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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壶天”境界与中晚唐士风的嬗变(1)

    发布时间: 2011/12/28 16:39:06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
    文字 〖 〗 )
    内容提要 政局的变幻和党争的加剧,导致中唐后期文人对政治的避离以及对“壶天”境界的追求。以白居易为代表,以东都洛阳为中心,以诗酒唱和、园林营构为主要内容,文人们在“壶天”中过起了适意的吏隐生活。承接中唐余绪,晚唐文人的追求和爱好越来越狭小、袖珍,并将这些狭小、袖珍的东西放到诗中不厌其烦地加以表现。他们也向往“壶天”境界,但已不同于中唐文人的吏隐,他们使用更多的是“壶天”具有的另一层与隐逸、幽栖乃至神仙相关的意义。一方面是政治上被边缘化的命运,另一方面是审美情趣的改变,二者聚合一途,遂导致晚唐文人对江湖山林的群体性回归。而从对“壶天”境界的歌咏中,亦可看出他们在时代大潮推涌下既难于仕宦亦难于吏隐而不得不将视线投向江湖山林的某种苦衷。


        关键词 壶天境界 吏隐 中晚唐士风 审美情趣 嬗变 


        一、中晚唐政局与“壶天”理想


        从中唐后期开始,社会政治日趋混乱、险恶,国家财用亏耗,对民众的盘剥也开始变本加厉;加之穆、敬二君“昏童失德”(卷八(《本纪》)[1],早在宪宗朝就已“纠绳军政,专任专达”(卷二四○元和十三年条)[2] 的宦官更趋张扬跋扈,而各路藩镇故态复萌,河北三镇再叛中央,由此,内忧外患,绵延不绝。大和二年(828),文人刘蕡就以超人的敏感断言:“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四海将乱。此四者,国家已然之兆。”(卷一七八《刘蕡传》)[1] 这时距元和最后一年仅仅八年;自此又过七年即大和九年(835),便发生了朝臣与宦官殊死搏斗、震惊内外的“甘露之变”;与此同时,朋党之争愈演愈烈,相互倾轧,势同水火;所有这些聚合一途,终于动摇国本,使得唐室江山在风雨飘摇中,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一步步走向了衰亡。


        与此社会政治的变化相应,广大文人的处世态度和人生观念不能不发生大的变化。元和以后,裴度等元老重臣虽曾数度返朝执政,但始终得不到重用,为人排挤、压抑;其他一些被贬被迁的著名文人,如韩愈、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等,虽陆续被从贬地召回,但面对政局的变易及其一再恶化,也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避离政治的想法,而无复昔日那种激切的参政情怀和批判精神了。长庆二年(822),元稹因与裴度的矛盾而罢相,出为同州刺史,次年即远赴浙东,虽然出任的是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但过的却是悠游山水、累日唱和的清闲日子,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几乎已与朝政脱离了关联。韩愈晚年虽一直身在长安,但精神并不舒畅。长庆三年(823),他眼见裴度被排挤出朝,知事已难为,遂滋生远离是非之地的意念。在《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中,他先站在被送者角度说:“台阁多官员,无地寄一足”;接着说自己是“我虽官在朝,气势日局缩”。在同时所作另一首《示爽》诗里,韩愈再次表述了希望离开朝廷、归于林下的想法:“吾老世味薄,因循致流连。强颜班行内,何实非罪愆?才短难自立,惧终莫洗湔。临分不汝诳,有路即归田。”从这里一再申说的“无地寄一足”、“气势日局缩”、“才短难自立”,显然可见朝中政治已十分险恶。所以,没过多久,他便以疾病为借口,回到长安城南庄,过起他一生中最后一段虽短暂却富于意趣的悠游生活了。


