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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达——以魏晋士风问题为中心(1)

    发布时间: 2012/12/7 10:48:06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历史春秋网
    文字 〖 〗 )
    摘要:魏晋之际兴起的恣情任性、不拘礼俗的士风,时人及后世多名之以“达”。实际上儒家和道家,对“达”及“达人”有不同的理解。竹林名士基于道家思想特别是庄周思想的“达”,重在真率、淳至、自然而然,是“玄心”的自然流露,才情的自然表现,也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至两晋之际,“达”的内涵及其表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魏晋放达士风的基本方面,仍构成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生境界中高远、浪漫的一部分。 
      关键词:达,任放,阮籍,竹林名士,魏晋士风
    一、魏晋名士以任放为达
      《世说新语·德行》“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条刘注引《魏氏春秋》称阮籍:
      宏达不羁,不拘礼俗。
    “宏达不羁”,《三国志》裴注引《魏氏春秋》作“旷达不羁”[1](P604)。《世说新语·任诞》“阮公邻家妇有美色”条刘注引王隐《晋书》,则称阮籍“达而无检”。史载阮籍之“达”,主要表现为“恣情任性”[2](P727)、“倜傥放荡”[1](P604)、“嗜酒荒放”[2](P24),“傲然独得,任性不羁”[3](P1359),一言以蔽之,即“不拘礼教”,特别是在居丧、男女交往以及社会交际等方面的违礼败俗行为,此类事例甚夥,人所熟知,不待详引。《世说新语·简傲》:“王平子(澄)出为荆州,王太尉及时贤送者倾路。时庭中有大树,上有鹊巢。平子脱衣巾,径上树取鹊子。凉衣拘阂树枝,便复脱去。得鹊子还,下弄,神色自若,旁若无人。”刘注引邓粲《晋纪》:
      澄放荡不拘,时谓之达。
    尽管后世对王澄“解衵脱衣上树、裸形扪鹊”之类行为颇为不齿[3](P1246),甚至视之为“无赖妄人、风狂乞相”[2](P771),但《晋书》本传却称王澄“夙有盛名”,“士庶莫不倾慕之”,甚至有天下第一名士之誉。对于他的放荡违礼之行,如上所引,当时人称之为“达”。又《世说新语·容止》“林公道王长史”条刘注引《语林》:
      王(濛)仲祖有好仪形,每览镜自照,曰:‘王文开那生如馨儿!’时人谓之达也。
    王濛则为东晋第一流名士,《晋书》本传称他“有风流美誉”,也记载了他直呼父字(父讷字文开)之事,又称其因“帽败,自入市买之,妪悦其貌,遗以新帽,时人以为达”。对于当时士人,无论直呼父字,还是亲自入市与屑小交往,均为礼俗所不容,但当时人亦称其放荡违礼之行为“达”。总之,对于魏晋名士如阮籍、王澄、王濛等人的放荡不拘、违礼败俗之行,当时人率名之以“达”。
      又《世说新语·德行》:
      王平子、胡毋彦国(辅之)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
    可知名士们对于自己的任放败俗之行,亦自视为“达”。两晋之际与胡毋辅之“俱为放达”且交往密切的,还有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光逸等人,他们时常聚会,“闭室酣饮”,通霄达旦,“散发裸裎”,被“时人号称八达”[3](P1385),而以胡毋辅之为“达伯”[3](P1382)。辅之的儿子谦之亦厕身其中,他在酒醉之后常常直“呼其父字,辅之亦不以介意”[3](P1380)。诸如此类事迹俱见《晋书》上述各人本传,兹不赘举。
    二、阮籍不许子侄作达
      对于两晋名士“以任放为达”,论者往往溯源于魏晋之际的阮籍。上揭《世说新语》德行篇刘注引王隐《晋书》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母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衣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文选》卷49干宝《晋纪总论》:“风俗淫僻,耻尚失所……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弛之由。”李善注引王隐《晋书》曰:“贵游子弟,多祖述于阮籍,同禽兽为通。”《世说新语》专载士人放达言行的“任诞”“简傲”二篇,前者以竹林七贤“肆意酣畅”开篇,阮籍固列于七贤之首,而第二条也是叙述阮籍居丧饮酒食肉事。“简傲”篇亦以阮籍在司马昭庄严的宴会上“箕踞啸歌”开篇。《文选》卷25刘琨《答卢谌诗序》,琨自称“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籍)之放旷”。可知晋人以及时代稍后的刘宋前期的《世说新语》作者,均将阮籍视为魏晋“放达”士风的始作俑者。
