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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辛亥革命与中国历史之新的转向(1)

    发布时间: 2013/10/25 13:07:11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历史春秋网
    文字 〖 〗 )

    一、辛亥革命的前夕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变革,是中国由封建主义到民主主义之新的历史转换;他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了民主主义,而且使中国成为民主国家。

    这种历史的转向,决不是偶然的事变,而是中日战争以后,尤其是“戊戌政变”与“义和团”暴动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内在的诸矛盾发展到不得不爆炸之结果,亦即当时社会经济总危机之政治的表现。

    在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社会从经济机构到政治文化之整个体系上,都彻头彻尾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的附庸,而以半殖民地的资格参加其世界经济,作为其组成之一环。到这时候,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确立了,中国人民带着中古式的野蛮枷锁,而又加上了“西洋文明”的灾难了。

    在双重压迫之下,中国一部分进步的士大大和新官僚,便发动了“立宪运动”,企图以改良主义来“维新中国”。但这一运动,却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反动政变之下被消灭了,留下来的,只是杨锐、林旭、谭嗣同等六君子的血迹,与康梁之慷慨激昂的政治沦文而已。

    跟着而来的,便是以“义和团”为旗帜的农民大暴动。这次暴动不幸为“顽固派”所利用,只发挥了运动之一面的意义。结果在八国联军的西洋大炮的轰击之下被歼灭了;留下来的,只是成千成万的农民尸骨建立起来的德国公使克林德之丰碑,再加青年女性赛金花之风流逸事而已。

    不必奇怪,这种农民运动与农民暴动之相继惨败,因为这正是中国历史上不断表演着的悲剧。然而因此使清朝政府完全屈膝于帝国主义的脚下而充任其剥削中国人民的代理人,则是没有历史先例的。

    在不断的资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清朝政府不仅丧失了许多领土,开辟了许多的商埠,出卖了许多特权,并且还借了巨量的外债,其款是为了偿付这巨量的外债与赔款并加强了中国人民的剥削,遂成为清朝政府唯一的脱身之计。他以取之于中国人民的财富之大部分,一转手而奉献于各帝围主义,而以其剩余之一部,用于支持其统治的机构与贵族官僚的奢侈。

    贪污与贿赂,本是官僚政治的特色,尤其当危亡的时候,更容易成为普遍的现象。据赵启霖劾段芝贵疏中有云:“奕劻、载振父子,以亲贵之位,蒙倚畀之专,惟知广收赂遗,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可谓无心肝……,交通贿赂,欺罔朝廷,明目张胆,无所顾忌。”奕劻、载振,不过见诸文献之例子.我们以是而知当时明目张胆,白昼行劫者,又必不止此二人而已。

    跟着贪污而来的,必然是整个官僚政治之腐化。一般“顽固派”,为了投合慈禧太后的欢心,和确保其自己的禄位,仍然在现实的环境之前,闭着眼睛,盲目的反对革新,反对进步,尤其反对宪政运动。他们生恐因此而削弱了皇帝陛下的权威,并从而影响到他们自己的尊严;所以他们对于“维新派”,不是说他们是“不靖之徒,附会名义,借端构衅”,便是说他们是躁妄生事,紊乱秩序。而这在他们看来,唯有“执法惩儆,断不能任其妨害治安也”。但是,这些高呼“秩序”与“治安”的“顽固派”,他们自己却只是“积弊相仍,因循粉饰”。在1901年2月,清朝皇帝皇皇的上谕中,暴露了他们的丑态。上谕中有云:“近二十年来,每有一次事端,必申一番告诫。卧薪尝胆,徒托空言;理财自强,几成习套。事过之后,循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饰朝廷如故,……”我们由此而又知当时所谓“秩序”者,不过“循情”、“用私”、“敷衍”、“欺罔”而已。

