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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朝贤相——姚崇

    发布时间: 2007/3/15 10:42:34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网络
    文字 〖 〗 )

    一、             姚崇生平

    姚崇(650721),字元之,原名元崇,唐代陕州硖石(在今河南省陕县)人,曾任武后、睿宗、玄宗三朝宰相常兼兵部尚书。他曾为稳定武周政权、开创“开元盛世”起了重要关键作用。他辅弼朝廷,革除旧弊,开辟了一代之风,推进了社会进步,是我国封建社会不可多得的政治家、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相”。

    姚崇之父姚懿(590662),原籍江南吴兴,后移家陕州。龙朔(在661664间)初,出任嶲州(今四川越西)都督,安定了西南边疆。龙朔二年(662),姚懿病故,崇年方十三岁。他自幼受父影响,怀“王佐”之志,折节读书,精通吏道。长大后,应“下笔成章”制举,授濮州司仓参军,“剖析决断,答对入流”。武则天当政时,五迁为夏官(兵部)郎中。时契丹侵扰河北,军务繁剧,崇奏决如流,深受赏识。圣历三年(700)春,名相狄仁杰向武则天荐姚崇任夏官侍郎(四品)。不久,姚崇进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又迁风阁侍郎兼知政事。以后,虽宦海浮沉,但仍担任过睿宗和玄宗朝的宰相(见《资治通鉴》卷二一○)。

    姚崇文武双全,才智过人,赤心忠胆,敢言直谏,精通吏道,倡廉自廉,关心民众疾苦,注意发展生产。在武则天当政二十年中,先后启用了李昭德、狄仁杰、姚崇等贤才担任宰相,协助管理国家大事;但也任用一些奸佞小人,如任用酷吏周兴、来俊臣等,株连冤死很多无辜,朝野人心惶惶。神功元年(697),则天对随侍左右的人讲:过去周兴、来俊臣掌政时,朝野上下有很多谋反的罪犯,朕即派人复核,囚犯也“全承谋反”。自周、来受株后,天下“无逆反者”。她怀疑过去有受冤枉死者。夏官侍郎姚崇大胆进言说:“自垂拱(685~688)以后,受枉家破、含冤受刑被迫认罪而死者甚多。告发者有功,天下称为‘罗织’,比汉代‘党锢’之祸更甚。陛下派近臣复查,近臣尚不能自保,怎敢对已断的案子有所动摇?被审问的人,如果翻案,又怕遭酷吏严刑。依赖上天降福,陛下醒悟,诛灭凶恶小人,使朝廷平安无事。自今之后,臣以微躯及一门百口担保,现任官吏再没有造反的人了。”则天高兴地说:“以前的宰相都顺应促成此事,陷朕成为滥刑之主。卿言很合乎朕意。”遂赐姚崇银千两。

    唐初官僚机构不多,官员比较精简。从则天后期至中宗、睿宗朝,机构宠大,官吏冗滥,不仅加重财政负担,而且加深了贪污腐败之风。唐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锐意改新,决心拨乱反正,整顿吏治。这就必须选择一位贤明能干的宰相辅佐她。开元元年(713)十月,玄宗利用在渭滨出猎的机会,特召睿宗朝被贬在同州(治今陕西大荔)担任刺吏的姚崇,欲拜为宰相。姚崇佯不谢恩,玄宗大感意外。经询,姚崇才不失时机地向玄宗提出:精简刑法,行仁恕之政;疏远佞臣,不听诬陷之词;禁止宦官、贵戚干预朝政;减轻苛税,以利民生;待臣以礼,不任意屠戳无辜;奖励群臣进谏,做到虚怀纳诲;禁绝营造佛寺道观,防止挥霍浪费国家财帛;严防边将轻动干戈,勿穷兵黩武;在外臣子,不谙礼制或诤谏而触讳犯逆者,不予追究;外戚专权危及社稷,应书之史册,永为殷鉴。这十条为政措施,切中时弊。玄宗听后,两眼含泪,良久,沉痛地说:“这事确实让人感到刻骨痛恨。朕答应就是!”姚崇连拜两下,说:“这实在是陛下实行仁政的开始,也是臣千载难逢的良机。现在我敢承担为陛下辅佐的宰相了。”(见《资治通鉴·考异》)

