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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阐述石达开、李秀成之晚节(2)

    发布时间: 2011/11/3 14:15:52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剑历史门户网
    文字 〖 〗 )

    二、李秀成战以部众、和以部众。 


        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孟森指出:“世以为秀成以种族之见劝曾······取而代之”,这可能是李秀成伪降说的滥觞。劝曾做皇帝即使是真的,也未必是伪降,不见得是要助曾灭清来扶助幼天王,助曾灭清更不能扶洪了,曾国藩不是那么好糊弄的;降清是降,扶曾称帝也是降。降曾扶曾,灭清兴汉,名声会好些,降清名声不那么好。扶曾兴汉可以洗刷污点,重建功名的可能性也更大些。扶曾以后一般不会再扶幼天王了,一个是中国人讲究“义无再辱”,最忌反复无常;再个扶幼天王不见得比扶曾国藩好;三个就是曾国藩又岂容他玩弄于股掌之中。管仲向齐桓公投降一次,庞德向曹操投降一次,那叫弃暗投明,或者叫忍小辱而就大功。但是,可一不可再多次投降人就不值钱了。如果李秀成既要功名又要声名的话,扶曾国藩就要比“袭蜀汉姜维故智伪降曾国藩复兴太平天国”的两次反复功名相等但是名声要好,他保全士民的心愿也易于实现。 


        不管李秀成被俘前如何忠勇,临死时又如何坦然,写自述时他是确实要降的。降曾、降清都是降。他要终止革命,设法保存部众,转向反侵略战争,这是明末李定国走过的路线,大顺余部李定国和大明余部唐王、桂王有过联合抗清的历史,并未受当时和后来的普遍非议。革命在这时已不发挥拯救人民的作用,人民却在为一场无结果的革命作最终付出。结束一场无结果的革命,减少人民生命的无益付出,转向反侵略战场,李秀成认为这才是切实有益于人民和国家的。这是文化传统和一般社会心理认可的。老天王已死,幼天王已逃,失去传统意义上的尽忠对象,李秀成认为能拯救余部,反抗侵略即可无贻后世之讥,孰料大谬不然。周屯《忠王自述·序》中说:“从现存的文献来看,他当时的态度是利用封建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保存革命力量,斗争的矛头转向更大的国外侵略者,这三者是不可分的整个复杂思想的体现。这当中,我们认为当时主导思想的,是着重在对外斗争上。……这是革命实践的要求,这不仅不是一个幻想,更不能作为怕死、妥协投降看待。……李秀成作为一个农民革命的领导人、英雄人物,是没有什么减色可说的。” 


        吕集义在《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的说明里说:“在全部《自述》中尽管忠王为了幻想实现他的某种政治意图,不得不说了一些污损自己的话,但在字里行间仍然到处表现了他的坚定的革命立场”。《自述校补本》前言中说:“(李秀成)之所以在《自述》中带些颂谀敌人,污损自己的话,是有其苦衷和政治目的的。”确实如此,但不仅如此。当梁启超、黄兴、毛泽东赞扬曾国藩时,却不“是有其苦衷和政治目的的”。梁启超断言:“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毛泽东认为曾国藩是“大本大源”之人,表示:“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个半世纪后我们无产阶级史学家多有对曾氏其人其学其功赞不绝口者,似乎不能说是“有其苦衷和政治目的的”。最不应该发生的是,自己一边对曾氏赞不绝口,一边对姓李的赞曾氏骂不绝口,这很武断、很专制、很滑稽,尤其对无产阶级历史学家来说是如此。“用最美丽的字眼称颂太平天国的死敌—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大有人在,有史学家说是李秀成,我看不是,他还没有这么高的文字组织能力。 