        白居易见机比韩愈要早,而正式退居洛下的时间又稍晚一些。长庆二年,他即主动请求外任,离开朝廷,刺史杭州;四年五月,以太子左庶子的身份分司东都。从宝历元年到二年,赴苏州任了一年多的刺史,此后又应诏出任过秘书监、刑部侍郎,至大和三年正式定居洛阳,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悠闲的一段亦官亦隐的生活。据宋人笔记、诗话载:甘露之祸发生时,白居易正在洛阳游香山寺,听到王涯等朝官被宦官诛杀的消息,曾作云:“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有人猜测:当年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是由于王涯从中作祟,此时王涯死于非命,白氏作诗是在幸灾乐祸。这种解释恐怕是浅之乎视乐天了。苏轼有言:“乐天岂幸人之祸者哉,盖悲之也。”[3] 是不是“悲之”,可暂置勿论,但白居易从此一事件中所受震惊应是不言而喻的。早在被贬江州时,他就以对政治的深刻体悟,决计“浩然江湖,从此长往”(《与杨虞卿书》);而今政治斗争的险恶,更远过当年,诸多朝臣同日死于非命,面对如此政局,白居易不能不对政治彻底失去信心,并从中感受到一种透骨的寒意。他要远离风险,“青山独往”了。以白居易为典型代表,此一时期的士大夫心理普遍发生了由外向到内向的收缩,由社会到自我的聚敛,他们躲避政治,怕谈政治,而醉心于园林的构建,奇石的把玩,茶茗的品味,诗酒的唱和,一句话,躲入了“壶天”境界之中。
    所谓“壶天”,最早源于一个历史典故。《后汉书》卷八二下《方术列传》载,方士费长房“曾为市掾,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唯长房于楼上睹之,异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长房之意其神也,谓之曰:‘子明日可更来。’长房旦日复诣翁,翁乃与俱入壶中,唯见玉堂严丽,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饮毕而出。”此后,这一故事又被葛洪记入《神仙传》中,成了道家仙境的代称。有的书还由此繁衍出新的故事,说一个叫施存的人学大丹之道,后为官治理一方,身上常悬一壶,壶大能容五升,可变化为天地,中有日月,如世间情景一般。他夜宿其内,自号“壶天”[4]。这些故事说的都是神仙家本领之大,可以伸缩自如。但后世很多希图避世的文人却赋予“壶天”以新的意义,把它视作身在尘世却可摆脱尘世烦嚣的理想之境,借以休息身心、怡养情趣。


        中唐后期,不少身居高官的文人都曾表现出了对“壶天”境界的热衷。韩愈在离朝退居城南庄后,有《南溪始泛三首》,极写退居林下的悠闲自在。其二云:“我云以病归,此已颇自由。幸有用余俸,置居在西畴。囷仓米谷满,未有旦夕忧。上去无得得,下来亦悠悠。但恐烦里闾,时有缓急投。愿为同社人,鸡豚燕春秋。”元稹《幽栖》云:“野人自爱幽栖所,近对长松远是山。尽日望云心不系,有时看月夜方闲。壶中天地乾坤外,梦里身名旦暮间。”类似的意趣情怀,白居易说得更为明白。他在《酬吴七见寄》中这样说道:


        君住安邑里,左右车徒喧。竹药闭深院,琴樽开小轩。谁知市南地,转作壶中天。


        虽然身在市朝,却不受其干扰,任它车马喧闹,任它翻云覆雨,我自安然躲于壶中天地,静赏深院之竹,闲酌小轩之酒,这不也别有情趣吗?