    姚崇精于吏道,处事果敢。他为相后以“十事”做为施政的纲领,辅佐玄宗,进行了一系列的政革:引荐贤者,裁汰冗员;抑权贵,黜罢不肖,使官吏各尽其职,改变了过去“宰相十几人,台省要职不可数”的情况,出现了“天子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的局面。开元二年(714),玄宗下令从京官中选拔有才识者,到地方任都督、刺史,又从都督、刺史中选拔有政绩者入朝做官,进行交流,并将此做为一种制度,坚持下去。针对官场腐败、请托之风屡禁不止的情况,姚崇辅佐玄宗整顿吏治。开元二年,申王李成义(玄宗庶兄)向玄宗请托,要求把他府上的阎楚珪由录事(九品)直接提拔为参军(正七品),玄宗已同意,姚崇坚决反对,上书皇帝,指出量才授官的权力应归属官吏任用部门,反对因亲故之恩就得以升官晋爵,覆前朝冗官泛滥之辙,扰乱国家法纪,玄宗只好收回成命。他公正无私,重视法纪。他有两个儿子在洛阳“通宾客馈遗”,依恃姚崇在恩于分管东都官员任选的吏部尚书知东都选魏知古,“凭旧请托”。魏知古向玄宗密奏此事。一天,玄宗装做不在意地问姚崇:“卿子才性如何?今何官也?”姚崇很坦率地介绍两个儿子的情况,指出他们“为人多欲而寡慎,是必以事干魏知古”,玄宗见他坦诚无私,想斥逐魏知古。姚崇说:“臣子无状,挠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谓陛下私臣。”玄宗遂止。姚崇这种识大体、重人才、不因私害公的精神,很受大家拥护。这两件事对朝野震动很大,请托之风有所收敛。姚崇“屡以奢糜为谏”,开元二年,唐玄宗下令,将内宫金银玩器“销毁”,珠玉锦绣“焚于殿前”。

    开元时期,姚崇身为宰相,却没有自己的专门宅第,全家人住在离朝很偏远的地方。他上朝处理政务后,常常不能回家,就住在一个叫罔极寺的寺院里。有次,姚崇患了疟疾,上常令源乾曜处理政务,每有大事,就到寺里请教姚崇。源乾曜与姚崇接触较多,十分敬佩姚崇严于律己、廉洁勤俭的生活作风,他奏请玄宗让姚崇搬进四方馆(属中书省)居住,玄宗当即批准。但姚崇认为四方馆太豪华,又藏有公文,不便住进去,遂坚决谢绝。

    姚崇精于吏道,处事明敏。有次,姚崇因私事向玄宗请了十几天假,从而使应当处理的政务堆积如山,同朝宰相卢怀慎自以为才不及崇,凡事推而不专。姚崇假满复出后,只一会儿,就将未决之事处理完毕。紫微舍人齐浣称姚崇为“救时之相”,称卢怀慎为“伴食之相”。

    唐朝时,佛道盛行,危害国计民生。中宗朝,皇帝贵戚竞相营造佛事,奏请度人出家为和尚,其中有不少弄虚作假的,富裕人家的子弟及强壮男子也纷纷削发为僧,以逃避兵役,这种人到处都是。开元二年(714),姚崇向玄宗进言:“佛不在外,悟之于心。”玄宗采纳了他的意见,诏告全国审查僧徒,勒令还俗一万二千余人,打击了崇佛奢靡之风。

    开元初,黄河南北连年发生蝗灾。蝗虫飞来如云翳日,所落之处苗草罄尽,先朝也曾时遇蝗灾,往往造成赤地千里,横尸遍野的情景,以致物价飞腾,政局动荡。姚崇对此十分关注,力主召郡县及时捕杀。“伴食宰相”卢怀慎认为蝗不可捕,捕则有伤“和气”,恐致灾祸。今日看来,这种迷信实属荒唐可笑,但在当时,这种思想却很普遍而顽固。姚崇据理驳辩,慨然质问卢怀慎:“我真不明白,你那么害怕蝗虫,怎么不怕百姓死于饥饿呢?”卢怀慎无言以对,同意捕杀蝗虫。

    开元四年(716),山东地方蝗害严重,汴州刺史倪若水却上书拒捕,还说:“蝗乃天灾,人力怎能捕灭?朝廷只要行德政,灾害自然消止……”姚宗立即写信斥责他:“依你的道理,假若地方长官好,实行德政,飞蝗也就不会入境了;你那里蝗虫为害,那不就是你这长官无德吗?”倪若水被质问得十分尴尬,再也不敢抗命了。仅汴州一地,就捕杀蝗虫十四万石。官府为奖励治蝗,规定:捕蝗一斗,奖粮一斗,捕蝗一石,奖粮一石。蝗灾被有效地制止了,因而尽管连年蝗灾,灾区也未发生大的饥荒。

    开元五年(717),因关中收成不好,为转运粮食,唐玄宗计划东巡洛阳。不巧,临行前太庙房屋倒塌,宋璟等朝臣认为不吉利,劝阻玄宗东巡。玄宗召询姚崇,姚崇认为房屋年久失修而倒塌,和出巡是自然巧合,没有什么吉利不吉利的。他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陛下因关中收成不好,为转运粮食才到东都去的,况且东都各部门已做好供应计划,切不可失信于天下,陛下应按原计划出发”,深合玄宗心意。玄宗车驾按期分赴东都。

