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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权立嗣问题考论(4)

    发布时间: 2011/11/22 9:45:34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华文史网
    文字 〖 〗 )
    四、对“二宫构争”性质的辨析


        关于“二宫构争”的性质,方北辰先生在《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一文中曾有所论述。他认为两党主要是以地域为纽带结合起来的政治派系,“拥护太子和者,主要是江东世家大族”,而“支持鲁王霸者,主要为江北地主”,孙权支持江北地主,打击江东大族,因此这一斗争的性质“乃是江东世家大族与江北地主两大政治派系之间的争夺。”[18]确实,孙吴政权在建立过程中,曾存在过明显的南北地域士人间的冲突和斗争,此后孙吴政治也或隐或显的存在着地域矛盾的影子。由此可说,方先生所论确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二宫构争”的特质,可谓通达之见。


      不过,就孙吴政治的总体演化趋势而言,是孙吴政权及淮泗集团的江东化,而这一变化大体在孙权黄武年间便已基本完成,淮泗人物便融入到江东社会之中,因此,简单的以地域分野来论定发生在孙权末年的“二宫构争”以及此前的吕壹案、暨艳案的性质,不仅不尽符合事实真相,而且对很多史实不能做出圆通的解释。比如在北方人士中,孙权与张昭的对抗相当严重,而张昭在反对孙权征辽东等大事上与江东陆逊等人的看法完全一致。又如步骘,早在太子孙登问他贤人士君子时,他便称述陆逊等江东人物,当吕壹纠弹陆逊、顾雍等江东人物时,骘上书孙权说:“丞相顾雍、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浚,忧深责重,志在竭诚,夙夜兢兢,念欲安国利民,建久长之计,可谓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19]又如吕岱,曾与陆逊共掌荆州军政,配合协调,张承致书岱:“昔旦、奭翼周,《二南》作歌,今则足下与陆子也。”岱又“亲近吴郡徐原”,“原性忠直,好直言,岱时有得失,原辄谏诤”,岱视为“益友”,后原死,岱痛哭,以为无人可“闻过”[20]。又据《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会稽余姚名士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屡为之说。”不仅如此,南北儒学宗族已开始通婚,如张昭孙女便嫁与陆逊子抗,门阀最重婚姻,当时南北两个最有影响力的家族间开始通婚,可见他们已融合到了一定程度。在太子孙登的僚属中,南北才俊同处,互相品目,颇为和谐。故孙权称帝后并未见到南北士人间用心排挤、倾轧的典型事例。相反,相互合作的事例尚有不少,难以一一列举。正因为北人的江东化,南北士人间的相互融合,其地域隔阂日渐淡化,故入晋后,不少汉末南徙的北人已著籍江东[21]。另外,在“二宫构争”中,两党成员中都有南北混窜的情况,即江东一系有北人,江北一系中有南人,更难解释的是诸葛恪父子异党,恪附太子和,恪子绰附鲁王霸。以上种种史实上的抵捂恐怕都是简单的“地域论”所无法解释的。


      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论证,以企得出更接近历史真实的看法。通过检索文献和参阅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以为就其根本性质而言,孙吴立国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变故皆是出自寒门的皇权与儒学世族之间深刻的内在矛盾的必然反映。


      汉魏之际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其影响所及牵涉到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诸领域。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表现在政治上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便是寒门军阀乘乱崛起,并且与儒学世族展开了激烈的冲突和斗争。我们知道,自东汉以来,儒学世族势力日益兴起,渐成当时的主导力量,虽历经汉末皇权及其依附力量——阉宦、外戚——的摧残,其兴盛之势末衰。然而汉魏之际的军阀混战却暂时中断了他们的发展进程。在混战中崛起的各军阀政权大多出自寒门,而儒学世族的军事代表如袁绍、刘虞、刘表、刘焉等皆相继被灭。各地区的寒门军阀在争夺统治权及其统治过程中,都不同程度的与当地的儒学世族发生过冲突,推行了种种摧残、压制儒学大族的政策。最著名的是曹操在中原地区厉行“法术”之治,行“校事”之制,杀戮孔融等名士,易风移俗,影响甚巨。其他如公孙瓒、公孙度父子等,更是专以残害世族之士为事,就连诸葛亮治蜀,也是推行法治,扼制世家大族的[22]。具体到东吴,也有类似的精况,只是以往人们笼统的说孙吴依仗南北大族的支持而立国,从而忽视了对一问题的深入探究。