    当时张之洞对于这种“顽固派”深致不满。他在致刘坤一的电文中有云:“总之,不化新旧之见,顽固如故,虚骄如故,老团不出之说如故,和局断不能和。贪昏如故,废弛如故,蒙蔽如故,康党断不灭绝。官派如故,兵派如故,秀才派如故,穷益加穷,弱益加弱。饷竭营虚则兵愈少,债重征苛则民愈怨。游勇叛匪合而为一,则中国断不能支矣。”又于致鹿传麟书中有云:“时局艰难,到此地步,而滔滔不返,依然袭故蹈常。”“无怪各国谓中国人昏陋懒弱,诈滑无用,而又顽固虚骄,狂妄自大,……其无用既可欺,其骄妄更可恶。”我们由此而又知当时非无明达之士,洞察当时政治之腐败黑暗,与夫应行改弦更张之处,惟可惜也止的慨叹而已。

    在这种腐败贪污的政治压迫之下,人民反对苛捐杂税的运动,遂成为一发而不可遏止的趋势。尤其在1906年,这种运动不下千百起,普遍及于全国。并且在每一次运动中,都往往拥有几千几万乃至十几万的群众。比如广西归顺县(今广西靖西县)人民反对苛捐的暴动,河南叶县万余人反对加税的暴动,山东十余万人因地丁而起的暴动,云南个旧数万人因矿税而引起的暴动,这都是拥有广大群众的暴动。这些暴动,虽然也有秘密会党的领导,但在本质上,都是由于不堪剥削而引起的人民的自发的暴动。

    其次,秘密会党,如黄河流域之八卦党,长江流域之哥老会,两广与福建之天地会或三合会,在这一时代,随着失业人口之扩大,也呈现了极大的活跃。他们组成的分子已经不是限于失业的农民,而是已经扩大到清朝政府所领导的军队中和官吏中去了。例如《清鉴》所记:“广西匪乱数年……提督苏元春与匪勾连,根株盘桓。”又云:“广西兵匪勾结有年矣。”又云:“柳州兵变,柳庆土匪又同时蜂起。”据此,则孟森《广西边事傍记》中所云:“粤匪羽翼日广,有会而匪者,兵而匪者,官而匪者,与黔滇接连各地,几乎无人不匪。”必系事实。广西如此,其他各处,当亦只有程度上之差异而已。

    在另一方面,改良派的运动,虽以“百日维新…”而告一结束;但是这个运动的暗流,不因此而终止,当时的知识分子与新官僚,还是到处进行立宪运动。如梁启超在东京组织了新闻社,朱福侁、张謇在上海组织了立宪公会。此外,在湖北则有宪政分会,在广东则有自治会。在这些组织的领导之下,又使得这个运动高涨起来。他们虽然是一种温和的请愿上书,但对于清朝政府,也是一种和平威胁。

    在农民暴动、会党活跃与立宪运动同时高涨的环境之中,清朝政府除了用血的屠杀对付农民、“会匪”和改良派中的激烈分子以外,同时对于人民不能不表示相当的让步。于此而有1906年颁布预备立宪的上谕,于是而有1907年各省咨议局的设立,于是而有1908年宪法大纲的颁布。这些让步,在清朝皇帝看来,已经是倒转天地;但在一般人民,甚至在改良派看来,则不过是统治阶级朝三暮四的骗术而已。

    在改良运动的前面者,已经立着“此路不通”的木牌。现在唯一的道路,是革命的道路。这从两广总督陶模致张之洞的电文中,可以看出当时大多数青年已经由改良主义转向革命的方面去了。电文中有云:“南方会党宗旨不一,亦有欲解散流血之谋者。湘楚少年,托名保皇会出洋,讹索巨款。……今少年不尽信康而信革命党之说。我不变法,清军日多,非杀戮所能止,谓吾师勿再提拿……恐为丛驱雀。”又据《清鉴》有云:“初唐才常虽由康有为运动,设会上海,以勤上保国为名。久之,才常与康梁宗旨不同,乃结合江湖会党,设自立会.……其规条内,不认满洲国家,与孙文宗旨颇合,盖亦革命运动也。”从这里,我们又看出了中国历史已经走进新的转向时代了。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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