    姚崇为政清明,奖掖后进,具有举贤荐能之美德。长安四年(704),朝廷命姚崇举贤,他立即推荐张柬之为相。他说:“张柬之深厚有谋,能断大事,其人老矣(时年80),惟亟用之。”即日召见,拜同风阁鸾台平章事,进凤阁侍郎。后来,张柬之诛杀张易之兄弟,迎中宗复位,立有殊功。开元四年(716),姚崇因过失和年老,又举荐比他小十六岁的宋璟代其宰相职务。宋璟也是唐朝有名的良相。他为人刚直不阿,敢于犯颜直谏,为相坚持正道,刑当无私,敢于选贤任能,使官吏各尽其职。宋璟得到唐玄崇重用后,继续推行姚崇的政治路线,使唐朝这时出现了政治安定、经济发展,史称“开元盛世”,而这一切,与玄宗重用精明干练的姚崇,宋璟关系很大,故史曰:“姚(崇)、宋(璟)相继为朝,崇善变事务,璟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力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时贤相,前有房(玄龄)、杜(如晦),后有姚、宋,他人莫道焉”(《资治通鉴》卷二二一)。   

    开元初,凡军国要务,姚崇皆了若指掌。即使兼职兵部,凡军队的戍兵驻屯营地和侦察了望哨所,以及士卒仓储器械的数量“无不精熟”(李贽《藏书·智谋名臣姚崇》)。玄宗对于国家大事,多询问姚崇,同朝宰相卢怀慎、源乾曜等,只不过从命罢了。姚崇因病寓居罔极寺时,“凡大事,帝必派源乾曜咨(姚崇)。乾曜所奏善,帝必曰:‘是必崇划之’,有不合,则曰:‘胡不问崇?’”姚崇和宋璟进见时,唐玄宗常起来迎接,他们离开时,玄宗便在前殿相送,这在玄宗朝后来的宰相中,从未有此情况,姚崇晚年,玄宗仍命他五日上朝一次,仍然立于内廷供奉的首位,每有重大政事,便专门征询姚崇的意见,对姚崇待遇甚厚。

    开元九年(721),三朝宰相姚崇去世,享年七十二岁。当时,国家经济状况比较好,社会上特别是在官吏中厚葬成风。姚崇对这一风气极为反感,他列举古代圣贤薄葬的故事教育他人,批评厚葬之风。姚崇去世前,向子孙留下遗嘱:不准崇佛敬道,不准为他厚葬,只给他穿平常的衣服,不要抄经写像,并告诫他的子孙们去世以后,也要照他的嘱咐去做,要永为家法。姚崇节俭办后事的故事,也被后世传为佳话。

    二、姚崇故事

    才干出众 两登相位

    张柬之、桓彦范等相互串联,一举剪除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并迫使武则天交出政权,传位中宗。时姚崇任灵武道大总管,并挂有宰相的头衔,恰好回到了洛阳,参预了这一事变,并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受封为梁县侯。武则天既已退出政治舞台,被迁到上阳宫居住,中宗率文武百官去问安,大家都欢欣鼓舞,相互庆贺。可是姚崇却独自呜咽流涕,哭了起来。张柬之与桓彦范等人很是诧异,对他说:“今天难道是哭的时候吗?你恐怕要从此招祸了。”姚崇很是坦然,他说道:“事奉则天皇帝年代久了,突然离开她,发自内心的感情,实在控制不住啊!昨天参预你们组织的诛杀凶逆之举,是尽做臣子的常道,不敢说有什么功劳;今天与旧主告辞而悲泣,也是做臣子的应有的节操,由此而犯罪,实乃心甘情愿。”当天,姚崇被调离朝廷,去做亳州(治所在今安徽亳县)刺史。后来有人认为,这正是姚崇的聪明之处。意思是说他预见到朝廷的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为了不致陷入更深的旋涡,就如此这般地玩了个脱身之计。当然,不排斥包含有这种可能。但是,也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言谈和举动表明,他对武则天也是怀有深厚的感情的。

    为什么姚崇对武则天有那么深厚的感情呢?这只有从他的经历、他同武则天的关系以及他对武则天的看法中寻找原因。

    姚崇自幼为人豪放,崇尚气节。他才干出众。进入仕途后,一帆风顺,青云直上。武则天时,官做到了夏官(即兵部)郎中(高级官员)。这时东北的契丹族不断侵扰中原,武则天一再派大兵抵御,因此兵部的事务特别繁忙。姚崇的才干,至此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那纷繁复杂的事务,到了他的手里,处理得干净利索,井井有条。兵部是中央机关,消息很快传到武则天耳里。武则天很是爱才,姚崇的才干,她很赏识,立即提拔他为兵部侍郎(兵部侍郎,相当于今天国防部的副部长)。这种知遇之恩,姚崇能不动心!武则天的器重,对姚崇也是一种鼓励,他的才干到后来又得到进一步发扬。他在出任宰相的时候,往往兼任兵部尚书,所以对兵部的职掌非常熟悉;举凡边防哨卡,军营分布,士兵情况,兵器储备,他都熟记在心。玄宗初年,他作宰相,带头裁减冗员,整顿制度,任用官吏,注重才能,使得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国家制度,职责分明,指挥灵敏。他与庐怀慎同为宰相,他死了儿子,请假十多天,政事积压很多,庐怀慎处理不了,感到恐慌,去见玄宗作检讨。玄宗说:“我以天下事委托于姚崇,你坐镇就行了。”暗示他不必担心。姚崇假满上班,很快裁决了积压下来的政事。所以史书称赞他长于吏道。