        李秀成对曾氏兄弟的“谀词”不乏由衷之词,并非全是吹捧。正如曾国藩对太平军将领刘瑲琳、林启容极表佩服也是由衷之词,无意吹捧一样。但李秀成丧失自尊,自称为“贼”,自污自毁则不足为训。虽然他的自污对于忽悠曾国藩,掩护幼天王和战友行踪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他与郜永宽等投降者损人利己、牺牲战友以自保自荣者截然不同。他的投降有他的原则和底线:一、继续保护幼天王,使敌人不向广德、湖州追击幼天王,与卖主求荣者正好相反;二、他要求招降部众,未必是“有计划地进行另一个阶段的革命事业”,但确是“为保存全部的革命力量”,保存而已,并非为了继续革命,但也与卖友求荣者相反;三、郭毅生、任恒俊认为:“李秀成有七可降而不降,有三可走而不走,他的感情和立场是站在太平天国方面的。再看他对苗沛霖、郜永宽等叛徒,直斥为‘这班反臣不义’,这样的爱憎分明,决非出自甘心投降者之笔。”四、李秀成反对曾国藩借用他的名义,派遣爪牙马玉堂、赵金龙直接主办招降事务。主张在皖省居中,亲自发文四处,主办此事。招降保众的目的达不到时绝不与曾氏诱降杀降的可乘之机。成功了则从阶级斗争战场转移到民族斗争战场,不成功也好为虎口逃生者打打掩护。力求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左宗棠看穿了李秀成的意图,他在同治三年九月十五日上奏清廷,陈述他的看法说:“李秀成所供广德之贼不击自退,并劝官军勿专杀两广人,亦在庇纵逆党,亦可概见。”[②] 


        不是用牺牲他人的生命换取自己的生存,不是牺牲革命的利益换取个人的利益,只为余部的最大保存考虑,这最后的一念是和李秀成一惯以爱民为念相一致的。活着,为自己和别人的生存而战;临死,仍不能对余部的临死置之不理。不是死到临头万事休,而是死时犹怀苍生想。被俘当晚,曾府幕僚赵烈文走访李秀成,问其有何打算。李秀成说:“惟死而己。顾至江右皆旧部,得以尺书散遣之,免戕贼彼此之命,则瞑目无憾。[③]”表明了自己最后的心迹。大势已去,双方最后的性命相搏只于性命有损,于大事全然无补。“杀敌一万,自损八千”,不论“一万”还是“八千”,其基本成分都是农民,或依附清朝以求生,或对抗清朝以图存。当一个政权同它要取消的政权一般无二之时,互相的战斗就是纯粹的相斫了。以桀伐桀的最后相斫,于国有益吗?于民有益吗?能挽救和促进革命吗?革命意义丧失时,革命气节也无从谈起了。难道说世界上真有不要人道不计民命的革命气节吗?难道生命除了革命的价值就没有它本身的价值了吗?难道个半世纪前的农民不是为生存而战而是为真理而战、为革命而战了吗?亦或为自由和民主而战?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老实巴交的他们会有这种革命信仰和革命精神吗?对于李秀成他们来说,对于广大农民来说,不能说为革命而战,为真理而战,那太崇高、太理想了;只能说,为生存而战,为尊严而战,或者也为正义而战,那样才现实。人们关注的是现实的、切身的事情,真理、革命、理想社会很少进入其视野,更少编入其战斗日程。陈炳文部那种几十万人的成建制投降,虽然于革命者说并不光彩,但对于那几十万人来说切实有益,比失败后被凌辱被虐杀似乎更有尊严。起义时是为了生存、为了尊严而战,现在放弃斗争则是为了抓住最后一线生机,为了维护残余的一点尊严,是不同情境下同一心地的合乎逻辑的表现。不讲保存地战斗到最后一人。忠实的革命者这么选择,是英雄之举;革命者代替众多的部下和民众作出这种选择,则是残酷和霸道,如果还不能说是草菅人命的话。这真的符合殉难者们的最真意愿和最大利益吗?不能用无产阶级先锋队去要求当时的太平天国领袖,更不能用来要求当时所有的将士和民众。当时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内容与后来不同决定了对其气节的要求也与后来不同。 


