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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渭简介

    发布时间: 2011/9/10 0:23:32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历史人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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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两代,出现过不少多才多艺的文人。不过象徐文长那样,在诗文、戏剧、书画等各方面都能独树一帜,给当世及后代留下深远影响的,却也颇为难得。他的诗,袁中郎尊之为明代第一,他的戏剧,受到汤显祖的极力推崇,至于绘画,他更是我国艺术史上成就最为特出的人物之一。郑板桥对徐文长非常敬服,曾刻一印,自称“青藤门下走狗”。近代艺术大师白石老人,也对他深为倾慕。然而,徐文长的一生却很不幸。他虽然有着强烈的功名事业心和报国愿望,却连举人也不曾考取,中年因发狂杀妻而下狱七载,晚年靠卖字画甚至卖书卖衣度日,终于潦倒而死。老百姓倒是十分喜爱他的,至今在浙江还流传着许多徐文长的故事。他在绍兴的故居——青藤书屋,历尽四百余年的人世沧桑,还依然保存,维系着后人对这位富有平民气息的文学艺术家的长久怀念。  


      才名早扬屡试不售  


      徐渭,字文长,又号青藤山人、天池生、田水月等。明正德十六年(1521)出生于山阴(今绍兴)一个趋向衰落的大家族。他的父亲徐鏓做过四川夔州府的同知,原配童氏,生下徐淮、徐潞两个儿子,继娶苗氏,不曾生育,晚年纳妾生下徐文长,在文长出生百日后就死了。此后徐文长由嫡母苗夫人抚养到十四岁,苗氏死后,随长兄徐淮生活,直到二十一岁入赘潘家。虽然出生在官僚家庭,但徐文长早年的生活并不愉快。他的生母是个婢女,在家中自然毫无地位。嫡母苗夫人将徐文长当作亲骨肉抚养,寄予期望;但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吧,在文长十岁那年,苗夫人就把他的生母逐出了家门。幼年夺母,对徐文长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虽然二十九岁那年他得以把母亲接回自己家中,但直到垂暮之年,他仍然不能忘怀这件事情。由于徐文长是庶出,而两个嫡出的哥哥又比他年长二三十岁,所以徐文长在家中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年青时考秀才未取,在给督学官员要求复试的上书中这样说道:“学无效验,遂不信于父兄。而况骨肉煎逼,箕豆相燃,日夜旋顾,惟身与影!”显得很悲愤。成年后家道中衰,徐文长入赘妇家,生活当然也不那么自在。一个机警敏感的人,在如此坎坷的境遇中长成,自然容易养成执拗和偏激的性格。 
     

      徐文长生性极为聪慧。他六岁读书,九岁便能作文,十多岁时仿扬雄的《解嘲》作《释毁》,轰动了全城。当地的绅士们称他为神童,比之为刘晏、杨修。二十来岁时他与越中名士陈海樵、沈鍊等人相交往,被列为“越中十子”之一。沈鍊曾夸奖他说:“关起城门,只有这一个。”据说在一次酒宴上,主人有意为难徐文长,指着席上一件小东西请他作赋,暗中却命童仆捧上丈余长的纸卷。徐文长立身把笔,一气写尽,惊倒了满座的人。  


      自幼以才名著称乡里的徐文长,一向颇有些自负自傲,对功名事业充满了向往,然而在科举道路上却屡遭挫折。二十岁那年,他结结巴巴地考中了个秀才,此后一次又一次参加乡试,直到四十一岁,考了八次,始终也未能中举。其间二十六岁时丧妻,从潘家迁出,以教书糊口;三十七岁时应胡宗宪之邀,入幕府掌文书。徐文长在科举中一再失败,并不是偶然的。他少年时便喜欢博览群书,讨厌八股文字,加之个性显露,情感张扬,恐怕确实写不出合格的、规行矩步而阴沉死板的八股文来。不过徐文长虽然明知八股文毫无用处,对一些从科举出身而绝无才学的官僚一向嗤之以鼻,但这毕竟是旧文人在政治上的唯一出路。屡试不售,前途无望,对徐文长是沉重的打击。他暮年作《自作畸谱》,还特地记下了六岁入学时所读的杜甫《早朝》诗句:“鸡鸣紫陌曙光寒”,流露出无穷的人生感慨。  