    姚崇做了侍郎,就可以直接参预朝政了。神功元年(697),武则天对朝臣们说:“前些时候,周兴、来俊臣审理案件,多牵连到朝廷大臣,说是他们反叛;国家法律摆在这里,我怎么能够违反呢?其中有的我也怀疑有冤枉,是滥用刑罚造成的,就派近臣到监狱中去审问,及得到他们手写的状纸,都是自己承认有罪,我就不怀疑了。自从周兴、来俊臣死后,就听不到谋反的事了,然而以前被杀的人中,是不是有冤枉了的呢?”姚崇曾在刑部任职,办案公道,保过不少人,故对这方面情况比较熟悉;他对武则天也比较了解,他知道她也重用过一些坏人,滥杀无辜,然尚未完全被坏人控制,也任用一些正派人主管刑法,并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听得进不同的意见。他针对武则天提的问题,直率而又诚恳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自垂拱(685688)以来,被告得家破人亡的,都是冤枉,都是自诬。告密的人因之而立功,天下都在罗织人罪,情况比汉朝的党锢之祸还要厉害。陛下派人到监中查问,被派去的人自身也难于保全,怎么敢去动摇原案呢?被问的人若要翻案,又怕遭到那些人的毒手。全靠老天保佑,皇上你醒悟过来,诛杀了坏人,朝廷才安定下来。从今以后,我以自身及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担保,现在内外官员中再也没有谋反的人。恳求陛下,今后要是收到告状,只是把它收存起来,不要去追究就是了。假若以后发现证据,真的有人谋反,我甘愿承受知而不告之罪。”对于这一尖锐的批评和意见,武则天非但没有发怒,反而表现得很高兴。她说:“以前宰相顺着既成的事实,害得我成了个滥行刑罚的君主。听了你所说的,很是符合我的心意。”并赐给他银千两。至此,姚崇与武则天的相知又更进一步。

    过了一年,姚崇受任为宰相。后来,因为得罪了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被调出京城,去做灵武道大总管。临行前,武则天要他推荐一位宰相,他就推荐了张柬之。以前,狄仁杰曾两次向武则天推荐张柬之,张柬之每被推荐一次,就升一次官,但始终未登上宰相的宝座。这一次姚崇再次推荐,张柬之很快就当上了宰相,时年已八十。

    清除积澧 以为已任

    中宗时期,姚崇做过好几任州刺史;睿宗时,他也做了好几个州的刺史或长史。在做方官的时候,他政绩卓著,有的地方还树立碑刻,记载他的功德。然而这在姚崇一生中不占重要地位,对当时的大局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在武则天的时候,姚崇做过相王府长史。相王就是后来的睿宗。睿宗立即任命姚崇为宰相。这时,太平公主干预朝政,而且颇有势力。太平公主是睿宗的妹妹,武则天的亲生女儿,长得也特别象武则天,一贯深受武则天的宠爱。她也要走武则天的老路,要当女皇帝。为了防患于未然,姚崇与宋景联名上奏,建议将太平公主搬到洛阳去住,并将几个掌握兵权的王派到地方上去当刺史。昏庸无能的中宗,竟如实地将这些话转告给了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大怒,太子李隆基(即后来的玄宗)慌了手脚,就争取主动,指控姚崇等挑拨皇上与兄妹之间的关系,应加惩处。于是,姚崇被贬为州刺史。

    太平公主的势力越来越膨胀,活动也越来越肆无忌惮。玄宗再也按捺不住了,乃瞒着睿宗,一举将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清除掉。先天二年(713),玄宗到新丰(治所在今陕西临潼东北)讲武(类似现代的军事检阅)。按照传统,皇帝出巡,方圆三百里内的州郡长官都得到行在(皇帝行营)去朝见。这时姚崇任同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县)刺史,而且又得到玄宗的秘密召唤,是非去不可的。姚崇到的时候,玄宗正在打猎。玄宗问他会不会此道,他说,他从小就会,到二十岁时,常以呼鹰逐兽为乐,所以人虽老还能行,于是就参加了玄宗的打猎行列。他在猎场上驰逐自如,要快即快,要慢即慢,处处都使得玄宗满意,喜欢。罢猎之后,玄宗征求他对国家大事的意见,他侃侃而谈,不知疲倦。玄宗听了,说道:“你应当做我的宰相。”姚崇知道玄宗胸襟比较宽广,而且锐意图治,就故意激他一下,没有立即行礼谢恩。玄宗很是奇怪。姚崇说:“我有十点意见要上奏,陛下考虑,如果做不到,那我这个宰相就不能做。”玄宗要他说出来看看。  