      其实,富春孙氏出自寒门,陈寿在《三国志·孙坚传》“评”中说坚“孤微发迹”[23]。查《宋书》卷二七《符瑞志上》可知:“孙坚之祖名锺,家在吴郡富春,独与母居。性至孝。遭岁荒,以种瓜为业。”《太平御览》卷五九九《礼仪部·墓冢三》引《幽明录》也有同载。坚之祖“以种为业”为业,完全是一个孤微之家,根本无文化传承可言。正因为如此,孙坚只能初求为县子吏,后以行武、镇压黄巾起家,并很快与儒学世族人物产生了冲突。据《三国志》本传,坚任长沙太守,“荆州刺史王睿素遇坚无礼,坚过杀之。”王睿,出自琅邪王氏[24],儒学大族子弟,以门第轻视坚,《孙坚传》注引《吴录》便载:“睿先与坚共击零、桂贼,以坚武官,言颇轻之。”后坚寻机杀睿,睿问:“‘我何罪?’坚曰:‘坐无所知。’睿穷迫,刮金饮之而死。”孙坚与王睿的矛盾正是门第引发的。孙坚后来依附僭逆之人袁术,更为儒学之士所轻视。孙策曾受袁术之命攻打庐江太守陆康,康乃江东陆氏之代表,此役陆氏宗族百余人被困,死者殆半。这是孙氏与江东大族结仇之始。此后孙策返师江东,江东大族皆以袁术之余孽视之,少有与之合作者,故孙策全力仰仗随征之江北军将和谋士的支持,并对江东大族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三国志·吴书·孙韶传》注引《会稽典录》载:“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吴主权传》注引《傅子》也载策“转斗千里,尽有江南之地,诛其名豪,威行邻国。”以往人们对这些史实少有注意,经田余庆先生在《孙吴建国的道路》一文中精湛的考证和研究[25],终于揭示了孙吴政治上的千年未发之覆,基本澄清了事实的真相。据田先生所考,孙策所杀江东士人甚多,其中会稽盛宪宗族、周昕宗族及嘉兴王晟宗族等几被杀绝,直到孙权执政之初还亲手杀了盛宪、沈友等清议之士,后来又相继拘禁、流放会稽魏滕、虞翻和吴郡陆绩等名士,与曹操杀孔融相似。陆绩死于贬谪地,死前自称“有汉志士吴郡陆绩”[26],根本不以孙氏政权为意!
    当然,孙吴政权与江东大族也有妥协、合作的一面。孙吴统治者认识到,要在江东建立起稳固的统治,就必须争取江东世家大族的支持与合作。侨寓士人的代表张昭等更是极力拢络江东人物。而江东大族中的务实人物陆逊、顾雍等人看到孙氏政权已粗具规模,只有与之合作才能给江东世族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因而相继进入孙氏政权,并在黄武年间先后成为军事与政治领域的当轴人物,标志着孙权政权实现了“江东化”,南北儒学士人也走上了逐渐合流的道路,如张昭与顾雍、陆逊一样都主张行德政,都主张用儒家政治理念来规范孙吴政治。甚至与儒学之士交往密切的孙权之子孙登、孙和等都明显儒家化,特别是孙登重贤爱士,其交游、行政,与儒学之士无别,并对孙权采取的扼制世族的吕壹事件深表不满,其死前还上疏孙权:“臣闻为政听民,律令与时推移,诚宜与将相大臣详择时宜,博采众议,宽刑轻赋,均息力役,以顺民望。”[27]孙和也有德治之思,如“是时有司颇以条书问事,和以为奸佞之人,将因事错意,以生祸心,不可长也,表宜绝之。”[28]这表明孙吴立国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与儒学世族的结合。


      但是,孙登、孙和并不能实现他们的儒家化的政治主张。孙权是一位在位比较长的统治者,这无论对其个人,还是对历史,都末必是什么幸运的事[29]。因为在古代集权制度下,专制主往往具有绝大的政治决定权,而政策的变动通常要寄希望于老皇帝的死亡才有可能实施,否则,一些陈旧的东西便会继续下去,甚至发生恶变,造成严重的祸乱。孙权中后期的政治情况便如此。一方面,为了政治的稳定不得不向江东儒学世族开放政权;另一方面,面对儒学世族势力的发展及其后继者的儒化,他又觉得君权受到了制约。一般说来,寒门政治是崇尚集权的,而门阀世族则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分权,这是一对矛盾,也是汉魏之际各地域政权政治斗争的主题。毫无疑问,出自寒门的孙权与曹操一样,主张强化皇权。《三国志·诸葛瑾传》载有孙权对曹操的一段评论,很能说明问题:


      近得伯言表,以为曹丕已死,毒乱之民,当望旌瓦解,而更静然。闻皆选用忠良,宽刑罚,布恩惠,薄赋省役,以悦民心,其患更甚于操时。孤以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丕之于操,万不及也。今睿之不如丕,犹丕之不如操也。……又长文(陈群)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威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耳。逮丕继业,年已长大,承操之后,以恩情加之,用能感义。今睿幼弱,随人东西,此曹等辈,必当因此弄巧行态,阿党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谗并起,更相怨怼,转成嫌贰。一尔已往,群下争利,主幼不御,其为败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离刺转相蹄啮者也!强当陵弱,弱当求援,此乱亡之道也。 


