之内说。丁男、丁女共占田100,分别以50亩、20亩为课田,持此说者人数较多,代表人物是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三是占田与课田是互不相干的两种田制说。持此说者为高志辛,他认为,课田就是课佃,实质上是政府督课佃者耕种政府经营的土地,而且,由屯田到课田的转变只是政府经营的公田内部经营方式的改变,不涉及政府掌握以外的大量的民田(《西晋课田研究的剖析》,《魏晋隋唐史论集》第2)。赵向群、童超则持第四说。赵向群指出,税制说与田制说皆有不足之处,课田制既非税制亦非田制,而是和二者皆有联系的一种土地经营管理方式,它以人口和劳作为基点,体现出因民之力以使民的特点(《西晋课田法新议》,《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童超则认为,占田制既不属于授田制,也不属于限田制,而只是一种土地限额登记制度,是西晋政府通过登记全国土地而重新确认登记者土地所有权的一种方法,是对现存土地关系的合法化认定(《论西晋土地、田赋、劳动人口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

    关于占田的来源也有两说。吕振羽、万国鼎主张占田即是政府将公田授田给农民,吕思勉也是持授田说的。另一说认为,占田是“一种限制占垦土地于一定数量之内的限田办法”(王天奖:《西晋的土地与赋役制度》,《历史研究》1956年第7)。唐长孺在《西晋田制试释》一文中也赞成这种观点。万绳楠进一步阐明,西晋占田的数字为虚,课田之数为实,即课田是国家规定的必耕地数目,以之来满足国家的赋税要求(《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对占田的性质也有不同说法。唐长孺同意国有土地说。《西晋户调式的意义》一文提出:占田、课田的意义在于国家以最高土地所有者的地位对全国的土地进行督课耕种,包括国有荒田和私田,而私人占有的土地也没有完整的所有权。与课田占田相适应的户调式,一方面既肯定了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和荫庇户口的特权,也规定男丁耕种一定数量的土地是一种国家义务(《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王仲荦也持此说,并认为占田制下农民负担的户调要比魏制加重二分之一,田租要比魏制加重一倍,只有力役由于国家的统一而有所减轻(《魏晋南北朝史》)。高敏则从“占”字的涵义角度,论证了占田从来就是私有土地的观点(《关于西晋占田、课田制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3年第3)。黎虎认为,西晋占田制是战国秦汉以来占田实践和理论的总结、创新及其法典化。占田即是课田,但占、课无别并不意味着占、课相符,占田制是以法定的占、课不符解决以往漫无限制的占、课不符问题。因此课田的50亩在占田的70亩之内,不是另外的土地。占田的目的在于课田,课田的目的在于征收赋税(《西晋占田制的历史渊源》,《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

    北魏均田制是学者讨论的另一个热点问题,李亚农《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一文认为,均田制实际上是一种前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具有氏族和农村公社土地制度的特点(《李亚农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唐长孺《均田制度的产生及其破坏》一文认为,均田制是具有农村公社特征的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均田制下的农民是封建依附民(《历史研究》1956年第2)。王仲荦的看法与唐长孺类似,认为均田制是一种带有村社性质的封建国有土地制度(《魏晋南北朝史》第520522)。韩国磐则判定,均田制的性质属于封建土地国有制(《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孔令平《中世纪前期英国的田制与北魏均田制的比较研究》一文认为,北魏时期的均田制和希腊、罗马的城邦土地制度、西欧的封建领主等级土地所有制一样,都是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农村公社土地制度(《世界历史》1981年第5)。赵俪生不同意均田制具有公社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二重性,认为是国家对土地所有权干预和妥协的产物。它对保持社会经济的稳定有积极作用(《有关均田制的一些辨析》,《文史哲》1981年第2)高敏则认为,均田制是官府把所有权属于国家的土地,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规定授予直接生产者耕种,然后按授予土地的法定数量向生产者课取租、调、力役的国有土地制度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均田制下的露田是国有土地,由国家控制授受,桑田是私有土地,只给初受田者,不在还授之限内,实为私有土地的代名词。北魏的均田令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详细的土地成文法,而且具有保护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的双重性(《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第263)。杜绍顺《北魏西魏的麻田为世业田质疑》一文论证,北魏和西魏均田制中的麻田都是还受之田,而不是世业田(《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王棣根据文书,具体考查了北魏均田制下授田的种类和数量,指出实际上受田数目远不及应受数目,而且随着国有土地的减少,均田制渐呈没落之势(《从〈邓延天富等户残卷〉看西魏北周的均田制度》,《山西大学学报》1981年第1)。关于均田制下的租税制度,唐长孺指出,课田是和征纳租调联系在一起的,露田、桑田、麻田,都是课田。露田身没而还,桑田视有余和不足允许买卖,因此世业课田是桑田,但在北朝,由于幽州属于以麻布充税的地区,故其世业课田是“桑田化”了的麻田。他还指出,均田制下的农民租调负担,比起三长制下按户征收的租调相对减轻,但总数却由于大家庭的分立而增加,同时,租调额的固化和轻化,是国家从豪强手中争取民众的表现(参见唐长孺《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颂〉所见的课田与庄田》,《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第1628)