    姚崇所说的十条,大意是:第一,自你当皇帝以来,朝廷以严刑峻法治理天下;我请求圣上,改成以仁义先行,可以吗?玄宗说:“我衷心希望你这么做。”第二,朝廷自在青海被吐蕃(古藏族)战败以来,从来没有后悔之意;我请求在数十年内不求边功,可以吗?玄宗说:“行;”第三,自从则天太后临朝称制以来,往往由宦官代表朝廷发言;我请求今后不要让宦官参预公事,可以吗?玄宗说:“这个问题我考虑很久了。”第四,自从武氏诸亲窃据显官要职,继之以韦庶人(中宗的皇后,被清除后去掉皇后称号)、安乐公主(中宗、韦庶人的女儿,与韦庶人一起被铲除)、太平公主用事,官场秩序混乱;我请求以后不准国戚在朝廷要害部门做官,以前巧立名目任命的官吏一律撤销不算,可以吗?玄宗说:“我老早就立志要这么做。”第五,近来,亲近佞幸之徒,触犯法律的,都因为是宠臣而免予惩处;我请求以后依法办事,可以吗?玄宗说:“对于这种现象,我早就是切齿痛恨的。”第六,近年以来,那些豪家大族,‘凭着同乡的关系,向上送礼行贿,以至公卿、方镇们也这么干;我请求除租、庸、调等赋税而外,其它一切摊派都要杜绝,可以吗?玄宗说;“愿意这么做。”第七,武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睿宗)造金仙、玉真观,皆耗资巨万,坑害百姓;我请求禁止建造寺观宫殿,可以吗?玄宗说:“我一看到这些现象,心里就不安,又怎么敢再这样干呢?”第八,前朝皇帝玩弄大臣,有损于君臣之间互相笋敬的常礼;我希望陛下对臣下以礼相待,可以吗?玄宗说:“事情就应该这么办,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第九,前朝大臣直言进谏者,有的就丢了性命,从而忠臣都感到灰心;我请求,凡是做臣子的,都可以犯颜直谏,无所忌讳,可以吗?玄宗说:“我不但能够容忍臣下这样对。待我,而且还可以按照忠言去做。”第十,西汉与东汉,外戚乱政,后世感到寒心,而我们唐朝的外戚专政,则更加厉害;我请求陛下将我朝的这种事情写在史册上,永远作为前车之鉴,成为万世不能重犯之法,可以吗?玄宗听了,情绪久久不能平静,说道:“此事诚可谓是刻肌铭骨之事啊!”第二天,就正式任命姚崇为宰相。

    宋朝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时,对姚崇的上述言论持半信半疑态度,所以只极为概括地提了几句,这未免有点过分拘谨。姚崇在武则天时,就做过相王府长史,早就认识相王的儿子李隆基,他在得到他的密召之后,将自己多年的亲身感受,略加整理,并当面陈述,是完全可能的,不应当怀疑。而且前节所说他对武则天的态度,那主要是就肯定方面而言的,其实,他对武则天并不是一概肯定,而是也有否定的一方面。特别是对于韦皇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及她们的党羽们的胡作非为,他更是深恶痛绝。他是唐王朝的一个忠臣,也是一个头脑清醒、注重实际、怀有理想的封建政治家,在他看来,唐朝要振兴,就必须清除掉那些多年积存下来的流弊,这样国家繁荣才有希望。

    求实务实 政绩可观

    姚崇不是一个高谈阔论的理论家,而是一个脚踏实地勇往直前的实干家。

    唐朝佛教盛行,其次还有道教及其它宗教。上自皇帝、皇后、达官贵人,下至豪绅富户,无不利用宗教捞取好处。因此,在宗教的旗帜下,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许多社会流弊。对此,姚崇深为不满。在武则天时,张易之要将京城有名望的佛教高僧十名,调往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县)去私建新寺,高僧们不愿意去,向朝廷苦苦哀求。姚崇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同意他们不到定州去。张易之一再坚持要调他们走,姚崇始终不改变主意。结果,得罪了张易之,不久就被调出京城,去做灵武道大总管。中宗时,公主、外戚得到批准,可度民为僧、为尼;有的人还私造寺庙。这样,一些富户强丁,乃纷纷出家,因为当时制度,凡出家人,即免除赋役。姚崇在做了玄宗的宰相之后,就提出要改变这种状况。他提出的理由是:对佛教的信仰,主要是在内心的虔诚,而不在于外表的形式;以往的一些信仰佛教的帝王权贵,都没有得到好的结果;贞要心怀慈悲,做的事有利于人民,使人民得到安乐,就是符合于佛教的要旨,何必妄度坏人为僧尼,反而破坏了佛法呢?玄宗接受了他的意见,下令有关部门,暗中进行调查,将一万二千多冒充的和滥度的僧尼还俗为农。对于这种宗教流弊,姚崇直到死的时候,也还是持反对态度。他在遗嘱里猛烈地抨击了佛教,用正反对比的方法,戳穿了佛教僧徒所宣扬的一些预言;他坚持佛即是觉的观点,信仰在乎内心,只要行善不行恶,就行了。他无情地揭露了那种将佛教僧侣的宣传当作事实的无知行径,那种抄经写像、破业倾家、施舍自身、为死人造像追福等愚昧风俗,指出,这都是“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余”;他嘲笑了那些所谓通才达识之士,也不免于流俗,成了上述种种怪现象的俘虏,;他认为佛教的宗教活动,乃是有害于苍生的弊法,要他的子侄们警惕,不要上当,在办他的丧事时,即使不能完全摆脱佛教陈规陋习的束缚,在斋祭、布施方面,也只能略事敷衍,不能铺张浪费。他也顺便提到了道教,指出道教的本旨是尚玄虚,不谈趣竞;只是由于受到佛教的影响而变了样。这种着眼于实际的求实精神,对宗教所持的否定态度,离无神论已不太远了。

