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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陆机陆云兄弟之死(3)

    发布时间: 2011/11/24 9:03:17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华文史网
    文字 〖 〗 )
    三、陆氏兄弟之死及其原因


      陆氏兄弟自太康末入洛至太安年间死于北方,前后共15年时间,大约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太康末至元康末(289—299),二是元康末至太安二年(299—303)。前期晋室大体上尚算安定,求仕虽难,但无生命之虞。但晋惠帝元康以后,西晋政局日乱,诸王之间公然火并,战火连天。《晋书·顾荣传》载诸王为博取声名,“甄拔才望,委以事机,不复计南北亲疏,欲平海内之心也。”这样,南人自入晋后,进入了一个政治事功相对活跃的时期。但是,在当时“顺逆无常理,成败无定势”[10]的险恶政治环境下,南人在北方缺乏社会基础,很容易受到伤害,甚至时刻都有生命的危险。《晋书·顾荣传》载荣给乡里杨彦明的信中说:“吾为齐王主簿,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陆机本人在赵王伦之事中险些丧生,故顾荣、戴若思等皆劝机返归江东,但其不从,《晋书》本传所述原因有二:一是机“负其才望”,“志匡世难”;二是成都王颖召其入幕,机感其救命之恩,又以为颖“必能康隆晋室,遂委身焉。”很显然,陆机追随成都王颖,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乘乱建功立业。太安元年,司马颖任机为大将军参军,又表为平原内史,征陆云为清河内史、右司马,参机要,陆耽为东平祭酒。同时,司马颖又以南人孙惠为参军、白沙督、领奋威将军,孙拯为参军。这样,在成都王幕中形成了一个南人小群体,其核心是陆机、陆云兄弟。 
      从有关史实看,成都王司马颖一开始对陆氏兄弟是很看重的。这主要是他要与其他诸王争夺统治权,必须招聚名士,成都王颖在这方面化了很大的气力。成都王召士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重视门第。其幕中士人可考者来自南北大族二十三姓,“显示了强盛的门阀势力背景”[11]。吴郡陆氏家族不仅为江南之“首望”,且尤重事功,世代领兵。因此,司马颖对陆机“甚见委杖”,将领兵大权交给了陆机。太安二年,颖与长沙王乂战,以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统帅二十万人攻洛。自吴亡之后,陆氏家族仕途受阻,一旦得领军,陆机以为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兴奋异常。据《晋书》本传,机出征前,司马颖与陆机有一段对话,其心态可见:      
      颖谓机曰:“若功成事定,当爵为郡公,位以台司,将军勉之矣!”机曰:“昔齐桓任管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乐毅以失垂成之业,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机也。”                                                      
        在这里,陆机以管仲、乐毅自比,立功心切,自期甚高。但是,事态的进展正与其愿望相反,陆机在洛阳郊外的鹿苑之战中,一触即溃,几乎全军覆没。司马颖恼羞成怒,将陆氏兄弟及孙拯等南士处死,制造了西晋时期南人最惨痛的流血悲剧。陆氏兄弟之祸,从表面上看是由于战败负罪致死,但若仔细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此事与北人之陷害及司马颖幕中复杂的政治斗争有关。 