    关于魏晋南北朝的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唐长孺在《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一书中指出,地主豪门的大土地所有制适应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始终是东晋南朝占支配地位的土地制度。万竟君《东晋南朝庄园经济试探》认为,东晋南朝的庄园经济在客观上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开发,但不负担租税劳役,又兼并了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因而对社会生产也起到阻碍作用(《广西师大学报》1981年第2)郑欣的见解与此类似(《东晋南朝时期的世族庄园制度》,《文史哲》1978年第3)。蒋福亚《东晋南朝的大土地所有制》一文对东晋南朝的大土地所有制的成因作了研究,指出当时的大庄园土地不是靠购买式兼并形成的,而是豪强地主强占山川林泽或凭借私人武装侵夺百姓田产的结果(《江海学刊》1992年第2)。汤其领《东晋南朝世族地主庄园试探》一文具体考察了南朝大庄园的经营模式,指出它们具有宗法性日趋减弱、等级性逐渐加强、管理方式多样和间接经营多的特点(《苏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章义和《从谢灵运〈山居赋〉论六朝庄园的经营形式》一文指出,六朝时期地主庄园存在着集中、分散、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三种经营形式。这三种经营形式虽各有特点,但分散经营因为生产者积极性较高,而且它采取的分散租佃制形式符合中国地主封建制的发展,因此成为以后我国封建经济的主要经营形式(《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第1)

    寺院地主经济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而发展起来的大土地所有制形态。它在经济形态上与当时的世俗地主经济无本质区别,不同的是它以宗教关系为纽带,通过神权和教义的力量进行维系。寺庄是寺院庞大的地产,属于高级僧侣所有。劳动者主要是下层僧侣、寺院依附民(户、白徒、养女等名目)和寺奴(佛图户等名目)等。寺院地主经济是当时统治者悉力提倡和培植起来的,但它的过度膨胀,又要损害封建国家和世俗地主的利益,北朝的“灭佛”事件的发生即与此有关。最早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的学者是何兹全,30年代,他先后发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和《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等文。以后这一研究工作停顿下来,直到50年代又有零星论文发表,但真正形成高潮则是在80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金家瑞《南朝的寺院和僧侣》(《历史教学》1953年第7)、简修炜《南北朝时期的寺院地主经济初探》(《学术月刊》1984年第1)、张弓《南北朝隋唐寺观户阶层述略》(《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2)等。

    赋税制度是和土地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曹魏开始实行的户调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赋税制度的主流。唐长孺《魏晋户调式及其演变》(《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全面地分析了户调制的起源、户调和户赀的关系、南朝的布与调、南朝的折变等问题。指出,曹魏的户调是沿袭两汉调的名称和征纳方法,加上东汉赋钱折变之制的固定化与普遍化。户调据户赀决定差等是汉代的成法,以后自晋至南北朝都沿袭此制。梁方仲《户调制与均田制的社会背景》(《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集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郑欣《两晋赋税制度的若干问题》(《文史哲》1986年第1)和《南朝的租调制度》(《史文哲》1987年第1)、周国林《东晋租调制度若干问题述辩》(《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5),都是在唐文基础上对此进行的深化研究。高敏认为,曹魏租调制较汉代租赋有两大改变,一是以定额租取代了汉代的定率租,二是除田租以外,免除了不少汉代的杂税。王仲荦认为,均田制下的租调征收,实行的是“九品混通”方法(《魏晋南北朝史》第530)而高敏看法不同,认为北朝的租调也体现了丁、户相结合的特点,而且在后期还出现了由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化的倾向(《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第497)郑欣也认为,均田制实行以后,北朝租调征收以授田对象为征收单位,不再实行九品混通的办法(《北魏均田制下的租调剥削》,《齐鲁学刊》1985年第5)