    开元四年(716),山东(泛指华山以东之黄河流域)蝗害成灾,老百姓受迷信思想束缚,不敢捕杀,而在田旁设祭、焚香、膜拜,坐视庄稼被蝗虫吞食。姚崇上奏,引《诗经》及汉光武诏书,证明蝗虫是可以捕杀的;历代以来,有时候所以捕杀不尽,那是由于人不努力,只要齐心协力,就可以除尽。他说:“蝗虫怕人,故易驱逐;苗稼有主人,故救护者必定卖力;蝗虫能飞,夜间见火,必定飞往;设火于田,火边挖坑,边焚边埋,定可馀尽。”玄宗说:“蝗是天灾,是由于德政不修所致,你要求捕杀,这不是背道而驰吗?”姚崇又说:“捕杀蝗虫,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后,安农除害,是国家的大事,请陛下认真考虑。”玄宗被说服。但当时朝廷内外,都说蝗虫不能捕杀,玄宗说:“我同宰相讨论,已定捕蝗之事,谁再反对、,即行处死。”于是派遣御史分道督促,指挥老百姓焚埋蝗虫。结果颇见成效,当年农业获得了较好的收成。

    第二年,山东又发生蝗灾,姚崇按照老办法,派人到各地督促捕杀。朝廷议论又起,多以为蝗虫捕杀不得。玄宗也犹豫起来,又同姚崇进行商量。姚崇说:“这些庸儒们死抠书本,不懂得变通之道。凡事有时要违反经典而顺乎潮流,有时要违反潮流而合权宜之计。”接着他列举了历史上一再出现的蝗灾,后果都很可怕。又说:“今山东蝗虫,孳生之处,遍地皆是,倘农田没有收成,则人民就要流移,事关国家安危,不可拘守成规。即使除之不尽,也比养了成灾好。陛下好生恶杀,此事不烦你下诏,请允许我下文处理。若除蝗不成,我所有的官、爵,一概削除。”又一次把玄宗说服了。

    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刺史倪若水拒不执行命令,并说:“蝗乃天灾,应该修德,以感动上天。”姚崇得知,勃然大怒,给他写信说:“古时州郡有好太守,蝗虫即不入境,要是修德可以免除蝗灾,那么蝗灾的出现,就是无德所造成的了!现在坐看蝗虫吃食庄稼,怎能忍心不救!要是由此而造成饥荒,将何以自安?’幸勿迟疑犹豫,否则是要后悔的。”倪若水不得已,只好执行命令,焚埋蝗虫。他所捕杀的蝗虫共达十四万石,投入汴河不计其数。另一宰相卢怀慎也反对捕杀蝗虫,他对姚崇说:“蝗虫是天灾,怎么可以用人力来制服呢?外面的议论,都认为捕杀蝗虫不对。而且杀虫太多,有伤和气。现在停止,还来得及,请你考虑。”姚崇力辩其谬,他列举古帝王及孔子为例,证明为了人的安全和不违礼制,杀生是可行的。又说:“现在蝗虫极多,只有驱除,才可消灭:若放纵蝗虫吃食禾苗,各处田地,都要空虚。山东百姓,如何能够听其饥饿而死呢?此事我已奏请皇上定夺,请你不要再说了。若是救人杀虫,因而得祸,我愿独自承受,与你无关。”并派人到各地去检查,看谁捕蝗勤快,谁捕蝗不力,列名上报。又有一个既耿直又迂腐的人韩思复反对姚崇捕杀蝗虫,他说,河南、河北蝗虫,近更猖獗,所到之处,苗稼都损,且更向西漫延,到达洛阳;使者往来,不敢声张,山东数州,甚为恐慌。接着,他又是那一套天灾流行,土埋不容,只有悔过修德,以求上天保佑的陈词滥调。最后,他请求停止捕蝗使的工作,以收揽人心。玄宗又被他的话弄糊涂了,便将他的奏章交给姚崇处理。姚崇请求派韩思复调查山东蝗虫所造成的损失。韩思复上报了受灾的实际情况。姚崇不相信,又派刘绍去调查。据说,刘绍看着宰相的脸色行事,鞭打百姓,修改旧状,假报无灾,因而山东遭灾的数州,竟未减免租赋。这只能是局部的情况;总的情况是,由于姚崇力排众议,坚持捕杀蝗虫,故虽连年发生蝗灾,仍未造成严重的饥荒。

