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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与中国史学的实录传统 (1)

    发布时间: 2012/2/10 9:32:23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华文史网
    文字 〖 〗 )
    史学传统是历史发展继承性的表现,它的发展离不开历代史家的批判和继承。《史记 》在汉代被誉为“实录”之后,历代史家围绕“实录”进行了持续的讨论,《史记》实 录的特点和精神由此不断地得到充实和发展。在此过程中,实录成为史家史料运用、历 史评价和文字表述等各方面最基本的标准,实录成为历史撰述的基本特征。实录精神也 融入了史家思想和学风中,成为作史者必备的素质,从而使这种实录精神成为中国史学 的一个优良传统。 
      从学术史上看,在班固以前,刘向、杨雄、班彪等人已经认识到了《史记》“实录” 的特点,班固把他们的认识加以总结,从《史记》的表述特点和“不虚美、不隐恶”的 直书精神等方面肯定了《史记》实录特征和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他的评价对后人认识和 理解《史记》影响很大。(注:参见赵光贤:《评班氏父子对司马迁的批评》,《史学 史研究》1989年第1期;张子侠:《班氏父子与<史记>的学术命运》,《史学史研究》1 995年第4期。)此后很多关于实录的讨论都是围绕班固之评展开。时至今日,论说《史 记》实录成就者不少,但一般还未从考镜源流上考察实录传统的形成过程,司马迁和《 史记》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因此未能彰显,本文试就此作一点尝试。
      一、史料采用与实录传统
      史料真实是史书可信的基本前提,凡是严肃的史家都会尽量广泛地搜集史料,并加以 审慎的考订和选择,写出真实的历史,揭示历史的真相。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 动,不记诬妄之说。他还提倡研究客观事物,要有文献根据,决不能凭主观臆断,他说 :“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论语·述而》)又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 。”(《论语·为政》)“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论语·子路》)孔子这些观 点对后代史家形成重视搜集文献、加以慎重考订的优良传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司马迁 作《史记》,以“继《春秋》”为己任,从学术思想、撰述方法和著史实践上全面继承 、发展了孔子的原则,创立了“考信于《六艺》”(《史记·伯夷列传》)、“折中于夫 子”(《史记·孔子世家》)、“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史记·太史公自序 》)的考信标准和考订方法,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楷模。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 ,为新发现的甲骨文证明为确,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 [1]。这就是《史记》在总体上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有力证据。后代史家和学者继承了 司马迁的求实精神,或在撰史中据事直书,或在评论中辨伪纠误,在史料采撰上培育了 实录传统。
      在这方面,班固可以说是司马迁实录精神的自觉继承者。《汉书》于汉武帝以前的历 史,多以《史记》为据。班固还申明,凡是《史记》所无的材料绝不妄添,必须确凿有 据,才予增补,否则阙如。如《汉书·张汤传》赞语云:“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 ,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这是基于班固对《史记》“实录”价值的认可,也是他忠 于“实录”原则的表现,说明他对《史记》史料运用方法和实录精神有很好地理解。
      对这种实录精神的进一步审视和推崇,至明清时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清代学 者,他们针对汉代以来人们争讼颇多的问题,从司马迁史料采撷的可信、审慎严谨的态 度和考信方法等方面总结了司马迁在史料运用上的实录之功。
      首先,辨明司马迁采撷史料的可信。班固对司马迁“是非颇谬于经”的评价是有其时 代局限性的[2],后来史家往往拘泥于班固之评,在批评司马迁的思想倾向不合于儒家 经典的同时,还对《史记》中史料的可信性提出质疑。清代史家在辨明司马迁思想旨趣 的同时,阐释了《史记》“考信于《六艺》”的准则。王鸣盛认为从《史记》取材之慎 可看出司马迁史识所在,他说:“迁所采书只有五六种。张守节《正义·论例》云《史 记》采六家杂说。六家即班氏云云,杂说则六家外或间有,然亦仅矣。盖其采之之慎如 此。”(王鸣盛:《蛾术篇》,卷九,《司马迁所援据之书》)冯班针对“爱奇”说加以 批评:“太史公曰:‘学者载籍既博,必取信于《六艺》。’又曰:‘诸家言黄帝,文 多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其不爱奇也明矣,芟之或未尽耳,杨雄以为多爱不忍, 非也。”(冯班:《钝吟杂录》)他是从司马迁取材的宗旨和标准出发,充分肯定了司马 迁取材的审慎和可信。
      其次,肯定司马迁严谨审慎的态度。在《史记》问世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有很多评 论以夸大《春秋》褒贬书法的作用来衡量《史记》,似乎《史记》篇篇皆为发愤刺讥而 作。清代史家和学者在褒贬和事实之间更重事实,往往能从史学角度较准确地阐释司马 迁史料运用的意图和方法。如钱大昕批评“谤书”说,认为王允等人的议论,“元非通 论”,并且指出:“太史公修《史记》以继《春秋》,成一家之言。其述作依乎经,其 议论兼乎子。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损益之,遂为史家之宗。后人因踵事之密而议草创之疏 ,此固不足以为史公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他认为司马迁作《史 记》的宗旨是“继《春秋》”“成一家之言”,因而在史料运用上是依经述作,而在表 现自己看法时有诸子的风格,后人未能理解司马迁的作史宗旨,在方法论上又犯了“因 踵事之密而议草创之初”的错误,因而对司马迁的《史记》有很多批评。以考据见长的 学者提出这样的理论认识,足见其理性精神和司马迁实录精神之间的相通之处。
      再次,总结和阐发司马迁的考信方法。司马迁在《史记》很多篇中都申明了自己“疑 者阙之”的撰史方法,就是对那些史料记载不详或无法辨清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去 做个人假想和阐述;对于那些相互矛盾的观点和材料也如实地记录下来,将疑问保存下 去,让后人解决。这样做可能为史书增加了很多不确定的“杂说”,但却避免了因虚辞 妄说而误导后人。这种保存实录的方法被清代学者称为“两存法”。如何焯《义门读书 记》引冯班语:“太史公叙事,事有抵牾者,皆两存。如《周本纪》依《古文尚书》, 《齐太公世家》又载今文《泰誓》,所谓‘疑以传疑’也。有大事,而记载不详难叙者 ,缺之,史阙文也。”[3]对《史记》中《晋世家》与《赵世家》所记赵氏孤儿一事之 不同,清高士奇说:“司马迁序赵氏下宫之难,文工而事详,顾与《左氏》迥异,此千 古疑案也。自当两存之。”(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这些总结是在清代讲究考证学 风盛行的背景下,对“实录”内涵的进一步阐发[4]。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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