        革命以求生存,革命以求发展。民不聊生才革命以求生。革命为人民而生,人民非为革命而生。革命需要牺牲,牺牲未必就是革命。革命气节离不开对革命的捍卫和坚守。当革命走入歧途,甚至已经在逐渐丧失其革命性时,革命已不成其为革命,又何言为革命牺牲?这时表现的只能是某些个人的英雄气概,又如何会有普遍的革命气节?革命是用较少的牺牲换取更多的人更好地生存和发展。革命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不仅看为了什么,许诺了什么,最终也看得到了什么。革命本为救死,革命决不是为了送死。当太平天国的天国梦已被自己和敌人击得粉碎时,谁还能要求人们用自己的鲜血流成大海打造向往中的海市蜃楼?龚云肯定太平天国是“一次失败的农民自救运动”,这里的“失败”不只在说明敌人疯狂镇压以致失败,另外也在说明革命本身的低水准不足以完成自救的任务。 


        战以部众、和以部众,李秀成爱国爱民心并无转移。防鬼反为先,从无出路的阶级战场迈向大一点的民族战场,而又并不以战友的生命和本阶级的利益为代价,这似乎也说得过去;反抗本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而现在继续反抗于本阶级有损无益;并且于国家也有损无益。但作为清政府,它是宁可勾结列强对内也不愿团结李秀成等人对外的,李秀成对其本质认识不够才会有与它一同防鬼的念头。 


        李秀成的一生,主要在战斗中度过,在他身上,生气勃勃的气质占着上风。 


        李秀成从战斗到被俘到临死,不乏损己利人之举,单刀赴会平叛乱,犯颜谏天王,弃马救幼主,冷对曾九锥,镇静作自述,临刑从容,一桩桩如诗如史。即使他向曾国藩献招降计时,仍在掩饰战友的行动,提防招降时的杀降。这也是曾国藩不能利用他的招降计肆其毒手的原因。石达开的骗于骆友耕,陈玉成的骗于苗沛霖,郜永宽的骗于李鸿章,无数血淋淋的事实历历在目,使李秀成戒惧在心,时刻警惕着曾国藩的诱降杀降。求生不忘人之生,设降又设防,一时动摇又复坚定,这使他的表现与其说是投降,不如说是在不对等情况下愚敌人进行的一场保存自己保存战友的试探性的谈判,在某种程度上不失为一场最后的较量,也是他最后克服自身弱点再次走向坚强的一次自我完善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敌人的屠刀粉碎了他最后的幻想和试探,实现了他最后的觉醒和坚定。
     

        绝对反抗,不断革命,成了后人评论一个革命者的革命性的标志。不承认革命者也有彷徨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也有走出彷徨走向坚决、克服软弱走向坚强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李秀成软弱的一面,总是无视他不断走出软弱走向坚强的一面。否定了一个人的认识的完成、人格的完成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李秀成是一个复杂的的人物,最真实而清晰地再现了历史的复杂性。缺乏学术研究应有的耐心和严谨,把历史简单化、把历史人物简单化,这就会缺乏对历史的生动而真实的把握。
     

        三、“守节”者与“失节”者的简单比较 


        我们又喜欢拿洪仁矸、陈玉成、赖文光和石达开、李秀成对比,前者确实无愧于太平天国里英勇就义的典型。其实他们对敌人也并非一无幻想。将他们做番比较有助于我们把事情看得更明白些。 
    1862年谷岭起义失败后,洪仁玕与其他十余人被捕入狱。洪仁玕“坐于众囚中心怀深忧,大为失望”。他想“倘能以脱众人于死刑,当乐以身代”。洪仁矸想过以一己之命换战友生存,但他们都是敌人刀葅上的鱼肉,明知没有“乐以身代”的可能,只能说说而已了;如果他认为有这种舍己全民的可能,他将如何抉择?遵王赖文光也是欲以牺牲自己拯救部下自投清方的,敌人称之为“善学李秀成故智[④]”。 