    由捕蝗而引起的轩然大波,至此尚未平息下来。姚崇的同时代人张鹫在其所著《朝野佥载》中又对姚崇进行攻击,说什么蝗虫“埋一石则十石生,卵大如黍米,厚半寸盖地?;上天要是不灵,则不至生蝗,上天要是降灾,蝗会越埋越多;对于蝗灾,应该修德慎刑,以报答上苍的惩罚,为什么不修福以免灾,而要逞杀以消祸呢!这一通指责,也还是老生常谈,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新意。没有见到姚崇对这一批评的反驳,但在他以往批驳别人的言谈中,已包含有反驳这种偏见的内容。在一个被腐朽的精神力量统治着的时代里,要想办点事情也真是不容易!姚崇捕蝗的决心、勇气、才干和坚持到底的精神,今天提起来,也有点令人肃然起敬。

    姚崇在围攻中取得了捕蝗的胜利,但既未立功,也未受赏,而是在不久之后就从宰相的宝座上跌了下来。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姚崇的一个部属犯了法,玄宗要惩办,姚崇想保护他过关。恰好遇到京师大赦,玄宗特意把这个人排除在赦免之外。机智的姚崇发觉,玄宗此举,目的已不在这个罪犯,而是在他本人了。于是就请求辞去宰相职务,并举宋景以自代。

    开元五年(717)正月,玄宗决定到东都洛阳去,这不完全是为了巡幸,而是因为关中收成不好,粮运要增加,皇帝到了东都,就可以减轻这方面的负担。正在这时,太庙的房屋倒塌,这在当时又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玄宗召见宰相宋景、苏颐,问他们这是什么缘故。他们解释说,太上皇死还不到一年,三年的丧服未满,不应该行幸;大凡灾异的发生,皆为上天的告诫,陛下应当遵守礼制,以答复上天,不要去东都了吧!玄宗听了大约有点不以为然,又把告退的姚崇找来,问道:“我临近从京都出发时,太庙无故崩塌,这是不是神灵告诫我不要去东都呢?”其实,太庙殿本是前秦苻坚时建造,隋文帝创建新都,将北周宇文氏殿移到这里,建造此庙,唐朝又利用了隋朝的旧殿,积年累月,朽蠹难支,故而倒塌。姚崇先向玄宗介绍了这一实际情况,接着又说:“高山含有朽土,尚且不免于崩塌,年久朽木,自应摧折。这次太庙倒塌恰好与陛下东幸的行期偶合,不是因为陛下要出行而太庙倒塌。而且皇帝以四海为家,东西两京,相距不远,关中收成不好,增加粮运,人民劳苦,故陛下出于对人民的爱护而行幸,并非无事笼络人民。何况东都各部门已都作好准备,不去将失信于天下。”最后他提出:一、将神主移到太极殿;二、重新建造太庙;三、皇帝东行计划不变。玄宗听了,很是高兴,说道:“你说的正合我意。”

    开元九年(721),姚崇以七十二岁高龄死去。临终前立下遗嘱,告诫子侄们。说他自己知止、知足,从宰相高位退下来之后,优游于田园之间,甚感满足;人总是要死的,他之死乃自然的归宿。其次,他将田园事先分好,子侄们各得一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说,他所“见到的一些达官贵人,身死之后,子孙失去庇荫,多至贫困,于是互相争夺起来,搞得水火不相容,不但本人有失体面,而且也玷污了先人,无论是曲是直,都要受到别人的讥笑与谴责;庄田水碾,既然是大家共有,于是互相推委谁也不管,以致荒废。所以仿效前人,将遗产预先分好,以绝后争”。第三,要薄葬,他指出,厚葬非但无益,甚至是会招祸,“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第四,是反对宗教迷信,这在前面已经作了介绍,要指出的是,他不但自己反对宗教迷信,他也要求自己的子侄们及子孙后代也走他这一条路,其用心可谓深远。姚崇遗嘱说的虽都是个人及家庭私事,但针对的却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所以实际上也是篇针砭时弊的檄文。

    综观姚崇的一生,有一点是非常突出的,这就是着眼于现实,那些高居社会之上的什么儒家之经,佛教之经,道教之经,以及其它一些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在他眼里,都降居于次要地位。有一次,姚崇问他的僚属:“我作为一个宰相,可以比得上历史上什么人?”僚属未答。姚崇自己说:“可否比得上管仲与乐毅?”僚属说:“管、乐之政,虽然不能施行到后世,还可以保到他们自己死的时候;你的政令,随时更改,似乎比不上他们。”姚崇又追问:“如此说来,究竟可以与谁相比呢?”僚属说:“你可以算得上是个救时宰相。”对于这种评价,姚崇并不觉得是贬低了他,而是感到高兴,他将拿在手中的笔投下道:“救时之相,难道容易得到吗?”