      首先,我们分析北人的陷害。前述陆氏兄弟入洛后与北人交往屡遭歧视,其史实甚明,不容辩驳。入司马颖幕后领重兵,位居北人之上,自然会引起他们的忌恨。《晋书·陆机传》便载:“机以三世为将,道家所忌,又羁旅入宦,顿居群士之右,而王粹、牵秀等皆有怨心,固辞都督。”秀为武邑观津人,粹为弘农人[12],皆为北人。司马颖以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而以秀为冠军将军、王粹为北中郎将,受制于陆机,故“皆有怨心”,尤其是牵秀,《晋书》本传载“秀任气,好为将帅”,怨恨尤深。另外,早与“二陆”结仇的卢志也在成都王幕中,《晋书·卢钦传附志传》载其深得司马颖信重,“委以心旅,遂为谋主”,任为谘议参军、左长史,“专掌文翰”。他也经常寻机向司马颖进言,《晋书·陆机传》便载“颖左长史卢志心害机宠,言于颖曰:‘陆机自比管、乐,拟君暗主,自古命将遣师,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济事者也。’”因此,陆机领兵,引起了北人的敌视和攻讦,《三国志》卷五八《陆逊传》注引《机云别传》载:“机吴人,羁旅单宦,顿居群士之右,多不厌服。”《太平御览》卷四二○引崔鸿《三十国春秋》也说:“机吴人,而在宠族之上,人多恶之。”这都指出了诸人对陆氏兄弟的仇恨是由地域差别所直接引发的。陆机乡里孙惠看到了这一点,《晋书·孙惠传》载惠“忧其致祸,劝机让都督于王粹。”但陆机没有这样做。这样,可以想见,王粹、牵秀等主要将领根本就不会顺从陆机的指挥,总是想方设法从中作梗。
      其实,不仅高级将领如此,甚至连一些中下级将领也不服从其调遣,有的对抗情绪还很严重。据《晋书·陆机传》,宦人孟玖及其弟超皆受宠其司马颖,超以小都督领万人随军,纵兵大掠,机“录其主者”,超将铁骑百余人“直入机麾下夺之”,并轻蔑的称机:“貉奴能作督不!”[13]又向众人宣称“陆机将反”,根本不把陆机放在眼里。因此,陆机出师后迟迟不能展开有效的军事行动。北人又借此攻讦他有“异志”,“持两端,军不速决”。等到临战时,又不协调,如孟超便“不受机节督,轻兵独军”,破坏了整体战略、战术的布署。可以毫无疑问地说,陆机之军事失利,其根本原因在于北人的阻挠和破坏。《资治通鉴》卷八五载时人王彰谏司马颖说:“今日之举,强弱异势,庸人犹知必克,况机之明达乎!但机吴人,殿下用之太过,北土旧将皆疾之耳。”陆机丧师后,牵秀等北人将领皆言机有反叛之心,“证成其罪”,而卢志等则暗中进谗,以致司马颖终将陆氏兄弟处死。正因为如此,周一良先生指出:“综观陆士衡一生出处及其致祸之由,似不能不联系其出身吴人考察之也。”[14] 
      其次,陆氏兄弟之死与成都王幕中士君子与奸佞的斗争有关。上述“二陆”之死与北人陷害有关,应当说是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的。不过,我们也不应把这种南北士人间的冲突过于夸大,说成唯一的原因。从相关史实看,也并不是所有北人都与南人结仇,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相反,有些北人还多方营救陆氏兄弟。因此,这不能不使我们考虑“二陆”之死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通过对相关史实的排比、推绎,我们有把握的说,这与成都王颖幕中士大夫与奸佞小人的斗争有关。 