      按陈留阮氏一族,在魏晋之际下至东晋,人物辈出,所以陈郡谢氏兴起之初,尚被阮氏视之为“新出门户”[2](P773)。《世说新语·任诞》“阮仲容步兵居道南条”引《竹林七贤论》,称“诸阮前世皆儒学,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弃事,好酒而贫”,可知陈留诸阮中至少阮籍阮咸叔侄一门,已在魏晋之际由儒学世家转为玄学世家。因此阮氏子弟大多擅长清谈,行事放达,性情弘旷清虚,其事迹备见《晋书·阮籍传》所附诸传,亦多见载于《世说新语》,兹摘引《世说新语·赏誉》一条:
      林下诸贤,各有俊才子。(阮)籍子浑,器量弘旷。[刘注:《世语》曰:“……(浑)清虚寡欲,位至太子中庶子。”]……(籍兄子阮)咸子瞻,虚夷有远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遗。[刘注:《名士传》:“……(瞻)夷任而少嗜欲,不修名行,自得于怀。读书不甚研求,而识其要。仕至太子舍人。”……《中兴书》曰:“(瞻弟)孚风韵竦诞,少有门风。初为安东参军,蓬发饮酒,不以王务婴心。”]……凡此诸子,唯瞻为冠。
    《中兴书》称“风韵竦诞”、“蓬发饮酒”的阮孚,“少有门风” ,可知“放达”业已成为阮氏一族的门风。《世说新语·任诞》:
      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
    浑即阮籍子,此条《晋书》本传作:“浑字长成,有父风,少慕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仲容即阮咸,《晋书》本传称咸“任达不拘”、“耽酒浮虚”、“纵情越礼”,他“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当世礼法者讥其所为”,又称:
      (咸)群从昆弟莫不以放达为行,(阮)籍弗之许
    可知阮氏后辈自幼为门风所染,特别是受到阮籍的影响,“莫不以放达为行”。但除了阮咸,阮籍都不允许他们“作达”、“慕通达”,何以如此?上引《世说新语·任诞》“阮浑长成”条刘注:
      《竹林七贤论》曰:籍之抑浑,盖以浑未识己之所以为达也。后咸兄子简,亦以旷达自居。父丧,行遇大雪,寒冻,遂诣浚仪令,令为它宾设黍臛,简食之,以致清议,废顿几三十年。是时竹林诸贤之风虽高,而礼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荡越礼。乐广讥之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至于此?”乐令之言有旨哉!谓彼非玄心,徒利其纵恣而已。
    据戴逵(《竹林七贤论》作者)推测:阮籍不许其子侄“作达”,其一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之所以为达”;其二是阮浑、阮简等“作达”,“徒利其纵恣而已”。那么,阮籍“之所以为达”,原因何在?如果“作达”不仅仅在于贪图纵恣享乐,那么又是为了什么?这里涉及到阮籍和他的子侄对达的理解,也涉及到魏晋时代的人们对达的理解。
      徵诸史料,以放荡不拘为达,并以这种放达士风滥觞于阮籍,似乎并非无据,但对这些史料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可知阮籍所表现出来的达,特别是阮籍心目中的达,也许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恣情任性,违礼败俗。在阮籍看来,达虽然也表现为违礼败俗,但违礼败俗却绝非“达”的本质特征。史实还表明,魏晋时期“达”的含义、表现及对达的评价,随着时代的推移也有变化。对这些问题,前辈时贤均有论及,积累了大量成果,特别是鲁迅先生对阮籍嗜酒荒放行为的社会政治背景的分析[4](P192-196),冯友兰先生从哲学上对达的界说——玄学家通过名理方法所达到的一种玄远、混沌的精神境界[5](P107),对我们认识达的内涵极具启示意义,下文即在前人基础上,对达的内涵及其变化,略作进一步的辨析。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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