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首页|国学私塾 |上古至周| 春秋战国| 秦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 宋元| 明清| 史学| 论坛
□ 站内搜索 □
请输入查询的字符串:
标题查询 内容查询
□ 同类目录 □
  • 朝代
  • 人物
  • 事件
  • 制度
  • 疆域民族
  • □ 同类热点 □
  • 浅谈元朝行省制度(含元地图)
  • 元朝政治制度
  • 元朝科举制度
  • 元代行省制度 
  • 元朝的怯薛制度
  • 元朝驿站制度
  • 元朝兵役制度
  • 元朝政府的“等”、“级”制度
  • 元朝法制的指导思想
  • 元朝的武官等级制度
  • 元朝的币制
  • 中国老百姓不能取名的元制度
  • 元朝的等级制度:科举中的民族歧视政策(2)
  • 元朝职官的一省制
  • 元朝赋役制度
  • 当前类别:首页 >> 新版国学 >> 历史 >> 宋元 >>  >> 制度
    元朝诏敕制度研究(7)

    发布时间: 2012/5/2 14:26:56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华文史网
    文字 〖 〗 )
    (三)八思巴字颁行后元朝诏敕制度的定型 


      至元六年(1269),忽必烈下诏颁行八思巴所制蒙古新字(以下简称八思巴字),诏敕制度因而又为一变。诏称:
      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浸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63]
        《元史》卷七《世祖纪四》:至元七年十月“癸酉,敕宗庙祭祀祝文,书以国字”。卷八《世祖纪五》:至元十年正月“戊午,敕自今并以国字书宣命”。原来用回鹘式蒙古文(畏吾字书)书写的给驿玺书(铺马札子),也改用八思巴字[64]。这样,八思巴字就成为法定的诏敕使用文字,汉文退居从属地位。诏敕的产生,或是先由汉族文士拟成汉文文言初稿,再译为八思巴字,或是先由蒙古必阇赤用八思巴字记录,再译为汉文白话或吏牍。前引《经世大典序录》所言诏书、圣旨之别,大约自此就完全定型了。作为新制文字,八思巴字被人们熟悉和习惯使用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在它颁行后头几年,第一类诏敕(诏书,以汉文文言为初稿者)在全部诏敕文书中仍占较大的比重。至元十四年,王恽重入翰林任待制一职,仍然奉命撰写了《春旱禁酒诏》、《减江南冗员诏草》、《诫谕官吏诏草》、《复立按察司手诏》等文言诏敕[65]。江南降臣程钜夫也曾回忆在翰林的经历说:“至元十有五年,余待罪翰苑,每有撰著,肠枯血指,瑟缩不敢书。”[66]虽未明言“撰著”内容,却仍隐约地反映出“撰著”任务较重,文言诏敕应当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时间推移,第二类诏敕(圣旨,以八思巴字蒙古语为初稿者)逐渐成为元朝诏敕文书的基本形式。《雪楼集》附录揭傒斯《程钜夫行状》(危素《危太朴集》续集卷二《程钜夫神道碑》、《元史》卷一七二《程钜夫传》略同):
      (至元二十三年)仍诏求贤江南。初诏令皆用国字,至是,上特命以汉字书之。
        《元史》卷一七《世祖纪十四》:
      (至元二十九年正月)丙午,河南、福建行中书省请诏用汉语。有旨以蒙古语谕河南,汉语谕福建。
        这两条材料与前引颁行蒙古新字诏有些矛盾。按照颁行蒙古新字诏,在汉地颁发诏敕应该是以八思巴字蒙古语和汉语配套并行的,似不需要专门强调用汉字汉语。杨联陞先生认为,这可能表明当时在北方已经普遍颁行以蒙古语为初稿的圣旨,涉及南方事务时则改用了以汉语为初稿的诏书[67]。其观点有一定道理。不过即使特地在南方颁行汉文文言诏书,也只是局部和临时的举措。至元三十一年春节,江南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创作一副春联“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结果被人告发而免职,大约是涉嫌讥讽不敬[68]。由此事可见“怎生?奏呵,那般者”的蒙文直译体圣旨套语已为南方人所熟悉。
      总体言之,忽必烈在位中后期,以颁行八思巴字为契机,诏敕制度较之元初发生了两大变化。首先,诏敕主体由汉文文言变为译自蒙古语的汉文白话或吏牍;其次,文言骈体诰文从授官宣敕中消失。而上述变化,又是与蒙古统治者汉化改革停滞和逆转的大背景相适应的。“凡王命,言必以文”的时代结束以后,真正用汉文文言起草的诏敕主要剩下两类,一是就一些重大事件布告天下的诏书,二是一部分封赠宣敕。宣敕的问题上节已有讨论,这里不再赘述。诏书因其内容重要,事关国体,因此仍由词臣用文言起草,以保持“王言”的尊严。与其他朝代不同,元朝皇帝大多不通汉语,对文言尤为隔膜,因此对这类诏书不能直接审阅,而是要由翻译人员进行讲解之后方才批准颁布。如至元二十四年立尚书省时,赵孟頫奉命草诏,“援笔立成”,忽必烈“闻大旨,召近臣译以对,喜谓公曰:‘卿言皆朕所欲言者。’自是国有大议,必以咨询”。[69]大德二年,成宗命杨文郁草诏谕高丽,“进至上前奏读,词意称旨,顾谓近臣曰:‘此适朕心所欲言口不能宣,而文士能达朕意。’……奖谕而退”。[70]甚至一些非汉族的大臣也需要通过翻译才能了解诏书的内容。《松雪斋集》附录杨载《赵孟頫行状》:
      (至元二十七年)地震,北京尤甚,地陷,黑砂水涌出,死伤者数万人,上深忧之。时驾至龙虎台,遣平章阿剌浑撒里公驰还京师,召问集贤、翰林两院官致灾之繇。……公素与阿剌浑撒里公善,密告之曰:“今理算钱粮,民不聊生,地震之变,实繇于此。宜引唐太宗故事,大赦天下,尽与蠲除,庶几天变可弭。”阿剌浑撒里公奏如公言,上悦,从之。诏具,桑哥会两院诸公于都堂,举目圜视,诸公辟易屏息不敢出气。公前读诏书,阿剌浑撒里公为译者。读至除免逋欠,桑哥怒,摇手以为不可,且谓必非上意。公曰:……桑哥悟,乃曰:“吾初不知其意如此。”
        元朝上层统治集团汉化迟滞,不仅皇帝,很多担任丞相要职的大臣也不熟悉汉文汉语[71]。这种状况可能是影响诏敕制度变化的因素之一。
    编辑:秋痕

    元朝诏敕制度研究(6)
    元朝诏敕制度研究(8)

    |关于我们 | 招聘信息 |联系我们 |友情链接 |相关介绍 |免责申明 |
    copyright©2006 Power By confucianism®  中国国学网版权所有    蜀ICP备11019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