        这段话可谓孙权的肺腑之言,他极力赞同曹操打击世族的集权之策,而对其后继者大权旁落则表示无法接受,并明确指斥世族朝臣当权是乱亡之道,这是一定要避免的。因此,可以说孙权是以曹操为榜样,以曹丕之后的情况为教训,这在他执政的中后期明显的表现出来了。他仿效曹操,设“校事”,监督、检举儒学世族人物,掀起了巨大的政治风波。随着年龄的衰老,孙权对身后之事的顾虑越来越重,他对儒学世族的上升十分担忧,对孙登、孙和的儒化甚为不安,因此,他不断制造事端,打击儒学世族人物,所谓“二宫构争”便是继吕壹案之后,孙权针对儒学世族发动的最严重的政治斗争。 


      为扼制儒学大族势力的上升,孙权主要依靠宗室、外戚人物,并提携一些寒门才俊之士。在立嗣观念上,儒学大族遵照儒家立嗣以嫡以长的原则,先后支持大子登、太子和,并希望通过他们来进一步推进孙吴政权儒家化的进程。对世家大族的用心,孙权当然是很清楚的。为不出现曹操之后曹魏政权中儒学世族抬头的情况,他有意抚持鲁王霸,培植新的政治力量,以对抗世族政治势力。与太子和集团成员主要为世族人物不同,鲁王霸集团主要人物多出自寒门和宗室、外戚,如南人中的吴安、孙弘、全琮父子等皆非江东世族,北人中的吕岱、吕据为淮泗武将,杨竺乃寒士,孙峻、全公主为宗室,当然也是寒门,其中儒学之士只有步骘,但他是全公主母族人,属外戚。因此,这是孙权精心培植的寒门政治集团,其幕后操纵者实际上是孙权本人。正因为如此,孙权在处理“二宫构争”时,对太子和党人物多加严惩,主要人物皆诛杀、流放;相反,鲁王霸党的主要人物步骘诸人多受重用,只杀了杨竺、吴安等几个与皇室关系不密切的寒士以应景。《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载,孙权在陆逊郁愤而死后,重新安排了辅政人选:“以骠骑将军步骘为丞相,车骑将军朱据为大司马,卫将军全琮为右大司马,镇南将军吕岱为上大将军,威北将军诸葛恪为大将军。”显然,鲁王霸一派人物多据要津,一度分割了陆逊的权力。太子和一派人物仅有朱据、诸葛恪,据也为孙权女婿,故暂时得以保位,但据、恪二人最终仍为全公主、孙峻害死。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孙权在处理其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时,经常自觉不自觉的带有地域的因素,从而使人归结为地域之争。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而非事物的本质。在处理暨艳案、吕壹案,特别是“二宫构争”诸政治斗争时,孙权对北方流寓之士多有提携、宽佑。比如同为太子和党成员,诸葛恪非但当初未受严惩,且被孙权命为太子亮的顾命大臣。孙权之所以这样处理,是有深层考虑的。孙权与儒学世族有矛盾,而孙吴儒学世族的主体是江东土著大族,因而斗争的对象也主要是江东大族。孙吴流寓儒学之士非但人数有限,而且脱离了乡里社会,势单力薄,他们虽凭借共同的文化基础,逐渐融入到江东地域社会中去,但毕竟融而未化,尚有分别。对孙吴皇权,他们不仅缺乏江东大族那种激烈的对抗情绪,而且还有较强的依赖性,易于为皇权所控制。因此,孙权在打击江东世家大族的时候,为使国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他往往起用流寓之士。有些流寓的寒士正是看到孙权的这一心态,为攫取更多的权力和利益,甘愿充当孙权打击江东大族的工具。质言之,作为流寓之士,在孙权正式建国并实现“江东化”后,他们自身并不具备与江东土著大族对抗的条件。每一次针对江东大族的政治事件,兴造事端的都是孙权,其目的是固化皇权。当然,在这些斗争中,江东儒学大族都不同程度的遭到了打击,但从长远看,地方大族的支持是地域政权生存与发展的基石,孙权屡起事端,这使江东大族必然对孙氏政权产生离心力,丧失了儒学大族的支持,孙吴统治的危机便来临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孙权本人开启了此后孙吴的灭亡之端。纵观孙吴一代的发展轨迹,确实,自吕壹案和“二宫构争”之后,孙吴走上了衰亡之途。何焯已指出孙权“老悖昏惑,吴亡不待皓而决。”[30]回顾全文所论,足证何焯洞察细微之卓识。 
    编辑:秋痕

    孙权立嗣问题考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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