    户籍制度也是经济史研究者比较关心的问题。贺昌群认为,东晋南朝户籍的黄、白之分,代表着士、庶之别(《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和均田制》)赖家度与贺昌群意见不完全一致,但同样承认白籍是庶人户籍(《从南朝士族制度看唐寓之领导的农民起义》,《历史教学》1952年第6)。而高敏认为,黄籍始于魏晋的正式户籍。白籍是东晋初政府侨设州郡为南渡户设立的临时户口。所谓“白”是空虚、无定居之意,土断主要是白籍人口黄籍化,而非土断后著之白籍(《东晋时期黄白籍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曹文柱也认为,黄、白籍是东晋政府为分别土著与侨民而设立的户籍,但名称的不同与纸张颜色有关。土断是东晋南朝政府为解决侨置郡县造成户籍制度混乱而采取的一种措施。经过土断有大量的侨户及流民被编入享受优复待遇的白籍(《关于东晋南朝时期的土断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6)。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商贸货币方面,时间较早的论文有何兹全《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14),近年来有李建国《试述北魏商业的发展》(《商业研究》1985年第5)、张兆凯《试论南朝商业的几点变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张荣芳《论汉晋时期楼兰(鄯善)王国的丝路贸易》(《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孔毅《东晋南朝的实物货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薛平铨《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发行与流通》(《史学月刊》1994年第1)、赵庆伟《六朝时期广州海外贸易的崛起与港市的繁荣》(《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朱和平《东吴商品经济初探》(《许昌师专学报》1997年第3)、刘汉东《水陆交通运输与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的发展》(《许昌师专学报》1998年第3)、张旭华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商业都会的兴衰》(《许昌师专学报》1998年第2)、罗二虎《汉晋时期的中国西南丝绸之路》(《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1)等。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手工业部门方面,论述比较全面的是几部断代史,如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与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白寿彝《中国通史》第5卷典志部分有《手工业》一章,共分建筑、水利、纺织、采矿、冶金、机械、交通运输工具、兵器、造纸、陶瓷、石油天然气等11个专题,详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手工业各部门的发展情况。近年来有关的论文是刘驰《十六国官营手工业初探》(《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熊承芬《六朝江南纸业述考》(《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6)、王向田《盐业在曹魏恢复北方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齐东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金银器》(《北方文物》2000年第1)、卢海鸣《论六朝时期造船业的发展状况》(《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4)等。

    区域经济的研究是80年代以来学者们着意很多的课题,取得的成就相当可观。简修炜《中国古代区域经济史研究刍议》一文认为,自魏晋南北朝开始的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是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的重要问题。只有在地区经济史研究基础上,具体比较南北两大地区的生产力水平才能得出科学结论(《历史教学问题》1990年第1)19861987年分别在湖北蒲圻、江苏常州召开39世纪长江中游、下游社会经济讨论会,会后论文结集出版。学者对六朝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给予高度评价。徐明德指出,孙吴时期江南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准备了条件(《公元三世纪江南经济考略》,《浙江学刊》1984年第2)。罗宗真在《六朝时期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一文中,从更长的时段探讨了这一趋势(《江海学刊》1984年第3)。王志邦以一系列文章具体考察了六朝时期浙江农业的发展,认为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浙江地区农业经济的繁荣。正因如此,浙江才会在六朝时期即已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经济基地。张承宗《六朝史》也对六朝时期江南的农业、手工业、商业、航运业以及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做了系统的考察(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王珍《三国时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文探讨了三国时期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认为曹魏的一些措施,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史学月刊》1982年第3)。柯友根研究了十六国时期北方经济的概况,认为是时经济的发展,可以用破坏后又逐渐恢复,逆转时也有发展,停滞中仍有前进来概括(《试论十六国时期社会经济的缓慢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3)。赵向群《汉晋之际河西经济区的变迁》(《西北师大学报》1990年第5)、符丽明《魏晋十六国北朝对河西的农业开发》(《北朝研究》1990年第2)、牛润珍《魏晋北朝幽冀诸州要论》(《河北学刊》1990年第1)、许辉《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开发》(《东南文化》1996年第1)、黄金铸《六朝广西“二轴三区”开发格局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1),都是研究地区经济的文章。

    作者: 作者:曹文柱 李传军

    编辑:汀滢

    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研究(2)
    中国大陆最近之会馆史研究(下)

    |关于我们 | 招聘信息 |联系我们 |友情链接 |相关介绍 |免责申明 |
    copyright©2006 Power By confucianism®  中国国学网版权所有    蜀ICP备11019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