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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漕运史研究回顾 (1)

    发布时间: 2011/12/9 8:55:38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华文史网
    文字 〖 〗 )
    漕运事关国计民生,是关系朝廷生存命脉的重要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在中国传统社会占有重要地置。正是漕运的这种重要性,使得它成为历代朝野人士研究的重点课题。司马迁的《史记》出现了对“漕”的记载。隋唐是我国古代漕运制度基本完备的时期,宋人王溥著《唐会要》卷87辟有《漕运》专条。此后,对漕运的研究进一步深入,除了在正史和典籍中设有“漕运”的专门章节,漕运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专著也接连出现。经过元代和明代的调整与建设,到了清代,漕运制度不管是从机构组织、法规制度、人事安排等各个方面,都趋于完备,成为中国古代漕运制度的总结者和实践者。清代的第一次漕粮海运,始于道光六年(1826年),由陶澍等人主持,取得了相当的成效。直到二十余年后的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清廷才推行第二次漕粮海运。咸丰以后,除因太平天国起义和八国联军侵华时偶有中断外,清代的漕粮海运都持续下来,并在事实上取代河运,成为清代漕运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方式。因此,清代后期的漕运,主要是指海运。

    清代对于漕运管理经验的归纳和总结,基本上与漕运同时进行。除了传统的《大清会典》、《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等书辟出专章专节对漕运进行阐述外,《户部漕运全书》、《海运全案》等官修漕运专书也纷纷刊载,对清代漕运活动进行系统的归纳和梳理。随着清代中叶“经世致用”学术风气的蔚起,很多学者如施彦士、包世臣、魏源等人,更是积极撰文和著书。对中国传统社会漕运史的研究,一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近代意义上的漕运史研究,始于20世纪初。它的第一个研究高峰,则出现于三、四十年代。当时,不少学者开始着手对中国历代的漕运进行爬梳和总结。比如杨文煊在《历代漕运评述》一文中,对漕粮的定义、方式及其意义,进行了初步探讨。他指出,漕运运粮之事,乃为“漕运功业上微末之一端”,而“懋迁有无,和籴粮米,通济物资,利济灾患,方为漕运上之最高目标”[1]。这实际上突破了历来对漕运“运输粮食”功能的初浅认识,将其拓展到商品流通的社会功能研究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清代漕运史研究,亦开始得较早。1937年,署名“杰”的学者在《北平晨报·艺圃》上发表《清季漕弊与海运》,分析清代漕运的种种弊端及试行海运的情况[2]。1940年,万国鼎撰有《明清漕运概要》,通过对明清漕运的分析,认为“是则先民漕运经验,不乏参考之处”[3]。同时期也出现了对清代漕运制度(集中于河运漕制)进行系统研究的学位论文,惜其传播不广,无法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影响[4]。纵观民国时期(1912-1948年)的相关研究,夏鼐的《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5]长文,无疑是最重要的成果。作者通过搜集当时力所能及的官书、政书等史料,对于长江流域有漕各省的田赋及其减免过程,进行了较为清晰的勾勒,对于梳理此阶段漕运制度的变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仅就资料所及,中外学者关于清代漕运研究的专著,出现于50年代,这就是美国学者Harold·C·Hinton的博士论文The Grain Tribute System of China(1845-1911)(《晚清漕运制度》)[6]。作者在资料允许的情况下,对此阶段漕运的总体运行,尤其是河运漕粮制度及其与运河、黄河的关系,做了尽可能详尽的勾勒。此后,台湾学者张哲郎的硕士论文《清代的漕运》[7],将清代漕运分为河运期、海运期、河海并运期,但叙述重点仍置于第一阶段。因资料、篇幅以及文章立意等多方面的限制,它们都没有对清代漕运(尤其是海运),展开深层次的分析。但作为最早对清代漕运制度进行系统研究的有益尝试,这两部著作功不可没。

    此后的近二十年间,中外学者均没有出版清代漕运史专著,相关论文则发表了不少,总体上看,研究水平较以前上了一个台阶。最为突出的,当推李文治、江太新两人。经过多年潜心研究,他们发表系列论文,并最终出版《清代漕运》[8]。该书以清代的河运漕粮制度为研究重点,对清代河运时期漕粮的赋税制度、征收兑运和交仓制度、漕运官制和船制、运丁和屯田制度、运道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高屋建瓴,宏观把握,精细分析,在制度史研究的水平上具有相当深度。该书体大精深,细密周详,可谓清代漕运史研究、也是中国古代漕运制度断代史研究的力作。该书的问世,表明中国的漕运史研究,尤其是清代漕运的制度史研究,已向纵深拓展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大步。当然,该书对于晚清时期最重要的漕粮海运问题,仅用一章的篇幅进行初略描述,使得研究难以深入,而漕粮海运本身与国家财政和税收的互动关系,以及清代后期漕运制度在重大历史转型时期的演变,及其所折射出的规律与特点,也无法在该书中得到确切体现。彭云鹤所著《明清漕运》[9]一书,也在同期出版。该书提纲挈领地介绍了明清漕粮河运史的基本状况,并对清代前期河运漕粮繁荣的原因、漕运河道的管理,以及清廷对漕弊的整顿进行了分析。这对于疏理清代前期的漕运状况,具有参考作用。

    在研究中国漕运史方面,日本学者占有重要地位。研究清代漕运而成果斐然的,又尤以星斌夫引人瞩目。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围绕清代漕运制度撰写了系列论文[10],对清代河运漕粮的运道、水手、坐粮厅、粮食商品化趋势及向海运的过渡等问题,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一时颇具影响。不过,他并没有对清代漕粮海运进行系统探讨。

    与清代漕粮海运相关的研究,还包括海运史、轮船招商局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些方面的探讨,因考察视角的不同,研究者所关注的重点往往存在重大差异。比如相关的海运史专著,多从地理环境、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等方面入手,对于漕粮海运的问题则语焉不详。轮船招商局的研究,又多从洋务运动、股份制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角度进行分析,而忽略了漕粮海运与轮船招商局两者的关系。

    有关清代漕粮海运的学术论文,为数不少,多系就某些具体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其中有相当份量的论文,如萧国亮的《清代上海沙船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考察》[11]、戴鞍钢的《清代后期漕运初探》[12]和徐元基的《海运漕粮对中国轮运业创立的作用问题》[13],值得注意。它们或是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或是进行宏观的整体把握,或是就具体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均给人以眉目清晰之感,得出的结论也颇令人信服,因而取得了较大成绩。

    现有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的展开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但总体而言,出于研究手段、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等方面的原因,已往的清代漕运史著作偏重于漕粮河运,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仅限于专题研究阶段,对占据清代后期漕运史主导地位的漕粮海运问题,以及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晚清,伴随着漕粮海运而引发的巨大社会变迁,尚缺乏全面的探讨。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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