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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起居注"看监督(唐)(2)

    发布时间: 2016/10/24 0:29:59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济南时报
    文字 〖 〗 )
     史官对当年玄武门事变的内容含糊其辞,还要求“削去浮词,直书其事”,让他们如实补记当时的情景(见《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七卷)。    

        李世民之前有没有哪个皇帝看过起居注,笔者没有查到相关史料。《资治通鉴》第二百四十六卷还提到,近二百年之后,李世民的后人唐文宗也想看起居注,但被起居舍人魏謩拒绝了。唐文宗说:“过去我曾经看过呢。”魏謩说:“那是以前的史官失职。如果陛下亲自观看,史官记载时便有所避讳,将来又怎么让后人相信呢?”唐文宗这才作罢。    

        从理论上来说,起居注这种“儆戒人君”的“舆论监督”功能是可以发挥良好作用的,但从李世民破例和唐文宗曾经观史这两件事来看,它的“舆论监督”功能又令人存疑:如果皇帝硬要干扰史官的工作的话,这起居注还真能写得那么理想吗?如果史官不自觉遵守“职业道德”的话,这项制度还能如实执行吗?答案已经摆在历史上了:到了北宋,宋太宗就改了皇帝不看起居注的规定,于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命令参知政事李昉记下的时政记必须先送皇帝审阅,然后再送史馆,起居注院所编的起居注也参照执行。    

        可见,起居注这种监督方式,是很不可靠的。其一,它完全靠双方的自觉来维系这种监督作用。古人的迷信思想严重,是有神论者,所以,帝王权力虽大,但害怕上天的惩罚,行事不敢太过分,既然祖上有规矩不能看起居注,那就不看吧。但万一某个皇帝不信这个了,起了想看的念头怎么办?碰上褚遂良、魏謩做史官,可能还会僵持一阵,碰上房玄龄,不就很快破例、违规了?可见,这种仅靠双方自觉,没有强制措施(特别是问责机制)的监督,是非常脆弱的,不能让人放心。    

        其二,监督与被监督双方的力量过于悬殊,不成比例。一边是国家最高统治者,手上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一边是手无寸铁(只有一支根本不能自卫的秃笔)的史官,双方万一发生了点什么,这样的力量对比,能产生什么结果?总不能要求各个史官都像齐太史那样付出生命的代价吧?正因为如此,宋太宗才可以一句话就把这个规矩改了。    

        其三,双方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所谓“独立写史”,难以真正实现。对一般的史官来说,他们端的是皇家的饭碗,心里没点顾忌是不可能的,所以,即使唐太宗不看,玄武门事变的记载也是闪烁其词。倒是刘洎说的“遂良不记,天下人也都记着”更有些道理:皇权虽大,也有鞭长莫及的地方,天下的舆论工具,未必全被皇帝控制着,对那些管不到的人,他就没辙了。宋太宗亲自审定时政记、起居注,于是,关于宋太宗谋害其兄宋太祖的说法,在北宋的官方史料中便难以找到;可是,宋太宗想不到的是,辽国的史籍却留下了对他不利的记载———

        没办法,管不到人家呀!说不定,民间还有人偷偷地写着什么呢。    

        由此看来,有效的监督,光靠自觉是远远不够的,而应有制度做保障;监督者除了能尽职,自身还要有相应的力量;双方应当摆脱隶属关系,让监督权真正实现独立行使。李伟明
    编辑:秋痕

    从"起居注"看监督(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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