      从戎幕到牢狱  


      徐文长通常给人以恃才纵诞的印象,不过他也是一个关心社会政治,富有爱国热情的人。嘉靖时期,东南沿海遭受倭寇的频繁侵扰,由于兵备松弛,官吏无能,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惨重损失。徐文长一方面以诗歌对此进行尖锐的抨击,一方面满怀热忱地投入到抗倭战争中。他虽然身无一职,却几次换上短衣,冒险随军队来到前线,观察形势,然后记录下战事的经过,分析成败的原因,向有关官员提出破敌的方略。这些文章大都写得比较切实,不同于一般的书生议论。  


      嘉靖三十六年(1557),徐文长以才名为总督东南军务的胡宗宪所招,入幕府掌文书。这是徐文长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期。入幕之初,他为胡宗宪作《进白鹿表》,受到皇帝的赏识。自此胡宗宪对他更为倚重,对他放任的性格,也格外优容。陶望龄《徐文长传》记载说:徐文长常常与朋友在市井饮酒,总督府有急事找他不到,便深夜开着大门等待。有人报告胡宗宪,说徐秀才正喝得大醉,放声叫嚷,胡宗宪反而加以称赞。当时胡宗宪权重威严,文武将吏参见时都不敢抬头,而徐文长戴着破旧的黑头巾,穿一身白布衣,直闯入门,纵谈天下事,旁若无人。在总督府中,徐文长究竟为抗倭战事做了些什么,已难以考实。不过,以徐文长的身份,以他好奇计喜谈兵的性格,以他素来对于抗倭战争的热情,可以断定徐文长是参预了不少重要机谋的。在他留存的《拟上督府书》等文章中,也确实可以看到一些中肯的意见——虽然他所提出的治兵之术未免有些峻刻。  


      当然在幕府中也有许多不如意的事。胡宗宪出于各种原因,与权臣严嵩来往甚密,而徐文长是痛恶严嵩的,他最亲近的友人沈鍊就因参刻严嵩而遭到杀害。但徐文长又不得不代胡宗宪写了一些吹捧严嵩的文字,这真是文人的悲剧。  


      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被免职,徐阶出任内阁首辅。在徐阶的策动下,胡宗宪受到参劾,并于次年被逮捕至京(后来因平倭有功,只受到免职处分),徐文长也就离开了总督府。到嘉靖四十四年,胡宗宪再次被逮入狱,死于狱中,他原先的幕僚也有好几人受到牵连。徐文长生性本来就有些偏激,连年应试未中,精神上很不愉快,此时他对胡宗宪被构陷而死深感痛心,更担忧自己受到迫害,于是对人生彻底失望,以至发狂。他写了一篇文辞愤激的《自为墓志铭》,而后拔下壁柱上的铁钉击入耳窍,流血如迸,医治数月才痊愈。后又用椎击肾囊,也未死。如此反复发作,反复自杀有九次之多。嘉靖四十五年,徐文长在又一次狂病发作中,因怀疑继妻张氏不贞,将她杀死,因此被关入监牢。  


      初入狱时,生活自然是痛苦的。徐文长身带枷锁,满身虮虱,冬天雪积床头,冷得发抖,连朋友送来的食物也被抢走。后来他的许多朋友为解救他而四处活动,才使待遇有所改善。其中援助最为有力的,先是礼部侍郎诸大绶,后是翰林编修张元忭(他是明末著名散文家张岱的曾祖父),他们都是徐文长的至交,又都是状元出身,颇有声望。在这些朋友的解救下,徐文长坐了七年牢,终于借万历皇帝即位大赦之机获释。这是1573年的事,徐文长已经五十三岁了。  


      潦倒的晚年  


      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徐文长已不再有什么政治上的雄心,但他对国事的关注却老而未衰。出狱后,他先在江浙一带游历,登山临水,并交结了许多诗画之友。万历四年(1576)夏,徐文长年轻时代的朋友,这时已经做到宣化巡抚、担负北部边防重任的吴兑邀他北上,他便欣然前往。徐文长在宣化幕府的时间不到一年,但留下了不少描写北地风光、民俗和军旅生活的诗文。在写给许多官员的赠序中,他都喜欢议论政事,尤其是关于边防的策略。当时张居正主持国政,对蒙古采取抚和的方针,徐文长对此表示赞赏。他在吴兑那里受到敬重,无奈身体不好,只得于次年春经北京回到家乡。  


