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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夷秩序的构建(6)

    发布时间: 2012/3/8 10:45:18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华文史网
    文字 〖 〗 )
    三、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人 


        郑和下西洋,对于明朝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民间关系有何影响?具体地说,它对于中国人前往东南亚的贸易往来和侨居有何直接影响?是不是如同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郑和下西洋推动了中国人前往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和移民?我们认为,要考察郑和下西洋对于华人前往东南亚经商和侨居有无直接影响,首先还应考察派遣郑和下西洋的明成祖对于华人前往海外进行贸易活动和到海外侨居的基本态度和政策。


        曾有一位前辈学者提出,“在永乐朝的文献当中,很少有颁布海禁禁令的记载”。因此,他认为“永乐宣德间对于海禁的执行,已较洪武建文间大大地放宽了尺度”。就是说,永乐年间“海禁政策的执行”已“宽弛”了。[20] (第351-352页)其实,征诸永乐朝的最重要文献——《明太宗实录》(又称《明成祖实录》),我们看到的不是“海禁”政策执行的宽弛而是严厉。譬如,明成祖在最初的登基诏书中就曾宣布:“缘(沿)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7] (卷十,“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壬午”条)这里所说的“洪武事例禁治”,是指他要坚持洪武初年即已开始实行的禁止中国民众出海谋生和贸易的“海禁”政策。永乐二年初,明成祖了解到福建沿海地区仍有人出海贸易,于是他要求地方政府官员要严格“禁民下海”,同时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海禁”措施,“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7] (卷二十七,“永乐二年正月辛酉”条)。根据这项禁令,所有民间海船都要砍去可以悬挂风帆的桅杆。这样一来,沿海民众由于海船无法悬挂风帆也就无法航行到海外进行贸易活动。永乐五年,明成祖在《平定安南诏》中,针对安南各地民众也有进行海外贸易活动的传统专门强调,“亦不许军民人等私通外境、私自下海贩鬻番货,违者依律治罪”[7] (卷六十八,“永乐五年六月癸未”条)。由此可见,平定安南后在新设置的交阯布政使司范围内明朝也同样实行了“海禁”政策。因此,有关“永乐至宣德间海禁政策执行的宽弛”的观点并不能成立。


        既然明成祖即位之后加强了“海禁”政策,那么他对于在先前就已潜逃到沿海岛屿甚至国外的中国流民又采取了什么政策呢?因为根据史家的记载,“国初(按:指明朝洪武时期)……两广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为生者万计。”[21] (卷五十六,《防倭》)其中,一部分人就逃居到已被明朝强令迁徙出居民的海岛。为此,明成祖在即位后不久就专门派人前往各海岛招抚逃民:“中国之人逃匿在彼者,咸赦前过,俾复本业,永为良民。若仍恃险远,执迷不悛,则命将发兵,悉行剿戮,悔将无及。”[7] (卷十二上,“洪武三十五年九月戊子”条)明成祖要求这些逃民“俾复本业”,即回故乡从事农业。第二年,明朝水军即在沿海岛屿展开军事搜索行动,一些逃民即被俘获。明成祖为了促成更多逃民回归故乡,对这些被俘的逃民“悉宥其罪”。正是在他的这种政策感召下,其他的逃民也“相率来归矣”[7] (卷二十一,“永乐元年六月丁卯”条)。


