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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称“虎狼”考:兼论秦文化遇到的对抗(3)

    发布时间: 2011/12/20 15:56:40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华网论坛
    文字 〖 〗 )
     三、 因为西汉初年继承秦制,所以,在秦的军事威胁消失之后,“虎狼之秦”的观念还一直延续到汉代 
        不仅如此,近年来学者还注意到,秦在统一六国后,对关中秦国本土和关东六国故地,实行着不同的政策,秦统一后的行政制度总的说来是以秦人对关东地区的征服、压迫和奴役为前提的。秦把天下兵器聚之咸阳加以销毁;又把六国富豪十二万户也迁至关中咸阳,这致使关中后来十分富庶,《汉书地理志》载:“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十六。”(P1646)而承担秦帝国繁重徭役的却主要是关东六国人,这已被秦始皇陵的考古发掘所证实,从赵背户墓葬群出土记载死者籍贯的瓦文和相关文献看,修建始皇陵的大批服役人员,都是从原山东六国诏调而来。[45]
        这种压制和征服引起了六国故地普遍的敌对和反抗,它是战国晚期以来六国与秦对抗的延续,并且可以说在秦王朝短期的统治时期内,一直都隐存着这种与秦对抗的情绪。这些反抗力量主要活动在关东地区。公元前218年始皇东巡途中,在博浪沙遭到韩国旧族张良的狙击,因击中副车未果,主事者张良在秦灭韩后,曾把全部家财用来求客以刺秦王,为韩报仇[46];公元前211年,又有人在东郡的陨石上书写:“始皇帝死而地分”。[47]这种隐藏在关东六国故地的对抗力量,秦始皇应该有所注意,也许他的四次出巡关东与此不无关系。
        秦末的反秦起义,大部分也发生于关东地区。陈涉起义后,“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武臣自立为赵王,魏咎为魏王,田儋为齐王。”各国联合反秦的局面,和战国晚期六国对抗秦的局面出现了惊人的相似。在秦末,起义者犹能凭战国六国之旧名号召天下,可见秦虽统一天下十三年,但山东六国的反秦情绪依然一直潜存,所以司马迁在叙述此事时,说这些反对者是“合从西乡,名为伐秦”[48]。
        六国反秦情绪的长期存在,仅用政治上的原因来解释也是不够的。大凡使一国一朝屈服,在政治和军事上较为容易,而在文化上却相当困难,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事。被目为“蛮夷”和“虎狼”的秦国,统一天下之后禁绝《诗》、《书》百家之学,企图用秦国文化统一全国的文化(也就是要以一种新的吏治文化来替代六国的礼治文化),做得似乎并不成功。事实证明,在秦统一的这十五年里,秦并没有能够实现文化上的统一,六国固有的文化并没有被征服或消灭。
        所以我们看到,在陈涉首事率众与秦对抗时,齐、鲁的儒墨缙绅作出了热烈的反映,他们负孔氏之礼器、《诗》、《书》,往归陈涉,委质为臣,孔子的后代孔甲还做了陈涉的博士,最终与陈涉同死。对齐、鲁儒学缙绅之士来说,陈涉反秦为何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史记》的解答可能一语中的:“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而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49]
        实际上,齐、鲁儒士对秦可能积怨已久。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不久,东巡郡县,曾召集齐、鲁儒生博士七十人至泰山下,诸儒生对始皇的举动多所讥刺,始皇甚为不满,“由此绌儒生”,并且在梁父举行禅礼时竟然采用秦国祭祀上帝的礼仪,[50]还不让诸儒生参与封禅之事。诸儒生对此颇为怀恨,后来故意讹传始皇封禅之事曰:“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51]后来在秦庭称说《诗》、《书》主张封建的秦博士淳于越,也是东方齐人,但始皇否决了他的提议而采用李斯的意见,焚天下《诗》、《书》、百家语,焚毁六国史书尤其剧烈。后来被始皇坑杀的诸生,据公子扶苏讲也都是“诵法孔子”的六国之士[52],所以儒生皆责骂秦始皇“诛僇文学”[53]。秦虽置博士七十人,也多是“备员弗用”,而“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54]。
        对秦一味严刑峻法缺少仁恩的统治策略,汉代学者在论及秦亡原因时多有批评,如博士贾谊批评秦政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55],陆贾也认为秦亡在于“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他告诉刘邦说:“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56]他们的观点,在汉代学者中是较为普遍的,尤其是在儒家学者之中。
        但遗憾的是,汉朝的建立,并没有能够使齐、鲁儒士在天下反秦成功后得以出头,原因很简单,因为汉建国之时继续承继了秦制。汉初刑法的酷重和刘邦本人对儒士的轻视,在史书中不乏记载。[57]
        钱穆认为,汉初虽尚黄老无为,但继而主申、韩法律,“学问文章非所重”,在汉初,文学(即习儒家典籍之士)与商贾、游侠,都是政府予以打击的。[58]所以“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后来这些事被汉武帝平定淮南、衡山时作为一个罪证,在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8年)四月所下的诏书里说:“淮南、衡山修文学,流货赂,两国接壤,怵于邪说,而造篡弑。”[59]这里的“修文学”即修经术。这里所说“聚于江、淮之间”的仍是“山东儒、墨”,大部分即是齐、鲁之士,他们在朝廷不被用,即效力于当时容纳他们的王国。
        持东方之学的齐、鲁儒士对秦制的斥责以及对汉制隐晦的批评,在西汉一直没有停止。他们的努力在武帝时已部分取得成就,但东方儒学的真正复兴(这是一种经过变通的儒学),齐、鲁儒学在全国占绝对的优势,却是在西汉晚期昭帝至成帝期间。这在昭帝始元六年(BC81)举行的“盐铁论”中已有明显的透露,这次会议召集了当时各地六十多名“怀《六艺》之术”的贤良、文学,借论盐、铁来“舒《六艺》之风”,其倾向性是较明显的。在会议上,很多内容是围绕着批评秦政而展开,儒学之士主张儒学礼治的重要,而以桑弘羊为主的御史、大夫则崇尚商鞅之法、看重法治的作用。[60]这次争论,我认为仍是儒学之士对隐含在汉制之中的秦制的对抗。从“盐铁论”会议的召开,以及《盐铁论》一书中所载的大夫与文学辨论的过程,和该书的行文和标题看,这次辩论的结果,似乎是代表儒学的文学一派占了上风,书中常在文学一派辩论之后有意记载“御史默不对”、“大夫默然,视其丞相、御史”、“御史默不答也”、“丞相史默然不对”[61]等等,当然这和执笔此书的作者桓宽是儒学之士有关。
        由于儒生革除秦制、排斥秦文化并发扬齐、鲁文化的不断努力,在汉代终于出现了几次更化秦制的举措,如汉武帝的“太初改制”,汉成帝时罢废雍五畤,建立南北郊,这些“更化”,使得承秦制而来的汉制,在以后的不断发展中成为一种周制、齐、鲁制与秦制的混合。[62]
        综上所述,可见,“虎狼之秦”的称呼,是起于战国晚期东方六国对秦国军事和文化上的对抗。尤其是六国对秦国文化上的抵制和对抗,随着秦统一天下对六国故地实行文化征服而继续存在,并因为汉承秦制而一直延续到西汉,直到东方儒学复兴。这也就是为什么秦的军事威胁消失之后,“虎狼之秦”的观念还一直延续到汉代。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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