        回民起义领袖杜文秀,1872年被清军围于大理,“子弹告竭,食用俱尽”,他“情愿拼舍一身,以救数万生灵,命(杨)荣等献之投降”,服毒后出见清降杨玉科,说什么“杨大人,本帅凑你成功,不干城中老少之事,你要另眼相看。”[⑤]企图以自己的牺牲和部众的投降的巨大代价换取清统治者“勿罪其党与百姓”,贷得城中老少安全。自己百死不足惜,但求民众保全,是高风亮节,不是无耻;但关心则乱,无奈之下的舍己全民不能感化屠夫的心肠,反为屠夫们血洗大理,邀功请赏大开方便之门。这是对敌人认识不清、对其凶残估计不足、存有幻想所致。其出发点不坏,但是以君子之心测恶人之腹,敌人就是能恶毒到令石达开、杜文秀意想不到的深刻地步。杜文秀投降,自己和杨荣等身首异处,“城内外老幼男妇一概被杀”,“尸骨堆山,死者十余万众”。[⑥] 


        陈玉成被骗于苗沛霖也是敌友不明,把敌人当朋友。他的向苗霈霖冒险求师,也有向洪秀全以死明志的动机在内,一是因为自己对安庆之失有愧于心,一是由于洪秀全苦苦相逼,他想以死相拼扳回大局。他们共同的错误根源在于最后关头也不甘心坐以待毙,要探索最后的可能性,陈玉成寻找的是死里求生的最后战机,洪仁矸、石达开、李秀成要寻找保全部下的最大可能性。他们比较有共同点,他们和洪秀全不同,洪秀全无意弃京突围,决心与城为殉时是要大家和他一起死,不想为大家留生路的,当然也是不耐烦为革命求生路。撇开部众不顾,为一己计的投降是自私;撇开部众不顾,为一己计的匹夫匹妇式的自经于沟渎何尝不是一种自私。不想为大家着想,又怎么奢望他为革命着想?他的服毒而死或不药而亡,既是自杀其肉体,也是放弃对太平天国的责任、导致太平天国提前灭亡。弃城别走,人民、革命都还可以走着瞧,然而洪秀全不愿意为人民和革命多走一步了。


        天京陷落时,城内仅剩三万人,其中“能守城者,不过三、四千人[⑦]”,除了给曾氏兄弟的“吾辈以杀人为业”的封侯事业作最后的的锦上添花,提供大量人头外,三、四千的疲惫之众能给敌人多大杀伤是可想而知的。有一线突围之机时不拼命一博,而是等着屠夫和死神的肆虐,人民的坐以待毙的泣血的悲壮使既我们后人肃然起敬,同时又使我们对某些领导人的麻木不仁百思不得其解,“人命关天”啊!舍命以全三军英雄系列的出现,是农民领袖心中真正开始有人民的表现之一,爱国爱民为国为民的忍辱负重,表现的是更健全的人性。如果以“人民标准”和“生产力标准”衡量,石、李力图减少将士的无谓牺牲、终止无结果的战争会造成的生产力破坏,“舍命以全三军”的思想境界与罔顾民命,以人民鲜血为一己、为一姓图王霸业、屠城觅侯者比,到底孰优孰劣,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舍命以全三军”的道德动机不可非议,“舍命而不能全三军”才是应该使后人万分警惕的。 


        梁启超《李鸿章》书中对李秀成的极高评价:“李秀成真豪杰哉!当危急存亡之倾,满城上下,命在旦夕,犹能驱役健儿千数百,突围决战,几歼敌师;五月十五日之役,曾军之不亡,天也!及城已破,复能以爱马救幼主,而慷慨决死,有国亡与亡之志,虽古之大臣儒将,何以过之?”  

    编辑: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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