        对于已逃往海外的中国逃民,明成祖一方面通过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外交,要求对方不要接纳中国逋逃人员。如永乐七年,“奸民何八观等逃入暹罗,帝(按:指明成祖)命使者还告其主(按:指暹罗国王),毋纳逋逃。其王即奉命遣使贡马及方物,并送(何)八观等还”[6] (卷三二四,暹罗传)。永乐八年,“爪哇国王都马板遣使亚烈速木等……送中国流移人还”[7] (卷一一一,“永乐八年十二月戊戌”条)。另一方面,明成祖还派遣政府官员前往东南亚的一些华人规模比较大的聚居区进行招抚工作。据明朝所得到的信息,在与爪哇相邻的旧港(位于苏门答腊岛,为三佛齐国故地),就形成了一个以广东人梁道明为首的具有数千人规模的中国逃民聚居区。“道明,广东人,挈家窜居于彼者累年。广东、福建军民从之者至数千人,推道明为首。”于是,明成祖于永乐三年春派遣“行人谭胜受、千户杨信等往旧港招抚逃民梁道明等”[7] (卷三十八,“永乐三年正月戊午”条)。当年,梁道明与另一位华人领袖郑伯可就随谭胜受返回明朝接受了招抚,并在得到明成祖赏赐后回到旧港。


        郑和在下西洋过程中也兼行对海外华人的招抚使命。《明实录》记载,郑和在第一次下西洋期间路过旧港,遇到旧港的另一华人领袖陈祖义。郑和“遣人招谕之。祖义诈降而潜谋要劫官军。(郑)和等觉之,整兵提备,祖义率众来劫,和出兵与战,祖义大败,杀贼党五千余人,烧贼船十艘,获其七艘,及伪铜印二颗,生擒祖义等三人。既至京师,悉命斩之”[7] (卷七十一,“永乐五年九月壬子”条)。根据上述记载,郑和本是为了招抚陈祖义等人,但陈祖义却采取“诈降”手段并在暗中准备实施抢劫活动。不过,根据《明实录》的一条早期史料,陈祖义已于永乐四年七月主动派遣儿子陈士良随同梁道明亲侄梁观政一起回国内朝贡明成祖,也得到明成祖的赏赐。[7] (卷五十六,“永乐四年七月丙辰”条)那么,他既然已是归顺者,在永乐五年为何还有必要向郑和一行“诈降”呢?因此,围绕着陈祖义事件的背景值得探究。


        据史料的记载,郑和所以能够识破陈祖义的诈降阴谋,“有施进卿者,告于(郑)和”[6] (卷三二四,《三佛齐传》)施进卿也是一位逃居旧港的华人,是梁道明的一位副手。由他来告发陈祖义,表明在旧港华人社区已出现两个集团的矛盾和对立,施进卿等人要借郑和之手来消灭陈祖义集团。而从郑和使团一役就“杀贼党五千余人”的规模看,说明他还肩负有对海外华人中的叛明势力采取镇压的任务。正如明成祖在即位之初就已宣布的,海外逃民,“若仍恃险远,执迷不悛,则命将发兵,悉行剿戮”。如果主要是解决陈祖义问题,为何郑和要滥杀五千余众呢?而且,明成祖对于郑和一行的这种杀戮旧港五千余名华人的行为,在当月就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大范围的论功行赏。“赏使西洋官军旧港擒贼有功者,指挥钞一百锭、彩币四表里,千户钞八十锭、彩币三表里,百户所镇抚钞六十锭、彩币二表里,医士番火长钞五十锭、彩币一表里,校尉钞五十锭、绵布三匹,旗军通事军伴以下钞布有差。”[7] (卷七十一,“永乐五年九月己卯”条)另外,外逃华人陈祖义等人因为对郑和船队采取打劫活动而在被抓捕运送回国后即被斩首,但永乐九年同样对郑和船队采取打劫活动而被抓捕运送到中国的锡兰山国王亚烈苦柰儿,却被明成祖释放并“给与衣食”。[7] (卷一一六,“永乐九年六月乙巳”条)显然,明成祖对于海外华人中的异己势力采取了特别严厉的杀戮政策。而郑和则是这种政策的坚定执行者。一百年后的一位明朝官员对于郑和在旧港剿灭陈祖义的行为曾如此评论:“然则(郑)和岂贸易珍宝之使哉!除异域之患,为天子光,和亦贤矣。”[9] (卷上,“三佛齐国”条)所谓“除异域之患”和“为天子光”,也点明了明成祖和郑和对于海外的中国逃民势力的本来面目。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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