    好弄权术 为人权谲

    作为救时宰相,姚崇敢于面对现实,勇于冲破传统观念,坚忍不拔,政绩可观,是很值得称道的;但在涉及到他的为人品德方面,就不那么始终如一、那么厚道了。所以史书批评他“权谲”,就是好弄权术,滑头,耍小动作的意思。

    开元元年(713),姚崇从同州到新丰见玄宗,玄宗打算任命他为宰相。现任宰相张说知道此事,出于嫉妒,指使别人对他进行弹劾,玄宗不听。张说又指使人向玄宗建议,派姚崇去当河东总管,又被玄宗识破,提建议的人差一点丢掉脑袋。姚崇当上宰相,张说恐慌起来,想走玄宗的一个弟弟岐王的后门。姚崇要抓住这件事对张说进行报复,但又不直接加以揭发。一天,已经罢朝,朝臣们都已离去,姚崇独自跛着脚作有病状,玄宗叫住他,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我的脚坏了。”又问:“不很痛吧?”答道:“我心里有个忧虑,痛苦倒不是在脚上。”玄宗又问这是什么意思,他说道:“岐王是陛下的爱弟,张说是辅佐大臣,他们秘密乘车出其家门,恐怕要坏事啊!所以我很担心。”张说宰相当不下去了,被贬为相州(治所在今河)匕临漳县西南)刺史。在姚崇的同时代人中;张说也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可是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勾心斗角的。据传说,姚崇临死前,还告诫自己的儿子说:“张说与我嫌隙很深。我死之后,出于礼节,他必来吊丧,你们可将我平生所服用的珍宝器皿陈列出来,他最喜爱这类东西,如他看也不看,那你们就要作好准备,灭族之灾就将来临了;如他看这些东西,那就预示没事了,你们就将这些东西送给他,并请他为我撰写神道碑。得到他所撰碑文后,立即誊写,报呈皇上,并准备好石头,立即刊刻。他比我要迟钝,数日之后,定要反悔;他如派人来索取碑文,就说已报请皇上批准,并将刊刻好了的碑拿给他看。”姚崇死后,张说前往吊丧,见到所陈服玩,看了又看。姚崇诸子如姚崇所嘱办理,得到了他所撰写的碑文,并使他索回碑文的计谋落空。张说气愤至极,说:“死姚崇犹能算计生张说。”

    姚崇同另一些当代名人的关系也不甚协调。在贬张说为相州刺吏时,—另一宰相刘幽求也被免职。刘幽求很是不服,有人告他的状,说他“有怨望语”,就是说在背后说怪话,发牢骚。玄宗下诏追查-,姚崇等人以和解的姿态劝说玄宗道:“刘幽求他们都是功臣,乍任闲职,稍微表现沮丧,也是人之常情。他们功业既大,地位又高,一旦被送进监狱,恐怕要引起很大的震动啊!”结果刘幽求被调出京城,去做睦州(治所在今浙江淳安县西南)刺史。姚崇等人的上述一席话,表面上是保护刘幽求,实际上是证明了他确有“怨望”之罪。史书说,姚崇对刘幽求是素怀嫉妒之心,看来是有根据的。

    魏知古也是当时的一个名人,其功劳、地位、身望与姚崇也不相上下。他原是姚崇所引荐,后来与姚崇并列相位,姚崇渐渐地瞧不起他,把他排挤到东都洛阳去专管那里的吏部事务。魏知古心怀不满。姚崇有两个儿子在东都做官,知道魏知古是自己父亲提拔过的,就走魏知古的后门,谋取私利。魏知古到长安时,将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报告给了玄宗。有一天,玄宗与姚崇闲谈,顺便问道:“你的儿子才能与品德怎样?现在做什么官?”姚崇十分机敏,一下子就猜透玄宗的话中有话,就采取主动,答道:“我有三个儿子,两个在东都,为人贪欲而又不谨慎,必定会走魏知古的门路,不过我还没有来得及问他们。”玄宗原以为姚崇要为儿子隐瞒,在听了姚崇道出真情后,很是高兴。玄宗又问姚崇,他是怎么知道的。姚崇说:“在魏知古社会地位很低时,我保护过他,提拔过他;我的儿子蠢得很,以为魏知古必定因为感激我而容忍他们为非作歹,故而去走他的门路。”玄宗听了,认为姚崇为人高尚,而鄙薄魏知古,觉得他有负于姚崇,要罢他的官。姚崇又请求玄宗说:“我的儿子胡闹,犯了法,陛下赦免他们的罪已是很万幸了,若是因为这件事而罢魏知古的官,天下必定以为陛下出于对我的私人感情而这样做,这就会连累到陛下的声誉。”然而魏知古还是左迁为工部尚书。

    编辑:汀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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