      从《晋书》的有关记载看,司马炎诸子聪颖、干练者少,而神昏智弱者众。晋惠帝形同白痴,《晋书》卷六四《武十三王传》载吴王晏“才不及中人”,《晋书》卷五九《成都王颖传》载成都王颖也是“形美而神昏,不知书。”这样,他们不仅延揽士人,也往往招聚了一些小人。一些出身低微的寒门小人不甘于卑位琐职,屈节倾心事主,想尽一切办法求宠弄权。但这些人素质很差,表面上看起来忠心于主,但实际上排斥异己,欺上瞒下,巧夺豪取,把政治弄的污烟张气。赵王伦依仗孙秀、河间王颙信重张方、楚王玮所昵之公孙宏等,皆是这类人物。成都王也不例外,他早年亲重士人,故得美名,但日渐宠信宦人孟玖,以至晚年事事依之。孟玖之才比之孙秀诸人尚有不如,完全是一个“嬖竖”小人,他恐怕是通过在生活上照顾司马颖以固其宠。就是如此阉宦凡品,其权力欲却极盛,成为成都王幕中最为关键的权臣。孟玖极力安插自己的亲信,将其弟超任为前锋小都督,又为其父谋求职位。他们一旦得权便拚命聚敛,强夺豪取。一些别有用心的士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向其献媚、纳贿,投其门下。如卢志,对孟玖的诸多恶行从不加阻挠,甚至为其大开放便之门;《晋书》卷六○《牵秀传》载牵秀等人“谄事黄门孟玖,故见宠于颖。”《通鉴》卷八五明载:“牵秀素谄事玖,将军王阐、郝昌、帐下督阳平公师藩皆玖所引用”。由此,可以说孟玖在成都王幕中已形成了一股势力,控制了相当大的军政权力,这为他们为非作歹提供了条件。
      对司马颖的蜕化和孟玖等人的恶行,一些正直的士人深表不满,并与之进行了斗争,其中陆氏兄弟可视为这类士人的代表。“二陆”出自江东一流儒学世族,其立身、行事、为政皆以儒家学说为准绳。《晋书·陆机传》便称机“伏膺儒术,非礼不动”[15],其平时为人亦“清厉有风格”。陆云也被时人称为“当今之颜子”。当然,也许有人会以陆氏兄弟入洛后“好游权门”相问,这可以理解。不过,“二陆”之依附贾谧、赵王伦等,虽迫不得已,但仅属在统治阶级上层斗争中投依得势集团,并没有改变其士人的基本品节。陆云为官,恪守儒家思想,《晋书》本传称其为浚仪令,“到官肃然”,一改“县居都会之要,名为难理”的状况,深得百姓崇敬。儒家为政的核心在用人,主张君主“亲君子而远小人”,故儒学历来便强调君子与小人之辨。陆机《辨亡论》便认为用贤乃兴国之本。陆云《从事张彦明为中护军》之六便有句云:“开国承家,勿用小人”;《嘲褚常侍》有言:“官人,国之所废兴也。古之兴王,唯贤是与。”[16]其任吴王晏郎中令,一再上启,力行谏诤之事,劝吴王晏节俭、兴学、用贤、去佞。《陆云集》卷九载有《国起西园第表启》、《西园第既成有司启》、《王即位未见宾客群臣又未讲启》、《使部曲将司马给事覆校诸官财用出入启》等,都具有鲜明的儒家思想的特色,难怪清代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陆云集》曰:“今观集中诸启,其执辞谏诤,陈议鲠切,诚近于古之遗直。”特别是对吴王晏用部曲将李咸、冯南、司马吴定、给事徐泰等覆校诸官财用,深为不满,《晋书·陆云传》载其表云:“今咸、南军旅小人,定、泰士卒厮贱,非有清慎素著,忠公足称,今猥使此等任以覆校。……乱之所兴,在于小人得亲;治之所废,在于君子自替,废兴治乱,由此而已。”由此可见,陆氏兄弟为政以儒学为准则,其渊源有自,根深蒂固,并且早有实践。
      在进入成都王司马颖之幕后,陆氏兄弟的品性和为政作风依然如故,这必然要与孟玖等人发生冲突与斗争。《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注引《机云别传》便说:“初,宦人孟玖,颖所嬖幸,乘宠豫权,云数云其短,颖不能纳,玖又从而毁之。”最典型的一例是陆云拒授孟玖之父官位,《晋书·陆云传》载: 
      颖晚节政衰,云屡以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为邯郸令,左长史卢志等并阿意从之,而云固执不许,曰:“此县皆公府掾资,岂有黄门父居之邪!”玖深忿怨。 
    确实,此事引起了孟玖的极大愤恨,《世说新语·尤悔》注引《机别传》便说:“玖闻此怨云,与(卢)志谗构日至。”孟玖诸人与陆氏兄弟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他们极力想把“二陆”排挤出权力中心。此后,陆机在军中纠捕孟超部将,孙拯甚至建议杀孟超,这都是陆氏兄弟与孟玖斗争的继续。当然,其他正直的士人也对孟玖等人的胡作非为深表不满。据《晋书·江统传》载陈留江统、蔡克等便“多所谏箴”。但相较之下,陆氏兄弟则抗佞最为严正,加上身为南人,在北方缺乏有力的政治援助,最易受到奸佞小人的攻讦。孟玖等人内外勾结,终于找到了惨害陆氏兄弟的机会,他们借陆机兵败,大肆污陷,不仅杀了陆机,而且将与此事毫不相干的陆云等人也杀了,“夷灭三族”。甚至将陆机司马孙拯拷掠致死,“夷三族”,拯之门生费慈、宰意为拯申冤,主动请死。另一位南人孙惠惧之,杀掉佞小牙门将梁俊后出逃。这样,成都王幕中的江南士人受到了致命的重创。