        要追求“壶天”境界,首先必须看淡世事,看破红尘。只有这样,才能抽身退步,高蹈远引;而看破的要义,就在于置身事外,以旁观者的身份去漠视现实,淡化政治,由此扩大自我与社会的疏离程度。白居易在这点上做得颇为出色,他晚期的诗中,常常出现这样一些语句:“莫入红尘去,令人心力劳。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对酒五首》其二)“蟭螟杀敌蚊巢上,蛮触交争蜗角中。应似诸天观下界,一微尘内斗英雄。”(《禽虫十二章》其七)这里,白居易反复提到的“蜗角”,用的是《庄子》中的典故。《庄子·则阳》篇载:有一个国家建在蜗牛左角之上,叫触氏;另一个建在蜗牛右角上,叫蛮氏。一次,蛮氏与触氏为争夺地盘而战,有数万人战死,追杀了半个月才返回。这则寓言告诉人们:人世间的纷纷争斗,就如同蜗牛角上的敌国之战,是微不足道的,也是可笑可悲的。白居易三番五次地引用这则寓言,说明他对现实中争名夺利、尔虞我诈的深切厌恶,也展示了他抽身退步置身局外俯视这些争斗时的轻蔑和冷笑。在他心中,是非荣辱已无足轻重,功名利禄也不足挂齿,既然人生如此短暂,既然世间的一切都不过是蜗角之争,那么还有什么必要置身其中,执迷不悟、费心劳神,以至于惹祸伤身呢?还有什么理由不摆脱忧患,避离政治,到壶中天地去逍遥呢?


        二、“壶天”境界与吏隐生活


        壶中天地,既是避离尘世、高蹈远引者的栖身之地,也是那些依违于出处之间、半官半隐者怡养身心的处所。这种生活,换一种说法就是“吏隐”。“吏隐”的表现是身虽居官而向往隐逸,虽希图避世,又因物质生活的需要而不愿失去利禄。宋之问《蓝田山庄》:“宦游非吏隐,心事好幽偏。”杜甫《院中晚晴怀西廓茅舍》,“浣花溪里花饶笑,肯信吾兼吏隐名。”都提到了“吏隐”之事,但真正将之落实到生活中的,应是盛唐时即向慕“坐知千里外,跳向一壶中”(《赠焦道士》)之生活的大诗人王维。王维晚年半官半隐,官为尚书右丞,家于蓝田辋川,上朝议事之余,便回到辋川,或静坐林下,或与客同游,以水木琴书自娱。据载:“王维居辋川,宅宇既广,山林亦远,而性好净洁,地不容浮尘。日有十数扫饰者,使两童专掌缚帚,而有时不给。”[5] 从这则记载看,王维是非常喜爱洁净的,身在林下,还是一尘不染;但从另一角度看,光扫地的人就有十多个,还专门有两个童子绑扎扫帚,那么从事其他工作的人也不会少到哪里去。如果没有朝廷给的俸禄,他怕是负担不起这些开支的。


        王维的“吏隐”是有代表性的,但尚未形成时代的风气。真正形成时代风气并明确追求这种生活方式的,是在中唐,是在白居易这里。白居易晚年长期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定居洛阳。分司官是一闲职,拿的俸禄不少,却可以不理朝政,不问世务,优游于山水之中,自得自乐。这种生活方式,正符合他躲避政治、追求闲适的意愿,他将之称为“中隐”,并专门写了《中隐》一诗,很透彻地表述了他的看法: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宴。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与这种既不贱又不贵、既无冻馁亦无忧患的“中隐”相关合,白居易还热衷于“在家出家”法。他的《在家出家》诗说:“衣食支吾婚嫁毕,从今家事不相仍。夜眠身是投林鸟,朝饭心同乞食僧。清唳数声松下鹤,寒光一点竹间灯。中宵入定跏趺坐,女唤妻呼多不应。”这种在家出家,比中隐更进了一步,已快接近禅境了。禅境是白居易向往的目标,但他从根本上做不到,他能做到的,是在壶中天地亦即中隐中讨生活。中隐就是吏隐,这是白居易经过穷达通塞升沉进退的长久磨炼之后的最终人生归趋,这是对尘俗的超越,而超越中却饱含世情。他喜道官职俸禄,但所取无多,不像名利之徒那样汲汲于权位富贵;他向往自然山水和佛道的宁静超然,但适可而止,不像僧人和隐者那样长辞人间,逃禄归耕。他是在不失俸禄产业而又能清心寡欲的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走上了一条以超越为主、饱含闲情逸致的人生道路。据载,白居易的中隐生活过得十分潇洒,曾引起同时代不少人的歆羡:
    编辑:李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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