      六十岁时,徐文长应张元忭之招去北京,但不久两人的关系就恶化了。据张岱的记叙,张元忭是个性格严峻、恪守礼教的人,而徐文长却生性放纵,不愿受传统礼法的束缚。张元忭常常以封建礼教约制徐文长,这使徐文长大为恼火。他曾对张元忭说:我杀人当死,也不过是颈上一刀,你现在竟要把我剁成肉糜!由于和老朋友的交恶,加上与官僚们交往受到不平等的对待,使徐文长情绪郁愤,旧病复发,便于居京三载后重归家乡。此后,徐文长就再没有离开过山阴。  

      晚年乡居的日子里,徐文长越发厌恶富贵者与礼法之士,所交游的大都是过去的朋友和追随他的门生。据说有人来访,徐文长不愿见,便手推柴门大呼:“徐渭不在!”他一生不治产业,钱财随手散尽,此时只得靠卖字画度日。但手头稍为宽裕,便不肯再作。倒是一班门生和晚辈的朋友,或骗或抢,常常得到他的杰作。徐文长似乎特别嗜蟹,许多题画诗记载了朋友们用活蟹来换他画蟹的经过。最后几年,徐文长身患多种疾病,大约画也不能常作,生活更为贫苦。《徐文长文集》中有《卖貂》、《卖磬》、《卖画》、《卖书》诸诗,显示出这位大文学家艺术家凄凉的晚境。1593年,徐文长去世,年七十三。  


      多方面的艺术成就  


      徐文长的文艺创作所涉及的领域很广,但可以指出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艺术上绝不依傍他人,喜好独创一格,具有强烈的个性,风格豪迈而放逸,而且常常表现出对民间文学的爱好。  


      明代的诗坛,由于前后七子的提倡,出现了一股拟古的风潮。虽说他们也自有不可抹煞的成绩,但这种拟古的风气,显然有碍于诗歌艺术的发展。徐文长对此深致不满,并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说:鸟学人言,本性还是鸟;写诗如果一意模拟前人,学得再象,也不过是鸟学人言而已,毫无真实的价值。他自己的诗歌创作,注重表达个人对社会生活的实际情感,风格略近李贺,问学盛唐,并杂取南朝,出入宋元,而终不失其为自我。这个倾向为稍后主张抒发性灵的公安派所继承,对改变晚明诗风具有重要意义。公安派的主将袁中郎对徐文长的诗有一段精彩的评述:“文长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泣,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愤。”徐文长的散文,以《自为墓志铭》一篇最为出色。此外许多尺牍也很有特色,泼辣机智,幽默多趣,文风远启金圣叹一流,但总的来说,成就不及诗歌。  


      徐文长的戏剧创作有杂剧集《四声猿》,其中包括《狂鼓史》、《翠乡梦》、《雌木兰》、《女状元》四个独立的戏。《狂鼓史》是有感于严嵩杀害沈鍊之事而写的,表现出狂傲的反抗精神。后两个戏都是写女扮男装建功立业的故事,反映了徐文长对妇女的看法,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这些作品都打破了杂剧固定的格式,为戏剧形式上的多样化开拓了门津。在戏剧理论方面,他主张“本色”,即戏剧语言应当符合人物的身份,应当使用口语和俗语,以保证人物的真实性,而反对典雅的骈语,过度的修饰,这些看法都是很有见地的。此外,他还作有《南词叙录》,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著,在戏剧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徐文长曾说:“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这大概是文人惯用的诡计,即把自己最受人重视的艺术放在最末的位置,以抬高其它。其实,他是我国大写意画的宗师,影响及于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直至吴吕硕、齐白石,在美术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他最擅长花卉画,用笔放纵,水墨淋漓,气格刚健而风韵妩媚,具有诗一般的抒情性和韵律感,极为人们所珍视。其书法则长于行草,徐文长虽自列为第一,但成就似乎逊于绘画。  


      此外,杂剧《歌代啸》,小说《云合奇纵》(即《英烈传》),据说也是徐文长所作。这是两部很出色的作品,但它们的著作权看来很成问题,这里就不予评述了。 

    编辑:蓝雅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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