      陆氏兄弟之死,显然是一个冤案。对此,当时人是很清楚的,《晋书·陆机传》便说:“机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议者以为陆机之冤。”确实,还有谁比广大士卒更清楚军队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至于陆云,对前线军队的失利更是毫不相涉,竟受牵连若此,显然是一个精心安排的政治阴谋。这在当时几乎是人所共知的。据《太平御览》卷四二○崔鸿《三十国春秋》,孟玖逼拷孙拯污陷陆氏兄弟,然“考捶数百,两髁骨见”,拯终不屈服,狱吏“知拯义烈”,谓拯曰:“二陆之痛,谁不知枉,君何不爱身?”正因为如此,孟玖等佞小的行为引起了不少正直士人的仇视,《晋书·陆云传》载江统、蔡克等人为陆云申辩的疏文云:
      ……且闻重教,以机图为反逆,应加族诛,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机兄弟并蒙拔擢,俱受重任,不当背罔极之恩,而向垂亡之寇; 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机计虑浅近,不能董摄群帅,致果杀敌,进退之间,事有疑似,故令圣鉴未察其实耳。刑诛大事,言机有反逆之征,宜令王粹、牵秀检校其事。令事验显然,暴之万姓,然后加云等之诛,未足为晚。今此举措,实为太重,得则足令天下情服,失则必使四方心离,不可不令审谛,不可不令详慎。统等区区,非为陆云请一身之命,实虑此举有得失之机,敢竭愚戆,以备诽谤。   
        很明显,江统诸人根本不相信陆氏兄弟有反逆之心,他们很清楚陆机兵败在于无法“董摄群帅,致果杀敌”,要求司马颖详查。司马颖不纳,“统等重请,颖迟回者三日”,有点犹豫。卢志则劝颖速杀陆云诸人,蔡克则“叩头流血”,一针见血地指出:“云为孟玖所怨,远近莫不闻。今果见杀,罪无彰验,将令群心疑惑,窃为明公惜之。”当时“僚属随克入者数十人,流涕固请,颖恻然有宥云色。”关键时刻,孟玖出面了,他“扶颖入,催令杀云”。由此可见,围绕诛杀陆氏兄弟一事,在司马颖幕中爆发了一场士大夫与佞小的激烈斗争,陆氏兄弟之死标志着士大夫遭受了暂时的失败,引起了士大夫阶层的愤概,《晋书·王澄传》便说:“颖嬖竖孟玖谮杀陆机兄弟,天下切齿。”因此,“二陆”之死,也使司马颖声望顿挫。此后,这一斗争仍然在继续,《晋书》卷四三《王戎传附王澄传》载琅邪王氏的代表人物之一王澄最终“发玖私奸,劝颖杀玖,颖乃诛之,士庶莫不称善。”后来东海王司马越与司马颖争权,“移檄天下,亦以机、云兄弟枉害罪状颖云。”[17]这都可见出“二陆”之死所体现出的士人与佞小之争的性质。 
      由上文所考可知,“二陆”之死是由于成都王司马颖幕中南北人士的地域歧视及士人与佞小之争交互影响的结果,非止一端。作为南人,他们素受歧视,顿居北人之上,必然成为众矢之的。作为正派的士人,他们必然要与佞小斗争,并取得了一些北方士人的同情和支持。但他们毕竟与北方世族没有婚宦诸方面的关连,势单力薄,唯一的支撑便来自司马颖的信任。因此,一旦孟玖、卢志等人污陷他们不尽忠于主,“持两端”,失去司马颖的信任后,他们的悲剧便难以避免了。作为南士之领袖,“二陆”命丧北土,这对其他南士震动很大,顾荣、张翰等相继返归江东故土,西晋之世南士入北求仕的活动也就宣告结束了。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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